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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 汪华龙 魏晋王朝的凉州经略，是凉州地区改变东汉以来的离心态势，重新融入大一统格局的关键。刺史太守的遣任，是魏晋凉州经略的基础。综合文献、碑志等，本文共辑得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约九十余任，并考订其籍贯、任期等。魏晋时期，避籍制度虽整体有所松弛，但在凉州地方仍得到严格贯彻。与避籍制度并行的多项政策，以及作为制度补充的同宗任用，共同指向了魏晋凉州政策的内核——贯彻中央集权，遏抑凉州豪族，恢复地域统治。中古凉州得以成为隋唐文化“独立之一源”，或亦有赖于此。 东汉中后期，因凉州动乱以及凉州诸将的崛起，凉州地区与东汉王朝渐成“离心”态势，甚至出现“弃凉州”“凉州寡于学术”“尽诛凉州人”的议论。[2]至西晋永嘉以后，凉州一隅，不仅是北方华夏政权的孤岛，更成为北朝隋唐制度渊源中“独立之一源”[3]。前后的巨大反差，魏晋王朝对于凉州的主动经营，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汉代郡县制的展开，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主要依赖于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刺史太守。因此，本文将魏晋凉州刺史太守辑考，作为展开相关讨论的基础。[4]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的任用，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又反映出王朝政策的何种倾向，则是进一步尝试探讨的问题。  由于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的记载，在正史中支离残散，故须借助杂著、类书等文献资料，以及碑志、简纸文书等出土资料予以辑补。同时，凡所辑得的史料，其真伪及籍贯、任期等问题，又须加以考辨。这一工作，前人已有所积累，但尚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清人以来，万斯同、秦锡圭、吴廷燮等所补史表，于魏晋凉州刺史已有所辑录。[5]不过，错漏之外，更大的问题在于“年表”的体例。《史记》以来，年表的撰作，大致以年为序胪列史事。修史之时，史料尚较详赡；后世补作史表，史料几乎全靠辑考，所得不免残散，而魏晋文献尤嫌单薄，强求系年更易带来问题。因此，前引各表虽不乏创见，但也不免臆断，研究者援引各表，也不免因以致误。或鉴于此，严耕望作《两汉太守刺史表》，放弃年表体例，改以帝号年号为序，尤见卓识；凡籍贯、任期可考者，又各作说明，其细密严谨远胜前人。[6] 笔者尽力搜检史料，赓续严著，对魏晋凉州刺史太守再作辑录。凡史料有疑者，以加框标出；籍贯不详者，以〇〇标出；非中央所任者，表格不录，仅见辑考；各条史源与籍贯、任期等，于辑考中简要说明，凡须赘考者，列入注释。 表1 魏晋凉州刺史太守表
1.凉州刺史 韦端——京兆人，建安初为凉州牧，后征太仆。（《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三辅决录注》） 韦康——京兆人，韦端子，建安中代父为凉州刺史，建安十七年为马超所杀。（《后汉书·献帝纪》） 张既——冯翊高陵人，建安十八年，并凉入雍，任雍州刺史。黄初元年，分河西置凉州，以邹岐为刺史，二年，以既代岐，黄初四年卒官。（《三国志·张既传》） 邹岐——黄初元年，初置凉州，岐由安定太守转任，次年召回。（同前） 温恢——太原祁人，约黄初四年继既任，道病卒。（《三国志·温恢传》） 孟建——汝南人，约黄初四年继恢任。（同前） 徐邈——燕国蓟人，太和二年至正始元年在任。（《三国志·徐邈传》） 张瑍——见北魏《张猛龙清颂碑》，恐不足信。[7] 王浑——琅邪临沂人，约嘉平前后在任。[8]（《晋书·王戎传》） 张遐——冯翊高陵人，约正始、嘉平间在任，见北魏《张卢墓志》。[9] 李憙——上党铜鞮人，约甘露、景元间在任。[10]（《晋书·李憙传》） 郭绥——约景元、咸熙间在任。（《晋书·段灼传》） 苏愉——扶风人，苏则子，泰始六年，为秃发树机能所杀。[11]（《宋书·五行志》） 牵弘——安平观津人，继愉任，泰始七年，为秃发树机能所杀。（《晋书·武帝纪》） 杨欣——天水人，继弘任，咸宁四年，与鲜卑若罗拔能战于武威，败死。[12]（《晋书·武帝纪》） 范晷——南阳顺阳人，约元康前在任。（《晋书·范晷传》） 张轨——安定乌氏人，永宁元年至建兴二年在任。（《晋书·张轨传》） 张茂——安定乌氏人，轨子，永嘉初摄州事。（同前） 杜耽——京兆杜陵人，永嘉二年摄州事。[13]（同前） 张越——晋昌人，杜耽表为刺史，旋奔邺。（同前） 爰瑜——永嘉初以侍中迁，未到官，《通鉴》作“袁瑜”。（同前） 张寔——安定乌氏人，建兴二年至太兴三年在任。（《晋书·张寔传》） 胡喜——安定人，约西晋某时在任。[14]（《三国志·钟会传》注引《晋诸公赞》） 挚育——京兆长安人，约张轨任凉州前在任。（《世说新语》注引《挚氏世本》[15]） 毛奕——仅见《水经注·河水注》，在任时间不详。[16] 雍州刺史 邯郸商——陈留人，建安中，分凉州河西五郡为雍州，以商为刺史，建安十四年，为张猛所杀。（《三国志·庞淯传》注引《典略》） 徐奕——东莞人，约建安十七、十八年在任。（《三国志·徐奕传》） 都督凉州诸军事 曹真——沛国谯人，黄初元年至三年在任。（《三国志·曹真传》） 司马懿——河内温人，太和五年至青龙三年在任。[17]（《晋书·宣帝纪》） 赵俨——颍川阳翟人，正始元年至四年在任。（《三国志·赵俨传》） 夏侯玄——沛国谯人，继俨任，至嘉平元年。（《三国志·夏侯玄传》） 郭淮——太原阳曲人，继玄任，至正元二年。（《三国志·郭淮传》） 陈泰——颍川许昌人，继淮任，至甘露二年。（《三国志·陈泰传》） 司马望——继泰任，至泰始元年。（《晋书·宗室传》） 汝南王亮——继望任，至泰始六年。[18] 扶风王骏——继亮任，至太康七年。 贾充——平阳襄陵人，泰始七年授，未到官。 陇西王泰——继骏任，太康十年以疾还。 秦王柬——继泰任，至元康元年三月。 梁王肜——四月继柬任，至九月。 赵王伦——九月继肜任，至元康六年。 梁王肜——继伦任，至元康九年。 河间王颙——继肜任，至光熙元年。 南阳王模——永嘉元年任，至五年，关中陷落，死。 张寔——安定乌氏人，张轨子，建兴二年任。 2.金城太守 杨阜——天水冀人，建安二十一年拜，未发，转武都太守。（《三国志·杨阜传》） 苏则——扶风武功人，约继阜任，黄初元年征拜侍中。（《三国志·苏则传》） 杨欣——天水人，景元四年见任，咸熙元年迁犍为太守。[19]（《华阳国志·大同志》） 张就——敦煌人，约太和后某时。（《三国志·张恭传》） 吾彦——吴郡吴人，约太康初在任。(《晋书·吾彦传》) 彭侯某——陇西襄武人，约晋惠帝后某时。[20]（《西晋彭夫人李氏砖志》） 3.西平太守 杜畿——京兆杜陵人，约建安十年迁河东太守。（《三国志·杜畿传》） 阎行——金城人，约建安十五年韩遂所署。（《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 严苞——冯翊人，黄初中在任。（《三国志·钟繇传》注引《魏略》） 马隆——东平平陆人，太康初年任，惠帝初卒官。（《晋书·马隆传》） 严舒——冯翊人，永熙初暂代隆，寻免。（同前） 宋配——敦煌人，约当张轨刺凉前后。[21]（《十六国春秋》） 曹祛——敦煌人，永嘉中在任，寻为张轨所杀。[22]（《晋书·张轨传》） 赵彝——永嘉中在任。（同前） 4.武威太守 张猛——敦煌人，张奂子，建安中任，建安十五年，为韩遂所杀。（《三国志·庞淯传》） 郭宪——西平人，约建安末在任，见唐《郭知运碑》。[23] 毌丘兴——河东闻喜人，黄初中见任。（《三国志·毌丘俭传》） 范粲——陈留外黄人，约嘉平初见任，迁酒泉乐涫令。（《晋书·范粲传》）[24] 条茂——嘉平中见任。[25] 马隆——东平平陆人，咸宁五年任，太康初年迁西平太守。（《晋书·马隆传》） 邓世龙——安定人，见《元和姓纂》与唐《邓天师碣》，云在晋世。[26] 裴粹——河东闻喜人，西晋某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5.张掖太守 张进——张掖人，约建安十四、五年反，杀太守，自领郡。（《三国志·张恭传》注引《魏略勇侠传》） 杜通——黄初元年见任。（《三国志·苏则传》） 焦胜——泰始三年见任。（《三国志·明帝纪》注引《搜神记》） 氾彦——敦煌人，晋时。[27]（《元和姓纂》） 6.西郡太守 段灼——敦煌人，约景元间在任。（《晋书·段灼传》） 彭祈——陇西襄武人，约泰始间在任，未久转酒泉太守。[28]（《晋护羌校尉彭祈碑》） 7.酒泉太守 苏则——扶风武功人，建安前中期，起家任。（《三国志·苏则传》） 徐揖——应非凉州人，[29]约建安十五年前在任，诛郡中强族黄氏，为黄昂所杀。（《三国志·张恭传》注引《魏略勇侠传》） 黄昂、黄华——酒泉豪族，反，自领郡。（同上） 辛机——黄初元年随邹岐赴任，为黄华所拒。（《晋书·苏则传》） 王惠阳——东平人，约魏文帝、明帝间在任。（《三国志·裴潜传》注引《魏略·黄朗传》） 彭祈——陇西襄武人，约泰始间在任。（《晋护羌校尉彭祈碑》） 索靖——敦煌人，约武帝末在任。（《晋书·索靖传》） 张镇——晋昌人，谋代张轨。（《晋书·张轨传》） 陈斐——渤海人，《搜神后记》记其本事，约当魏晋时。[30] 8.敦煌太守 马艾——约建安初卒官。（《三国志·张恭传》） 张恭——敦煌人，艾卒后，为郡人推行长史事，典郡垂二十年。[31]（同上） 尹奉——天水人，约黄初元年随邹岐赴任。[32]（同上） 仓慈——淮南人，太和中见任，约景初、正始间卒官。[33]（《三国志·仓慈传》） 王迁——天水人，继慈任，正始二年见任，一作王延。[34] 赵基——金城人，继迁任。（《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皇甫隆——安定人，嘉平中继基任。（同前） 尹璩——泰始八年卒官。（《晋书·武帝纪》） 梁澄——璩卒，杨欣表以敦煌令继任，功曹宋质废之。（《资治通鉴·晋纪一》） 令狐丰——宋质表为太守。（同前） 令狐宏——丰弟，丰死，代之，泰始九年杨欣斩宏。（《晋书·武帝纪》） 吾彦——吴郡吴人，约太康间在任。（《晋书·吾彦传》） 张閟——张轨时在任。[35]（《十六国春秋》） 附：晋昌太守 赵珮——建兴三年为盗所杀。（《晋书·愍帝纪》） 9.西海太守 张睦——黄初中见任。（《三国志·毌丘俭传》注引《魏名臣奏》） 庞淯——酒泉表氏人，黄初中在任。[36]（《三国志·庞淯传》） 杜顾——京兆杜陵人，见前杜耽条注。 又，洛阳新出南部君陵砖，记陵为天水冀人，建安八年生，景初三年卒。陵祖父张掖太守，伯父金城太守，父西海太守，三人姓名均未载，推测任期或在建安、景初间。[37] 汉魏晋南北朝避籍制度的内涵与沿革，以及与之相对的本籍任用的情形，赵翼、滨口重国、严耕望、窪添庆文等学者已有较充分的研究。[38]概言之，避籍制度的严格贯彻，约始于汉武帝中叶，东汉行之益严，约黄巾之乱以后，避籍制度有所松弛。魏晋南北朝时期，本籍任用的情形逐渐增多，以北魏最为显著。至隋，严格贯彻避籍，本籍任用几乎绝迹。避籍制度的张弛，反映出中央权力与地方豪族在地方统治力上的强弱进退。 魏晋时期避籍制度的松弛，是研究者的共识。赵翼论仕宦避籍，云：“魏晋以来亦有不拘此者。”[39]严耕望亦言道： 汉代制度，地方长官，必用非本籍人。至晋，此种限制废弃无遗。（按，以下举两晋各三例、宋齐各一例）此皆汉制所不许者。其他余未详考，至少未严遵汉世旧制，可断言也。[40] 所谓至晋“废弃无遗”，似偏就东晋而论；“至少未严遵汉世旧制”，则大致如实。窪添庆文通考汉隋间本籍任用的情形，于三国西晋共辑得24例，“并不见地域分布重心”，故认为：“三国、西晋本籍任用例数少，并非普遍化现象，而是有逐渐一般化的倾向。”[41]总之，就曹魏西晋而言，东汉所严格贯彻的避籍制度，此时已有所放宽。 东汉后期，虞诩上言若弃凉州，则“三辅为塞”“园陵单外”[42]。曹魏西晋同样建都洛阳，其西北局势一如汉旧，故均着意解决其腹背的凉州问题。曹操于建安间一度介入凉州，曹丕于禅代前夕恢复对凉州的统治，以及晋武帝辟雍碑阴的凉州散生题名，均反映出此种“特别的措意”[43]。凉州问题的症结在豪强与羌胡，避籍制度的贯彻与否，与豪强的问题关系莫大。以此而言，延续窪添氏的地域视角，聚焦于魏晋时期的凉州地方，避籍制度的施行如何呢？ 通检前文对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的辑考，凡籍贯可考的凉州刺史，约二十任，无一人为凉州本州人；[44]籍贯可考的凉州郡守，约三十余任，无一人为凉州本郡人。换言之，以目前所辑得的魏晋凉州刺史太守而言，此期于他州有所放宽的避籍制度，在凉州地方则仍“严遵汉世旧制”。 不仅如此，在避籍严格的东汉时期，西北边地刺史太守的选任，例以他州人尤其内郡人为多。[45]此制招致不少批评，安定王符云：“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着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46]《后汉书·西羌传》亦称：“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47]皆归咎于内郡守令无意守土。 再检前表，魏晋时期凉州郡守，出身凉州者，在张轨刺凉以前，共检得敦煌张猛、张恭、张就、段灼、索靖，西平郭宪，酒泉庞淯，金城赵基8例。其中，张猛为张奂子，建安中曹操别置河西雍州，欲借其门望进据河西。张恭、郭宪都是地方实力者，其任官皆在曹丕恢复凉州统治前，张就为张恭之子，三人得以任用，或是国家权力实际掌控凉州前，对地方实力者的默许。则常态化下，魏晋凉州太守中，由中央选任的凉州本州人，实仅段灼、索靖、庞淯、赵基4例，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凉州羌胡频繁起事的局面，约至晋武帝太康五年马隆入凉后，方始改观。可见，凉州长官多用“内郡人”以致无法解决羌胡问题的舆论，似乎并未得到魏晋中央权力的采纳。东汉凉州多任“内郡人”的政策倾向，亦可视作避籍制度的推扩，而即便不利于羌胡问题的解决，仍得到魏晋中央权力的继承与贯彻。这一情形，似只能由羌胡之外的豪族问题中索解。 东汉以降，豪族力量对地方行政的干预乃至掌控，愈演愈烈。豪族问题，至今仍是中古史研究中的重心之一。就豪族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唐长孺论及： 地方各级长官有任期，而地方僚佐多世袭，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48] 在中古凉州史的研究中，对豪族的普遍关注同样是研究者的共识。[49]随着中央逐渐恢复对凉州的控制，中央所遣任的牧守，无疑会威胁到凉州豪族对该地区的掌控。中央权力与地方豪族的角力，即呈现为所遣任牧守与凉州豪族间的矛盾。矛盾之激烈，如前揭建安中酒泉太守徐揖与酒泉黄氏之争，以黄氏近乎族灭、徐揖被杀、黄华据酒泉而告终。 又如《三国志·仓慈传》： 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 以敦煌一郡而言，自建安初张恭以功曹领郡，至黄初元年尹奉赴任，“旷无太守二十岁”。自黄初至太和间，“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又延续近十年。在此局面下，中央所遣任的太守，是否能够遏抑豪族、伸张中央威权，也就成为评骘太守优劣的重要标准。仓慈在任，“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王迁继任，“虽循其迹，不能及也”；赵基继任，“复不如迁”；至嘉平中皇甫隆在任，“敦煌人以为隆刚断严毅不及于慈。”[50]递所不及与“刚断严毅”，应是以能否“抑挫权右”为主要标准。 豪族势盛，作为东汉以来的时代图景，在内郡，是中央权力贯彻于地方时“强弱”的问题，在凉州地区，则是中央权力“有无”的问题。曹魏西晋，避籍制度逐渐松弛，在凉州却“严遵汉世旧制”，并“多用内郡人”，其制度性差异的原因或即在此。 正史之外，《搜神后记》中的伯裘故事，为上述观察提供另一重视角。伯裘故事所属或所拟托的时代，约当曹魏西晋。[51]故事主体，是渤海陈斐授为酒泉太守，其主簿李音与医、卒四人谋杀斐，陈斐在狐魅伯裘的帮助下，捕缚音等，讯而杀之。抛开其中的神怪叙事，故事本末不失为一则重要史料：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卒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愁不乐。将行，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伯裘）后每事先以语斐，于是酒泉境界无毫发之奸，而咸曰“圣府君”。后经月余，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继而惊惧，虑为伯裘所白，遂与诸侯谋杀斐……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缚取之，考问其来意，皆服首。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侯谋杀斐。会诸侯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52] 志怪小说的记述，相比正史记载，或更凸显出社会意识的色彩。故事开篇所烘托的“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卒死”，以及陈斐见授后的忧愁不乐、将行问卜，足见在晋宋时代的社会意识中，仍然将任官凉州视为畏途。陈斐与李音的矛盾，虽以私通一事为引线，但矛盾双方，一是中央所遣任的内郡（渤海）太守，一是以“门下之长”而久握地方实权的本籍主簿。[53]双方的根本矛盾，在于太守号“圣府君”而主簿“惧失权”，即在地方支配上，中央权力与地方豪族间的矛盾。 由上述国家意志与社会意识的两重视角，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的选任，既严格贯彻避籍，更多用“内郡人”，应是以魏晋凉州“大姓雄张”且易与王朝中央疏离隔阂作为政策出发点。 汉魏之际，“质任”制度渐臻完备。宋杰引王观事为例，指出边地近敌的“外剧”郡县，守令例须任子为质。[54]循此视角，凡任官凉州之长吏，及凉州人出仕魏晋者，也多有纳质之实。建安中韦康任凉州刺史，其父韦端征为太仆。阎行东诣曹操，“请令其父入宿卫”，及败于韩遂，“乃将家人东诣太祖”。[55]敦煌张恭在河西豪族势力中率先臣服曹魏，魏初并以平定凉州之功任西域戊己校尉，数年后，曹丕以其子张就代恭，征还张恭，“将授以侍臣之位”。张恭行至敦煌，“固辞疾笃”[56]，尤见凉州人对质任政策的态度。 此外，凡凉州人出仕魏晋，往往须历官中央，或入为侍臣，或辟为掾属。韩遂心腹成公英降曹操，操“以为军师”，留侍左右，至黄初时才得以外任。[57]酒泉庞淯，曹操“辟为掾属”，至曹丕时得任西海太守。[58]敦煌周生烈，为张既所辟，旋入为侍中、博士。敦煌索靖，晋武帝擢为尚书郎，后拜酒泉太守。 综合以上的讨论，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的选任中，避籍制度、多用内郡人、质任制度的交叠，以及凉州人出仕多经朝官的情形，在选官与仕进上呈现出了共同的政策倾向。在政治上，上述种种，均体现出魏晋王朝谋求在凉州贯彻中央权力，遏抑本籍豪族，以扭转东汉以来凉州离心态势的制度措意。在文化上，他州人典任州郡，凉州人历官中央，亦有裨于凉州与中原文化的“观摩齐和”，“于文化一统，与有力焉。”[59] 魏晋南北朝地方长官的任用中，同一家族的本籍任用，即滨口重国所称“世袭地方官的风潮”，已为研究者所留意。[60]再检前表，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的选任，在严行避籍的前提下，任用同一家族——亦即同宗任用的情形，占到相当比例。 其中，世系明晰，同任凉州者：京兆韦端建安初任凉州牧，子康继任凉州刺史；扶风苏则建安中历酒泉、金城太守，子愉泰始初为凉州刺史；冯翊张既建安黄初间历雍、凉刺史，孙遐正始、嘉平间同官凉州刺史；敦煌张恭建安间典郡，迁西域戊己校尉，子就继父任，后为金城太守；京兆杜畿建安初任西平太守，曾孙耽任凉州刺史，耽子顾西海太守；敦煌张猛，建安中为武威太守，其父张奂汉末武威太守；又，南部君陵砖记其父祖两世三人任凉州太守。 郡姓相同，或属同宗者：陇西襄武彭祈西晋初历西郡、酒泉太守，同县彭侯某，西晋金城太守；冯翊严苞黄初中任西平太守，同郡严舒永熙初任西平太守；又，安定皇甫隆，嘉平间敦煌太守，或出汉末安定皇甫规、嵩一族。[61] 就以上所举，对比前表所考得的魏晋凉州刺史太守，其数量之多，似应重视。 魏晋多“累世官族”，大族子弟出典州郡者渐多，而州数有限，同一家族在两三代间于同州任官，似是自然。不过，田余庆论青徐豪霸，将臧霸及霸子艾、孙观及观子毓先后任青、徐刺史事，视作地方色彩浓重而“在曹操营垒中自成系统”的特别案例。[62]韦康代其父韦端为凉州刺史，“时人荣之”[63]。可见同宗任用，似并不寻常。 以常理而言，任用同宗，似有利于家族力量在地方的培植，而有悖于魏晋于凉州厉行避籍的措意。但是，凉州“大姓雄张”，实由凉州本籍豪族的强盛所致。以严格的避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中央政策，当其落实于凉州地方时，势必受到本籍豪族的阻挠甚至对抗。仓慈治敦煌的“刚断严毅”“抑挫权右”，为继任者所“不能及”；陈斐故事中“每太守到官，无几辄卒死”，或也非向壁虚构。因此，避籍制度下的同宗任用，往往有借助前人威望以贯彻威权、镇安地方的考量。 建安中，以河西地别置雍州，州治武威，“时武威太守缺，诏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补之。”[64]张猛之父，即汉末“凉州三明”中的张奂。诏书本意，即寄望张猛能够取资其父张奂的“河西威名”。韦端、韦康父子，《舆地纪胜》引《三辅录》云：“韦子元将代父端为（荆）〔凉〕州刺史，父老止传舍，康入（宫）〔舍〕，故时人荣之。”[65]韦康继父任，而为父老迎于传舍，可见韦端的“凉州民望”，确使韦康有所获益。此外，贾诩事亦可为证，贾诩初察孝廉为郎，以疾去官，还武威： 道遇叛氐，同行数十人皆为所执。诩曰：“我段公外孙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时太尉段颎，昔久为边将，威震西土，故诩假以惧氐。氐果不敢害，与盟而送之，其余悉死。诩实非段甥，权以济事。[66] 贾诩伪托名将段颎外孙，而得以“惧氐”“不敢害”，可见先世威望，不仅在中央权力与凉州豪族的角逐中可资凭借，对于缓解扰攘凉州的羌胡问题，也起到一起作用。 由于中央权力在凉州地方统治上的薄弱，因而任职凉州并建立威望的地方长官，其宗属多被认为有前人威望可资，进而再度于凉州任职，这应当就是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的选任中多见同宗任用的原因。 窪添庆文基于本籍任用中“任用同一家族”的考察，言道：“在混乱时期与其仰赖朝廷权力，倒不如利用在地势力较为容易。”[67]由此显出特殊情境下，中央权力贯彻于地方时的无力感。魏晋凉州避籍制度的严格实行，体现出中央权力谋求贯彻于凉州的决心。而当中央权力的无力感亦于此显现，同宗任用所指向的任官者的地域声望，成为避籍制度的有效补充。 某种意义上，陈寅恪的“河陇文化输入隋唐”说，为中古凉州史研究注入了灵魂。凉州何以能葆有汉晋文化？陈寅恪指出，关键在“家世与地域”，亦即学术移于家族，家族徙于河陇。[68]在家族、学术的移徙之外，自建安至永嘉约一百二十年间，凉州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发生了由“离心”到“向心”的显著变化，这应当是中古凉州得以存续汉晋文化的前提。 如以边缘地区的华夏化进程来理解“向心”，如学者所一再强调的，基于国家权力、意志、利益的“政治过程”视角是应予重视的。[69]同样建都洛阳的魏晋王朝，在西北方向上延续了东汉“凉州—三辅—洛阳”的地缘格局。因此，以东汉的覆亡为前鉴，魏晋王朝着意营求对西北边缘的重塑，以避免其再度崩溃甚至威胁王朝统治。胡鸿强调，“一个人群的华夏化首先是融入或建立具有秦汉魏晋式政治文化的帝国政治体。”[70]以此而言，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的选任及其在地统治的展开，无疑是魏晋经营凉州的基石。 通过对辑考所得九十余任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的总体观察，本文初步结论及所未及处，主要有以下两点： 1.魏晋时期整体有所松弛的避籍制度，在凉州地区仍得到严格贯彻。这显示出凉州地区在魏晋政治版图中的特殊地位，也与辟雍碑所提示的魏晋凉州政策的“特别措意”一致。在魏晋时期的北边地区，以及近年备受关注的“南方山地”，相关情形如何，或尚可作进一步的细化、对比。 2.魏晋凉州刺史太守选任中，集中出现的同宗任用，以及质任、入侍等现象，应当是避籍制度的有效补充。这一系列政策的措意，似在于贯彻中央权力，遏抑凉州豪族，以实现对凉州地方的有效统治。进一步的，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逐渐增多的同宗任用，是否与此有所渊源？不同于魏晋凉州以避籍制度为前提，南北朝更多见本籍任用下的同宗任用，其变迁或亦可关注。 （本文曾提交于2019年4月12～14日在南京大学召开的“南有嘉鱼：第五回六朝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交流会”，承蒙与会诸位先生批评指正，谨此深致谢意！）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汉晋简牍石刻的古文书学研究”（项目编号：21FZSB030）阶段性成果。 [2] 《后汉书》卷五八《虞傅盖臧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866、1875、1880页；《三国志》卷六《董卓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81页。参陈勇：《凉州诸将与汉魏政治》，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4、22～23页。 [4]须说明的是，本文“魏晋”，指曹魏西晋，时间断限约自建安至建兴；“凉州”指河西地区。 [5] 〔清〕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魏方镇年表》《晋方镇年表》，秦锡圭：《补晋方镇表》，吴廷燮：《晋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2593～2602、2617～2623、3385～3397、3399～3413、3415～3451页。 [6]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最新的成果，是贾小军所辑魏晋凉州刺史太守简表，但似以正史为主，阙漏不少，见氏著：《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0～77页。 [7]碑文称“魏明帝景初中西中郎将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刺史瑍之十世孙，八世祖轨”，毛远明编著：《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五册，线装书局，2008年，第142～145页。清人王鸣盛已辨之，云《晋书·张轨传》“未闻有轨之祖瑍先为凉州刺史”，“碑言虚实，皆不可知也”。说见王鸣盛《蛾术编·说刻》，清人迮鹤寿校刻《蛾术编》时，将《说刻》尽行删落，今见〔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二九《张猛龙清颂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512～518页。按，《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轨）祖烈，魏外黄令。父温，太官令”，记张轨父为张温，与《晋书》同，记其祖为张烈，则与碑中所记张瑍不同，〔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偏霸部》，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599页。又，据《三国志·徐邈传》，徐邈于太和初任凉州刺史，至正始元年征还，景初正在徐邈任期内，张瑍应不能别为凉州刺史。故《张猛龙碑》所记，恐不足信。又，以下所引石刻，凡见收毛远明《校注》者，不再别引他书。 [8]据《晋书》卷四三《王戎传》，戎年十五，即约正始九年，王浑尚居朝为郎。及王浑卒于凉州任上，王戎不受赙赠，由是显名，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1页。推以王戎事迹，王浑任凉州刺史，约在嘉平前后。 [9]北魏《魏故张府君（卢）墓志铭》志尾：“七世祖既，前魏凉雍二州刺史。六世祖缉，光禄大夫。高祖遐，凉州刺史。曾祖瑀，晋扶风太守”，毛远明编著：《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五册，第146～148页。赵万里以《三国志》及裴注“不及遐及遐之后，志可裨史之阙”，《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14页。按，张缉与李丰、夏侯玄同诛，《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云“（缉）子藐往见之（丰），有所咨道”，第477页；《夏侯玄传》注引《魏书》则作“缉遣子邈与丰相结”，第299页。张藐、张邈，应是一人。邈、遐部首相同，字义相近，疑张邈、张遐确为兄弟行，《魏略》“藐”为“邈”之讹。陈爽对于中古墓志与谱牒的研究，揭示出中古墓志“镌谱于石”的传统，并将此志志尾收入所辑存《北朝谱牒》中，《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学林出版社，2015年，第365页。综上，《张卢墓志》所记张遐为凉州刺史事，或确出张氏谱牒，似可信从。据《魏略》，正元元年，张缉诸子与缉同死，而凉州刺史徐邈于正始元年征还，故张遐任凉州刺史，或在正始、嘉平间，或以正元元年（嘉平六年）见诛于凉州刺史任上。曹真碑阴题名有“骑都尉西乡侯京兆张缉敬仲”，端方以为“署缉京兆，则必系碑误矣”，〔清〕端方：《陶斋藏石记》卷三，台联国风出版社，1980年，第169页。 [10]祝总斌据万斯同《魏方镇年表》，认为“自正始元年起，至景元元年，二十年间未设凉州刺史；景元元年、二年李憙一度充任，旋即辞职”，《评晋武帝的民族政策——兼论匈奴刘猛、鲜卑树机能反晋之性质》，《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如本文所考，正始至景元间，凉州刺史尚有王浑、张遐、郭绥等，二十年未设刺史说，恐难成立。万斯同等补表，系年未可尽信，李憙任凉州刺史，在司马伷镇邺之后，约当甘露、景元间。 [11]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载树机能“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祝总斌认为苏愉应作牵弘，金山应作青山，《评晋武帝的民族政策》，第147～148页。按，苏愉、牵弘实为前后两任，据《宋书·五行志》，苏愉死于泰始六年，其时牵弘为扬州刺史，约愉死后继任，以泰始七年四月战殁。案万斯同《晋方镇年表》，泰始六、七年下，仅录牵弘而无苏愉，或以此致误。 [12] 《资治通鉴》卷七九《晋纪一》记武帝泰始八年时杨欣已为凉州刺史，据《考异》，其史源或为《晋春秋》，则杨欣或在泰始七年牵弘死后继任，中华书局，1956年，第2523页。杨欣本籍，〔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巴志》云“犍为太守天水杨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13]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六“襄阳杜氏”条：“当阳侯元凯（杜预）少子耽，晋凉州刺史；生顾，西海太守”，中华书局，1994年，第930页。按，《晋书·张轨传》记张越“以军司杜耽摄州事”，或为一事。 [14]按，胡喜出安定胡氏，父胡广字宣祖，端方已指出即曹真残碑碑阴题名之“州民郎中安定胡广宣祖”，《陶斋藏石记》，第169页。 [15]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二》注引《挚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长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凉州刺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 [16]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河水注》：“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中华书局，2007年，第37页。索劢屯田的时代，向有论辩，李宝通《敦煌索劢楼兰屯田时限探赜》认为索劢“大田三年”即楼兰C.16.1（楼61）残纸所记嘉平四年至正元二年，《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第73～80页；王子今《说索劢楼兰屯田射水事》亦认可李说，《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61～272页。按，李说虽不免求解过深，但系索劢事于魏晋，似仍较两汉说为宜，兹录以存疑。 [17] 《晋书》卷一《宣帝纪》，“凉”原作“梁”，参卷后“校勘记”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6、22页。 [18]西晋凉州之都督诸军事，万斯同《晋方镇年表》、秦锡圭《补晋方镇表》、吴廷燮《晋方镇年表》已作梳理，故以下至张寔，皆为综核三表与《晋书》纪、传而来，不再赘附出处。 [19]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八《大同志》：“魏咸熙元年……金城太守天水杨欣为犍为太守”，第434～435页。 [20] 《西晋彭夫人李氏砖志》：“惟建兴五年三月廿七日，晋故金城太守陇西襄武彭府君侯后夫人狄道李氏安神后土，因大墓一定，故因坟下造为别室”，齐运通，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 二〇一五》，中华书局，2017年，第9页。按，《金石录》所存《晋护羌校尉彭祈碑》，碑主彭祈亦陇西襄武人，与此志“晋故金城太守陇西襄武彭府君侯”同贯；又《彭祈碑》云“应封七侯”，与此志“彭侯某”相合，或系近属。据《彭祈碑》，彭祈卒于太康十年（289），砖志约晚三十年，《彭祈碑》详列彭祈仕宦履历，无金城太守，故此志“彭府君侯”，似当别为一人。又，《彭祈碑》记“母老弟亡……转略阳太守，近家禄养”，知彭祈家在陇西；而此志近出洛阳，“大墓一定”应即“彭侯某”之墓，知此彭侯某已徙家洛阳。〔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二十《跋尾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45～347页。综上，此“彭侯某”似非彭祈，或当为彭祈子侄，袭其侯爵，同任凉州，而徙家洛阳。 [21] 《太平御览》卷三七八《人事部》引崔鸿《前凉录》曰：“宗醜（即宋配之讹），字仲业……仕至西平太守”，第1744页。 [22]曹祛籍贯，冯培红指出见《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曰：“敦煌曹祛上言轨老病”，《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23]郭宪，《魏略》有传，记宪“西平人，为其郡右姓”，初为西平郡功曹，建安二十年，以守节韩遂，曹操表为关内侯，黄初元年病亡，《三国志》卷十一《王修传》注引《魏略》，第346页。郭宪仕至武威太守，见〔唐〕张说《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君（知运）碑奉勅撰》，文称：“昭帝分陇西置西平，郭氏又为郡之右族，（郭）友之昆孙武威太守宪，宪之犹子散骑常侍芝，俱有名迹，见于魏晋”，〔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二二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2294～2296页。郭芝，即魏明帝郭后从父，郭后亦出西平郭氏，“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三国志》卷五《后妃传》，第168页。按，郭宪任武威太守，及其与明帝郭后同宗两事，均史籍所不载，仅见于张说《郭知运碑》，其真伪尚须考辨。范兆飞指出“张说在前引《郭知运墓志》中建立起了更为完整的谱系”，但这一谱系“似乎并未成为一般知识被郭氏人物所共享，也未被《新表》和《姓纂》的作者所接受”，《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91页。但正如范氏所论，唐代碑志“虚实相杂”，《郭知运碑》此节，或似可信从，证据有二：第一，郭宪、郭后年代相属，俱出西平右族郭氏，确有同宗的可能。第二，《魏略·郭宪传》记“正始初，国家追嘉其事，复赐其子爵关内侯”，第348页。按，郭氏立后，在明帝疾笃时，至曹芳即位，即尊为皇太后，又追尊郭后父、母，事皆在景初三年，次年即改元正始。以此而言，郭宪被追嘉于“正始初”，或正是因其郭后祖辈的身份。又，郭宪于曹操时已为关内侯，则正始复赐其子爵，其子或先遭夺爵，可能即牵涉前“黄初中，本郡反叛”事。综上，《郭知运碑》将郭宪与郭后系于一族的记述，或可采信。那么，其记郭宪为武威太守，可能也有所承自，或可采信。《郭知运碑》的世系所以未被“共享”或“接受”，或是因西平郭宪一支为旁支，非太原郭氏大宗的缘故。如碑言郭宪为武威太守事不误，则其在位，应在建安二十年以后，至黄初元年病卒间。 [24] 《晋书》卷九四《隐逸·范粲传》先云“魏时”，又云“及宣帝辅政，迁武威太守”（第2431页），似当嘉平元年时。谢钟英云“《晋书·隐逸传》正始中范粲以武威太守左迁乐涫令”，未从。〔清〕洪亮吉撰；〔清〕谢钟英补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第3080页。 [25] 《水经注校证》卷四十“都野泽”条注：“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条茂起学舍，筑阙于此泉”，第952页。 [26] 《元和姓纂》卷九“安定邓氏”条云：“（邓）骘七代孙晋生武威太守”，岑仲勉已指出“晋生”二字疑误，此武威太守即《全唐文》卷二六五李邕《邓天师碣》所记“晋有武威太守世龙”，第1356页。参《全唐文》卷二六五《唐东京福唐观邓天师碣》，第2694～2695页。 [27] 《元和姓纂》卷九“敦煌氾氏”条云“晋有张掖太守氾彦”，第1400页。 [28] 《晋护羌校尉彭祈碑》记彭祈太康十年薨，“年未知命”，以年推之，其初建功洮西，为正元二年，彭祈约16岁。其后彭祈于酒泉太守任上，破敦煌令狐丰，事在泰始八年，彭祈约33岁。则其间“河右未清，戎寇鼎沸……迁西郡太守”，似即因泰始六年树机能起事而授官，亦与碑文“至官未久，复临酒泉”相合。 [29] 《三国志》卷一八《庞淯传》“淯乃收敛揖丧，送还本郡，行服三年乃还”，第547页。按当时故吏或千里送丧，此既特书其送丧“本郡”，推测徐揖应非凉州人，送丧尤远，以此见载。 [30] 〔南朝宋〕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卷六“伯裘”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531～535页。论说详后。 [31] 《三国志》卷一六《仓慈传》：“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第512页。“旷无太守二十岁”，约始建安初马艾卒官，下至黄初元年尹奉赴任间，此期内，张恭以长史领郡。 [32]严耕望以为尹奉“建安初继艾任”，参上注，疑误，《两汉刺史太守表》，第250页。又，据《三国志·张恭传》，恭遣子就东请太守，为黄华、张进所执，黄华、张进各据郡，事在建安后期。传又称恭发兵击黄华、迎尹奉，黄华乞降于苏则，事在黄初元年。故尹奉之任太守，应在黄初元年，而非建安初。 [33]敦煌残卷经文题记有“景初二年岁戊午九月十六日敦煌太守仓慈为众生供养，熏沐写已”，则似景初二年犹在任，参陈直：《敦煌石室中魏仓慈手写<佛说五王>经卷的发现》，《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97页。但该经卷及题记真伪争议较大，参〔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71页。 [34] 《三国志》卷一六《仓慈传》注引《魏略》，记仓慈继任者依次为王迁、赵基、皇甫隆，第513页。《晋书》卷一三《天文志》记正始二年、三年，敦煌太守王延连破鲜卑，第364页。继仓慈任之王迁，与正始二年见任之王延，时间正相合，而“迁”“延”字近，王迁、王延，应系一人。 [35] 《太平御览》卷四二五《人事部》，第1960页。 [36]严耕望误系于建安中，《两汉太守刺史表》，第251页。 [37]张宗子：《曹魏南部君墓志》，《书法丛刊》2016年第4期，第22～31页；王沛，俞凉亘，王木铎编著：《洛阳陶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书内改称“南部君陵砖”，今从。按，墓砖2015年出于“新安县磁涧镇老井村北曹魏墓”，但非经考古发掘所得，张文及《洛阳陶文》王素“序言”皆以为真。按，陵砖云“魏景初三年夏五月十二日丙申遭疾而卒”，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历（景初历），以三月为四月，至正始元年复旧。“夏五月十二日丙申”，合于陈垣朔闰表“四月乙酉朔”，似非伪品。砖文未记姓氏，疑或出天水姜、杨（前表杨阜）、尹等大族。 [38] 〔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二七“仕宦避本籍”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06～510页；〔日〕滨口重国：《汉代に于ける地方官の任用と本籍地との关系》，《历史学研究》第101号，1924年；又《汉碑に见ぇたる守令·守长·守丞·守尉等の官につぃて》，《书苑》第7卷第1号，1925年，均收入《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第787～831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5～383页；《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82～386、863～866页；〔日〕窪添庆文著；赵立新等译：《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的本籍任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第253～317页。 [39]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七“仕宦避本籍”条，第506～507页。 [40]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382页。 [41] 〔日〕窪添庆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第254～256、309～310页。 [42] 《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第1866页。 [43]参汪华龙，熊长云：《晋辟雍碑碑阴“凉州散生”考——兼谈辟雍碑碑阴题名的添改》，《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59～75页。 [44]唯一可称例外的，是建安中并凉入雍时，雍州刺史张既为冯翊高陵人，本属雍州。但此实为统一进程中的特例，曹操先后将关中委于钟繇、张既，实际是看重二人与关中势力的关系，故曹操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况且以凉州而论，张既仍非本籍。 [45]参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第236～251页。 [46]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实边》，中华书局，1985年，第282页。 [47]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7页。 [48]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第26～27页。 [49]冯培红即举后藤胜、白须净真、武守志、赵向群的研究为证，多以“汉人名族”“在地豪族”“名族社会”“著姓社会”等来把握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的特质，参冯培红：《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第22页。 [50] 《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第512～513页。 [51]据李剑国所考，“伯裘”故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海录碎事》云出晋干宝《搜神记》；《法苑珠林》云出《搜神异记》，且首称“宋酒泉郡太守”。李氏取《珠林》说，认为《搜神异记》即旧题宋陶潜所撰的《搜神后记》，酒泉非刘宋所有，其首的“宋”字，是指“书出宋世”，系《珠林》体例。《新辑搜神后记》卷六“伯裘”条，第533页。不论出于《搜神记》或《搜神后记》，“伯裘”故事当不晚于晋宋之间，此时酒泉正当五凉治下，渤海人见授酒泉太守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伯裘”故事所依据或拟托的时代，应是北方尚统一的曹魏西晋时期。 [52] 《新辑搜神后记》卷六“伯裘”条，第531～535页。 [53]主簿的职权与地位，参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274～275页。 [54]宋杰：《汉末三国时期的“质任”制度》，《北京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25～31页。 [55] 《三国志》卷十五《张既传》注引《魏略》，第476页。 [56] 《三国志》卷十八《张恭传》，第551页。 [57] 《三国志》卷十五《张既传》注引《魏略》，第476页。[ZW)] [58] 《三国志》卷十八《庞淯传》，第547页。 [59]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58页。 [60] 〔日〕滨口重国：《隋の天下一统と君权の强化》，《秦汉隋唐史の研究》，第767页。相关研究，参〔日〕越智重明：《南朝における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就いて》，爱媛大学历史学纪要1，1953年；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863～864页；〔日〕窪添庆文：《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的本籍任用》，第290～299页；杨龙：《论北魏后期地方长官本籍任用——以汉族士人为中心的考察》，《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77～83页。 [61]在此之外，籍贯失考者，景元间有凉州刺史郭绥，而前有西平郭宪、太原郭淮；永嘉间有西平太守赵彝，建兴间有晋昌太守赵珮，而前有颍川赵俨、金城赵基；泰始间有敦煌太守尹璩，而前有天水尹奉。其中或亦有出同宗者。 [62]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97～128页。 [63]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注引《三辅决录注》，第313页。 [64] 《三国志》卷十八《庞淯传》注引《典略》，第548页。 [65]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五“韦端父子”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2222～2223页。按，引文有更正，原作“荆州刺史”，误，今改为“凉州刺史”；原作“康入宫”，不易解，《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同引此条，作“康入舍”，今据改。〔宋〕谢维新，〔宋〕虞载辑：《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二四“代为刺史”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第14册，2006年。 [66] 《三国志》卷十《贾诩传》，第326页。 [67]窪添庆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第299页。 [6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2～23、46～47页。陈寅恪的意见，似可概括为“流人贡献”说，为中古史研究者所一再重申，如葛剑雄：《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其文化意义》，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83～795页；贾小军：《五凉移民与河西学术变迁》，《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第109～127页。近年来，李智君于陈说有所反思，其论点或可概括为“本土积淀”说，参李智君：《五凉时期移民与河陇学术的盛衰——兼论陈寅恪“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说》，《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7～84页；《魏晋边塞士族与河陇学术的积淀》，《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第125～134页。 [69]参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4页；孙闻博：《两汉北边防线变动补释》，《国学学刊》2015年第1期，第104页。 [70]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润泽 审核：陈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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