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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报-三联生活周刊10.7 【点睛】 五经是中国保存至今的最古老文献,也是古代儒家的主要经典,士子案头必备典籍。详情请见今日[封面故事]。(封面图:故宫博物院“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览还原了五经萃室的陈设) -------------- 三联生活周刊手机报 2022年10月7日 星期五 农历九月十二 ============== 【本期导读】 封面故事: [案头典籍,由五经萃室开始观看] >>五经萃室 >>武英殿修书处与殿版书籍 >>《昭明文选》与《唐女郎鱼玄机诗》 ============== 【封面故事】 [案头典籍,由五经萃室开始观看] ◎陈璐 >>五经萃室 “中国古典的基本典籍包括儒释道三个类别,哲学观念上讲究三教合流,因此关于书的规制要求是儒释道的经卷都应该有,此外书房还应该陈设古琴、宋元瓷器以及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张小李表示,故宫博物院这次书房展的典籍类,按照儒释道大类,分别选取了作为儒家核心经典的《仿宋相台五经》,以及道教的《道德宝章》和佛教的《宗镜录》。 《仿宋相台五经》,顾名思义是对《相台五经》的仿刻。而这套珍贵典籍,为乾隆书房五经萃室的收藏。 五经萃室是乾隆皇帝的一间小书房。尽管清宫藏书处甚多,但五经萃室却是一处特别的所在,这里因收藏《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而得名。通常,五经萃室并不对外开放,但故宫此次书房展览为观众提供了窥探这间御书房所藏的机会。乾隆帝曾得到《易》《书》《诗》《礼记》四部书,每部书卷末都附有写着“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的牌记。相台即宋代的相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是岳飞的籍贯。因为这套书刻版精致、校勘精审,时人均以为这是岳飞之孙、南宋文学家岳珂所刻。乾隆内心十分高兴,把四部书藏于御花园的养性斋内。因为独缺《春秋》,他遂命大臣在宫中所藏宋版书中仔细查找。果不其然,所缺的《春秋》最终在“天禄琳琅”藏书里发现。这部《春秋》采用了晋人杜预注解的《春秋经传集解》,卷末也同样附有“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的牌记,开本和字体也与其他四部书一致,岳氏所刻五经因此被集齐。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净贤也参与挑选了此次展出的古籍。她介绍说,根据藏书印显示,这套岳氏五经历史上曾经多个藏书家递藏,如元代李国寿、明代晋庄王朱钟铉、明末清初陈定,清代季振宜、徐乾学等人,最后为清内府所得。 此时,认为五经“幸合则不可使复分”的乾隆面临着一个问题,由于乾隆八年(1743)这部《春秋》已经进入了“天禄琳琅”藏书体系,如果想将五部书收藏在一起,无论是将后来这四部书加进去,还是单独把《春秋》拿出来,都会破坏“天禄琳琅已有的结构和稳定性”,怎么办?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在收藏“天禄琳琅”的昭仁殿正殿后西庑,开辟了一间约五六平方米的小书房用来专门存放五经,也就是五经萃室。 “结果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刘净贤补充道。实际上,根据当代文献学家、史学家张政烺等人对《岳氏族谱》和元人郑元祐《侨吴集》等记载的考证,发现牌记里署名的这位“相台岳氏”并非南宋岳珂,而是元初义兴(今宜兴)岳氏,他同样也是岳飞后裔。《相台五经》也因此由宋本订正为元本。 ![](http://image109.360doc.com/DownloadImg/2022/10/0716/253212529_2_2022100704005555.jpeg)
图1:8月30日,“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览展出的《仿宋相台五经》 不过,当时的乾隆仍然沉浸在所得是岳珂刊刻的宋版珍品的欣喜之中,他命令武英殿修书处根据这套《相台五经》进行仿刻,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仿刻五经完竣,这便是展出的这套《仿宋相台五经》。整套经书共计96卷,每卷卷末均附考证,匡外下方的长条状书耳内刻“内阁中书臣费振勋敬书”“进士臣王鹏敬书”等字样。 值得一提的是,《仿宋相台五经》的装订形式比较特殊,采用了包背装,书页背对背地正面折叠,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心向书口,书页两边的边栏均向书背,再用纸捻穿订后,用整幅洒金绸包裹书背。包背装是线装书出现前的一种古老的书籍装订形式,宋代一般采用蝴蝶装,元朝时开始出现包背装,等到明朝中后期以后,由于包背装用纸捻穿订,不牢固、容易散,人们又采用了新的线装形式。 嘉庆帝继位后也非常喜爱此书,经常到五经萃室翻阅这套《相台五经》,曾在《五经萃室观书诗》里写道“髻年习五经,玩味养心志”。然而不幸的是,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突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到了位于其左右两侧的昭仁殿和弘德殿,五经萃室也未能幸免,包括“天禄琳琅”在内的大部分藏书也因此被焚毁。一年后,昭仁殿和五经萃室得以原样复建,如今室内陈设的乾隆御题匾额及围屏都是重建后的复制品,但原版的《相台五经》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仿宋相台五经》陈设于五经萃室。 >>武英殿修书处与殿版书籍 清代官刻书几乎全部集中在内府,而康、雍、乾三朝是内府刻书极盛的黄金时代。康熙帝亲政以来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图书事业的发展。康熙十九年(1680)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宣告了前明司礼监刊刻历史的结束,因此武英殿所刻的书一般被称为殿版。 康熙帝崇儒重道,康熙内府时期曾重新翻刻了南宋紫清真人葛长庚重新对《道德经》注释的《道德宝章》。这套《道德宝章》是以元朝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手书的写本作为底本进行刊刻,精美异常。雍正帝爱好佛学,自称圆明居士,经常自己抄写、刊刻佛教经典,还亲自整理、抄写了《宗镜大纲》,他曾命人重新翻刻了禅宗经典《宗镜录》。而五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典,乾隆知道五经的重要,“愿经乘圣载,垂教万世”。 那么,这些殿版书籍都去了哪儿?根据张小李介绍,采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并进行了最好的装潢的书提供给了皇帝使用,而印刷和装潢稍次的部分书籍可能是分发到了各个行宫,或者赏赐给了大臣,还有部分会送往各个省。比如作为行政依据的《大清会典》,会提供每个省份一两部作为标准本,甚至有些书要求各省里自行翻刻。此外,武英殿还有与库存书籍相对独立的售卖系统,叫作“通行书籍处”,这些售卖的书籍部分是专门印刷售卖,部分是从库存系统里淘汰出来的。虽然每本书版最多只有数百部,但不少卖了几年还有,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佩文韵府》《韵府拾遗》《佩文诗韵》等文字音韵学方面的工具类书籍。 有趣的是,这些用于销售的殿版书通常有两个售卖渠道:一个是经由崇文门监督官方机构向宫外的普通书商发售,另一个是武英殿库房内部自己向王爷、大臣等人员售卖。但张小李通过档案记载发现,一位名为赵俊英的普通民人,也通过后者购买了很多书,“这些书肯定不是他自己用,有可能是帮别人买或者批发,但他不会是书商,书商的销售量应该更大,所以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民人,他怎么进来的?为什么要记他的账?这些都还不清楚”。 >>《昭明文选》与《唐女郎鱼玄机诗》 不过,在几十年遍寻古籍的中国嘉德古籍善本专家拓晓堂看来,武英殿刊刻的书籍,往往是历史上已经过沉淀的典籍,并不完全能反映当时文人最新的潮流、风尚。 “拥有官家刻书,通常只能被认为有身份有地位,但不会被认为有学问。”拓晓堂称,“第一,明代时官府刻书又被称作内府刻书,通常是太监们刻的书普及类书籍,为文人所不齿;第二,官家刻书代表着官家的身份,内容上追求正统,显得四平八稳,并不反映当时潮流的观点、学术水平。”实际上,民间的文人往往情趣各异,其书房典籍的配置,首先一定与自己的术业专攻有关,其次应该体现其对于琴棋书画等不同志趣的涉猎,更甚者还会反映出对当下新潮思想与风尚的兴趣。 《文选》作为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总计700余篇各式体裁的文学作品,一直以来都是文人案头的必备书目。《文选》为南朝梁太子萧统主编,因他死后谥“昭明”,所以这部文选也称作《昭明文选》。在萧统看来,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文章才能入选。 因此,《昭明文选》对先秦以来文史哲不分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区分,是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便曾评价,宋版书自来最为人珍视者有三,《两汉书》《文选》《杜诗》,是“鼎足海内者也”。 如今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宋代赣州六臣注刊本《文选》,是众多《文选》版本中最有代表性的注本。这个版本的注者是唐代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吕向,流传至今的六臣注刊本《文选》有宋赣州本、建州本、元茶陵本等,而刊刻于绍兴、淳熙间(1162~1181)的赣州本,被认为是此类刊本中现存最早的祖本。根据《天禄琳琅书目》,赣州本《文选》最早由南宋宝庆年间的赵孟坚收藏,此后经藏书家递藏,最终归于天禄琳琅前编。 拓晓堂指出,明代以前建州通常是指福建,建刻本因为营销速度快,导致纸张质量差,雕版错误率高,如果将宋本分为甲乙两个等级的话,杭州刻本和蜀刻本属于甲宋本,而建刻本属于乙宋本,“北宋以后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在翻刻《文选》,其背后是广泛存在于读书人中的一种社会需求”。现在一般所说的宋本往往指的是南宋本,因为北宋本已经非常罕见,会被直接称作“北宋刻本”,而唐刻本更是凤毛麟角,也就在敦煌中发现过几部佛经。 与此同时,古籍善本与文人趣味也时常呈现出一种互相成就的交织关系,例如著名的宋本《唐女郎鱼玄机诗》,由清朝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购藏之后,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大振,曾被多次仿刻影印,百年间印行了十余次。 黄丕烈生于乾隆中期,一生嗜书如名,尤好珍本、古本,他曾耗费巨资收藏了百部宋版书,因此将书房命名为“百宋一廛”,其中这部南宋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是他最为珍爱的,一直相伴左右。这本书的卷末牌记上写着“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记”。陈宅书籍铺是陈氏父子陈起、陈续芸经营半个世纪的书铺,以刊刻唐代诗文集为主,他们通常聘请技艺高超的刻工雕版,历来为藏书家和鉴赏家称道,是南宋坊刻的翘楚之作。而这本《鱼集》刀法纯熟、刻印精美,是陈宅书籍铺刻本中的上品,又是鱼玄机诗集唯一的宋刻本,珍贵异常。 鱼玄机是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唐代女诗人,曾留下“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样的传世名句。她短短25年的生涯里,传世诗歌50首,此集便收录有49首,与温庭筠等名士多有唱和。《全唐诗》小传便曾记述了她的生平:“有才思,与文学家温庭筠交好。补阙李亿纳为妻,爱衰,遂从冠帔于咸宜观。后以笞杀女僮绿翘事,为京兆尹温璋所戮。今编诗一卷。”鱼玄机奇异的经历和诗才吸引着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因此众人围绕此书吟诗填词,也是出于对这位女诗人的欣赏、同情和怜惜。 尽管黄丕烈生前很骄傲此书曾经过明代藏书名家项远汴、朱成爵之手,但其实他才是这本书最重要的藏家。百年间,围绕此书所题的诗词数量极多。最初的12页正文外,还有题跋共计13页,其中黄丕烈时期的题跋占了11页半。这些题跋中诗词共计30余首,而作于黄丕烈时期的达到了27首。这些附着于正文的题跋,已经超过了原本诗集的内容,可谓一段难得的鉴藏佳话。 黄丕烈的诸多藏书,生前便已开始散去,唯独这本《鱼集》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仍未释手。然而等他去世,他的子孙很快将这本书售予他人手。此书在黄丕烈身后,由徐渭仁、黄荷汀、周海珊等名家递藏。1916年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花费800银元从湘中购得,袁克文也曾邀请与过从甚密的傅增湘、周叔弢、张伯驹等人共同赏阅此书。然而当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迁居上海的袁克文生计艰难,因急需现款,他在1937年将此书以1600元卖给了潘宗周。上个世纪50年代,潘宗周之子潘世滋将此书随宝礼堂其他藏书一起,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何种典籍是文人案头必备?拓晓堂说,从中国长达5000年的文化传承来看,革命性的变化不多,往往是赋予一样东西新的精神性令其继续延续发展下去,虽然看似一样,但精神结构已经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书房中的典籍也是如此,“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时代的特点,也反映在每一位文人的案头之中”。 清中期嘉庆、道光年间,西学渐进,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成为引领思潮的新风尚。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洋务运动对思想进一步的革新,薛福成的《庸庵文编》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又成为此时新的代表。等到晚清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的《訄书》又开始流行。北宋大家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拓晓堂认为从案头典籍配置的变化来看,这些蕴含着宋明理学精神内核的思想至今仍然是许多文人的信条。“从汉代废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发展程朱理学,再到明代以后阳明哲学逐渐纳入到儒学思想中,儒学实际一直随着时代变化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而这种变化,也一并被融入到了最能体现文人精神性的书房之中。■(三联生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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