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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朝统治的“正统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曾说：“清初的统治者虽开疆拓土，征服各类族群，占据前朝无可匹敌的广袤空间，却也只具备'合天下之不一’的功绩，要博得正统之位，还须尽量剔除异族的膻腥，遮掩强霸的面孔。否则就与伪、贼和蛮夷的称号脱不开干系，在正统的谱系里找不到位置。”在“正统”意识的指导下，清朝的皇帝极力改变传统的夷夏观。需要说明的是，在消除“华夷之辨”以取得“正统”地位的过程中，满洲作为一个渐以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始终是以“首崇满洲”为基本国策。 一、清朝统治者对传统“夷夏观”的重新构建 清朝统治者对“华夷之辨”的重构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是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强调满汉“一家亲”，主要是在皇太极和康熙时期；第二则是消除固有的“华夷之辨”，提升满族的历史地位，将满族置于与汉族同等的历史地位之中，主要是在雍正和乾隆时期。 皇太极在入关之初就提出了“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在“满汉一体”的影响下，顺治皇帝也说到“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到了康熙时期，对“满汉一体”有了更进一步的诠释：“朕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失所，朕心悯焉，虽穷乡异域之民，亦必抚养，俾以安和，各得其所。”借此表明天下的百姓不论何种民族，身处何地，贫贱还是富贵都是“朕的子民”，都应该安居乐业、各得其所。雍正皇帝更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上做文章，他说：“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杨念群认为，雍正皇帝“把华夏与蛮夷的边界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变动的体系”。雍正皇帝也不刻意回避“夷狄”二字，并明确指出：“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 乾隆皇帝继承并发展了雍正的夷夏观，对“夷狄”二字不加以回避。在这一基础上，他诠释了“正统性”，并淡化了“夷夏之别”。如在宋辽金三朝的“正统性”问题上，乾隆皇帝对同样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辽金二朝表示出漠然的态度，十分坚决地否认他们的正统性，而持“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乾隆皇帝这一“正统观”，能最大程度地得到汉族人士的认同与支持，从而使汉族心甘情愿地受满洲人统治。在清朝“大一统”的前提之下，汉人也不再对满洲人产生排斥心理，传统的“华夷之辨”就自然而然失去原有的意义。 总之，清朝统治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对抗传统的“华夷之辨”，雍正、乾隆两父子更是对传统的“夷夏观”进行重建。其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消除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偏见，从而将汉族口中的“夷狄”放在与汉族同样的历史地位之上；二是顺理成章地接替明朝的正统地位，不让社会上再次出现像吕留良一样打着“华夷之辨”的大旗来反抗清朝统治的人。 二、清朝对重构“夷夏观”的践行 清朝统治者对重构的“夷夏观”的具体践行主要体现在处理满汉、满蒙民族之间的关系之中。满洲人从建立政权之初，境内汉族人口就远远多于满族等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汉族人虽然处于被统治地位，但却占据着主体地位并有着话语主动权。因此，缓和满汉矛盾，积极拉拢汉族成为满族的支持者与拥护者，成为清朝入关之前的重中之重。皇太极提出的“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一说就是基于此背景。为了名正言顺地入关，他还打出“剿灭闯贼，为明代王室复仇”的旗号。满族统治者为解决满汉矛盾，还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使得汉族的地位和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被俘获的汉人不再像以前被当作奴隶，而是编为民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与入关前为巩固满蒙联盟，一直与蒙古族联姻一样，满族入关后，也开始同汉人进行联姻。顺治皇帝选汉女为妃，并下诏说：“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将满汉联姻政策推广到全国。 除满汉关系外，满族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也是贯穿于整个清朝的重要关系。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内部的过程开始，满族就与蒙古族产生了交集。努尔哈赤在致蒙古察哈尔汗的信中说到：“且明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而衣冠相类，二国尚结为同心。尔我异国也，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认为这是在“激发某种同类相恤的感觉”。努尔哈赤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蒙古族是可以拉拢的重要力量，因而他对率部归顺的蒙古部落，不但对其首领进行封官授爵，而且采取联姻等手段，将蒙古族牢牢固定在自己的管辖之中。这种通过联姻方式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也为清朝后来的统治者们所继承。 最重要的是，清朝皇帝不仅极力为满洲淡化“夷狄”属性，而且对同样是少数民族的蒙古族也作出辩解。雍正皇帝说：“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皞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乾隆皇帝也说：“蒙古、汉人同属臣民，……且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著再行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通过极力为蒙古族正名，清朝政府达到了拉拢并控制蒙古族的政治目的，此时的清朝统治者也真正将“大一统”思想和重构后的“夷夏观”运用到全国。 通过改善并牢固满族与汉族、蒙古族的关系，清朝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深厚的统治基础。在“大一统”政权的保障之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关系更加和谐，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也逐渐变得淡薄。诚如皇太极所说：“今满洲、蒙古、汉人彼此和好，岂不为善乎。” 三、“华夷之辨”从内转向外 清朝初期，“夷狄”指的是尚未纳入清朝版图的民族。伴随着清朝领土的逐渐扩大，之前的“夷狄”也都成为清朝皇帝眼中的“赤子”。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如此定义“夷狄”：“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从中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口中的“夷狄”都是清朝统治范围之外的国家和民族。清朝统治者对这些“夷狄”是毫不留情面的。这在清朝统治者给大臣的诏谕中就可见一斑。如乾隆皇帝在密令两广总督长麟的诏谕中说到：“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该国（英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这种直称西方人为“夷人”的做法，在本质上还是受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影响。 清朝统治者重新树立的这种“夷狄”观念，如果在“康乾盛世”时期还算不上完全的落伍，那时清朝仍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正是这种强大，蒙蔽了清政府的双眼，从而一味自大，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朝作茧自缚。中国的有识之士察觉到了一丝危机，并对清朝统治者树立的“夷狄观”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如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说到，“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清末维新派人士王韬也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夷’。此大谬不然也。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在清朝的有识之士看来，清朝统治者将本国之外的有教化的国家称之为“夷狄”是十分不恰当的。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清朝政府自己堵塞视听，与外部世界脱节。 总体而言，清朝时期对传统“夷夏观”的重构，是清朝统治下中国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直接体现。清朝统治者将原有的夷夏之分极力消除，转而以中华民族统治者的身份去排斥外国，将中华民族以外的人视为蛮夷，尽管这一认识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在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之时，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并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以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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