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鸣大放”的号召,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杨绛说:“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33]“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34]——《晚年钱锺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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