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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札记·第10期】第2章 君子论 第4节 君子之行——义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他把“义”作为君子的行为尺度和价值标准，强调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凡合乎道义的，就要努力去做；凡违背道义的，就坚决不做。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认为“义”是君子内在的本质，它只有通过具体行动才能表现出来，这就要“礼以行之”，用礼的规范去执行它；“孙（逊）以出之”，用谦逊的言语去表达它；“信以成之”，用诚信的态度去完成它（《论语·卫灵公》）。 学习儒学关于“义”的理念，要着重搞清楚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义与仁的关系。在孔子学说的思想体系中，“仁”是统摄各种道德规范的总括性概念，它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曰：“爱人”；一曰：“忠恕”。“义”是仁的表现形式，指公正合宜的道理，如正义，道义。“仁”侧重于内心，是君子的思想境界，是安身立命之所；“义”侧重于外在，是君子的行为尺度,是做人做事的准则。仁义之道体现了内与外、知与行的统一。所谓“无适、无莫”，是强调君子行事不固执己见，而要通权达变。所谓“义之与比”，是强调通权达变必须以符合“义”为准则，以“义”作为衡量天下一切事物的标准。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存在于人自身之中，就是人心之仁；而人的道德行为所遵循的正道，就是义。君子行事要“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以仁德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合乎道义为行为准则。在论述何谓“大丈夫”时，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真正的大丈夫，以仁居心，住的是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以礼立身，站的是天下最中正的位置；以义行事，走的是天下最光明的道路。因此，富贵不能荡乱他的心意，贫贱不能变易他的节操，威武不能挫折他的志气。在论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应如何抉择时，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人生价值的选择问题，在面临价值冲突的两难困境时，为了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生命，是最崇高的选择，也是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精神。
二是义与勇的关系。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叫做“见义勇为”。学生子路问：“君子尚勇乎”？他的回答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以义为最高准则，君子的一言一行，都要以是否符合义来衡量，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勇才具有道德的价值。君子只有勇而没有义，就将作乱；小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为盗。“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者一定勇敢，仁者之勇是大智大勇，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而缺乏仁义精神的“勇”，是匹夫之勇，会干出许多伤害仁德的事，是不可取的。孔子提出志士仁人面临大节之时，处理生死问题的原则。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有高尚志向和道德的人，没有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的，只有勇于牺牲而成全仁德的。孟子有关“舍生取义”的论述，正是继承和弘扬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孔孟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明确肯定了仁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为了正义而献身，是志士仁人最高层次的要求。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养成了中华民族重气节的优良传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去探索，去奋斗，去奉献。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之前，在衣带上写下铮铮誓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表达了自己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坚定信念，抒发了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浩然正气。
三是义与利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对于这句名言，历来有诸多误解。例如，有人把它误读为“君子讲义，小人讲利”，并据此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产生此误解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理解“喻”字的含义。这个“喻”字，指的是知晓、懂得。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知晓义，小人知晓利。”一事当前，君子懂得以义为取舍标准，所考虑和顾及的是义；小人则只知有利，不知有义，斤斤计较于一己之私利。是“喻于义”，还是“喻于利”，这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志。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弃）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认为，利益和富贵是人们都希望得到的，他并不反对人们谋取正当的利益和富贵，他所反对的是那种见利忘义的行为。对于利益和富贵，他主张“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取之有道。对于不合道义而来的富贵，孔子把它比作天上的浮云，不屑一顾。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这里的“可求”二字，强调的就是符合道义而来的富贵；这里的“不可求”三字，则是指不合道义的富贵。富贵与贫贱，都涉及人的切身利益，而君子在富贵与贫贱面前必须坚守的道，就是仁义之道。 义利关系涉及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孔子肯定人都希望富贵，厌恶贫贱，同时又要求按照义的标准来决定对富贵、贫贱的取舍，不以不合道义的手段求取富贵，也不以不合道义的手段摆脱贫贱。义与利是辩证的统一，义利相济、以义制利，是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 对于个人来说，坚持“义利相济、以义制利”，是他在社会上立足的基点。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他告诫人们，“凡事依据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怨恨。”利益是人们行为的一种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君子在面对可得之利时，要考虑它是否符合道义。符合则取之，不符合则坚决不取。如果一切行为都围绕着谋取私利转，在追逐利益时不惜违背道义，必然招致社会與论的谴责，失去人们对他的信任。唯利是图的人或许会得意于一时，但不断累积人们对他的怨恨、不满，难免落得失败的下场。只有把“义”字摆在前头，先义后利，义然后取，才能博得人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从而获得事业的成功。 对于国家来说，坚持“义利相济、以义制利”，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点。荀子在论述国家和社会治理时指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当今时代，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意识更趋多元、多样、多变，一些人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产生了迷茫，“一切向钱看”遮蔽了他们的心灵，对金钱、物质的过分崇拜和追求，扭曲了他们对义利关系的认识，物质利益成为他们评价事物的唯一标准。信仰缺失了，良知没有了，高尚的人生追求也就没有了，道德滑坡、腐败蔓延、社会风气不正等令人忧虑的问题，也就随之而产生。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人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就会变得庸俗；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就会腐化堕落；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就会迷失方向，落后挨打。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相济、以义制利”，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治本之策，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对于世界来说，坚持“义利相济、以义制利”，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合作共赢的基点。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各国利益交织空前紧密，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命运相连的“地球村”。这就决定了各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有鉴于此，中国向世界郑重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郑重宣示我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明确表明破解大国之间战争悲剧这一历史宿命的意愿，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价值观。“义”，反映的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更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正确义利观集中表达了中国外交义利兼顾、弘义融利的道义观和责任观，公道正义、平等相待的权力观和秩序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观与发展观。 坚持正确义利观，就是要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中，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是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坚持正确义利观，就是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秉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价值导向，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共同繁荣的新型全球化，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正确义利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和理念，是汇聚各国共同利益、凝聚各国共识的一面旗帜，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全球治理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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