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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列强欺凌，新旧交替，东西碰撞。 从甲午到五四，一大批有识之士、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在历史上留下华丽篇章，被后世敬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章士钊、严复、梁启超、康有为…… 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种流派和思想不断激荡和融入，形成新的更大格局的思想。 然而，这些思想的发源和发展脉络已经被历史所掩埋。但，这些历史真相和细节仍值得被挖掘和梳理，从而让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定式认知重新迭代，还原历史的本真。 杨琥所著的《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一书，是一部研究清末民初人物思想的论文集结。他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在此领域深耕，从历史档案、书信、日记及国内外报刊中汲取史料和论据，从而得出自己的独立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杨琥是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李大钊生平与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等。著作颇丰。
思想文化的产生脱离不了时代：对章太炎尊荀思想进行追本溯源。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落后的根源。章太炎“尊荀”思想和夏曾佑等人的“排荀”思想形成两大对垒。 回观历史，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在秦、汉、唐时代的地位远高于孟子。但自宋理学家的推崇，孟子地位上升，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因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冲突，荀子被打入冷宫。 而到了清中叶，随着乾嘉学术格局的调整，荀子学说又出现了复兴。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也走上了向近代的道路。 因此，杨琥认为，无论是“尊荀”还是“排荀”思想都是继承了乾嘉荀学复兴的思想结果，并且，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还结合了西方进化论、社会学从而孕育出了新的观念和思想。比如章太炎提出的“合群明分”思想。 由此也将中国古代的礼治论发展为近代的法治理论。作者说，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治学风格上“知微见著”：对《新青年》的创立和“五四运动”名称的追本溯源。 杨琥认为，《新青年》的创立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甲寅再世”。比如， 发刊宗旨：都注重将政治作为根本精神，只是《新青年》将启蒙的重点放在青年，有意识地培养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 撰稿人：《新青年》的创立者陈独秀也曾做过《甲寅》的编辑，其撰稿人也曾给《甲寅》供稿。 栏目设置：《新青年》对《甲寅》“通信”栏目的承袭，历史意义重大。 这个栏目发现和吸纳了全国各地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学校教师、青年学生、留学人士、政府官员等逐渐聚集于《新青年》，形成了新文化的阵营。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高一涵、钱玄同、傅斯年、常乃德、叶挺等人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每位编辑都会对读者来信中谈及的思想或现实问题，进行认真逐一回复。如有必要，也会与读者开展更深入的探讨。 在当时讨论的众多话题中，文学革命、世界语与汉字改革、孔教以及女子解放等问题激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通信”栏目所呈现的民主精神和自由讨论形式，为五四新思潮、新文化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对于“五四运动”的名称形成，杨琥在考辨后，驳斥了当今流行的说法，而得出结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于1919年5月14日发布的《致各省各团体电》中首先提出。 此结论，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治学上的独立性及严谨性。
治学上的责任担当：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思想的追本溯源。 杨琥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论证，驳斥了日本学者石川帧浩提出的，率先在中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渊泉）的观点。 作者在书里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就已开始关注、研究、介绍宣传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这说明，中国近代先进分子为挽救危亡，一直在不懈地、全方位地向外部世界寻求真理。这就为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创造了社会氛围。 同时，李大钊和先进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不限于《新青年》，《晨报》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李大钊在《晨报》担任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编辑的工作，而是一个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 当然，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诞生，也不是凭空而来。他也是汲取了孙中山和梁启超报道的十月革命及欧洲社会党的消息后，才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并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上有组织、有系统地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 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热潮，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社会氛围和思想理论基础。
民国大师胡适说，治学要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 杨琥这本沉潜之作《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正是体现了这种治学精神。他不人云亦云，附和前人的观点，而是在苦钻历史资料后，尊重史实并提出自己独立主张和见解。 这是一种在做学问上的责任担当和勇气，正如“埋头苦干，敬畏历史”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清末民初那个思想激荡的岁月，仍值得吾辈去重读、去体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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