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过两个大兄说的女人的故事，且从这些故事中，使我明白了女人利用她那份属于自然派定的长处，降服过有道法的候补仙人，也哄骗过最聪明的贼人，并且两个女孩子都因为国王应付国事无从措置时，在那唯一的妙计上，显出良好的成绩。虽然其他一个故事，那公主吸引来了年轻贼人，还依旧被贼人占了便宜，远远逃去；但到后因为她给贼人养了儿子，且因长得美丽，终究使这个聪敏不凡盗贼，不至于为其他国家利用，好好归来，到底还依然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记载，这记载就是：“女人征服一切，事极容易。”世界上最难处置的，恐怕无过于仙人和盗贼，既然这两种人全得在女人面前低首下心，听候吩咐，其他也就不必说了。”--（沈从文《爱欲》）
在北平上海的所有的女才子们，受过良好教育其实很多，却没有出现象丁玲能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并撼动当时文坛的人物，这其实无非是：天才加胆识，还有代价。别人理解丁玲，只是隔着一层，沈公从文理解丁玲，（茅盾也是沈公，但非湘人）却完全是一个冷峻的观察者，而且他往往在丁玲情人中做个电灯泡，“多余”的人，《记丁玲》里的丁玲，其实就是十分真实的形象展示开来，那种手法，以沈氏常有的春秋笔法，有点象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一个人的毛孔都刻画出来，太逼人太真实了，很象我们画画的看到的罗中立画的《父亲》那种手法，这个时候的丁玲还没有到保安，而是混迹在上海北平等地，一个西部湘女，虽然受左的思想影响，但仍然在朦胧中，她的思想与情感，在一个满清长期禁锢的暗夜过后的黎明，划出一道美丽的朝霞。
女性的解放与张扬，是当时一种需要，一种迫切的思想需要，民国的革命并没有让中国进入理想的境界，而且是反反复复，这时候需要有人出来在思想上洗涤旧的思想，展现新的思想，让社会进入真实的民主共和的境界，在男士中的鲁迅与女士中的丁玲，便成了当之无愧的旗手，解剖民众的灵魂，揭示病态的国民心理，张扬人性与正常的国民心理。沈公因为误认为丁玲被害而写下此篇《记丁玲》，这种误会却成了没有进入保安时的丁玲的一个真实记录，而且丁玲未亡但却因为复仇心理而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丁玲，所以她的作品，自然亦不再是莎菲系列的作品，这些作品因为它的特殊文学历史的价值而永恒，虽然是早期的作品，却有世界性，今天许多的国家学者都会关注丁玲早期作品的价值与探索其的内涵，比如孤独性（源自日本学者），亦有人惋惜丁玲后来未能延续自己的风格，进入另外一种范式中（比如一些美国学者）。
这样我们可以把进入保安前的丁玲与进入保安后的丁玲作为不同的丁玲来论述，前者便是我要说的重点。或者你当是死掉的女鲁迅，留下许多类似鲁迅那样的好作品，与鲁迅不同的是丁玲着重点是写女性，鲁迅是写男性为主，闰土、阿Q等，丁玲是她熟悉而且有某种自传色彩的女性。
丁玲后来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黑妮，是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受到周扬的阻拦，为了能够发表，丁玲作了修改，并用了自己的人脉来发表这篇小说，这篇写土改的作品，应当是复仇之作，有不正常的心理包涵在其中，因为自己就是地主阶级的女儿。是安福县（临澧县）“蒋家王朝”的一员。他的父亲早逝，但是一个留过日本的少爷公子。人好是一回事，出身是另一回事。我九几年曾经与冯忠、杨建群等好友在临澧寻访过丁玲的墓，此墓后来迁到常德城区丁玲公园内（在白马湖文化公园附近），所以我对于丁玲的关注，不仅仅是电大中文学习时的原因，还有是我生活在这里，需要更多的了解本土的作家，而且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修改一篇原本完成的作品，实际上这作品已经打上太多政治宣传的印记，所以它的原本性，天然性亦失掉了，何况进入保安后，丁玲不复是昔日之丁玲，某种意义上由本我的丁玲变为非本我的丁玲，没有自己的丁玲。“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借用李白的诗，我们可以窥视丁玲的内心世界，不愿意再婚，写文章还想保留一点个性，但丁玲最终是服从而寻求后来的生存，成了后丁玲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所有要真实了解保安前的丁玲都应当认真读沈从文的《记丁玲》，他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丁玲，而不是“革命化”了的丁玲，亦是后丁玲畏惧前丁玲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极力掩盖与抵毁《记丁玲》一篇的原因。这种心有余悸发生不仅在丁玲身上，林风眠就在文革后急急忙忙迁往香港，恐怕亦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心有余悸，“文革”的余威你是不得不重视的。
两位湘地的文豪已经作古了，社会亦进入准民主时代，我们后来者就能够心平气和并冷峻严肃地探索他们的作品与历史地位，这个成了必然的事。确实作为早期女性心理小说，丁玲的作品当然不是成熟的，有时比不上文革后“新时期”那些女性作家的作品细腻高明，但是民国早期女性心理小说的历史地位，并不会因此降低，因为开拓者总是创新者，后来者只是接过别人的旗帜罢了。从黑暗的满清走来的民国社会，一切并没有因为旧政权的倒掉而改变根本的国民心理，那些不健康的艳情小说只是粗俗而低级，文坛只是在暗夜里，当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出来后，文学的新气象就出来了，这个在今天不算什么，在当时的日本欧美不算什么，在当时的中国：一个缠小脚而且心理上亦缠小脚的女性的中国，这个意义，有多大，你想象得出。这个象写古典诗，写得好熟也不算什么，用白话文写成郭沫若《女神》那般的作品，那样才是杰出的一般。丁郭两人的人品，很难算得上好，但他们的作品，民国时代早期的作品，却是充满魅力的。
回到上首的女人征服一切的命题，丁玲作为女人的魅力在男性社会有她的优势，她的男人写啊写啊，总不见到采用，而丁玲周边的好友却把希望寄托在她纤手一支笔上，当用丁玲的名字而投稿时，便是胡也频的作品亦可能发表，这个太有讽刺意味，这个正是女人可以征服一切，只要她的容貌姣好，名字响亮，甚至某个小朝庭的皇帝亦能倒在其裙底，不是很夸张的事。在《记丁玲》里，丁玲的成功与辛苦记录得非常的详实。
艺术这个玩艺，并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李可染先生说国画艺术就说了两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也许在当时的女性国民中，有与丁玲心理同质的人多，也不泛文字好手，却没有丁玲的胆量，自然无法创造“莎菲”系列的女性形象，揭示女性内心深处的潜流，反映流落在都市的女性的苦闷与挣扎，情感的需求与爱欲，或者过分的压抑，湘女某种意义上是辣妹，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妹子，尤其是西部的湘女，互相的影响，还带有上古女性天然本色的特征，丁玲曾经在桃源县的女子中学读书，而此中学的同学，来自的就是湘西山野的淳朴的女子，受明清的道学思想影响不深，加到丁玲接受新思想的点拨，所以她成了女性心理小说的英雄，当然还有在困境中的逼迫（与情人婚后的经济困境），博一下的心态亦是有的，胆与本然的或者魂均具备在丁玲一身，这个民国女性小说成功冥冥之中落到西部湘女身上成为必然。
环境亦是一个要素，“莎菲”系列形象只能产生在都市而非其它地域，艺术的土壤产生在特定的范围。在大都市，女性从山野中来，产生的情感，爱欲，小资情调，与紧张感觉，相关于大都市这种奇怪的熔炉，没有这种熔炉，处在山野或其它地方，但无法产生，其中在山野原始的农村，或者地主的庄园，生活相对的平静，自然这些奇怪的念头无从说起，自然心中难有大的潜流与波澜，自然无法心有所动，那自然就无法的展现出来。
本人近来到过的北京虽然不是民国时的北平，却获得大致的感觉，从《记丁玲》中我获得丁玲生活北平大致的区域，在西城与香山，或在圆明园散步，或者在陶然亭看秋风芦荻，生活在胡同与公寓里，这个我自己想象而体会了一些，男女在新的环境中的大致相同，不过是女性过分的敏感而细腻，她是在北平与上海（上海我曾经生活了半个月）的胡同与弄堂找到她的写作感觉，来写自己或者周边熟悉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带给她的成功。
今天的人们理智而平和，没有过去那种激情与偏执，能够更超脱的眼光看曾经发生过的事，还有那些文学遗产，明辨是非，文化教育的深入让国民有了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对于民国文学，理解与阅读会更为中性而冷峻，凡是珍贵的或者是明珠的，仍然是会欣赏的，就以此语作为结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