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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一次宴会上，戴笠介绍张国焘：这位是中共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张国焘咬牙切齿地说道：长征途中，我要是再心狠手辣一点，绝对不止第三把交椅。 张国焘之所以敢这样说，绝对不是他吹牛。想当年，他确实有这个实力或能力，只不过，他把路走偏了，以至于偏到沦为“敌特”的地步，妥妥的一个叛徒。连毛主席都曾经说过，“张国焘这个人是个实力派，他是相信实力的。” 张国焘在我党的早期历史中，长期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他的地位，一直比毛主席的地位还高。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毛主席和张国焘同在北京大学。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还是万众瞩目的学生领袖。而我们的毛主席，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与张国焘来往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而他们从来也没留意过那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共一大总共13名代表，张国焘是北京地区的代表之一，毛主席是湖南地区的代表之一。他俩都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会议最后决定，由3人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而我们的毛主席，则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一个是中央领导，一个是省委领导。 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先后领导井冈山、闽赣苏区、中央苏区的红军。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毛主席间断领导红一方面军。张国焘是鄂豫皖苏区的第一负责人，一直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鼎盛时期，有10万之众。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也只多不少。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可以说，在革命队伍中，毛、张二人都是当时时代造就的顶尖人物。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此时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只剩2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却发展到了8万余人。 正如毛主席所说，“张国焘这个人是个实力派，他是相信实力的。”张国焘一看中央红军人少，顿时野心膨胀了起来。他仗着自己人多枪多，向中央要这要那。毛主席等人出于团结的目的，对张国焘忍让妥协了不少。不过，这些忍让妥协，显然满足不了张国焘的胃口。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中央决定建立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当时，张国焘也是在会议上举手同意的。可是，张国焘的野心太大，会后，就反悔了。这才有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南下之争。 毛主席、周总理、彭德怀等人，为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带着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先行北上。然而，张国焘却带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挥师南下。张国焘的理由很有蛊惑性，说是陕甘地方太穷，到那里也吃不饱、穿不暖；南下川南，可以吃饱、穿暖。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极具鼓动性的口号，“打到天全泸州吃大米！”殊不知，四川军阀刘湘岂能由着他的性子。 
张国焘南下，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打了很多的胜仗的。但是百丈关一役，让红四方面军损兵折将，人数由8万多人，一下子锐减到4万余人。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英明之处，毛主席主张北上的先见之明。 后来，在多方的努力下，张国焘不得不带着红四方面军北上了。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胜利大会师。 1937年3月，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中央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张国焘借着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坐上特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汽车，跑了。在西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没有劝动他回心转意。在武汉，周总理和博古，也没有劝动张国焘。张国焘是铁了心要投靠国民党了。 张国焘到了南京之后，就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非常尊敬这位曾经的中共元老的。在一次宴会上，戴笠向在座的国民党高官，隆重地介绍：“这位就是张国焘张先生，在中共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 
张国焘却对戴笠的吹捧，颇为不屑。他咬牙切齿地说道：“长征途中，我要是再心狠手辣一点，绝对不止第三把交椅。” 张国焘最后的下场，是颇为凄惨的。1979年，在一个寒冬之夜，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 纵观张国焘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先是高高在上，接着沦为叛徒走狗，最后孤零零地冻死于异国他乡。实在是令人唏嘘。他后半生的悲剧，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是他太过妄自尊大的结果。叛徒永远没有好下场，无论他以前有多么风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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