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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大物博，民族差异使得各种宗教信仰也纷繁复杂。 单单就佛教而论，中国佛教就有三大体系：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傣族等地区的上座部佛教。  三大体系汉传佛教盛行于中原地区，以大乘佛教为主。 云南傣族等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也被称作南传佛教，意为由印度南传到斯里兰卡。 而后发展起来，辗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最终也影响到了我国云南省傣族地区，也成为了佛教一大分支。  最后，则是传入西藏的藏传佛教，因其为藏语系佛教，故也称“喇嘛教”。 虽也是大乘佛教的传承，但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以及时代的特殊性，成了佛教的一大特例。  其特殊之处，还要从当地原始宗教信仰——苯教说起。 苯教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苯教作为本土宗教影响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 与诸多原始信仰相同，相信着“万物有灵”的苯教徒们，信仰日月山川，日月星宿、禽兽生灵等自然物。 不仅如此，早期原始苯教十分重视祭祀，大量杀生祭祀的杀生祭祀也影响到了后来的佛教。  印度教前弘期，即唐朝时期，文成公主入藏，将汉传佛教带入了吐蕃。 佛教在此地扎根，并开始了与苯教数百年的纷争史。 九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佛教便沉寂了下来。  此后经过上路弘传，下路弘传，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 但此时的佛教吸取的并非是当初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入的佛教。 而是汲取了来自印度的佛教，当时的印度波罗王朝盛行“性力派之风”。 因此将瑜伽女的修法、男女双修等各种属于比较高级的密教修法带入了藏传佛教之中。  特殊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中将贪、嗔、痴视为三毒。 修行者要想成佛，需要戒除三毒，而密教却将其视作成佛的一条捷径。 他们认为，贪、嗔、痴是成佛道路上的一种修行。  例如，欢喜佛供奉在密宗是一种修炼的“调心工具”和培植佛性的“机缘”。 他们整日对着造型“古朴”的欢喜佛，称为“观形鉴视”，认为渐渐习以为常，多见少怪，欲念之心自然消除。 这也是受印度教“性力派”一脉的荼毒。  神祗此外，藏密的神祗系统并非是佛教神，在其中包含着很多苯教神以及妖魔。 相传莲花生大士（贝玛迥内）入藏弘法，降服苯教诸多妖魔，这些妖魔被其佛法所折服，愿意入佛教称为护法神，这才有了藏密的一干神佛。  因此在供奉这些魔神之时，所要付诸的祭品也是多以血肉为主。 旧时，奴隶制度盛行，人命如草芥，致使“生人活祭这种祭祀行为成了常态。 残忍而又血腥的“人皮唐卡”便在这个时代诞生了。  唐卡普通的唐卡，是一种画在布幔、纸上的画像，兴起于吐蕃时期，可随意移动，便于收藏。 唐卡一般有金唐、赤唐、黑唐等多种，有的更为珍贵的还有珠宝镶嵌其间。 颜料多用矿物质和金箔，不但色彩艳丽而且可以保持几百年依然鲜艳如初。 其题材内容广泛，基本都是与佛法有关，诸如佛本尊像、护法神像、祖师像等，也有历史、民俗的内容。  人皮唐卡《金刚经》中提及四种相，即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以及无寿者相。 实际上，这四相都是讨论同样的事物，就是“我执”。 佛教徒们终其一生所做的就是“断我执”。 正因如此，历史上才有高僧燃指供佛、刺血书经的故事，例如尸毗王当年曾割肉喂鹰，萨埵太子也曾舍身饲虎等。 因此，皮肤抄经也成了藏密高僧们效仿的做法。 高僧们将经文抄在自己身上，等到圆寂之后，抄有经文的皮肤便成了有佛法加持的圣物。 信徒们将水银灌入其中，使皮肤与骨骼脱离，几日后便得到一张完整的“人皮唐卡”。 这与新西兰“毛利人”的“纹身头颅”习俗相差无几。 “诛杀法”当然，“舍身饲虎”、“割肉喂鹰”的不一定是高僧。 旧时藏密有“诛杀法”一说，会将罪大恶极之人用“诛杀法”诛灭。 恶人死后，为防止其邪灵作祟，会在其身上画上形态各异的护法神，以此镇伏邪灵。 值得一提的是，“诛杀法”也是来源于苯教之中。 不过，所幸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气的月朗风清，往日这些鸡零狗碎早已淹没在时代的尘埃之中。 如今的唐卡只是单纯以艺术品的方式，因其独具特色的绘画形式，而称为民族史上一项极为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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