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东北鼠疫照片 一、问题的提出由于东北肺鼠疫疫情危急，加之列强的外交压力，清中央政府将西法防疫确定为全国性政策，东三省总督负责督促地方政府执行西法防疫，各地政府则负责落实自上而下的防疫指令。何为西法防疫呢？即近代以来西方各国为免受传染病侵袭，共同构建起一套检疫、隔离、消毒和治疗的规则，应对疫情和进行卫生治理，表现为国家设立卫生机构实施防疫规章。具体到东北肺鼠疫期间，西法防疫重防不重治，认为染疫者不可治，只能通过隔离和断绝交通，将患者隔离开来，才可挽救健康者。因此，无论是方法还是价值取向，西法防疫都与传统中国防疫的重治不重防原则有着根本的差别，成为执行过程中各种矛盾与冲突的渊源。由于受制于地方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加之各地获取资源能力的不同，东北各地在推行西法防疫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突发的鼠疫，对社会的日常运行造成了巨大冲击，清政府官员不得不在外交压力下紧急应对。清中央政府命令东北督抚必须采用西法防疫，要求其命令下属府县均采用相似的程序化防疫措施，而各地官员基于文化意识和社会境况，并不愿意采用西法防疫，因此在督抚与州县之间出现了采取何种方式防疫的政治博弈。各地方官若要把防疫措施落实下去，不仅要依靠赖以行动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而且要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否则就会流于空言。因此，地方官员与绅商、市民、乡民之间也不得不进行博弈，彼此协商，最后以变通的方式落实防疫措施，从而达到防疫效果。 虽然迫于外力采取了西法防疫，但这种以行政手段强推的违反日常认知的命令面临着社会的挑战。因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防疫，实际关系到社会对医学的认可程度。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绝大多数人在当时仍然信任中医，对西医有一种陌生感和不信任的态度。东三省总督锡良迫于政治局势，自上而下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所有州县都采纳西法防疫，其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督抚颁布行政命令，要求各地方官遵照其要求，按照西法办理防疫事务；二是对违抗者进行惩罚，通过更换地方官的方式，要求各地方改弦更张，厉行西法防疫。第一种形式是一种常规程序化的行政方式，直接反映了上级的具体要求，很难从中判断地方官到底有没有认真执行命令；第二种形式是带有审判意味的行政处罚，双方通过往来电文进行指责和辩护，往往真实呈现出地方官是如何敷衍和应付上级的。较之命令行政，惩罚行政呈现的内容更真实生动，值得玩味之处颇多，也反映出若不能得到地方官员的真心支持，上级的政策就无法转化为地方行动的动力。本文尝试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城市，考察西法防疫这一政策在不同地方的具体执行过程，从分析各地政府的行动路径入手，讨论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如何根据资源状况采取不同策略应对上级政策，以及上级政府采取何种措施保障政策在地方的落实。  为了便于研究西法防疫的执行状况，笔者尝试以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来划分防疫模式，然后展开具体分析。这里所谓的权力中心，不仅包括东北地方权力中心，如东三省总督衙署所在地奉天，也包括外国势力所在地，日俄势力集中所在的铁路要站长春和哈尔滨。权力中心与防疫模式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在清政府权力中心所在地，越易受官府命令左右，形成官府直管的模式；在与日俄势力控制区域相近的地方，地方官府不得不与外国人进行协商，形成一种协议办理的模式；在远离两种权力中心的地方，地方官员得不到上级足够的支持，只能依靠当地力量，与商民合作办理，从而形成一种地方自办的应付模式。 三种模式虽然不能完全囊括东北防疫的情形，但基本涵盖了主要类型。官府直管模式以奉天为代表，作为东三省总督衙署所在地，奉天是东北政治权力中心，其防疫基本完全由官府主导，商会的力量受到打压，激起的官民矛盾最为严重。协议办理模式以长春为代表，作为南满铁路的重要站点，官府作为主导力量领导防疫，商会作为辅助力量协助防疫，日本人和俄国人对长春的防疫都非常重视，以中外防疫会议的形式参与到长春防疫中。地方自办模式以双城为代表，当地虽然距离哈尔滨只有约50公里，但是并未得到督抚的关照，只能在有限的经费和人力支持下自办防疫，因此与地方士绅的合作成为重要选择，当来自哈尔滨的医官就近进行严苛检查时，才揭示出该地防疫政策执行度极低。 以奉天、长春和双城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三座城市在东北防疫过程中颇具代表性，受到参加奉天国际鼠疫大会医生们的高度关注，均有个案报告提交大会讨论。奉天是政治中心，官府管控力量很强，疫情受到严密监控，疫毙者1，686人。长春和双城是吉林省除哈尔滨外疫情最盛的城市，分别疫死5，827人和4，609人。
二、督抚直管的奉天模式1911年1月2日，奉天城出现了第一位鼠疫患者，其从哈尔滨乘火车而来。及至6日，奉天已有3例疑似鼠疫猝毙者，警务局下令各区巡警切实调查各旅店、伙房，发现患病者。此时哈尔滨疫情严重，锡良已承受相当大的外交压力，对奉天疫情非常警觉，立即电请度支部支拨巨款充作防疫经费，且将小西便门外新盖楼房作为验疫办事处。他还请关东都督府技师村田升清筹划预防办法，通饬各属严行遵办，并请其向巡警总局及其余各局所人员宣讲鼠疫病菌状况和预防事宜。 1月9日，由奉天民政使司张元奇和交涉使司韩国钧监督指挥，奉天卫生医院和巡警总局会同组织成立了奉天临时防疫事务所，遴委分省补用道张俊生担任所长。次日，奉天警务局颁布《巡警分区办理防疫规则》，完善了基层防疫体制。不过，由于没有防疫人员、隔离医院或其他可资利用的建筑，临时防疫事务所并未采取任何隔离鼠疫接触者和断绝内外交通的措施。12日，奉天城出现了15名患者，大多数乘火车从北部而来，相继死在铁路车站、路边、小客栈或茶馆里。 至此，临时防疫事务所才开始采取防疫措施。首先，把奉天城划分为7个区，每个区建立一个防疫组织，由2名医学毕业生或学生、12名搜查住宅的警察、10名消毒的苦力以及一些担架工组成。其次，在奉天各个城门设置警卫，禁止看起来有病的人通行，控制城内各个分区之间的交通，对大车、人力车和电车进行系统的检查和消毒。再次，搜查患疫者。各区开始逐户检查，重点检查客栈、旅馆和茶馆，发现鼠疫患者，立即将其和所有接触者迁出，焚烧床铺和衣服，消毒并封闭房屋，严重的予以烧毁。发现死尸，马上装入棺材，用石灰和消毒剂进行处理，然后送到为鼠疫患者专门准备的墓地埋葬。最后，建立试验和消毒机构。不仅建立一间细菌试验室，进行细菌诊断和研究，而且在城市西部建立了消毒站，每天结束工作之后，所有回城的卫生防疫人员都要在此进行彻底的消毒。 14日，奉天行省公署下设奉天防疫总局，作为奉天防疫行政的总机关，由民政、交涉两司负责管理。该局一面负责与吉林、黑龙江两省电商联络，协同扑灭疫情；一面负责监督奉天各属堵截疫情，以防蔓延。这样，奉天城防疫很快被纳入到奉天省防疫体系中，防疫事务由省级政府指挥和监督，从一开始就受到官府的严密领导。 各地虽已开始执行防疫措施，但各级官员对防疫的认识仍停留在清洁卫生层面。14日，锡良传见奉天各区区官，强调清洁而非隔离。民政、交涉两司在传谕中强调，“防疫之法以清洁为第一之要旨”。直到18日，锡良谕饬奉天府孟宪彝与卫生医院院长，会同外务部派来的医员，“妥议设局检察、施疗、防范各项办法”，各项防疫措施才真正得到落实。 与此同时，同城日本人的积极防疫，对奉天当局的防疫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月11日，疫情甫经发现，奉天日租界就选举防疫委员，设立防疫会，由各委员负责管理验病部、验菌部、捕鼠部、隔离部、病室部、消毒部等。次日，防疫会在大西关奉天俱乐部开始办公。1月25日，日本大连防疫总局移至奉天，佐藤友熊总长、村田升清以及15名委员等抵达奉天。次日，该局开始在铁路租界内日警务署办理防疫事务。2月11日，锡良与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商定协议办理防疫，25日，双方经过协商后，决定召开日清共同防疫会议，旨在“促使日清两方就目前南满洲地区防疫事项提出各自主张并进行讨论、议决，以及答复都督或总督的相关咨询”。中日双方分别由都督或总督指示防疫本部或防疫总局执行，不得彼此侵越。此后，奉天官方不得不与日本防疫机构打交道，亦不得不遵循西法防疫模式，采取以检疫、隔离、阻断交通和消毒为主的防疫措施。 从1月15日开始，奉天的死亡率明显增长。每天都有许多苦力死去，大部分客栈都受到感染。于是，奉天城前后开办了5处隔离所，其目的是收容患疫家属及同房共居者，在该所隔离7日后，诊断无病才能出所。隔离所的实际状况非常糟糕，其恶劣的条件和较高的死亡率为时人所诟病。奉天民政使司张元奇曾提及隔离所的危险所在，“隔离将收容之人同居一处，恐无病者反致传染”。
▲奉天旧影 由于奉天城缺乏合适的地方设立医院，只能临时征用地方作为鼠疫医院。1月中旬，官府在城西临时征用了一家小客栈作为鼠疫医院。2月8日，临时疫病院才开始接受病人，专门收容检诊和治疗鼠疫患者及疑似鼠疫患者。奉天防疫当局还注重街道清洁、监督屠宰场清洁、收买老鼠和印制医书。防疫事务所先后花销三万余元，每日各雇大车数十辆，将大街小巷积雪秽物拉运净尽。为了对民众进行教育，奉天防疫临时事务所指派一些有文化的市民到城市各个角落进行宣讲。同时，四处张贴布告，用通俗语言解释这次鼠疫的性质以及为防止鼠疫扩散而采取的措施，敦促所有人通过报告鼠疫信息帮助当局开展工作。参加防疫的医务人员也借助显微镜示范向民众做了数次宣讲。最后，当局采用传统散发医书方式，将外务部咨送英人德来格所著的《鼠疫论》印制300本，“分散各局所、学堂、工场、会社及明白事理之住户、店商，以资遵循而免传染”。 奉天防疫主要由奉天省公署主办，为弥补不足之处，官府联合社会各界成立防疫会，“实赖绅民同心协虑补助官力之所穷”。1月18日，张元奇和韩国钧邀集士绅筹商防疫方法。20日，奉天防疫会成立，“以预防瘟疫传染及研究实行清洁疗治之方法为宗旨”，广邀学界、商会、自治会、农务会诸团体及其他有志防疫人士参加。根据章程，该会与防疫总局及巡警局的关系是“联络一气，以互相协助”，其作用实际是协同搜疫巡警，调查疫症。防疫会可就防疫事件，向防疫总局及巡警条陈意见，而该会有代办防疫总局及巡警局委属事务的义务。由此可知，防疫会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意见参考，辅助官府办事而已，很难彰显民间的主张。 奉天厉行西法防疫，种种措施激起市民们的强烈反感，而商人们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对政府搜查住宅、迁出所有疑似者颇为不满。主事官员对此心知肚明，“防疫行政非赖官府强制之力，则民间不易服从，然风气未开，大半以生命为儿戏，迷信鬼神，托诸命运，或畏警察之检视，而讳忌不言，或安污浊之习惯，而以身殉死，或奸人煽惑、传播谣言，或搜索太严，致生反抗，至以卫民之良法，疑为贼民之苛政”。防疫会的本意是发动社会力量劝导市民配合官方防疫措施，事实上商人们并不相信西法防疫，存在敌对情绪。他们甚而募集金钱，建立自己的隔离医院，任用中医管理。 作为东三省总督所在地，奉天官府非常强势，不愿意听商会的意见，而有实力的商会不愿屈从于官威，双方的对立愈发严重。1903年，农商部颁布命令要求各地成立商会，盛京省城商业公议会更名为奉天商务总会，该会不但积极参与奉天省城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救济事务，而且积极参与到清末立宪运动中，与东北地方政府在很多问题上实际处于一种抗衡的状态。1910年12月，奉天省各界公举国会请愿代表赴京，向政府上书恳请速开国会。鼠疫蔓延开后，各界的国会请愿活动随之消失，但官民之间的隔阂，尤其奉天省城，仍然可见一斑。更为甚者，这种官民对立不单单体现在商人要求单独办理防疫，而且体现在防疫官的肆意妄为，捣毁报馆，招惹众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防疫政策在奉天的执行生动地展示出辛亥年间各大城市中的官民矛盾，如此复杂而尖锐。
▲因防疫关闭的商铺 1911年2月中旬，随着防疫的延续，官民之间的矛盾爆发出来。奉天总商会认为官设防疫局的防疫办法不合机宜，并反对中国与日本协议办理防疫。该会指出，官办防疫“惟利心太重，每办一事，必从中多方渔利，因而诸事致多敷衍”，决定自办防疫，不受官家之挟制，款项亦自备。奉天总商会、谘议局和自治会合办奉天防疫会，公举谘议局议长为总理，自治会议长及商务总长为副总理，由商界公举干事员3名，办理防疫事。该会很快派代表谒见张元济和韩国钧，说明自办防疫的态度，并设立民办隔离处及留养处。此举有与官方截然分开之意，日本报纸称之为“总商会反对官宪之气焰甚炽”。锡良得知此事后，担心“循此任其自由举动，疫祸前途不堪设想”，其招集各司道、谘议局议董、总商会议董等到公署会议防疫办法。会上，锡良道出其为难之处：“朝廷已谕本督以厉行防疫，外国亦深注意于此。惟欲厉行防疫，则惹人民之反对，不厉行防疫则上背朝廷，外招外国之干涉，本督诚不知所出。”各代表一听锡良训词，当场表示防疫仍归官办理，经费与官府商妥。 然而，这只是场面之词，事实上总商会仍然执意自办防疫。25日，省城总商会与城厢议事会一道派员逐户搜查染疫者。由于城关地面辽阔，商户林立，非少数人员所能遍及，于是该会决定以每月薪金8两招集防疫队500名。30日，防疫队招足后，立即派赴各关任差，昼间在各街逐户清疫，夜间稽查街巷，严辑贼匪，以补巡警之不足。该队甚而呈请锡良发给枪支。3月8日，民政司命令商会将商立病院撤去，停办商招防疫队，“以免纷歧而归划一”。不过，总商会并未服从锡良的命令，此后仍拟招募防疫队200名。对此，锡良札饬民政司、劝业道，转饬奉天总商会停办自办的病院、隔离所。不久后，又同意总商会在小南关设立病院。 3月中旬，疫情临近尾声，奉天防疫官们做了件惊动全国的事情，这就是捣毁《大中公报》事件。事情源于3月5日该报登载的一则消息，讲述了防疫所陆军及二区巡警无端干涉妇女坐车的事情。这则报道引起奉天临时防疫所大西门分所长露厚的强烈不满，带领防疫委员5名，埋葬队员24名，陆军兵9名，巡警2名，闯入报馆，捣毁大中公报馆。露厚等将报社袁监督押往西关防疫事务所，临时防疫所总办张俊生设座审问袁君，口出恶言如对大盗，最后将袁转交巡警总局。 报界公会公禀锡良，防疫事务所总办张俊生仇视《大中公报》，擅动陆军，私开法庭，羁押无罪，监禁发报，指其擅作威福，要求将其撤差。锡良并未处理张俊生，最后拉出露厚顶罪。3月14日，《大中公报》报馆直接与防疫所所长交涉，该所所长装作始悉露厚不法真相，下令将其撤差，交地方审判厅讯办。然而，此后审判厅迭次差传开庭审讯，露厚皆不到案。同日，奉天警务局局长令《大中公报》报馆停刊7天。该报认为，报律有明文规定，停刊必须指实该报馆所犯之罪为报律第几条第几项，然后处以相当之罚。奉天《大中公报》与防疫局交涉一案，交审判厅正式审理后，被以修订的《大清报律》未到为由，不予受理。因此，报馆只好致电宪政馆、民政部、法部请示办法。宪政编查馆覆电表示，“新报律既未奉到，即仍照旧律科罚”。该报只得以防疫公所纵兵打闹报馆，并擅行监押主笔为不法，向地方检察厅控告，要求法办，并与京津、上海各报馆同人集议对付办法。《大中公报》的遭遇得到全国报界的声援，《申报》发表社论谴责东北官府的做法：“惟此报纸之鼓吹民气，以为政府之后盾。东省官吏？乃不惜代外人百计摧残，必欲将不绝如缕之舆论界，尽数毁灭而后快，是诚何心欤。” 此外，社会舆论开始对张俊生不利，传闻有人向锡良密陈其办事多不合法，任意妄为，任用私人，挥霍巨款。锡良不得不做点表面功夫，派员暗查其各种劣迹，并令交涉、民政两司清查防疫款项是否果有浮滥虚糜。3月16日，锡良传见交涉、民政两司使，提及防疫事务所张俊生办事不力，恐有虚糜巨款，敷衍荒唐之行，要求将所用防疫各事派员清查。3月23日，有人将张俊生告到朝廷，指责：“该道动用压力，民家一人染疫，即将全家拘入防疫所，藉以搜取财宝贵品，致民间实有染鼠疫死者不敢具报，传染愈多，疫势日盛。”然而，因其作为官办防疫负责人，得到了东北督抚的庇护，此事后不了了之，但防疫所的恶行已经传遍各地，受到舆论指责。 作为东三省的政治中心，有东三省总督坐阵，加之日本势力蠢蠢欲动的威胁，奉天严格遵循西法防疫政策，采取隔离和遮断交通措施，严格禁止苦力从东北北部乘坐火车南下，关闭商人开办的鼠疫医院。这些抗击鼠疫的举措发挥了作用，奉天城疫情迅速得到控制。4月9日，民政司将防疫事务所裁撤，将所有防疫事务归并警务局办理，奉天城取消隔离，恢复交通。20日，关东都督府检疫部办公处从奉天警务署撤回旅顺。可以看到，督抚直接督办的奉天防疫模式虽然成效显著，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官商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对抗，甚而激起了社会风潮。
三、协议办理的长春模式
▲长春旧影 长春地方官也非常重视按照与日本协议的方式来办理防疫，“以日人占用地毗连商埠，必协商日官，彼此严重防遏，始克急遽奏效”。1月27日，何厚琦与松原一雄、满铁理事久保田政周议定两国协议人员，中方代表包括：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长春府何厚琦、长春巡警总局长金其相、商埠巡警公所所长汪虎、道署外交科长赵宗卿等。日方代表包括：警务署警视田中宇一郎，居留民会评议员柏原孝久、前田丰三郎等。这样一来，长春的防疫确定了中日协议的方式，“除研究办法、联络感情外，我之主权自在，原无毫末之损失，外人不得干涉我也”。 然而，长春的疫情逐步恶化，并外溢到吉林省城，有7名来自长春的苦力染疫而亡，因此该城断绝与长春的交通。省城检疫所移设二道岭子要道，租定可容千人客店7家，在西关外民居空旷处租用宽大庙宇为诊疫所。长春前往省城的中外商民，一律留验5日，无病始准入城。邮政信件一并薰洗、消毒。19日，省城派医警在栈房、旅店强制查验有无染疫之人。在这种状况下，吉林巡抚陈昭常要求李澍恩必须认真防疫。 1月18日，钟宝逊出任长春防疫医官，有10名医生协助防疫。他发布公告，宣传鼠疫的严重性，号召人民服从隔离和消毒。21日，长春被划为7个区，城乡五区，商埠二区，各派医官随带救急、消毒、掩埋各队分别办理，令十家长帮同检查，并会同各区巡警，以资联络。此时，长春城内外留养所已收留贫民2，000人，“均住热炕，食高粮米饭”，留验7日后，无病者发资遣散，死者从速掩埋。 无论是普通长春市民，还是李澍恩，其实都不信任西医，反对隔离、消毒的措施。李澍恩认为，“西医防而不治，绅民啧有烦言”，而中医有治好者，因此添用中医分别诊治。中医们带头反对钟宝逊采取的措施，他们相信鼠疫能够治愈，不用采用任何防疫措施。长春府城议事会成立了自治施医处，以方药、针法两门，应症施医，并预备救急药品，按症施药。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中医阻碍抗击鼠疫措施的进一步实施，钟宝逊勉强同意中医建立一家鼠疫医院，并完全由他们管理。然而，中医鼠疫医院仅仅运行7天，就有9名医生感染鼠疫死去。此次事故给长春市民一个警醒，让他们意识到这种疾病的危险性，开始接受西法防疫措施。 长春防疫不力的消息引起锡良注意，查疫员报告：“李道深居简出，在差人员畏疫如虎，并未躬亲防检，民人不死于疫而死于冻者实居多数。”为保证西法防疫的执行，1月26日，锡良迅速撤换了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改派孟宪彝署理。得知即将被革职的李澍恩，做出了非常不理智的决定：“传谕巡警总局将长春城内小本经营及伙房间居人等，限于27日尽驱逐，相距城10里之外。”一时之间长春城内群情激愤，几有暴动之势。何厚琦听闻此消息，立即急招绅商向李澍恩陈明利害，方才停止驱逐之令，人心始安。 长春疫气渐炽，官府不得不采用火葬。为稳妥起见，官府先晓谕居民，召集绅商会议，并取得支持，外人亦极力赞成。孟宪彝决定将未葬尸棺七百余具，以及四乡疫毙无名未埋尸躯五百余具，共计一千二百余具，全部运赴离城较远的老虎沟。2月9日午后，孟宪彝等亲自到场监视，仿照哈尔滨火化办法，分挖9坑，将尸棺逐层用木柴等物垫，灌以火油焚化，烧时撒用芝麻，以去疠气。12日，在老虎沟地方，举行第二次火葬，焚烧运集城关的染疫死棺和四乡无主棺木尸躯共500具。19日，长春城乡发现疫毙尸棺三百九十余具，及各处搜集尸身、未埋无主棺木共计八百余具，在老虎沟火葬焚化。 自火葬疫尸以来，日本人对此非常热心，参与到火葬场的设计与建造。2月8日，南满铁路公司细野喜市带领能建造火葬场的平泽怡平拜访孟宪彝，向其展示了火葬场图纸。14日，孟宪彝正式委托细野喜市和平泽怡平建造火葬场。19日，该火葬场竣工投入使用，所有疫死者一律运送该场实行焚烧。截止4月2日，长春共计火化疫尸4，643具，深埋疫尸1，165具，烧毁房屋21间。  ▲焚化尸体 孟宪彝出任吉林西南路道后，将防疫会改为官商合办。2月12日，锡良电令孟宪彝断绝长春城内外交通，“仿照分区诊察办法”。与哈尔滨、奉天一样，长春把城市和四郊分为7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一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医生负责。经过培训的检查员被派往各个分区，与当地的警察合作，以控制疫情。基本防疫措施如下：切断所有与疫区的交通；把城市和郊区1/5的人口迁出隔离；彻底消毒；每天进行逐户检查；报告死亡和卫生条件；禁止把死尸抛到街上；防止狗等动物接近死尸；消灭野狗和捕捉老鼠。长春设立了城关商埠疫症院、疑似病院及俄站二道沟医院，聘用西医官7人，新医1人。这样一来，一旦确定发生鼠疫的地方，防疫局马上切断该处与外界的交通，对毗邻的街道、房子和院子进行彻底消毒，将患者与健康者隔离开来，避免疫情的传播。 长春疫情已成燎原，不可收拾，非遮断交通不可。2月16日，孟宪彝决定断绝城内外之间交通，在城墙另开设进出路二道，由巡警200名严行监视，除携有免票者外，无论中外人一律禁止通行。长春地方官电令淮军派拨马步队在长春以南与奉天交界处所，查禁北来行人。孟宪彝与日租界防疫委员会共同协定中外间往来章程，确定断绝府城和村屯之间的交通，日本官民来往长春城内，必须经过验疫所指定的道路，携带中国官宪给付的免票，经验疫所验明方可通行。此外，各村庄装载元豆及其他杂粮的大车，若不经府城则可直接进入日租界，若经府城则须经验疫所指定的道路进入日租界内。 日本人非常重视长春疫情。小池张造与锡良协议长春防疫办法3条：长春城内外严行交通遮断；由满铁会社暂时召集他处的消毒班，每班有日人3名，前往长春城内外帮同消毒；将城内之苦力等移往乡村指定地方，进行隔离。由于担心日人参与，会出现危害主权问题，锡良提出由中方出钱雇佣日人消毒。不久，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到长春，召集日领以下各防疫委员详细咨询防疫情形，并亲阅各隔离所。松原一雄电约孟宪彝到领事馆与大岛会晤。大岛义昌表示，东省疫症惨然，宜中日合防，免致蔓延。 14日，长春防疫会约集各国医生到会集议。日本南满铁病院院长宇山道硕提出中国西医人少不敷分布，提议中国派人到日本隔离所学习消毒方法，5日即可学成。防疫会当时议决，由警局选派识字明理警察30名，前往学习，以备分布各处防疫机关之用。锡良认为，此举甚好，可以避免由日本人召集日本消毒班进行消毒，从而保护主权而免窒碍。18日，宇山道硕院长、防疫员广海医学士、黑泽及西村等带同消毒队一班6人，携带消毒器具，到商埠空房两处，教警兵30人，实地练习针对病人、死人、屋宇、器具、捕鼠的消毒方法。中国消毒队分批前来观摩学习。孟宪彝与宇山院长约定逐日轮流派警12人，分两班到满铁病院练习，直到完全学会为止。 除日本医生帮助培训消毒人员外，长春防疫还得到了各国医生们的帮助。协和医学堂的美国医生杨怀德担任防疫局顾问，他采用患疫者血液，通过最新方法制造血清，每周制造的数量足够很多人注射之需。戈登医生以及日本和俄国的铁路医生，则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日本鼠疫专家北里柴三郎来到长春，在与孟宪彝面谈中指出，遮断交通和及时清查户口是最重要的事务。
1911年2月13日，孟宪彝在道署设立防疫会，作为中外防疫员暨地方绅商聚会商量防疫办法的地方。该会先后召开6次，每周一午后2—4时开会，“谋研究进步，联络中外感情”。通过会议的方式，各国医生积极为长春的防疫出谋划策。3月初，孟道与日俄领事召开中外防疫会议。领事们表示：“食物中惟果品鱼腥最易传染疫毒，不如付之一炬，使根诛净绝。”于是，孟宪彝派人检查，将各铺梨橘、鱼虾等物都运到城外宽阔地方，用火焚烧净尽。与此同时，孟宪彝接受了外国提出的防疫方法，即遮断交通、实行火葬、多设隔离所、清扫街道、采用日本消毒法，以及派队专司捕鼠。日本官员在参观长春隔离所、疫症院和火葬场后，都表示“办理合法，处处优于奉天”。 1908年1月，商部批准长春商会正式成立，与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一方面，长春商会作为商人利益的代表，与政府合作，力争有利于商会的商业政策，并谋取有利于商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长春官府时常倚重商会的支持，处理财政不支或社会矛盾等问题，商会大多愿为政府提供人力、财力的支持，比如承担警饷，维护社会治安等。因此，长春商会和官府之间并未出现如奉天那样的矛盾，双方基本能保持一种各取所需的态势。在防疫过程中，官民之间仍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长春商会一如既往，积极支持官府的防疫，官府也积极为其争取朝廷的褒奖。2月26日，孟宪彝亲临长春商务总会演说，说明防疫经费正难以为继。该商会不顾“去腊因患疫生意多艰”，遮断交通暂停营业，“乃能急公好义，慨捐巨款”，担任助款银元2万元。于是，孟宪彝向锡良请求赏给该商会匾额一方，用资奖励。 长春地处铁路交通要道，人流量大，疫情防控困难。从1月2日到3月26日，长春报告死亡人数5，818人。长春当地人在疫情期间共计死亡3，849人，死亡率为7‰，其中城关死亡1，571人，死亡率为35.8‰，四乡死亡977人，死亡率为2‰。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在执行西法防疫政策过程中，东三省总督和吉林巡抚通过更换吉林西南路道的方式，实现了地方从消极执行到积极执行的过程，体现出省级政府以治官的方式实现了政策落地，很快控制住了疫情。此外，长春中外杂处，防疫政策的执行，既得到地方绅商的支持，也获得多国医生的协助，较之奉天并未引起矛盾和冲突。 四、地方自办的双城模式双城府位于哈尔滨南约50公里，是一座拥有6万居民的城市，“土地膏腴，商贾辐辏，又兼接近哈埠，交通便利，运输货物朝发夕至，近年以来生齿日渐繁庶，工商逐渐增多”。在当时的防疫医生看来，这座富庶的、卫生状况不错的城市，在各方面都与傅家甸狭窄的街道和简陋的小屋形成鲜明的对比。确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在遭到鼠疫袭击的情况下，双城都应该受害最轻。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双城府不单疫期长达80天（1911年1月2日到3月21日），而且疫情非常严重，城乡共计死亡4，609人，死亡率达43‰，成为吉林省内疫情第三严重的城市，仅次于哈尔滨和长春。双城由于其地理位置，受哈尔滨疫情蔓延影响尤为严重，当东三省全力扑灭哈尔滨疫情时，无力分出物力和人力给双城，反而还要双城为哈尔滨防疫提供警力支持。双城只能在几无外援的状况下依靠地方力量进行防疫，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没有显示出什么不妥之处。由于初时双城并未将严重疫情如实上报，及至疫情临近结束上报死亡人数，朝野上下才知道该地“死亡之多，竟与哈长相并”。东北督抚不得不重视双城疫情，监察甚严，“力求减灭，勿以星星之火又贻我国家之大忧也”。哈尔滨的医官就近被派往双城检查，从而揭示出当地防疫的不当之处，这才了解到官方报告中无法看到的情况。因此，双城可被视作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推行防疫的代表，体现了一种缺钱少人、缺医少药的地方自救模式。 双城第一位鼠疫患者出现于1911年1月2日，商人宫老祉染疫从哈尔滨返回双城，一家疫毙4人，疫情由此传染到双城。2月20日，双城鼠疫肆虐达到高峰，整个地区几乎每天死亡200人。鼠疫高峰期大约持续了4个星期，3月16日鼠疫患者降到每天5名以下。事后，据防疫医官调查，双城府“没有努力采取隔离措施，没有为患者特设的医院，没有使用消毒剂，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花的钱也非常少”，疫情扩散严重，蔓延到乡村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二个：一是哈尔滨疫情蔓延，染疫者从陆路逃窜时，将鼠疫带到了乡村，直接造成双城四乡的疫情尤其严重，“哈双道路间死亡如是之多”；二是双城府城的防疫不严，导致城内的疫情蔓延到乡村。  ▲双城旧影 及至3月，随着哈尔滨防疫医官的到来，双城的防疫事务先后三次遭到锡良等人的批评，其自办防疫的问题亦因此浮出水面。第一次批评来自伍连德，哈尔滨的防疫医官因此受命进入双城，重新组织防疫。伍连德批评双城绅商、百姓皆不愿意防疫，金永解释道，虽“初意皆反对”，等2月18日将病人收入病院隔离同居后，死亡日减，人人尽知防疫有效，“已无一不愿意者”。伍连德判断双城的防疫数据有假，提出拟派医官10员前往双城协助防疫的建议。金永以现在双城疫事将竣，不必再浪费公款派医官前来办理为由，婉拒此提议。  郭宗熙遵锡良令，派医官到双城检验，因事关学理研究，俄医获准参加检验。4月11日，奉天派来的英国医生鲍克斯到达双城，会同俄国医生礼布全眼和中国医官信海，检验已死潘永才尸身，周身细加察阅，认为实非腺鼠疫。次日，医生们剖解该尸体，检验心肺脾肝等五脏，亦均无各种鼠疫形状，认为系属重败血病症。俄医开具验券，英医将验过情形先后电告锡良。虽然彻查清楚并非腺鼠疫，但并未改变撤换金永的命令。金永因防疫不力被撤职之后，双城府绅学商各界认为金永防疫有功，联合致电锡良叩请暂为留任。在地方人士看来，金永防疫有功，二月初旬已经消灭鼠疫，他仍担心恐余焰未尽，电留各西医官认真检验消毒，半月不见疫死一人。锡良并未理睬地方士绅的请求，如前所述他对双城防疫的不满，主要在地方官府未严格执行西法防疫，受到了以伍连德为首的西医官的批评。虽然双城疫气已消灭，不致有死灰复燃之害，金永仍被撤职，承担起防疫不力的责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双城官员在执行西法防疫过程中采取了折衷的策略，未完全遵照西法，因此受到总医官的批评，亦因此受到了惩罚。双城防疫现象说明，清政府科层制内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监督约束机制，并非简单完成目标即可，而是必须遵照上级命令完成目标。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书影 结 语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
|
|
来自： 明日大雪飘 > 《民国，明清，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