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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主政府的威信扫地和动荡的局势，迫使俄国有产者推出一位军人重建秩序，然而，这位军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由此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
7月叛乱的平定，实际上产生了两个不可避免的政治效果。一方面，临时政府与苏维埃的温和民主党派们，不得不将布尔什维克革命视为一个真正的现实威胁，为了抵挡这种威胁，她必须借助那些最不被革命感染、实际上也最反民主军队的支持（相当多的军事将领认为临时政府推动的军队民主化摧毁了军队）；另一方面，有产阶层和军队高级将领们，亲眼目睹了七月风暴的残酷无情和民主政府的无能之后，开始对民主的合法政府不抱希望，试图通过支持强人独裁以求恢复社会秩序，以保证自身财产和生命安全。到了8月初，面对混乱的局势，有产阶级组成的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已经确信：“民主但无能的政府注定要垮台，只有强人的军事专政才能将俄罗斯从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中拯救出来”（《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渴望秩序的有产阶层厌恶了革命的动荡和民主的无能，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的敌人在寻找能够带来秩序的卡芬雅克（Louis Cavaignac）”。 为了增强对革命的控制，1917年8月初，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Aleksander Kerensky）任命以“强硬著称”的将领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为俄军总司令，整肃俄国军队纪律。就这样，一位优点和缺点同样鲜明的强硬人物被摆在了历史的关键拼盘上。科尔尼洛夫的优点人所共知，他的同僚马丁诺夫将军认为他“勇敢且不计私利”，他的敌人托洛茨基也承认他“品性颇宜于做国家的救主”；然而，同样需注意到的是新任总司令的缺点，他的前任阿列克谢耶夫（Mikhail Alexeev）将军认为他容易鲁莽冲动，“拥有狮子的心和绵羊的脑袋”，米留可夫在他与交流之后发现，这是一个自负的军人，如“小孩子一般信任那些晓得如何拍他马屁的人”。 科尔尼洛夫厌恶革命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并以重建俄国社会秩序为己任。在接受任命的通电中，科尔尼洛夫要求将死刑扩大到后方的预备军队，这其中就包括了屡次在彼得格勒制造骚乱的当地后备军；8月中旬，科尔尼洛夫以战争需要为由，要求恢复对士兵和平民的死刑，以期恢复政府威信。新任俄军总司令的这些主张很快获得了俄罗斯有产阶级的欢迎，右翼报纸《俄罗斯言论报》向科尔尼洛夫致敬，并暗示这位将军应以独断的方式取得政权，驱散革命：“请您拯救俄罗斯吧，知恩的人民会报答您的！” 但是，科尔尼洛夫的主张很快引发了他与自己的任命者克伦斯基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位社会革命党领袖，克伦斯基之所以能够上台，离不开苏维埃温和民主党派的支持。这些民主党派多年来以“废除死刑、解除官僚和军官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为己任。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一旦答应了科尔尼洛夫的要求，就会失去苏维埃对其的支持，从而在政治上失去立足之地。对此，这位临时政府总理明确表态：“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他都不会签署在后方施行死刑的文件”（《Пайпс Р.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就这样，临时政府的总理和军队的总司令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8月25日，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国务会议，以求得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但是，这次会议反而暴露了俄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分歧。军方和有产阶层要求强化社会秩序，而民主派政党则反对这种主张。这也意味着，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的冲突，已经难以调和了，双方的猜忌也就不可避免。对此，科尔尼洛夫与他的总参谋长说道，“我并不想反对革命，但俄罗斯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权……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是没有政权……我可能要想办法施加某些压力（《Пайпс Р.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不久，临近首都彼得格勒的里加被德军攻陷。为了保卫首都，镇压可能存在的布尔什维克骚乱，9月8日，克伦斯基要求科尔尼洛夫将第三骑兵军调入彼得格勒，但条件是该军的指挥官克雷莫夫（Alexander Krymov）将军予以撤换，因为后者以极端厌恶临时政府和民主党派著称，同时将高加索人组成的“野蛮师”撤出编制。科尔尼洛夫下令第三骑兵军向彼得格勒进军，但却没有按照克伦斯基指示将克雷莫夫撤职，也没有将野蛮师撤编。对此，总司令向自己的参谋长透露了重建秩序的决心：“政府可能担心克雷莫夫的残暴，但大炮轰平街道之后，政府会感激他的”（《Пайпс Р.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然而，不幸的是，克伦斯基却弄巧成拙，将科尔尼洛夫的进军视为逼迫自己下台的政变，在未经详细确认之后，克伦斯基在9月9日夜里向内阁通报了科尔尼洛夫的“叛变”，10日，克伦斯基公开宣布将科尔尼洛夫撤职。进退失据的科尔尼洛夫不知所措，被迫宣布以“拯救祖国”的名义向彼得格勒进军，就这样，改变俄罗斯命运的科尔尼洛夫政变发生了。 大部分高级将领立刻表达了对科尔尼洛夫的支持，北方战线、西方战线、西南战线和罗马尼亚战线的前线主要将领都支持科尔尼洛夫；俄罗斯军官联盟向各军通电，“全体军官应毫不动摇地支持科尔尼洛夫”。9月11日，由于预判科尔尼洛夫胜利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彼得格勒证券交易所急速上涨。 克伦斯基陷入了绝望之中，由于军方普遍支持科尔尼洛夫，为了挽救自己的权力，他自任总司令，并宣布“政府将以所有的力量对付反革命”，并不计后果地向苏维埃民主派政党以及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武装求援，而后者大多数是被布尔什维克所控制的。
就这样，临时政府、苏维埃各个民主政党以及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反对科尔尼洛夫政变的强大联盟，并很快形成了针对政变的绝对力量优势。 12日清晨，防务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铁路、邮政、工厂和电报工人以及士兵重新自我武装，当天，仅各区的工人赤卫队，就获得了四万多支的来复枪。。不过，由于温和民主派早已丧失了对群众的影响力，赤卫军和士兵自我武装的复活，不过是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军事力量的重建和扩大。当时孟什维克观察家苏汉诺夫（N.Sukhanov）对此表示，“布尔什维克派虽占少数，但军事力量显然可见的是受他们领导的……要认真行动，就不得不以武装手段来行动，那惟有布尔什维克派有真实的办法和影响力”（《革命札记》）。事实上，这些武装力量的控制权也随即落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仅在喀琅施塔得和维包格的增援部队中，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号令要能生效，必须经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认可。 在工人委员会的动员下，铁路工人拆散了政变军队行进的轨道，筑下了障碍物；邮电工则将总司令部的电报、命令都予以扣留。政变将领们习惯将运输和交通当作技术的问题，但现在突然感到这些已演变成政治问题。 在这种全民动员的政治氛围下，彼得格勒的政变组织几乎无法进行公开宣传。克雷莫夫指挥的政变军队被分散在长达数百公里的铁路线上，寸步难行，更糟糕的是，他们逐渐失去了克里莫夫、大本营和其他部队的联系，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并沦为苏维埃宣传团的争取对象。 9月13日，“野蛮师”打出了“土地和自由”的旗帜，逮捕了自己的指挥官，宣布向临时政府投降；同一天夜里，克雷莫夫亲自指挥的第一顿河哥萨克师宣布倒戈。克里莫夫，这位一直主张遏制动荡蔓延的将军，深感“俄罗斯完蛋了，或者已经没有意义”，在14日开枪自杀，15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捕，各战线司令随即宣布效忠克伦斯基。至此，军人试图恢复社会秩序的政变完全失败了。 科尔尼洛夫政变的失败对临时政府的打击是极其致命的。 一方面，事件摧毁了那些最能够抵抗革命的军队对克伦斯基政府的支持，右翼军人认为克伦斯基出卖了爱国的军人，“哥萨克军官加克流金写道：'那些决心要打布尔什维克派的人，是不愿意为了临时政府政权名义去打的。也不愿意为保卫此政权去打’”（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这也意味着临时政府将无力对抗革命； 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借助对抗科尔尼洛夫的良机，不但重新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随后的趋势，如同米留可夫的观察，“真正的权力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倾向必将急速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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