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十八省”汉族国家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可谓尽人皆知。不过，这八个字该如何解释，似乎没有“标准答案”。1906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曾做出了如下解释：
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值得注意的是，“驱除”不等于“推翻”。所谓“驱除鞑虏”，说白了就是要把“鞑虏”“驱赶出去”——把满族赶回满洲（东北）。那么问题来了，“满洲”难道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至于“恢复”，自然是回到原来的情形。“恢复中华”，可以理解为“在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范围恢复建立汉族国家”。注意，这个范围没有满洲（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中华”只是清朝疆域的一半左右。  孙中山认为，“十八省”就是汉族的传统疆域。“中国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 邹容在《革命军》中也称：“昔之禹贡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武昌起义后，军政府以象征“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为国旗，对全国发出的文告，均以“十八省”为号召。  总而言之，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并不把满蒙等少数民族区域当作“中国固有的领土”。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后建立新国家时，这些地方可有可无。譬如1908年《民报》文章《仇一姓不仇一族论》中，批判满清政府时称：“甲午之役，括吾民之膏血以赎其长白山之故巢，亦既无赖极矣。”在作者看来，花这么多钱赎回辽东半岛，完全没有必要。同一年，章太炎在《排满平议》中谈道：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 以复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章太炎认为，把少数民族地区“开除”出去，尽管国土面积小了，但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 
另外，欧洲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也颇受革命党人的欢迎。所谓“民族主义建国”，可以理解为“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1903年《江苏》《新政府之建设》一文中有：“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 
同一年《浙江潮》《民族主义论》一文，更是言辞激烈地批判了“合众多民族为一大帝国”的思想：“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集多数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发公同之行为者，则曰国。而置一国于此，其内容则兼结无数之异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语言不同，其风俗习惯不同。”“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拨性起。吾证之于远，则罗马是也。彼虽能兼无数民族于一国下，然一时而已，不转瞬而亡也。吾证之于近，则蒙古是也。彼能并欧亚二大族而统一之，然泡影焉。”文章作者认为，“多元一体”的清朝“不得谓之国”，解体是在所难免的。革命创建的新国家，没有必要完整继承清朝的版图。 
明确提出在“十八省”“建民族的国家”的，是1903年《江苏》《政体进化论》一文：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一） 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 …（三）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二十世纪中， 必现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国（家），全权在我… …呜呼！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在很多革命党人看来，满、蒙、回、藏等族的聚居区，在“新国家”中可有可无，偏激一点的甚至认为“没有更好”。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一贯反对革命派的“种族革命学说”。他们认为，满汉“早已融合”。同为立宪派的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一文指出：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国家）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则必然“遭到列强瓜分”以至于亡国。  杨度（1875—1931），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晚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很多中立的旁观者看来，立宪派的理论似乎更让人信服。因此，革命党人不得不撰写文章，正面回答。《民报》发表的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汪东《革命今势论》等文章，可以看做是对立宪派的回应。不过，他们一相情愿地认为，蒙、回、藏各族发展程度不足以自立，畏惧列强则必然依附汉族，回避了由激烈民族主义对各族的冲击而产生的离心倾向。 总而言之，革命派的回答说服力不强，且内心深处仍是认为，少数民族区域的去留是次要问题。 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2月，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这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侵华组织。他们的行动指南是，先击退侵占东北的俄国势力，进而吞并东北三省、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因为这一地区有著名的黑龙江，故而定名为“黑龙会”。  然而，黑龙会以及其领袖内田良平，却与中国同盟会以及孙中山，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1898年，内村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相识；1900年，内村在新加坡帮助孙中山，组织了广东惠州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7月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会上，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黑龙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创造者”的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提到， 1906年以来，孙中山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
1912年2月初，南北议和成功前夕，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人，与孙中山、黄兴有过商谈。日本人提出，以提供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二千万日元的援助为条件，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实际上，鉴于当时国际和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这一意向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不过，根据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国学者俞辛的考证，孙中山和黄兴二人，似乎并没有拒绝日本的建议。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孙中山和同盟会，与以黑龙会为代表的日本侵华势力，形成如此密切的关系呢？
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不免有其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而这种认知上的不足，给了日本侵华势力可乘之机：1）革命党人中流行着的狭隘“民族建国主义”以及“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的思想的泛滥，使得以满蒙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聚集区，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2）革命党人多来自南方，不了解我国北方汉族在清朝大规模扩散、最终形成广阔的民族杂居区域的国情，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缺乏有效的认识。3）可能也有“为整体牺牲局部”的想法，这与列宁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类似。 革命大规模爆发后，上述偏激思想产生的危害，迅速集中表现了出来，造成了非常大的危机。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忙于组织两广起义，东京同盟会本部呈现涣散状态。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为了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发展，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其革命旗帜定为“十八星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 十八星旗
坦诚地说，“十八星旗”就是狭隘“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1908年冬，共进会孙武、焦达峰、彭汉遗等先后回国，工作重点转向新军后，进展神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十八星旗”成为了革命胜利的象征。但是，“十八星旗”仅仅代表十八个行省，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等广大范围的区域被排除在外。军政府成立不久，即发出《布告全国电》，刊布于全国各报，影响很大。电文频繁出现“十八省”、“汉族”、“汉人”等字眼，痛斥满人“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对于革命的理解，是 “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 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 …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同一时期发出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我汉人四万万之生命，死活在此一举，成则与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再享万万世世之福，否则堕于地狱中永无超生之日矣......今日之举， 是合十八行省诸英雄倡此义举......共进会的“排满立场”本来就非常偏激，再加上两湖地区民风刚猛彪悍。因此，当时武汉的革命军中，民族主义情绪极其激烈。居住在武汉地区的满族人，被杀者甚多，即便是妇孺亦无法幸免。《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中，收录着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影印件。这篇檄文虽然流传不广，但足以反映当时民族情绪偏激的程度。 《天讨》杂志
檄文的后半部分，以发表于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上章太炎撰写的“讨满洲檄”为底本，略加改动而成的。结尾一段的改动令人震惊，把原文只是针对“满人”，扩大到以“满、蒙、回、藏”四族为敌：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 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与章太炎的原文相比：“又尔满洲胡人”改为“又尔蒙回藏人；原文“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改为“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原文“与外胡响应”改为“与外蒙响应”。这篇檄文，可以嗅出“与满蒙回藏四大族决裂”的气味，尤其是对于蒙古族，似乎“十分不爽”。 四川也是共进会影响较大的省份。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旗帜也是“十八星旗”，不过形式和湖北似乎略有不同。除了颜色不同，还多了一个代表汉族的“汉”字。英国驻成都总领事是这样描述的：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 …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实际上，不少起义地区的旗帜，或多或少都在传达着“要在十八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信息。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加入进来并成为革命领导层。再加上原有的温和派力量，革命开始变得温和起来。12月初，苏浙联军攻占南京以后，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南京。要知道，江浙一带是立宪派实力雄厚的地区。保守势力的大量存在，没能实现“彻底”的革命。不过，偏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矫正，大大降低了破坏性，为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定下来较好的基调。12月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各省留沪代表共同召开各省代表会。此时，立宪派人物和与温和派革命党人数，已占据明显优势。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 “五色旗”的出现，标志着在革命阵营中，已经有人开始把“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问题，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到此为止，被两广革命军采用的“青天白日旗”，被两湖革命军所采用的“十八星旗”以及“五色旗”，成为了辛亥革命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旗帜。1911年12月12日，各省代表齐聚南京。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 在南京正式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但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并不满意，他个人在感情上倾向于“青天白日旗”，他在1月12复函代行参议院：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盖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 …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适得武昌来电，则主张用首义之旗，亦有理由，非经将来大会讨论，总难决定也。不过，南方革命阵营里，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已占据压倒优势，“五色旗”即“国旗”的决定，已经板上钉钉。 实际上，即便是激进革命派如孙中山等人，也开始把“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就特别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到此为止，“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4）边疆危机及处理不过，即便将“五色旗”定位国旗，将“五族共和”定为建国之本，并不能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理想立刻实现。满、蒙、回、藏等各族对于革命大多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与此同时，以日本和俄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准备“坐山观虎斗”，以便“分割中国”。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满蒙”事宜：根据一九零七年及一九一零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 两国即可根据一九零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 可以说，中国国内动荡时间越长，它们实现阴谋的机会越大。值得关注的是，“驱除鞑虏”的口号，给满族的“老铁”蒙古族的心理冲击也非常大。蒙古王公对武廷芳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 1911年11月30日，俄国的策动下，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并称帝。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备受虐待。 与此同时，内蒙古也渐渐呈现不稳定迹象。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1912年1月底，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的策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发动叛乱。 虽然孙中山在1月28日特别致电，劝慰正在策划叛乱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甚至说出了诸如“汉、蒙本属同种”这样的话。但是，“驱除鞑虏”、“八月十五杀鞑子”言犹在耳，一纸宣言和几封电报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阂？国家民族的分裂，肯定会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以及种族仇杀，这对各族人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划归甲国；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地划归乙国。辛亥革命时期，在内蒙古的变乱地区，大量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不久冲突爆发，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不仅仅是满、蒙等少数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汉人，对革命也极不理解，不知所措。其中的代表，便是握有奉天军权、能够左右东北三省去向的张作霖。 1912年1月26日，南北和谈已接近完成，张作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 人绝不听从其指挥… …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旧。....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1月31日，张作霖再次传言落合：袁世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传言落合：昨日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张作霖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对比起来，革命党更令他感到不安。清帝退位后，东三省继续悬挂龙旗，直到张作霖在袁世凯的重金笼络之下，才逐渐改变了态度。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不管其动机如何，确实为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南北议和成功，革命军北伐得以取消。在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多少感到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觉得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保持不变。 袁世凯对蒙古问题一直极为重视：他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亲王；对其他蒙古族上层人物，同样也大量加封，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不少逃到外蒙的蒙古族王公，也陆续返回了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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