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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5 18:50钟岳文
钟岳文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位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人物。可惜关于他的家世和生平，史籍中的记载简略，且语焉不详。后经范文澜、杨明照等专家学者的考察研究，刘勰的身世逐渐清晰，但也有存疑待考之处。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初年（465），卒于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前后。他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汉的齐悼惠王刘肥，家族中的名流有刘宋的开国重臣刘穆之、司空刘秀之等；但他本人所在的这一支则比较弱，祖父刘灵真（刘秀之的弟弟）似无名位，父亲刘尚也是职级不高的武官——越骑校尉。 刘勰本人的经历，《梁书·刘勰传》开头有一句简短的描述：“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刘勰少年时便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20岁左右母亲也去世了，他孤寂无依，又因家贫而不婚娶。但刘勰自幼好学，从小即怀有美好的憧憬，追求树德建言、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准备“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就在为母守丧三年后，他进入了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之所以要进入佛门，一般认为是南朝时期佛教势力兴盛，刘勰想借助佛门优势，凭借自己良好的文化基础求得发展。 定林寺作为佛教名刹，高僧云集，藏书丰富。在这里，刘勰作为佛教大师僧祐的助手，整理校订经卷，并潜心攻读，遍览诸子百家之书，最终达到了“博通经论”“长于佛理”的程度，进而“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完成了大丛书“佛教经论”的编定，成为定林寺的传世经藏。这项巨大的宗教文化工程，表现了青年刘勰卓越的才识、学养和功力。 虽然深受佛家思想的浸润，但刘勰没有遁入空门，也没有改变他心中的儒家伦理观念。大约在编定佛教经藏之后不久，他便怀着“师乎圣”“体乎经”的愿望，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现在看来，这部著作的学术品位是很高的，现实针对性也很强，可惜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刘勰没有灰心，他乔装成卖书商贩，拦住官高位显又是文坛领袖的沈约的车驾，呈上书卷，申明原委。史书记载：“（沈）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由此，《文心雕龙》始得为世人所知，刘勰也借此有了离寺出仕的机会。 不久，刘勰即受命担任南朝梁的“奉朝请”，很快又成为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掌文书；继而又兼任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管章奏；再迁步兵校尉，执掌宫廷卫戍。按惯例，这种职位都是有家族声望的人担任，刘勰能够得到此职务，也说明了萧氏帝王对他的器重。身在王府衙署，刘勰力图“达于政事”，“匡世济民”，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等级毕竟森严，他即使有着渊博学养和深厚造诣，也未能在仕途上有持续发展，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刘勰出仕期间也没有割舍与佛家的不解之缘，《梁书·刘勰传》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曾“有文集行于世”。今虽已散失，但仍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等文散见于史传之中。 最终，刘勰离开了仕途，奉敕再入定林寺，协助沙门慧震撰经，并在这里出家，不久便去世了。刘勰在官场和宫廷奋斗求索了三十年，最后又回到了他青年时代长期生活过的定林寺，回到了他的精神导师僧祐的根据地，这未必是刘勰心甘情愿的，但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 刘勰去世后，他的传世作品《文心雕龙》逐渐为后人所推重。该书共五十篇，用骈文写成，每篇篇末有“赞曰”作结。其中《序志》篇作为全书的总序，被放置在书末，是解读全书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其余四十九篇则可以分为“文之枢纽”（第一至第五篇）、“论文叙笔”（第六至第二十五篇）、“剖情析采”（第二十六至第四十九篇）三个部分。 为什么要取名“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序志》开头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一般认为，这段话不仅解释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名称，而且界定了全书论述的对象范围。所谓“文心”，就是“为文之用心”。为表示“心”有所本，刘勰还引用了涓子《琴心》和王孙《巧心》。涓子就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提到的环渊，他是老子的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书十三篇，属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又著录属于儒家的《王孙子》一篇，注明一曰《巧心》。二书均早已亡佚。之所以用“心”这个字，刘勰解释说因为觉得“心”这个字特别具有“美”感，所以移作书名。用“为文之心”来解释“文心”，饶宗颐先生指出这句解释当本于陆机《文赋》：“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无论是刘勰所说的“为文之心”也好，还是陆机所说的“才士之所作”的“用心”也罢，其意义基本一致，指的是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密切相关的诸如文人作文的动机、构思，文章的内容、风格、体裁、美学趣味等等。因此，“文心”两字实际上规定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基本内容。另外，取“文心”二字还与刘勰的佛教思想有关，佛教典籍中关于“心”字说得很多，东晋高僧慧远在《阿毗昙心论》译本序言中写道：“《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焉。”可知佛教以“心”为根本，“文心”就是文之根本，刘勰正是要从根本上来讨论'文的问题。 再说“雕龙”。“雕龙”一典出自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驺奭。司马迁《史记》记载：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分别指当时齐国的三位思想家：驺衍、驺奭、淳于髡。此句下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驺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纹，故曰'雕龙。”由此可知，所谓“雕龙”是“雕镂龙纹”的省称，其含义有二：一是精雕细刻，比喻一个人做事精致绵密；一是富丽堂皇，形容一件作品富有文采，风格绮丽。结合刘勰前面所说的“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以及《文心雕龙》本身以文采斐然的骈文写成，我们不难看出“雕龙”两字实际上规定了此书的形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岂取”的“岂”字，如果翻译成“难道”，则会使前后文意思相抵触。应当如王利器先生所说的：“岂”应训作“冀”。此句大意是：大概是仿效雕饰语言如“雕镂龙纹”的驺奭吧。 总之，“文心”和“雕龙”两者结合，可谓“质文并茂”“华实相扶”。这个书名既概括了该书的主要内容， 又揭示了其形式上的特点，意思是以雕刻龙纹般的华丽文采和精致的结构去阐述有关文学理论的问题。 刘勰为何要写《文心雕龙》这部书？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这部书的动机，还要从他曾经做的两个梦说起：“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前一个梦是说他在7岁时梦到天上布满如锦的彩云，欣喜之余，竟登上天去采摘起来。后一个梦是说他在30岁而立之年，梦到捧着礼器，侍奉着孔子周游列国。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达成”，他在《梦的解析》中说：“梦，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乍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刘勰的两个梦，正是他的两个愿望，反映了他写作《文心雕龙》的两个目的。 彩云若锦，锦即锦绣。在古代典籍里，“锦绣”可以代称文学，像司马相如说辞赋的创作是“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王充《论衡·定贤篇》也说：“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所以《释名·释言语》曰：“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文心雕龙》便常用“锦”来形容文采。可见，前一个梦说明刘勰自幼便对文采、文学有一种期许，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才性，表明了他“为文”的一种愿望。 第二个梦境则显示了刘勰对尊儒崇圣的向往。儒家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刘勰写《文心雕龙》就是为了实现“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价值观，希望以一部《文心雕龙》留名于后世。他有句很有名的话：“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意思是学文不能就只知道文，还要充分地参与政事、关注现实、建功立业。根据刘勰的自述，他力求通过阐发儒家经典来纠正当时文坛上追逐浮华新奇的不良风气，以求能够追随孔子，表现出儒家济世的理想。刘勰出身低微，而他生活的南朝又是一个靠恩荫和门第才能进阶官场的时代，所以对有才华、有抱负却不能通过从政来实现济世理想的刘勰来说，《文心雕龙》便寄托了他全部的树德理想。也就是说，刘勰的初衷是要对孔门四教之一的“文教”进行研究。所以，《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更是一部儒家人文修养和文章写作的教科书。 此外，刘勰曾深入研读前人的论文之作，虽每有鉴借，也多有恳切的批评。他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弥补前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的缺陷，全面、系统地解决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文心雕龙》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可见，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绝非单纯的“为论文而论文”，而是他“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政治抱负在特定条件下的真实而具体的反映。 《文心雕龙》的传播和价值 《文心雕龙》成书后，“未为时流所称”，即使刘勰将这部书呈给了名重一时的沈约，也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反而是他的佛学名气很大，在齐梁学者眼中，如果刘勰能够称为一个“家”的话，那么他应该是一位“佛学家”。隋唐之时，人们开始重视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如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品》，异议蜂起，高谈不息。”其后引述者逐渐增多。但此时人们多将《文心雕龙》与文集、总集相类比，刘勰也从佛学家逐渐成为文学家。到了宋元之时，学者对《文心雕龙》的引用与品评更为普遍，其影响也更为广泛。特别是当时的类书大量采摭《文心雕龙》的内容，如《太平御览》中有四十余条，《玉海》中有近四十条。这些引用对《文心雕龙》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使当时人从多个角度认识和评价刘勰这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文心雕龙》研究进入兴盛期，既有对这部书的刻印、校勘、训诂，也有对它的注释、评点、研究，成果颇为丰厚。随着人们对《文心雕龙》认识的不断深入，刘勰的身份定位也越来越清晰。在明清学者眼里，刘勰已是一位文评家了。如今研究《文心雕龙》已成为专门之学——“龙学”，相关文章层出不穷。我们今天赋予刘勰的身份是文学思想家或文学理论家。 还需指出的是，在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897），藤原佐世辑录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杂家部及别集部均著录有“《文心雕龙》十卷，刘勰撰”，这说明最迟在九世纪后半叶（相当于唐朝末期）《文心雕龙》便已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一部文学理论名著，此书具有很大价值。 首先，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先生所说，《文心雕龙》“在古文论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它是中国古文论中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最早的一部著作，在中国没有其他的文论著作可以与之相比”，同时，“这样的著作在世界上是很稀有的。《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作为一部最早的文学理论百科全书，此书为后世文学作品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文心雕龙》强调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和谐。刘勰认为有好形式而无好内容，或有好内容而无好形式，都不是好的作品；好的作品必须是“衔文佩实”“舒文载实”，即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可见，在刘勰眼中形式美和内容美如同血肉般互相依存，体现了文学的中和之美。因此，刘勰提出在写作之前要有一番慎重的思考，根据自己的思想内容选择最适当的表现方式，驾驭好语言文字。而此书中的“论文叙笔”部分被誉为中华文章写作的宝典，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 最后，无论在理论主张，还是在批评实践上，《文心雕龙》的立论非常讲求实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阅时取证”，侧重从纵向的历史角度，考察各体文章发展源流，揭示其体制、风貌演变规律；二是善于“触类以推”“举汇而求”，将理论概括建立在具体而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寓“论”于“众例”之中；三是在辨驳“前论”过程中，征“言”核“论”，理据兼备，推陈出新。讲求实证反映了刘勰对当时虚妄浮夸文风的批判，而论“文”贵“信”的求实精神，不仅对当今文学、史学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是我们处事的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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