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人，漫不经心向我诠释着人性的复杂； 有些事，悄无声息向我传递出生活的温暖…… ——覃炜明  
记忆中的蝶山一路一带，曾经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路边是一口一口水塘，当时连一中旁边的大学路也是凹凸不平的土路。一九八五年，蝶山一路已经热闹，十二层的梧州电视台大楼建成，蝶山一路三十五号成为梧州河西的地标。电视台大楼共有十二层，有一部电梯。地层除了大堂，还有摄录电视新闻的演播间，全部密封。二楼是新闻部，一个大办公室，十二个记者，桌面上横七竖八摆着几台摄像机，没有空调，即使全天开着风扇，感觉这个办公室仍然是热烘烘的。另一边则是行政办公室。三楼是剪片的制作间，节目播出间，这两个室都安装了空调。再上按楼层则是文艺部、技术部、专题部、总编室、广电局办公室、台领导办公室、电视报、有线电视台，九层好像做了新入职的员工的宿舍……我说过，做记者，属于阴差阳错。不过我知道在这个城市，做记者也不容易。我在苍梧教书的时候，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认识了梧州电视台的记者余桃，她告诉我，要进她所在的单位，要有关系。估计余桃记者做梦都没有想到，没有任何关系的我，有一天突然来到了她的单位，她的部门，做了记者，还是她的顶头上司。记得我到电视台七楼的台长办公室报到的时候，台长杨帆、书记邓豪明（宣传部的科长，比我早一个月到电视台履新）正在召集电视台各部主任召开中层会议。不苟言笑的杨台长将我介绍给电视台的各位领导和中层——副台长方炜威、李沛杰、徐洪亮，总编室、广告部、文艺部、专题部、技术部诸部正副主任……之后继续开会。当时的感觉是，电视台的会议，有点像农村生产队的会议，大家七嘴八舌，一点不像机关会议那样讲程序，讲规格。机关会议，领导讲话的时候，谁都不会（不敢）插话，与会者只是埋头做笔记。这里的会议，大家横七竖八坐在不到二十平方的办公室，台长（或者书记）任何一句话，随时会被与会者打断。特别是广告部的主任，口气大得很，俨然他才是电视台的主人，此间的与会者，包括台长书记，都是由广告部收回来的钱养起来的。记得会议期间，他接了一个电话，说是市长找的，没有等会议开完，就抓着“大哥大”，扬长而去了。报到那天，我穿着一件印有豹头图案的文化衣，领口已经没有弹性，散会的时候，专题部的邓铁军建议我以后晾衣服，把衣服反着凉，“用夹子夹着，这样领口就会慢慢恢复弹性。”我一来就担任新闻部主任，开始时候主要是管理和编稿，有空也和记者（副主任）崔佐钧出去采访（后来新招了廖毅斌，我就直接和廖搭档）。按照分工，崔是跑要害部门的记者，具体就是负责采访当时梧州市委书记徐瑞林的活动。徐瑞林不喜欢在电视中抛头露面，所以采访他的新闻除了会议就不多。记得有一次市委办公室的人通知崔：徐书记要到教育局检查，有重要指示。崔提了摄像机和我赶了过去。徐书记发现我们出现了，脸色非常不高兴，要求我们把摄像机关了，不然他就不讲话。我们只好把摄像机关了。原来徐的这次讲话有点“内部意见”的意思，他怕我们把他的话原汁原味的录了出去（崔做新闻喜欢使用一些现场音），而那时候从一个广西比较开放的地方来到梧州工作的徐书记，经常有一些我们听起来也感到有点振聋发匮的“妙语”（比如“先要肚皮再要面皮”），我们喜欢把他的这些话原汁原味的播出去，徐大概想好了今天要说什么，发现我们出现感到不方便。所以不同意我们开机录像。不过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徐书记后来对记者已经不再拒绝了。那一年梧州遭遇了特大洪水，以二十四米几设防的河西区抵挡不了二十五点九一米的特大洪水，被淹了个透。正好徐书记那几天去了国外考察，他回来的时候水已经退了。在部署全市恢复生产的一次领导会议上，我发现徐书记听了汇报眼里泪光闪闪。之后，他去苍梧的林水、木双、旺甫……都由他的秘书通知我们采访。记得在林水的念村，我没有估计到徐书记要到已经倒塌了不少房子的村里看望群众，他们都准备了长筒水鞋，而我穿了一双皮凉鞋，结果走在倒塌了房屋的村道里，凉鞋被泥浆埋着一下拔不出来，非常狼狈。采访徐书记的次数多了，对他的性格也有更多了解。有时候徐书记下乡，轻车简从，只有开车的司机（穿警服的保卫人员），徐书记本人和他的秘书，以及我这个带摄像枪的记者。有时候我还故意把采访的场面放在行驶之中的车上，书记也很“配合”，一些采访还受到了一位朋友的捧场，曰：采访领导的场面在行进的车上，充满动感……云云。跟市长的记者是刘红明，他是新闻部的副主任。市长宋福民，从柳州市副市长任上调来“坐正”，不苟言笑。市长在梧州民间，有一个很不敬的称谓，叫“拆屋民”。那是因为市长在老城区改造上，作风凌厉，拆了一些破旧的房子，强制临街单位为房子“穿衣戴帽”。虽然这样做改变了梧州的灰暗面貌，但是受到影响的居民还是送了他这个不敬的称谓。事实上，市长也知道老百姓这样叫他。在一次会议上，他说他的一次经历：自己“打的”回市委大院，向司机交钱时候，司机不愿意要，说：“我认得你是拆屋民！”看来，市长并不为这个称谓不开心。我接触市长多起来，还是因为一九九四年那场洪水。六·一九大水，刚迁河西不久的梧州政府大楼已经被洪水围成了一座孤楼，断水，断电，进入政府大楼要借助解放军的冲锋舟。我作为新闻部的记者每天要在市政府的防汛指挥部值班，看到市长每餐和我们吃的是“康师傅”（一种即食面），洗澡是由他的秘书打一桶水，睡在防汛指挥部临时搭开的简易床上（实际上二十四小时值班，他睡得很少），平时就不苟言笑的市长，这时候更是神情肃穆。记得中央电视台记者突然来到乱糟糟的指挥部采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市长接受采访的声音有点哽咽。七月上旬，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朱镕基视察梧州，市长在“新世界”酒店代表梧州市向国务院领导汇报灾情，说到梧州的损失，说到保险公司的理赔不及时，我发现平时不苟言笑的市长扶在椅子扶手上的手激烈地抖了起来，声音也颤抖了，看市长的脸上，已经是泪水汪汪。崔佐钧把这个场面用特写镜头录了下来，晚上电视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人们看到了这个平时有点面无表情的市长具人性的感人一面。可是就在我们为自己的“杰作”有点得意的时候，我们在市委的熟人告诉我：市长看了新闻，把我们骂了，大意是“两个小白脸，把我拍得很丑”。我们知道市长的反应有点“激烈”以后，在重播的时候只好把市长流泪的特写镜头删了。后来我们小心翼翼的向徐书记问起市长反应激烈的情况时候，徐告诉我：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向自治区申报当年好新闻的时候，我们把市长流泪的镜头再次换了上来，结果，这一条新闻专题获得了当年广西新闻一等奖，这是后话。实际上，市长所以不高兴看到他流泪的镜头，还有一个原因。 这次汇报会上，市长的泪水虽然打动了市民，却引来了上边的批评。在代总理离开梧州以后，梧州的有关领导在机场开会，时任广西主席的就批评市长：我知道你为自己在梧州的几年心血付之东流而心痛，但是哭不能解决问题啊。而在向朱代总理汇报会上，总理对当时表态一定保证夺取抗洪救灾最后胜利的梧州地区的领导大加表扬。而就在这次汇报不过一个月，市长调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再做市长。传来的消息是，他还很能够喝酒，有次喝酒高兴敬酒时把某某领导的眼镜都打到地上，破了……再不久，传来消息，他离开南宁，到区一个部门担任“一哥”，后来因为中风，不幸逝世！梧州是广西工业的“发源地”，广西最早的工业都是在梧州起步的。我曾经做过不完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广西所有获得“部优”以上的工业产品中，梧州占了二十多个，几乎占了广西的大半。九十年代，工业强市是梧州发展的口号。市长书记有时间就往企业“调研”，连政协领导都要找理由到企业去，以表示对工业强市的支持。在整个九十年代的梧州，工业系统有“四条龙”——分别是龙山的“龙”、制药的“龙”、牙膏的“龙”和造漆的“龙”。“四龙”所以是龙，是因为他们的企业或者老总的名字都有一个“龙”字，同时他们的企业也代表着梧州国有企业的辉煌。做电视记者自然不能够不和这些“龙”们打交道。不过，由于和这些企业打交道也需要“平衡”，所以我并不是对四龙的情况全部了解。因为有的“龙”是其他记者（刘红明跑工业）已经跑熟了的关系，我接触他们的时间就不是太多。比如，酒厂的“龙”，我只是记得他的脸好像天天泡在他们厂的酒缸里一样，红润得很。而我们负责跑线的记者刘红明、陈刚，几乎每个星期总有理由让他在电视上露面。而制药的“龙”，每逢他们公司有什么动静，我们的记者也肯定在第一时间赶过去报道。还因为这家公司的党务工作也是出经验的单位，上级领导特别是党委部门的领导也经常到这家公司组织各种活动，召开各种会议，所以这也是电视新闻经常报道的工业企业之一。这个公司的“龙”还是当时梧州比较年轻的企业领导，在人们评价中上升的猜测特别多。在我的印象中，这位相脸圆圆的年轻领导，对待我们记者是特别的谦和，他也是当时市长眼中的企业管理明星。但是，二十多年过去，好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这位领导往上走了一步乃至半步的消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龙”是牙膏的“龙”和造漆“龙”。这两“龙”所以让我记忆深刻，一是他们都来自上海，是六十年代上海支援广西的工业能人；二是他们的作风和土生土长的梧州人不大一样，因而留下印象；第三就是他们的后期遭遇都不怎么光彩，好像都受到了刑事的追究。牙膏的“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每年的春节都要带着他的企业的领导包括工会的领导在电视中一字排开，由他用带着浓厚的上海口音的粤语向全市人民拜年。脸相方方的他，说粤语显得十分吃力，但是好像正是这个样子，人们好像看到他对梧州这个粤语地方的市民的尊重。所以，那些年头，如果没有这一个“龙”代表他的企业向市民拜年，又或者他不是用一字排开的形式给市民拜年，市民反而会感到意外。我是采访了这位梧州工业的“巨龙”以后才知道，做企业风生水起的他，原来口头表达的水平并不好。我们到他的企业采访，为了突出他的作用，又常常要他出镜讲话，为了让他说得完整和有一些亮点，他们公司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把准备好的答案用一张纸写好，然后一个人提着，在他对面让他对着镜头念这些内容。经常还因为他念得不流利而影响效果，不得不反复的拍摄这个镜头。而我们几乎每一次采访，公司都无一例外地要把装有他们公司的牙膏、香皂等的产品的“礼品”送给记者。我离开梧州以后，听说这位企业的领导因为经济的原因被追究责任，后来退休。我曾经在一个风景区碰到过这位在梧州显赫一时的“巨龙”，可是就在我准备向这位旧相识致意问候的时候，这位已经被弃浅滩之“龙”好像并不认识我一般，掉头而去，留给我一脸的惘然。在“四龙”之中，造漆之“龙”是和我交情最好之“龙”。所以好，是因为在我之前，很少有记者采访他。虽然他的企业也做得很有名气，但是因为他的观点和当时的梧州市提倡的大干快上有点背道而驰。比如市里要求增资增产，他却认为要因应市场变化决定是增是减，上海人做生意的精明在他身上发挥到极至。当时的市领导对他的“保守”不满意，但是又因为他的企业经营一直很稳，所以也不方便对他有太多的指责，但是在媒体新闻中，他的企业一直有点“默默无闻”。我是因为他的企业的名气决定要到那里采访的。我的采访就在他被市长不公开点名批评的第二天，一肚子话正闷得没有地方诉说的这一条“龙”，量（估计）我们不敢在当时的气候下把他的观点报道出去。使他想不到的是，我们不但把他的在当时有些“另类”声音几乎原汁原味播了出来，而且据我所知他的声音并没有引起领导的反感。这是他完全没有估计到的结果。从此以后，他的公司的新闻经常出现在电视之中，而他管理的油漆企业的生产现场几乎达到一尘不染的水平，也的确令我这个没有见识过多少大企业的记者深深佩服。离开梧州以后（实际上在我离开电视台以后），我就很少再到企业采访了。油漆之“龙”的情况也知道不多，后来在网上看到，此“龙”因为“侵吞国家财产”被课以重刑。也许是由于生于农村的原因，我对农村的报道有特殊的感情。只要有空，我就会带着我的拍档廖毅斌跑苍梧找新闻。因为对农村题材的关注，使得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苍梧的两位县长。这两位县长都是农村出生，一定程度上使得记者和官员的配合十分默契，我们虽然没有成为好朋友，但是肯定在双方的心目中都留下一定的印象。胡锦潮县长来自梧州郊区，我们联系比较多是因为他的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是我的校友，朋友的关系使得当时基本上没有农村新闻的梧州电视因为我的出现而增加了不少农村的新闻。而胡县长下乡，也会通过我的校友征求我的意见能不能一起去采访？我是基本上能够体会这个县长的想法的，所以我们一起去过苍梧的狮寨和倒水等地，他检查工作，我发现新闻，有时候还兼顾采写一些好像“倒水牛圩”这样的社会或者民生新闻。因为我们不是县的电视台，我们对县长的采访不像跟市领导那样拘谨，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发现去采访新闻。有时候，我们是利用了县长的工作机会找我们的新闻，所以这些新闻往往不是那么呆板，给刚刚出现农村新闻的电视新闻以新的视线。从这个角度看，我和看电视的观众都应该感谢县里的领导。和胡县长出去采访，印象最深的还是洪水。六·一九过后，中央电视台记者到林水念村采访，我随胡县长乘冲锋舟前往协助，在回来的水路上，我们的冲锋舟在已经泡在水中的稻田上死了火，那时候“大哥大”的通信已经基本不通，我们大概四五个人就在六月下午三点钟的太阳晒着的湖面中呆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另一艘部队的冲锋舟经过，我们才从又热又没有水喝的冲锋舟上被解救出来。两个多小时的煎熬，使得穿了运动背心和短裤的我，大腿被严重烧伤。就在这次“遇险”过去不久，胡县长调回郊区，接任的县长姓潘名业贤。几乎是在潘县长上任的第一次检查工作，我们就认识了。六·一九以后是七·二四，苍梧县的下郢镇被洪水围成了“孤岛”，新官上任的潘县长下去第一线检查，自然通过我的校友联系希望我能够随行采访。潘县长的汽车把我们送到了离下郢两公里的地方，我们转乘渔民的渔船进入下郢镇。没有水，也没有电，电视记者和新上任的县长就在下郢镇一间旅馆里真正的“秉烛夜谈”，那情景现在想来还有一点感动！
我在夏郢凤凰村采访村支书苏经国，左一为潘业贤县长。
有苍梧的朋友说，这位县长的性格和我有点相近，说话和观点都近似，这使得记者和县长的联系更多，工作配合更好。当时苍梧县提出“再造一个山上苍梧”，我和我的同事廖毅斌几乎每星期都要追踪潘县长，专门为“再造山上苍梧”开了专栏。这个专栏为了突出现场感，很多采访都在农村现场，我作为出镜的记者由于长相不佳和口音不是梧州的市民标准白话而被女播音员董敏笑我“污染荧屏”，而曾经担任电视台台长的何乐先生则每见我一次都以模仿和夸大的语音，将我的采访的话当作笑料！我感到这是因为他们关注，我才能够得到老领导这样的“厚爱”，虽然不一定是善意。由于到苍梧采访多了，我们也会去采访苍梧的一些会议。但是这样的采访也不全是“政府的声音”。其中有一次会议，我看到会议的现场烟雾弥漫，镜头几乎没有办法拍到没有烟雾的画面，我立即让摄像的廖毅斌把会场的情况录了下来。当天晚上，电视新闻在简单报道了苍梧县的会议内容以后，播出了一个会场烟雾弥漫的场面，我用小品的文字不点名批评了这个会场的情况和主持这个会议的人——这个人就是潘县长。我本来预料，这样的新闻可能影响到我和潘县长的交情，但是，我得到的消息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和潘县长都向市领导表示，要奖励我这个“大胆的记者”和电视台。我自然不敢相信这种“奖励”，但是我也不相信潘县长会因此对我不高兴。一星期后，我见到县长，他告诉我，电视镜头中吸烟最厉害的特写镜头，拍的正是他的办公室主任。这位办公室主任后来认识了我还安排我去苍梧的爽岛度周末，我一直不好意思说“特写镜头”的事，但是我到广东以后，找这位已经升职的主任协调事情，仍然得到他的帮助。两位县长，先后升职，一位到另一个地级市做了常务副市长，一位到一个市做了管人事的副书记，知道我去了广东，胡县长表示：不理解！是对我的行动不理解，还是其他，我没有追问。而且，没有必要，我不想给他们电话，因为后来找他们的记者肯定比当时做县长要多得多！蝶山一路，这一条现在看来毫不显眼的街道，当时集聚的单位有妇保院、军供站、公共汽车公司、广西日报（包括电台、电视台）梧州记者站、自来水公司、技交站等，电视台隔壁的饼屋桂香苑生意红火，三云酒家生意兴隆。附近的一个小餐厅（兴华）则几乎成为我们新闻部人员加班吃饭的饭堂。就连电视台隔壁的一家理发店也是门庭若市，电视台主持人每天出镜前都在这里化妆，我们男士也喜欢在这里剪发。师傅是两姐弟，态度好、手艺也好，门店虽然简陋，但是价格也便宜。蝶山一路三十五号，除了曾经留下我的职业脚印汗水，更多的同事从这里走向了官场。现在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崔佐钧、原梧州市委常委钟碧珍、还有邓铁军、刘红明、廖毅斌、陈刚……都先后从记者变身厅级、处级官员。现在回去梧州，我仍然喜欢在蝶山一路三十五号前驻足。电视台大楼现在变成了一间酒店，有两次我的朋友从顺德上来，我都安排他们入住这家酒店。我向朋友介绍酒店时候，总要拿几个同事的辉煌说事。他们也认为这里风水好，的的确确住得其所。 忆苍梧|岭脚镇，老照片后边的那些往事 忆苍梧|广平旧事
忆苍梧 | 大坡镇，这些人与那些事 …… 忆苍梧|林水回望
忆苍梧|水碧碧，竹青青，木双女孩水灵灵 忆苍梧|水上梨埠 忆苍梧|路过旺甫 忆苍梧|仰望狮寨 忆苍梧|沙头镇，这些人，那些事 六堡镇，擦肩而过的那些旧事 苍梧忆旧|遥望石桥镇 吾乡回望——小镇人和 覃炜明|退休元年纪事（1）——罗寨怀旧行（图文） 再望珠山 人在夏郢 京南旧事 倒水镇，往事如花开不谢…… 忆长发，留下美好，留下风情万种…… 弯弯路，慢慢走——最忆是贺州 戎圩忆旧——深深的话只能浅浅地说 
作者简介：覃炜明，号两广先生，笔名微明、微鸣、丹顶鹤、何求。一九五七年生于广西苍梧县，现居广东顺德。已公开发表散文、小说、杂文、评论180万字。著有散文集《碎光》（2002 广西民族出版社）《活在吾乡》（下图，2017 广西师大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