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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周作人應沈兼士（1887-1947）之邀，於北平輔仁大學作了一系列演講，後來成為宋史權威的鄧廣銘（1907-1998）記錄和整理了演講的內容。周作人非常欣賞鄧廣銘的整理工作，同意交給出版社印行。 本書第一講討論文學的定義和文學研究的範圍。周作人開宗明義，指出文學就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情傳達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並認為對文學的閱讀和研究，不能局限於純文學的範圍，而應擴大到由民間創作的原始文學和由低級文人創作的通俗文學。周作人又以宗教和文學兩者的比較，指出宗教儀式具有目的，文學卻只有感情而無目的。他進而引申，文學只是作者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創作出來的，在本質上是無用的東西。 由第二講開始，周作人提出了他的文學史觀，認為中國文學主要由「言志」和「載道」兩種潮流交替而成。前者即着重作者思想感情的「詩言志」傳統；後者視文學為工具，主張「文以載道」的作用。他將新文學運動的源流上溯到明代公安、竟陵兩派，相信他們的文學主張、趨勢和創作，與新文學運動非常相近。在第三、四講中，周作人將清代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看作為公安、竟陵以來文學運動的反動，清代的八股文注重形式，目的在於發揚聖賢之道；在周作人眼中，桐城派古文家不但是文人也是道學家，他們主張文章須有關聖道，因此也屬於「載道」一類的文學潮流。 最後一講由清末文學的變革開始，論述八股文開始衰落、桐城派的變化以至民間小說持續發展的大概，並特別指出梁啟超（1873-1929）對文學革命的貢獻。周作人強調「言志」與白話的關係，因為只有用最直接和貼近時代的語言，才可以毫無拘束地抒發作者的感情。 在這本篇幅不大的講稿中，周作人提出了許多值得我們關注的文學觀點。他注意到原始文學和通俗文學的重要性，也提出文學的本質就是「使讀者感到愉快」。其中，周作人最受學者和批評家關注的看法，即在於「言志」與「載道」的分別，指出前者為「即興的文學」，後者為「賦得的文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角度，「言志」與「載道」其實沒有太大差異，朱自清（1898-1948）就對周作人的二分法表示懷疑，並指出「言志」與「緣情」二分才是較合理的說法。因為認識到「言志」與「載道」的二分容易造成混淆，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中回顧《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說法，更清楚解釋上述兩者：「言志派的文學可以換一名稱，叫做即興的文學，載道派的文學也可以換一名稱，叫做賦得的文學。［……］『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他進而說明公安派與新文學都具有「即興」的元素，不過這是趨勢的偶然相合；公安派與新文學在思想和背景上情形不同，因此兩者並沒有模擬與影響的關係存在。 在第四講最後，周作人將「載道」的文學，包括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看作是「遵命文學」；與之相反的文學家，則主要有公安派作家和胡適（1891-1962）等人。因此，周作人對新文學源流的解釋，與他對文學的定義一以貫之。學者指出，周作人認為文學並無甚麼目的，反對將文學當作是某種工具。所謂「載道的文學」，其實指當時左翼作家的文學主張。 無論如何，本書可說是一種富有創見的文學史著作，也是周作人文學思想的精要表述，值得讀者細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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