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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日报》2022年10月10日 A12版 □许静波 在人们的印象中，江南文化是温文尔雅、保守柔媚的，无法想象其劈波斩浪、贸通四海、在无尽风险中追寻无尽可能的另一面。然而历史上真的有那么多人，曾勇敢地走出人间天堂，以开放和进取书写过江南文化的阳刚和壮烈！ 他们的血气藏在一条古河道里。 最近，笔者与苏州大学敬文江南文化融合实践团的同学们重走苏州娄江、浏河一线，探索这条在元明时期赫赫有名的刘家河究竟藏着怎样的江南文化密码。 01 自隋代开通大运河之后，南粮北运的漕务成为大运河的重要功能，促进了定都北方的帝国向心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但是漕运一务，渐成尾大，狭窄的航道、高企的人工、较低的效率，洪水或干旱决口导致误期，运输损耗及腐败计以漂没，特别是山东以北的河段淤塞，让元朝统治者考虑以海运分担漕粮的压力。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政府在刘家港设立行泉府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立海运都漕运万户府，开展漕粮海运工作，运粮数逐渐从初始的140.74万石增加到天历二年的352.22万石。海运大船可以用更少的船只数量和操纵人员运输更多粮食，虽然也有风浪漂没之虞，但是和漕运相比，性价比显得更好。所以《元史·食货志》称之为“一代之良法”。 如果说海运更偏重于政府行为的话，那么海贸则显示了民间经济活动的蓬勃力量。苏州自古繁华，是东南经济和手工业的中心，隋唐以来利用大运河实现苏州制造在国内的辐射，而刘家河则开启了苏州制造对海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说，“苏州—刘家河”一线的贸易形式，颇像后来“外滩—黄浦江”的格局。苏州和外滩都不在海边，外贸的船只从刘家港和吴淞口入内，经刘家河和黄浦江，来到苏州娄门和浦西外滩，入海口只是一扇门户，而苏州和外滩则是真正的登堂入室。 在元明时期的各国海贸商人的眼中，苏州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冒险家乐园”，“凡海船之市易往来者，必经刘家河，泊州之张泾关，过昆山，抵郡城之娄门”（嘉靖《太仓新志》）。那时的刘家港号称“六国码头”，就像盛唐时期的长安和近代的上海一样，“名楼列市，番贾如贵”（《太仓州、镇洋县志》）。 然而可惜的是，在整个明代，朝廷都纠结于海禁与弛禁的两端之中。在政治斗争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影响下，洪武朝开始海禁政策；永乐朝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海禁松弛，但很快洪熙导弘治年间，复又强化；嘉靖年间，把作为“果”的倭寇之乱视为“因”，高度强化海禁，直到隆庆才开始弛禁。而到了清代，又行海禁之策。在西方大航海开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背景下，逐渐落于人后的，不仅是中国的发展之路，也是一个著名港口远去的背景。 在今天，刘家河分成了两条河流，以自吴淞江北上的夏家河为界，西面为娄江，东面为浏河，和曾经帆影遮天的刘家河相比，已经成为历史浩叹的遗迹，只有太仓港依然在发挥着重要的内河航运功能。 02 历史上的“苏州—刘家河”模式是一个以海运海贸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形态，必然会形成与传统江南文化鱼米、耕读、雅致不一样的文化张力，而这则使得江南文化拥有更加澎湃的活力和更加强大的适应性。那么，“苏州—刘家河”模式的文化特质是什么？ 首先，视野宏观，连接中外双循环。 以往我们讨论苏州的江南文化，只是关注这里“产什么”，而忽视了“连哪里”的功能。诚然，以传统的内陆视角，苏州地处东南一隅，不过是长江三角洲下游一个物产丰富的城市，东边不远处就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连，能连接到哪里去呢？ 可我们把海与陆贯穿起来看，就会发现大陆的边缘的苏州，处于海陆的中心，连接着长江和大运河航道。作为京杭大运河沿线唯一的海运海贸良港，苏州是大运河、长江内河航运和海运连接的枢纽。就像我们说武汉是“九省通衢”一样，苏州有着“河海通衢”的绝佳位置。元明时代的苏州不仅仅是一个东南名城，更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发展的龙头城市，一个真正的大都会。 正因如此，哪怕经历了明朝严苛的海禁制度，苏州和江南一带的经济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转型。两宋时期流传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到了明代中后期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这当然有气候生态和湖广进一步开发的原因，但更加重要的是江南在明代开始广种棉花这种经济作物，并且形成了种植、纺线、织布、印染、服装一整套产业链，并且根据产业链的特征重构了生产关系和产业组织。苏州织造不仅仅是丝绸，还有棉纺织业，工坊大量雇佣织工，集中生产，产品远销外埠，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的格局。 江南“衣被天下”，为什么能“天下”，根本点在于“流通”。而要做到流通，必然要有更加宏观和全局的视野。 这便是中国的苏州，世界的苏州，苏州人和江南文化从未故步自封，居高而怀远，这便是我们的天下观。 其次，开放进取，勇于向未知探索。 元朝漕粮海运的航线就是靠着勇气和进取硬生生开凿出来的。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政府首次试验海运的时候，朱清、张瑄率领六十艘平底船，装载着四万六千余石的漕粮北上，可是因为季风失信，在海上花费月余才到达目的地，一路艰辛，难以想象。但他们毕竟为以后的海运探索了一条可行的航道，奠定了海运成为“一代良法”的基础。自此之后，北运的漕粮只需旬日即可抵达。 1282年所开拓出的是清水洋航线。何为清水？近海水浅，是为清水。好处在于可以远观陆地确定方向，不至于迷航失途。但坏处就是水浅不能行驶大船，影响装载效率；无法深入远海，利用更为强大充沛的风力；沿海岸线绕路，不能直线航行。所以十年后，他们勇敢地从清水洋走向黑水洋，进入大海深处。而这则是对船体强度、导航技术和续航能力的极大考验。1892年和1893年的新航线代表了中国人迈向黑水大洋的历史性一步。 谁说江南人不豪迈，不壮烈！ 除了朱清和张瑄，那些风浪中毫无惧色的老舵手、拼尽全力升起风帆的船工，虽然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名字，可是他们依然在沧海，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痕迹。 还有那些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江南人，太仓的千户周闻、百户刘兴、军士费信，江阴的翻译通事吴衍，担任医生的常熟人匡愚、嘉兴人陈以诚、上海人陈常，他们一样无愧于自己的勇气，荣耀了自己的乡梓。 最后，广纳人才，不以出身论英雄。 朱清和张瑄是海盗出身，都曾为恶，但是当朝依然将海运重任委托给他们。海运在当时是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天子一怒，伏尸百万，可天子的怒管不了天，管不了地，也管不了大海。要想航海，就只能老老实实按照航海的规律来，依靠专门的人才。 其实，刘家河的兴盛还是更多人才聚力的成果。住在苏州周庄的沈万三，利用刘家港的外贸之利，成为巨富。福建泉州人陈思恭、陈宝生、孙天富贸易东北亚及东南亚诸国，虽友侪溺亡而不旋踵。还有那些连接景德镇与太仓，在刘家港设立瓷仓的商人，转销海外商品到远埠的经销商，更不要忘记那些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正是因为他们的会聚和努力，才让江南成为世界的江南。 “苏州—刘家河”模式呈现出了江南文化的另一面：视野宏大、勇敢进取、壮怀激烈，海纳百川。 江南既是河的文化，也是海的文化；既是温柔的，也是壮烈的；既是内秀的，也是开放的；既是文化的，也是经济的；既是江南人的，也是天下人的。 这便是我们勃然生机的江南，这便是我们从未停下进取脚步的苏州！ 03 从“苏州—刘家河”模式可以看到，江南文化一直在融合，也一直在发展。刘家港曾经是“六国码头”，番商云集。苏州曾经大力发展纺织业，在晚明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连一碗苏州面，也是江南的浇头融合了北方的面食。 哪怕跳出“苏州—刘家河”模式，从历史上看，江南文化也不仅仅是物产与商业的融合，也是人的融合。先秦泰伯、仲雍西来，就是和吴地的百越人融合。两晋与两宋衣冠南渡，也是北方人和南方人的融合。每一次融合，都把新的特质、新的精神融入江南文化之中，百越人不再断发文身，南渡潮之后的江南成了文教繁荣之地。 没有融合，不接受融合，江南便不会成为今天的江南。 我们期待，对于江南文化的阐释，能纳入更多新鲜的、现实的、开放的元素，让更多的新苏州人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让江南文化成为时代的强音和引领者。 低调苏州，可以不低调；文化江南，走向新江南。 在这里，郑和开启了七下西洋的航程。浏河天妃宫的殿前，烟雾缭绕，他虔诚敬香，祈祷国泰民安，海路平靖，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前行，扬帆起航，那支属于中国人的庞大舰队，从蓝水走向黑水，从近海走向远洋。 今日，我们仍然在启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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