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们的幻灭：制宪会议后的心态剧变

如今，美国人不再像以往那样神化“开国元勋”。例如，人们敏锐地意识到建国者们在奴隶制和对待原住民方面的明显缺陷。然而，人们仍倾向于颂扬、以及崇敬开国元勋们所创立的美国宪法和政府组织形式。不论人们的政治倾向为何，几乎没有美国人会考虑放弃宪法的基本设置：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两院制国会，国家和地方当局之间的主权划分，《权利法案》等等。毕竟，这一秩序使美国得以生存、发展和繁荣了两个多世纪。而当政治出现问题时，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原因在于人们未能实现创始人们的愿景。反之，只要自己能够满足开国者们的期望，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美国建国者们自己可能却并没有这种笃定。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美国成立之后，对他们设计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远没有信心。事实上，建国者中的很多人认为，他们创立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且不太可能持续下去。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美国社会，并非是领袖们设想或期望的社会。一种普遍的悲观主义、困惑、不安、失望，萦绕着开国元勋们。

尽管已经有大量关于美国建国者的研究，但很少有学者全面地研究建国者对他们所创建的国家的幻灭感。而在 Fears of a Setting Sun 这本以美国开国元勋们的幻灭为主题的书中，美国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公民和公共事务学院的政治学教授 Dennis C. Rasmussen 集中关注了美国建国时期四位杰出人物对美国政治的失望：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这四人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原因对美国失去了信心：华盛顿的幻灭是因为党派偏见与分裂；汉密尔顿是因为他觉得联邦政府不够有活力；亚当斯是因为他认为美国人民缺乏共和政府做必需的公民美德；而杰斐逊则是因为在奴隶制上的冲突而暴露出来的国家内部的分歧。

美国的建立：新生的太阳还是破灭的幻想？

1787年9月17日，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代表们最后一次聚集在如今的独立大厅（Independence Hall）。此前，他们花了漫长的四个月时间——每周六天，每天五小时，这还没有算上下班后各种私下聚集的时间——来讨论拟议中的新国家政府的结构和权力分配。

那天参加会议的41名代表中，大多数人都略显不耐烦，只想尽快结束他们的工作，好离开这座城市。在拟定的宪法被大声朗读出来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示意他要对大家讲话。81岁的富兰克林是会议最年长的代表，他因痛风和肾结石几乎瘫痪，很难长时间站立。在他事先写好的讲稿中，他写道“对于这部宪法，有几个地方我目前不赞同。”但他同时也指出，“我越老，就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也就对其他人的思考予以更多的尊重。” 富兰克林敦促对拟议中的新政府存有疑虑的代表们，反思他们自己的局限，并包容对待费尽心思拟定的宪章：“我赞同这部宪法，我不期待有比它更好的宪法出现，因为我不确定，这个宪法就不是那个最好的存在。”

然而富兰克林的演讲并未成为大会的高潮，高潮出现于马萨诸塞州的纳撒尼尔·戈勒姆（Nathaniel Gorham）提出的议案：扩充众议院的代表人数。这个提议得到了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本人的支持，这也是华盛顿在整个大会期间唯一一次明确的表态。代表们通过了这项提议，毕竟大部分人都不会直接和公开地违抗这位美国独立战争陆军总司令的意愿。然而，有三位代表——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和乔治·梅森（George Mason）——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前两人用了更多时间来解释他们的立场。签署被进一步推迟。而当38名代表最终排队在文件上都签上字时，已是傍晚时分了。

当最后一批代表签字时，富兰克林提醒大家注意会议室最前面的那把高背红木椅子，在整个夏天的会议里，华盛顿都坐在这把椅子上。椅子的顶饰上雕刻着半个旭日形的装饰图案。富兰克林说道，人们常常很难在画作和装饰中区分日出和日落。“在会议过程中，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反复摇摆。我常常会看向华盛顿身后的那把椅子上的太阳，不知道它是在升起还是在落下。但现在，我终于可以开心地说，这是升起的太阳，而非式微的日光。”

华盛顿在制宪会议时的座椅，The Rising Sun Chair

不论美国建国者们在新政府诞生时感受到了怎样的希望，除了在新政府组建一年后逝世的富兰克林，建国者中几乎没有人将这种乐观延续下来。大多数活得更久的美国创始人们，逐渐对他们促成建立的政府和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失望，乃至绝望。

幻灭的根源：共和制政府的生死存亡

在富兰克林离开制宪会议的大厅后，伊丽莎白·鲍威尔（Elizabeth Powel）——华盛顿的密友和顾问——走上前询问他，代表们对新国家的设想是共和制（republic）还是君主制（monarch）。“一个共和制政府”，富兰克林回答道，“前提是你能让它存活下来的话。” 出于历史经验和理论预测，开国元勋们敏锐地意识到，要“保持”他们的共和制政府并非易事。

首先，大规模的共和制政府从未成功过。当时仅有的共和政府要么是像威尼斯这样的小城邦，要么是像荷兰和瑞士这样的城邦联盟。历史上的共和制政府，也从未超过美国建国时十三个州的规模。虽然古希腊和古罗马都可以提供民主和共和的历史经验，但建国者们通常不会把这些先例视为可效仿的对象，而是从中得到失败的教训。正如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9卷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的那样，“阅读希腊和意大利这些小共和制政府的历史时，不可能不对它们不断受到的干扰和接连不断的革命感到恐惧和厌恶，这些革命使它们处于一种永久的不安状态，处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的极端之间。”

其次，之前几个世纪的政治哲学，对大规模的共和制统治有着悲观的论述。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地域中包含的经济、文化和宗教多样性，被认为是构成一个统一民族的阻碍。在这样的大国，人们很难感到足够的团结，不会主动去了解那些离自己很远的事物，也不会关心那些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因此，他们鲜少对政府事务和公共利益有热情。这样的国家里的公民代表，不可避免地会与自己的选民大相径庭，与人民的观点与利益相背离。因为国家的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需求，所以这些代表很难制定一套统一的法律。以上这种对大型共和政体的悲观论调自古希腊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在近代得到了孟德斯鸠的认可。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s of the Laws）在美国建国时期影响巨大。

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悲观，使得建国者们常常称自己在从事一项“实验”，一项旨在检测共和政府的生存能力的实验。人们常认为，美国的建构者们并非是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实用主义者。诚然，面对美国建国初期内部的多元与复杂，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但站在当下回望当时，历史的想象力让我们看到开国元勋们的大胆——甚至是狂妄。

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说，他们的决定“将永远决定共和政府的命运”。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卷中宣称，“这个国家的人民需要回应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的有能力通过思考和选择来建立良好的政府？还是说政治和宪法注定取决于不可控因素和外部力量？”亚当斯则说，“美国人民现在拥有着自创世纪以来最好的机会和运气”。华盛顿在自己的总统就职演讲中宣布“维护自由的神圣之火，以及共和政体的命运，被深刻地、宿命般地委托给了美国人民。”

开国者们认为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使命而战，他们交出了极高的历史赌注，为他们建国实验的命运而深深吸引，并时刻警惕任何有可能阻碍国家成功的事情。正因为他们赋予了国家超越一切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对美国宪法秩序的幻灭感尤其深刻。这种幻灭感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的抱怨和哀叹，在现代读者看来可能是过度紧张，甚至有些歇斯底里。

美国开国者们的幻灭故事

说绝大多数美国建国者不再抱有幻想，并非只关注他们一时的情绪变化，而是在他们较长时段的通信与写作中，观测到深刻而持久的悲观。诚然，个体的观点和想法会随着事件的发展与情绪的起伏而变化，但这些建国者的失望，不能归因于一时的情绪低落，而是来自于他们对于自己所建立的国家的持久的焦虑。本书中的许多例子来自于私人信件，而非公开演讲或著作。虽然建国者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通信将被后代仔细研究，但他们并没有在其中试图隐藏自己日益增长的失望。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8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党派之争在华盛顿的内阁以及全国范围内开始兴起，华盛顿哀叹“内部分歧”正在“折磨和撕裂我们”，并使“政府管理以及统一变得困难。”他警告杰斐逊说，除非党派之争有所缓和，否则共和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四分五裂——而且，在我看来，呈现给人类的幸福和繁荣的最美好前景将会消失——也许是永远消失！”然而，在华盛顿的任期，党派之争没有减弱，他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即使是退休后，华盛顿越来越认为“党争已经上升到如此高度，以至于……成为最严重后果的预兆”。到他生命的最后，华盛顿确信这个国家“正大步流星地走向某种可怕的危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就汉密尔顿而言，他从一开始就担心由宪法组成的联邦政府会因太虚弱而无法长久存在。18世纪90年代，他将自己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尽可能多的加固政府权力上。1800年，他的死敌——杰斐逊——当选总统，杰斐逊进一步削减了政府权力。汉密尔顿抱有的残存希望也破灭了。他在1802年哀叹道：“制宪会议的智慧是徒劳的。”汉密尔顿认为宪法是“脆弱而毫无价值的编织物”，以及 “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令人遗憾的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滑向混乱和瓦解。”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自独立战争以来，亚当斯的信件中充满了对美国人民品德的疑虑，以及对于人民是否适合共和政府的怀疑。早在1776年1月，他就评论说，“即使在美国，不论是什么阶层和群体，都有如此多的无赖，有如此多的贪财和腐败、贪婪和野心、对利润和商业的狂热，以至于我常常怀疑这里是否有足够多的公共美德来支持一个共和制政府。” 亚当斯认为，他的同胞们不会把公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因此共和政府不可能在美国长久存在。“哦，我的祖国，” 亚当斯感叹道，“我哀悼你的愚蠢和邪恶，你的无知和低能，你对智慧和美德的蔑视，和对傻瓜和无赖的过分崇拜！” 他在给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信中预言：“我们国人的自私不仅严重，而且令人悲伤……野心和贪婪对我们的星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我们国家的瘟热是如此普遍，肯定无法治愈。”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杰斐逊是最乐观的建国者之一，对美国人民的智慧和善良抱有似乎不可动摇的信心。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甚至连他也丧失了信心。在密苏里危机（The Missouri Crisis，1819-21）期间，他留下了著名的论述：美国南北之间关于奴隶制的冲突，“就像夜晚的火铃声，吵醒我，并让我充满恐惧。几乎是本能反应，我认为这是联邦的丧钟……我很遗憾，我认为1776年那一代人，做出了无用的自我牺牲。他们努力想为为他们的国家争取自治和幸福。但这些被他们不明智的子孙所抛弃。” 而除了美国南北的分裂，政治权力的集中，更使杰斐逊陷入绝望的深渊。

1787年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后人们有时会对早期美国有着这样的幻想：一群戴着假发，穿着及膝裤的明智爱国者们聚集在一起，理性地决定了国家走向，并使国家发展利益最大化。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异常的不确定。本书的一个潜在前提是，美国建国者们对政治的思考，并没有随着1788年《宪法》和1791年《权利法案》的通过而终止。已有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建国者们在建国期间的观点上，比如从1775年到1791年。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建国者们持续地思考着共和政府的缺陷以及其发展可能。虽然他们在建国时期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但他们在随后几十年的观点也同样重要。这些思索产生于更为丰富的现实世界，展现了政治设想与实践之间的持续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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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开国元勋如今已走下神坛，但在美国人心中仍然怀有对宪法和开国元勋所创建的共和政府的崇敬。然而建国者们自己对他们所创造的东西远没有那么自信，尤其是到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都认为美国的宪政实验是彻底的失败，不可能持续到他们这一代人之后。Fears of a Setting Sun 一书中首次讲述了建国者们理想幻灭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作者 Dennis C. Rasmussen 是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公民和公共事务学院的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