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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人的苦难， 杜甫同情的写出了三吏三别， 而嘲笑他的你只想“比惨”以自我安慰。 光凭这一点，杜甫就比你强。 各位好，昨天无辜被封了原创，发了几句牢骚，有朋友为了劝慰我，转了我一篇新闻，说：小西，你看看相比她，其实你过得还算好。我看了看，是昨天满洲里的一起警情通报，一位女子凌晨3时许在居民区一个垃圾箱捡垃圾，被有关方面发现，以不符合相关管理规定为由，依法对其处罚200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昨天这则新闻应该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情，因为它确实太有画面感了，作为我国的最北端，满洲里眼下凌晨三点应该已经是零下了吧，一个女子在这个时候顶风冒雪的出去捡垃圾谋生，真得生活窘迫到什么份儿上了。一下子被罚了200元，她又得捡多少垃圾才能挣得回来呢？……当然，这位读者的意思我知道——相比这位可怜的女性，我眼下的生活确实好太多了，每天坐在电脑桌前，风吹不到、雨淋不着，码码字就可以靠读者的支持养家糊口，虽然也要承受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删稿、乃至炸号的压力，但相比在深秋凌晨的寒夜里去捡垃圾，这生活境遇不是强太多了。相比而言，我是不是应该知足？是的，大疫三年，众生皆苦，但每个人的苦法并不相同，有的人虽丢了工作，但像我一样能找份“自由职业”能在家里安稳挣钱糊口，有的人虽然出行面临种种不便，但好歹还有片瓦遮身，吃不愁、穿不愁，相比那些要在深夜里打游击一样捡拾他人生活残渣过活的可怜人，我们的郁闷、忧愁、抱怨、牢骚，是不是都有点太“矫情”了呢？我们现在所处的窘迫，也许已经是更底层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生活。可是我又终究不愿意这样想，我实在不能从这种“他人比我更不幸”当中获取宽慰与“知足”，因为我觉得从这样的“比惨”获得宽慰，终究有些不道德，甚至是很阿Q的行为。相反，我觉得，一个人，只要他的人格还没有萎缩，良心还没有坏掉，越是到了自己困窘、艰危的时刻，当看到他人遭遇不幸的时候，就更应该容易与他们共情。我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引用过我很喜欢科普工作者河森堡老师的一篇微博。在那篇微博里，河森堡老师说了他的一段经历，有一次，他去北京某写字楼办事，正赶上一位外卖小哥被堵在楼下犯难，保安死活不让他进楼送外卖，而订外卖的顾客的电话又死活打不通，小哥手上此时压了好几个单子，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急的要哭出来了。这个时候河森堡说，你去送外卖吧，把那人电话给我，我替你在楼下等着。我记得讲完这个故事后，河森堡有一段反思，他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呢？如果放在几年前，他可能不会这样做。但思考后他得出的答案，是这几年生活的艰难改变了他。当你自己有了被一个码卡死在楼门口，处于随时可能发生阶层沦落的边缘时，你就会担心自己有一天是不是也会出去送外卖，会不会陷那样一个进不去又出不来、等不及又等不起的窘境当中。所以，困苦，确实也有点它的价值，它会让那些有良心的人更容易共情，共情他人所遭遇的不幸，由是，我们才会更热切的呼唤社会的公正与秩序，我们才能守望相助、共度时艰。整个社会，也才是一个良性的、鲜活的共同体。由此想到了杜甫——最近好像突然掀起一股热潮，很多人开始否定这位诗圣，说他写的诗总暴露社会的阴暗面，总发牢骚、抱怨自己的不得志，甚至恶意攻击朝廷、一点都不正能量，甚至“公知味儿”十足，是个唐代版的“公知”……对于这样的言论，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些只会在网上“斗公知”都斗到古代去的人不学无术、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都还给老师了，这我倒是可以理解。他们本来就是这种流氓……但他们的良心，总不至于泯灭到这个地步了吧？杜甫写的诗“不大气”、“不美”、“不正能量”，是他没有才华，写不出吗？翻遍中国诗史，你还能够找到比这首《望岳》更恢弘大气、又清新壮丽的诗么？这是人家杜甫23岁的时候写的诗，搁现在才刚大学毕业，想把诗写“正能量”“好看”，杜甫很年轻时就有这个才华。而且杜甫当时刚刚碰上人生际遇的不顺——科举应试不第。但年轻的杜甫并没有因此就灰心哀叹，因为他的生活并不困窘，人家老杜家（京兆杜氏）可是妥妥的唐代统治阶层、关陇贵族集团的中坚，有唐一代光宰相就出了八个，祖上还有杜如晦这样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跟急于求用的李白还不同，杜甫他这辈子就是一辈子不得志，他当个富N代也能悠游一生。可是杜甫偏偏是大气的、有报国安民的雄心壮志的，所以他才会在人生道路上努力攀登，要“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是当杜甫的人生攀登之路真的行至峰顶，当他屈身俯瞰世事，他看到了什么？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当然，你可以说，杜甫写这些诗，是抱怨自己不得志，是恶意揭唐王朝的短处，是“没格局”，是“小家子气”，是“负能量”，让你不愿意看……可是你反过来想一想，杜甫真的窘迫到了那个地步，必须冒着风险写这种诗为自己遣怀吗？他完全可以不写么！即便落魄了，甚至安史之乱了，他依然是“京兆杜氏”的子弟，他依然是那个社会当中上层阶级。当看到民夫被逼应征戍边，当看到“路有冻死骨”，当看到乡村老妇“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他为什么没有时下很多人的那种“比惨”哲学，心里自我安慰一下“哎呀，我虽然混的够惨，但跟这些人相比，我还是强多了，能知足了！赶紧写个正能量无比的颂圣诗，换个功名出身！”因为他是人，他是个有良心、有操守的人，是一个有良心、有操守，受正统士大夫教育、愿意承担家国责任的中国传统士人。对这种人来说，自己人生的不顺，境遇的困顿，不会让他们更热心于像未庄的阿Q一样去寻找那些比自己境遇更惨的人去比惨，并从这种比惨中获得“知足”与侥幸。他只会因这种困顿而更深去俯下身子，与那些更底层的、困苦中的人们共情。就像河森堡因为疫情看到了外卖小哥一样，杜甫因为自己人生的受挫、看到了征夫、看到了冻死骨，写出《三吏》《三别》，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叹。如果没有杜甫，安史之乱只是一场中华文明遭遇的又一次浩劫、又一次缺乏新意的治乱循环。但因为有了杜甫，因为有了那些愿意在苦难中与受难的人们共情，并代他们发出呼喊，进行反思与抨击的杜甫们，这场苦难终于换来了一点意义。我们的文明，终于变得更有了人情味了那么一点点。杜甫的这份功绩，是他早年写一千首《望岳》也换不来的。这是杜甫晚年的《登岳阳楼》，也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首诗，与他青年时代的《望岳》做对比，你是否会感慨万千——同样是在写登高望远，年轻时代的杜甫是在幻想自己有一天能登上泰山，想象“会当凌绝顶”时，自己一定能大气的“一览众山小”。可是当晚年的杜甫真的登上了高处，当他看到“乾坤日夜浮”的壮丽景色，他却“凭轩涕泗流”。为什么？因为当他附身下望，他看到了自己蹉跎的一生，更看到了那些比自己更悲苦，更蹉跎的人民。他不是一个“鹏飞万里”就“看不见底下的蝼蚁”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也那蝼蚁中的一员。“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早杜甫近一千年前，屈原在《离骚》中写的一句话。很多人觉得这一句放在离骚中显得特别怪异——因为屈原通篇都在写自己的抑郁不得志、和试图“离骚”，逃离这些苦难纷扰。可是说着说着，却突然加进这么一句“哀民生之多艰”，怜悯人民，却是为何？那些没有脚力登山，只能幻想、意淫自己有一天“会当凌绝顶”的人，总会都把“一览众山小”想的很蓬勃大气，把他人都当成和自己“比惨”的标靶，和可以为了“大局”消耗的代价。可是一个真的如杜甫一般的攀登者，如果他在登高望远时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良心，谁又不会“凭轩涕泗流”？谁又不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杜甫，需要他的那些看上去不那么正能量的“诗史”。因为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不把他人的苦难当做比惨的宽慰，而能替他们鼓与呼，“凭轩涕泗流”的人。而对于那些鄙薄他，甚至把“公知”的帽子隔着千年扣到他头上去的无良、无知、无耻聒噪……所有嘲笑、辱骂杜甫的人，愿大慈大悲加特林菩萨普度他们。另外，如果杜甫真是“公知”，那公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词,所有但凡有点良心的写字者，就都是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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