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李健吾谈《围城》

吴泰昌

从没有谁能同这位老人一般，有如此之多的文坛巨匠和他交好。他是钱锺书认可的“才子”，陈忠实的“老兄”，臧克家的救命恩人……他就是李健吾。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后畅销一时，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文艺报》拟请李健吾先生撰文。

1981年1月13日下午，我去北京干面胡同看望健吾先生。我将《文艺报》编辑部的请求向他提出，他当即答应了。他说，当年《围城》发表后，他就想写文章，一直拖了下来。

健吾先生拿出钱先生签名赠送他的新版《围城》给我看，顺此谈起《围城》发表和出版时的一些情况。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健吾先生和同在上海的郑振铎先生共同策划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至1946年1月创刊。在这几个月内，振铎先生和他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平的一些文友求援。《围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约定的。健吾先生说：我认识钱锺书是因为他的夫人杨绛。杨绛是写剧本的，我们一起参加过戏剧界的一些活动，我写过她的剧评。他笑着说，我还在她的戏里凑过角儿。至于钱锺书，我原来的印象他是位学者，主要撰写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写小说，而且长篇小说《围城》完成了大半。郑振铎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围城》连载，他同意了，并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但在创刊号组版时，锺书先生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我们在创刊号发表《猫》的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锺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

健吾先生说，《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在该期“编余”中他写着：“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他有点得意地对我说，这简短的几句话也许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关于《围城》的连载，本来预计二卷五期结束，由于作者的原因，暂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续完。读者很关心这部小说暂停连载的原因，他在三期“编余”中及时作了披露：“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续稿，因钱先生身体染病，赶抄不及，只好暂停一期。”他说，有的文章说《围城》连载《文艺复兴》一卷二期至二卷六期，这是不准确的，其中停了一期。《围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围城》初版不到三年，就印了三次。健吾先生说，《围城》在当时长篇小说中算得上是很热闹的读物了。想不到，这部好小说三十多年后才得以重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以“刘西渭”为笔名，写下了一系列的文学评论文章，曾编为《咀华集》《咀华二集》《咀华余集》问世。上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启始，他雄心不减，想继续写些文学评论，他要写本《咀华新篇》，为我们写的这篇评《围城》，就算是这个集子的开篇。

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重读〈围城〉》，作者不是署刘西渭，而是以李健吾的名字打出了“咀华新篇”的栏题。在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文章里，作者谈了重读《围城》的“感慨”。

他说：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当时随着郑振铎编辑《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我在清华大学当西洋文学系助教時，就听说学生中有钱锺书，是个了不起的优等生，但是我忙于安葬十年不得入土的先父，又忙于和朱自清老师一道出国，便放弃了认识这个优等生的意图。我只知道他是本校教授韩愈专家钱基博的儿子，家教甚严。我们相识还得感谢同学兼同事的陈麟瑞。他家和陈家（即柳亚子的家，陈麟瑞是柳亚子的女婿）住在一条街上，两家往来甚密，经陈介绍，我家便和他家也往来起来了。他是个书生，或者书痴，帮我们两家成为知友的还得靠他温文尔雅的夫人杨绛。我演过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做老爷爷，佐临担任导演，却不知道她丈夫在闭门谢客中写小说。其后郑振铎约我办《文艺复兴》，我们面对着他的小说，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所以“重读”《围城》，就不免引起了这番感情上的废话。

李健吾先生认为评价《围城》，首先要弄清作者创作《围城》的本意。他说：《围城》本意是什么呢？这谜不难解释，就在书里，只是有些渊博罢了。我照抄如下：

慎明道：“Bertie 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

辛楣道：“这不用问，你还会错么！”

慎明道：“不管它鸟笼罢，围城罢，像我这种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

整个情节，如果这里有情节的话，就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跳脱，而这个平常的情节又以一个不学无术的留洋生回国后婚姻变化贯穿全书。这个留学生就是冒牌博士方鸿渐。

健吾先生认为，《围城》里姿态变化的情节本身是“处在一个抗战时期的大时代里”，因而作者对众多人物的刻画富有深刻的社会寓意。他说：人民和学校流离失所，逃难者有之，蝇营狗苟者有之，发国难财者有之，变化离奇而寻常，对国统区是最大的讽刺，对高等教育事业与生活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揶揄。唐小姐在这里一怒而去，苏小姐成了香港、重庆之间的投机商。吹牛教授暗中使坏，势利校长耍阴谋手腕，方鸿渐心情恶劣，孙小姐和他结婚与离婚，这就是方鸿渐的“命也夫！”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围城》！一场围城之战委婉叙来，极尽挖苦之能事，又配之动荡不安的国家大事，小百姓呼天喊地无门。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沦陷区的真实情况，历历在目，恍如隔世好友话家常。

《重读〈围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曾先后听到北大吴组缃教授和朱光潜教授谈到这篇文章。吴先生说，文章不长，但写得实在细腻。有的文章说《围城》写得好是因为钱锺书有知识、有学问。他说，有知识、有学问不一定能写好小说。《围城》写了众多人物，主角、配角大都写活了，小说只有写出了人物，才能吸引人爱读。《围城》多年没有再版了，许多年轻的读者不熟悉，健吾先生的这篇文章，有助读者确切了解作者到底在小说中想要说什么，表达什么，只有摸准了作者写小说的初衷，对小说定位评价才可能准确。

《重读〈围城〉》发表后，我曾去过健吾先生家。他关心文章发表后的反应，我将听到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这次谈话中他又谈起一些有关《围城》的旧事。有两点值得一记：一是《围城》连载期间，振铎先生和他都听到文艺界一些人对这部小说的好评，他俩曾计划小说连载完毕出书时，约请其中几位撰文。他特别提到吴组缃，组缃先生当时在南京，曾写信给他，说钱锺书学问做得好，但在《围城》里不卖弄学问，是在写人物;二是《围城》初版时，出版人在推荐这部小说的广告中说：“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健吾先生说，这段文字他是参与推敲写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