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孙中山与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因出身、性格、政见的不同，在生活的道路上作出了某些不同的选择，但他们都为中国近代史的演进作出了
无以伦比的贡献，他们二人间的高尚情谊也足以标炳千秋，垂范后世。张謇与孙中山先生二三事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动搖了二千多年封建王朝，19
11年12月25日，流亡海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回到了上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张謇为实业总长
。由此，这两位怀着不同救国方略的时代英豪见面了，他们之间的交结离合不仅影响着历史进程，也显示出令人仰慕的人杰风范！首次会面武昌起义
的炮声，也震醒了许多有识之士，原本热衷君主立宪的张謇在南方革命形势推动之下，迅速转向共和。继而，中华民国的成立，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希
望与热情，特别有趣的是，孙中山宣誓就职的地点，正是张謇前些时一手规划建筑的咨议局新房，楼厅的功能更替也给人带来一种历史嬗变的感慨。
张謇到任后的第三天，便应孙中山之约倾心长谈。他们往昔都互相敬慕，今日真是相见恨晚。他们都谈了对共和国的设想，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蓝图
。孙中山长期在日本，并游学南洋及欧美各国，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深有研究，因而胸怀宇内，囊括四海，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张謇呢，
他是在实业中摸爬滚打的人，习惯于“做一分是一分”，主张做事业一定要有系统性、科学性、示范性，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和浪漫，
因此在当天的日记里，对孙中山作了四个字的评价：“不知崖畔”，意即对未来事业的艰难险阻，缺乏思想准备。不过，尽管他们性格上有差异，但
共同的救国宏图仍使二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时逢年节，张謇亲书对联贴上大门：“民时夏正月，国运汉元年”，表达着迈进新时代的欢快心情。
?筹措军需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革命党人控制了南方半壁江山之时，经费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按张謇计算：“中央政府每年支出
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一万（亿）二千万两……按月应有一千万两之大款。”（见《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即按日计算，则每天需要一百万两，
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银空虚，列强又控制了海关税款，新政府真是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善于理
财的张謇于1911年11月10日发出了《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提出支用预算及拓展财源计划。张謇通过《意见书》为新政府谋划献策。他提
出，各省要订定指标，为中央政府分担若干万两，同时募集外债一万万两（至少五千万两），以外源而补内虚……他除考虑方针大计而外，面对生活
中的具体问题，也以个人财力加以资助。他见江浙联军为光复南京攻城苦战，便于12月1日对将士们犒赏50头牛、1000瓶酒、银元600
0、面粉1000袋、布1000匹。革命军兴，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其实也深知革命必须靠枪杆子加银元相结合的道理，他所以没有立即回国，也是
为了在南洋华侨中募集资金，他还遊说欧美，努力争取革命政府在外交与财政上得到列强的支持。当时，中外各大报刊盛传孙中山携带巨款回国，两
个半月后，孙中山一踏上上海码头，就被大批中外记者团团围住。他们争先恐后询问资金问题，一无所获的孙中山只好深藏着内心的无奈，意味深长
地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精神固然重要，但精神终究取代不了粮秣子弹，临时政府为广开财路，宣布没收清政府官产，
一些反对共和的官僚私产也在没收之列，没收之后“全归民国政府享有”。但各地政府响应者无几。他们有的装聋作哑，有的阳奉阴违，没收到手的
钱财也中饱私囊，不上缴国库。军政各费开支急如燃眉。“孙中山为此愁劳奔波，陆军总长黄兴几乎急得吐血”。张謇不忍坐视，凭着大生企业跟
日本三井洋行早有经济往来的老关系，由张謇作保，于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以大生一厂的名义为南京临时政府借得二十三万七千两，折合通用银元
三十万两，暂时缓了一口气。三井很厉害，规定借期仅仅一月，未过几天，新政府又是焦头烂额，张謇无奈，只好咬咬牙，仍以大生纱厂的全厂工程
地基、房屋、机器及其他财产作抵押，向三井洋行再借银四十万两，合当时通用银元五十万元，用以还清前次三十万元，给新政府再凑二十万元，借
期六个月。借款契约共十条，其中一条上写明：“该厂嗣后应用之煤炭木料机器及一切附属品，有需购买之时，倘三井承办之价与别家不相上下，总
须先尽三井商订承办”，大有得垅望蜀鲸吞大生全部主权之意。张謇甘冒此风险，愿打落门牙含着血泪向肚子里呑，足见待新政府一片赤诚，真是对
天可鉴！辞去总长尽管张謇不惜孤注一掷以纾国难，临时政府仍然财源枯竭，孙中山、黄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淮备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以中日股
权各半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再次向日人借款。张謇在上海得讯大惊，急电孙中山、黄兴力加劝阻。他说：“凡他商业，均可与外人合资，唯铁
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唯日人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而
我则以煤铁之富，甲于五洲。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降服我国旗下之日”（见鄙著《张謇》1988年7月）他恳切劝告说
：“原两公宏此远谟，勿存利小欲速之见，至坠宵小奸匿之谋”，并指出“日本对汉冶萍钢铁厂一直别有用心，盛宣怀尤不可信”“一受其饵，则
于国防于外交，皆大失败”且恳切陈词：“謇忝任实业，于此事负完全责任，既有所知，不敢不告”。孙中山觉得张謇的话很有道理,，可又没有别
的办法，复信说：“铁矿所办诚如所示之利害，……已有成议,今已追正无及。”在这种情况下，张謇感到身为实业部长，一不能为“君上”解忧，
二不能解决财政上的实际问题，他所应分管的工作，“秩序正紊，有何实业也”，弄得他无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无以为新政府尽到应尽之力。他一向
厌恶的就是挂虚名而不干实事的那种“尸位溺职，大负委任”，心想天下能人者多，也许别人会解此大难，於是于1912年2月7日电请辞职。
2月9日孙中山复函张謇恳切挽留：“直言文所深佩。时危拂衣，想非所忍，尚企为苍生挽留，不胜盼切。”但未能说服张謇。因而任职四十天后，
即2月12日正式辞去实业总长之职。互赠照片两位时代伟人虽然在某些方面思路不尽一致，但不影响他们的报国之心与人际间的高尚情谊。192
2年，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张謇之子张孝若时，一再问候张謇并谦虚地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同时，翻开随身所带影集
，选出一张满意的照片，又手执羊毫，亲笔写上“季直先生惠存”并落款“孙文”。然后郑重地将照片交给孝若：“请转赠令尊作个纪念”。可见张
謇先生虽然离开中央政府要职，但没有离开总统先生的心窝，孙中山仍是对他一往情深，眷恋不已。这一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了成功人士民意测
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最高，心下多少有点诚惶诚恐，现在又收到大总统的玉照，更是激动万分，大总统的垂念更令他青春焕发
，虽是年届七旬仍然壮心不已。他也选出一张，上书“中山总统赐存”，落款“张謇敬赠”，回赠给孙中山。这一来一往，体现了两位巨人海阔天高
的情怀与相知相忆的珍贵友谊。痛悼元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张謇闻听恶耗，悲痛万分，“特先”在南通公共体育场举行
盛大追悼会。他身着礼服亲自主持，声泪交下：“孙中山是手创中华民国之入，是国民党的领袖。既手创民国，则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谁不该敬佩
他！谁不该纪念他！”他对孙中山个人品格赞赏不已：“斯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孙中山不畏艰难，不怕苦，不恥屡仆
屡起，集合同志，谋革命，千回百折，备尝艰苦，至辛亥年，事会凑合，卒告成功……”对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作了忠恳无尚的评定：“从历史看来
，中国革命之第一人，要首推商汤。……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
国及亚东历史上第一大人物。”并针对当时复杂的历史思潮，义正辞严地指出：“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铲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对如何正确评价孙中山，如何肯定孙中山历史功绩，如何坚定地执行“三民主义”、牢记总统遗嘱“革命尚未成功，诸君尚需努力”起了极大的引领作用。会场两侧，挂着张謇亲笔撰写的挽联：使第一任终，采择刍荛，公可至今存，超然立万物之表；更数十年后，绸缪桑土，国犹有与立，毋望革三就而孚。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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