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人类之所以会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犯下愚蠢的错误，却往往并非是由于历史记载不详实、甚至缺失所致，而是源于人们只希望把历史“打扮”成自己喜欢、或者自己想要的样子。最近，一幅关于袁隆平的绘画火了，原因是画中袁隆平的形象似乎被故意画成了颅后留发并结小辫的样子，有些类似于清代的男子发式，于是网络上掀起了一片讨伐之声。到底是不是画家故意把袁隆平画成清朝发式的样子，如果真想彻查的话，自然会有专门的调查人员去搞清楚，毕竟，即便是开玩笑或者想用恶搞的方式来博眼球，也得分对象是谁，拿一位受人尊敬、得过共和国勋章的人来调侃，这确实是有些愚蠢。当然，从这件事中所暴露出来的愚蠢，还不仅仅是拿国之栋梁调侃的问题。在那些痛骂这幅画的诸多文章中，关于清朝男子发式的观点，同样渗透着愚蠢。就像前面附图中展现的某公众号的观点，现在一些人说起清朝男子的发式来，那必定要提“金钱鼠尾”。“这种发型的特征就是只留后脑勺一块巴掌大小的头发，再编成一条辫子垂下，剩余部位的头发全部剃光。而且那条辫子还不能太粗，要能够从铜钱中间的眼传过去。”说起来言之凿凿，可是再回头看文章中引作证据的图片（清中期到访中国的欧洲人所作），画中人留发的区域明明是在颅后的上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脑勺”的上方，怎么就成了“后脑勺一块巴掌大小的头发了呢”？在知乎上有这么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清朝男子发式的，据作者自我介绍还是南京大学的考古学硕士，按理说应该专业对口的职业选手，写出的东西应该不会差。可就是这么一位“职业选手”，却用信誓旦旦的文字写出了一篇胡扯。“这就规定了，清朝统治范围之内，所有人，必须实行统一的发式。统一成什么样的发式？当时有一个很形象的名称，叫做'金钱鼠尾’，就是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面积和一枚铜钱差不多；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状就像老鼠尾巴一样。这个是当时剃头的'范式’，即使剃了发型达不到标准，已然会被处刑。”按照此公的说法，清代的男子发型不仅有着统一的规格和样式，要将头发仅仅保留头顶中心铜钱大小的区域，并结成细如鼠尾的辫子；而且还对发式的规范性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按照统一的样式剃发留辫。明朝铜钱有五种制式，“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其中“当十”钱最大，外廓直径有4.6厘米左右，其他制式都是小钱，尺寸比“当十”要小，“当一”钱外廓只有2.45厘米。
清朝在刚入关时发行的顺治通宝，都是小平钱，类似于明朝的“当一”规格；而亚洲人的头发可以按170-200根/平方厘米的密度估算，在这么大点的面积里，又能有多少根头发呢？那么，这个“金钱鼠尾”的说法是从哪来的、或是出自哪里的记载呢？百度百科里关于“剃发易服”这个词条的解释中，引用了这么一段话，清初《榕城纪闻》：“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说实话，找了很久也没能在网上找到《榕城纪闻》这本书的正文，具体人家怎么写的，没看过不便评论。但《榕城纪闻》这本书的作者不详，按照《福建炎黄纵横》网对这本书的解释，是“清海外散人撰”。在汉语中，“散人”一词，是指那些平庸无用的人或不为世用的人，同时也指闲散自在的人。既然是身在海外，那么作者自然不必担心写出什么朝廷不喜欢看见的东西而让自己惹祸上身，所以完全不必用“海外散人”这样一个多少与严肃历史题材氛围不符的笔名，或者干脆没有留下名字或者笔名，因而被人含糊地称为海外不知名的闲人。所以，《榕城纪闻》这本书很可能跟古代诸多民间资料一样，内容来源缺乏足够的考据和甄别，既可能有如实的见闻，也可能有道听途说的风闻，不能简单的一信了之。当然，即便是正史，也存在一些人为讳饰和掩饰的地方，遇到可疑或表述不清的记载，同样也要经过一些论证才能拿来作为证据。百度百科里关于“剃发易服”词条的解释中，还把一部叫做《海角遗编》的书中内容引作参考证据。《海角遗编》，又名《七峰遗编》，为清代一个名为“七峰樵道人”的人士所作。在这部书第十三回《愿留发宋孝廉倡义 不拜牌陈主簿遭殃》一节提到：“又过三五天，已是闰六月初七八，苏州发下告示道：不论军民人等，俱要剃发留金钱顶，穿满洲衣帽，才准归降，限三日内都要改装。”从《海角遗编》的这段描述来看，在当年的苏州还真下过一道剃发令，要求官民“留金钱顶”。但是，请注意，文中所说的是“金钱顶”，可不代表是“金钱大小的顶”。因为要把头发剃掉一部分并结辫的话，就必然要把头发留成一个圆形，类似铜钱的形状，这样既便于剃发，也便于在中央或下部来结辫。所以，所谓的“金钱顶”，其实是指头发保留区域的形状及位置，而没有指尺寸。而且，要是看过这部《海角遗编》的话，就会发现，它的笔法和文风，压根就不是记录或者写史的风格，而是小说，所以有些网站就把它归为“文学”一类。比如十三回里提到的这个“陈主簿”，原本是个来自北方的汉官，因为摊上一个引发民众不满的剃发工作，又不了解常熟当地的民俗，再加上多少有点当领导的脾气，结果竟然在县衙大堂上被民众活活打死。而原本只想逼着陈主簿出局一份“守城兵丁剃发改装，其余各从其便”的文书的常熟乡民，一看不小心打死了朝廷官员，干脆拉起大旗造了反，于是一场因反对剃发易服而起的起义就爆发了。“培岩开言道：'今日之祸，端的起自老朽，然不想众亲友如此按捺不住，打死父母官，依律起来是要屠城的，这事如何是好？’众人都上前道：'此事全凭缙绅诸老爷作主，我们今日怕死走了一个也不算好汉。目今惟有团结乡兵，固守城池，就请宋爷做义兵首帅，我们俱愿听令。’”有清一朝的记载中，因为反抗而导致屠城或杀降的事情的确有过，但仅仅因为县太爷被乱民打死就要屠城的事情，似乎很少听闻，合着《海角遗编》中的这位宋培岩宋老爷，不仅先把责任推给“众亲友如此按捺不住”，还张口就来“依律起来是要屠城的”，把一帮人给全挑动起来造反了。当然小说归小说，不必当成史料来解读，具体是不是艺术源于生活，也不是本文想要展开讨论的内容。在公元1644年，也就是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宽永二十一年，有一队日本商人乘船从佐渡（日本的一个岛）出海，结果被大风意外吹到了中国东北沿海，然后被当地人当成海盗杀了不少，只有十五人幸存。据这些日本人所述，当误会消除后，他们被当成贵宾好吃好招待，还在中国的东北和北京游历了一番，看到了当时的很多风土人情，回来后将经历和见闻写成了一部书，叫做《鞑靼漂流记》。在这部《鞑靼漂流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不过，由于原文没有看过，只能暂时借用网络上搜到的译文：“鞑靼人比我们日本人的身体高一些。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是一个样。”这段记述文字就跟《海角遗编》所提到的内容颇为相近，表明当时的发式（鞑靼本指蒙古一部，但很多外国人把清朝也称为鞑靼），是要剃掉头顶区域以外的头发，然后再结辫。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海角遗编》还是《鞑靼漂流记》，都只提到了剃头，却都没有提到所留发辫的粗细。并且，《鞑靼漂流记》中的日本人很可能还看过编辫的过程，知道是把头发分成了三绺来编。如果那是一条类似鼠尾一样非常细的辫子，那么是很难再分成三绺去编辫的，玩笑点说，编的时候稍一用力，可能就把三分之一的头发给揪了下来；而且，真要是那么细的辫子，不可能不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他们连胡子样式都那么感兴趣）。因此，从考据角度来讲，“金钱鼠尾”的说法也缺乏有力的佐证。其实要反驳这种所谓“金钱鼠尾”的谬论，也不用去花多少力气去考证，用一幅画像就够了。在之前的文章《朱元璋画像长得丑，就全得赖清朝》一文中，我们提到过，现在很多人以为，那些流传的朱元璋的“丑画像”，都是清朝故意丑化他的，于是把明朝皇帝的宫廷画像搬出来作为证据予以“批驳”。不过这也说明，由皇家监制的宫廷画像在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中是有一定权威性的。既然明朝皇帝的宫廷画像在人物形象真实性上具有一定权威性，那么同理可证，清朝皇帝的宫廷画像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应具有同等的权威性。在清代宫廷画像中的顺治皇帝，不仅没有留着所谓“金钱鼠尾”式的发型，而且还留着大鬓角，仿佛根本没有剃发一样。从上面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画技法没有西方油画中那样的光影表现手法，但此时的画师已经懂得用颜色的深浅来表现光线在人物、衣着表面形成的明暗，从而使画面表现出一些立体感，请注意看顺治的脸庞与衣服上的褶皱部分。既然画师已经懂得运用颜色的深浅来作画，如果当时顺治皇帝是剃了一个“金钱鼠尾”的发型，那么画师一定会在他的颅侧与鬓角部位都使用与脸部相同的颜色来绘制；即便是为了表现剃发后又新长出来的发茬，那也应该是用灰色与浅灰色来表现，而不是用浓重的黑色。画像中用于表现头发的黑色，甚至比眉毛的颜色还要浓重，这样的画法，只能说明顺治皇帝不仅没有剃秃，而且保留的发量还很多。如果当年真的是全国统一男子发式为“金钱鼠尾”，那顺治皇帝又怎么会留有这种发量浓密的发型呢？现在网络随便一搜就能搜到顺治皇帝的画像，其结果一目了然，写历史内容的人连这么大的东西都看不见，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当然，如果只用顺治皇帝的宫廷画像来驳斥那些愚蠢的观点，似乎还显得有些不够充分，那么就让我们把时钟往前拨，看看顺治时代之前男子发式情况。同样还是清朝皇家画像，画像中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形象，其鬓角的毛发不仅延伸到了下颌部位，形成了俗称的“大鬓角”；甚至还能看到黑色的留发区域一直上延，大有延伸到正常发际线的意思。从皇太极的官方画像上也能清晰地看出，不仅鬓角部位的头发得到了保留，由此向上部分的头发也都保留了下来。我们之前提到过，皇家监制的宫廷画像是有一定权威性的。它即便有美化，也不会在“大是大非”上做大改，否则便是欺君之罪，放到现代社会也是这样。那么，由清代的宫廷画像可以得出结论，努尔哈赤、皇太极与顺治这三位清初帝王（严格说努尔哈赤只是清朝的奠基人而不是创立者），他们都没有留着所谓的“金钱鼠尾”发型。不光是这三位清朝帝王，即便是到了顺治之后的康熙皇帝，他的发型也不是什么“金钱鼠尾”。从当时宫廷画师留下的画像来看，青、中年时期的康熙皇帝，鬓角部位和绝大部分头发都得到了保留，在画像上，这些部位都用浓重的黑色进行绘制，完全不是剃光头发、或者残留发茬的样子。特别是第二张画像，康熙皇帝的鬓角头发以及前额发际线清晰可见，如果不是当时确定留有那样的发式，画师是不可能斗胆那样去画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康熙晚年的画像上，鬓角前沿开始用灰色而不是黑色来绘制，表明那部分已经不再是头发，而是剃后留下的发茬，但即便如此，也依然能在鬓角和头颅侧面看到明显的黑色，表明那些部位的头发依然是保留的，没有被完全剃掉，否则的话也会用灰色来画。这是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至于为什么，我们稍后再讲。
看到这肯定会有人有疑问，你前面也说过了，《海角遗编》和《鞑靼漂流记》里都提到，清朝入关初期时男子的发式要剃掉周边的头发，留头顶部位的头发来结辫；可为什么后来又说清朝前四位皇帝都没有剃掉周边的头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就得反过来问一句，谁规定的，清朝发式就是固定一种、或者是全国统一标准的？再反问一句，谁规定的，清朝发式的造型就是一成不变的？在明朝万历二十三年，也就是是公元1595年，朝鲜的南部主簿申忠一奉命出使建州女真，回来根据所见所闻写了一部《建州纪程图校注》，这里面就提到了当时努尔哈赤所留的发式。万历二十三年时，努尔哈赤还没跟明朝闹翻，但时年37岁的他已经统一了建州各部，并在公元1593年的古勒山之战大败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等部组成的九部联军，声威正振。在《建州纪程图校注》里，申忠一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其中就包括了当时建州男子所留的发式。“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两条，辫结以垂。”如果申忠一的描述比较准确的话，那么当时的建州女真男子发式，不仅是剃头的，而且是剃掉大部分头发，仅仅在“脑后”，也就是后脑勺部位留上很小的一块区域，结成上下两条辫子垂下来。根据金代画家张瑀的《文姬归汉图》我们可以看到，金朝时的女真人，同样也是颅后留发，但却是两条并排的辫子（张瑀在画中用女真人的形象来代替匈奴人的形象）；而过了将近三百年后，建州女真人的发式，虽然依然是颅后留发，但留发的区域相对缩小，并且将发辫改成了上下排列的形式。而仅仅过了大约二十年后，建州女真的男子发式，又有了新的样式出现。发式由“颅后留少许头发”，变成了仅仅剃掉少许头发。下面这幅画像，从绘画的笔法和人物绘制的精细程度来看，有可能是民间的画作，或者是当时后金国内的画师所作，但肯定不是入关后的专业宫廷画师的作品，画中人物的肢体比例甚至都是错的。努尔哈赤画像，但此图应为后世复刻版本，图片源自网络第一，画作中的人物形象，有着明显的大耳垂，也就是俗称的“佛耳”，并且有着直且长的鼻梁，外梢下沉的扫帚眉，以及单眼皮的细长眼睛，与宫廷画像中的努尔哈赤特征几乎一样，所以画中人物为努尔哈赤无疑；第二，画中的努尔哈赤仅仅剃掉了鬓角的部分头发，头颅两侧的头发清晰可见；第三，画中的努尔哈赤头发与胡须均呈花白，并且有明显的眼袋与皱纹，表明此时努尔哈赤的年龄大约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推算时间大约在公元1610~1620年的样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努尔哈赤的发型，已经相比申忠一访问建州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时的发型样式，也与清代宫廷画像中的努尔哈赤形象吻合了起来。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初几代帝王，发型样式都只是剃掉了很少的部分，因为在17世纪初期，只剃掉少量头发的发型样式已经出现，而且至少在包括爱新觉罗家族在内的一部分人中流行，并一直延续到了康熙朝才发生变化。那些深受“大一统”思想桎梏的人们，总是喜欢用固化的、且标签化的思维去看待和定义他人，而往往忽视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举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例子，即便是“最纯粹”的满洲八旗，也并不是全部都由女真人组成。八旗制度最早只有四个旗，后来才增加到八个旗；而且八旗最早也不分满、汉与蒙古。据瀛云萍先生在《八旗源流》一书中的考证，在最初组成八旗的二百多个牛录中，有一半的牛录是汉人牛录，剩下一半则是女真人与蒙古人组成的牛录。瀛云萍先生的数据是否精确这里不做展开分析，但事实也是，满洲八旗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是一个民族成分多样的集合体。当蒙古人、汉人、近蒙古化的女真人（比如叶赫）、女真化的汉人、辽东土生土长的女真人、南下而来的女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很难说会有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文化能够立刻在这个群体中取得绝对的优势和主导权。所以在这种形势下，也不太可能会有一种“国家标准”样式的发型搞出来，而所谓的“留满洲发式”，恐怕也仅仅停留在“剃发”与“结辫”这两个动作上。这并非是主观臆测，在明末清初沸沸扬扬的“剃发易服”之争中，尽管留下诸多文字讲述剃发制度之严苛，但实际执行的尺度却并不统一。比如隐居的吕留良，就一直留着明朝的衣冠发式，民不举则官不究；而曾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朝遗民顾炎武，虽然最终没能坚持不剃发，但也仅仅是把两鬓的头发去掉一些，以示已经剃发。“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鬓毛，改容做商贾。”如果当时的剃发要求是必须剃成几乎全秃而留“金钱鼠尾”辫的话，那么顾炎武仅仅把两鬓的头发剃掉一些的做法，显然是蒙混不过去的。而从史料记载来看，清入关之初也并未明确剃发的详细标准。“谕礼部：向来华头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筹之最熟，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薙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显然，这里只强调了要将“剃发”作为认同和归一的表态，但并未规定剃成具体的样式；而且要“决不轻贷”的并不是不剃发，而是“巧词争辩”这种行为。如果是有统一的发型标准，那么就不会出现京城里的皇帝留的头发多、而南方的人留的头发少的差异了。而且不管是明朝遗民的记载、还是清朝的史料，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剃发留辫的样式是有“阶级”、或“等级”之分的，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皇亲贵胄阶层是留头发多的那种样式，而下层民众是留头发少的那种样式；或者说为了体现所谓的“征服”，让明地汉民留头发少的样式，而让旗人留头发多的样式。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在当时至少有两种样式的发型在清朝流行，而驻扎南方城镇的官员，有一些是留着那种头发很少的发型样式，在接到推广“剃发易服”的命令后，也只会让当地人参照自己的发式与服饰来改。事实上，从清末留下的一些老照片来看，即便是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统治，清朝男子的发式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甚至连留辫区域的位置也没有统一，至于怎么剃，可能完全出于个人的喜好。这张老照片展现出来的情景就非常典型，剃头匠与剃发者留的发式有明显的区别，不仅所留发量不同，留发区域的位置也有明显的差别。图片源自网络所以，清朝的男子发式，怎么会只有一个“金钱鼠尾”样式的统一标准呢？
前面我们讲过，努尔哈赤早期时所留的发式，的确是留颅后发结小双辫的样式，而到了17世纪初，就出现了一种留大部分头发、结大单辫的样式；等到了入关初期，则大辫和小辫两种样式都有存在。而通过清代皇帝画像我们可知，在康熙皇帝晚年时，头上剃掉的头发开始变多；等到了雍正皇帝时期，头上剃掉的头发明显增多，从画像的正面已经看不到有任何头发或发茬的痕迹。事实上，这种剃头区域变大的发式，在胤禛（即雍正）年轻时就已经存在了。从这幅画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的发式就是剃掉很多头发的样式，因为头顶盘着的辫子非常细，说明所留的头发并不多，并且发际线以内都是用灰色来画，说明那是剃后新长出来的发茬。画中的胤禛大约20多岁，时间相当于17世纪晚期。图片源自网络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雍正皇帝的画像突然变“秃”了。因为在他年轻时，宗室成员中就开始流行多剃发、留小辫的样式，所以在他登基后，画像中就看不到前面几位皇帝头上那样多的头发了。而在下面这幅描绘乾隆时期盛世景象的《万国来朝图》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当时的官员和仪仗卫所留的辫子比《胤禛读书像》中的辫子更加细小，而且长度之短甚至都无法盘到头上。这个时期的发式恐怕才是最接近所谓“金钱鼠尾”的形象，当然，此时的辫子比起老鼠尾巴还是要粗得多。从清末留下的老照片我们知道，到了清朝末年，这种小辫样式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人们所留的发辫要粗得多。通过对史料记载以及古代绘画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清代不仅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发式，而且这个发式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关于清朝男子发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变化的顺序：少剃发甚至不剃发、留大辫的样式与多剃发、留小单辫并行（后金中晚期至清康熙）；反观那些网上流行的所谓清朝发式变化图，完全就是缺乏考据前提下的主观臆测。
人类的文化，本身就是在交流之中不断发展的，远的不说，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流行的发型就经历过多少次变化，而这才多少年的时间呢？但是看现在的互联网世界，自以为是的主观臆断似乎越来越流行，而一些本应起到正本清源作用的媒体，却也被一些无知甚至别有用心的人所把持（维基百科中文不能访问后，有些人就翻了天），并且似乎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战果”。像百度百科“剃发易服”词条里，就引用了这么一个观点：“杜车别《明末清初清朝屠杀人口总数之初步考察》：整个明末清初（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康熙二十年）死于清朝屠杀的总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两亿以上。”“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而且《明史》的每篇初稿，都是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负责审核的，怎么可能有刻意“贬低”明朝、做虚假数据的事情发生呢？再者说，《明季北略》卷十八清楚地记载道，“李自成决河灌汴梁”，“九月，河决，开封势如山岳，水骤长一丈，士民溺死数十万”，因明末农民战争而减少的人口就不是个小数字，这要也算上来，那么明末损失的人口还得远超两个亿。要知道，万历四十六年是公元1618年，康熙二十年是公元1681年，在这73年的时间里，中国因战争死亡的人数竟然比整个20世纪全世界因战争死亡的人数（约1.87亿）还多，这恐怕就不是数学没学好的问题。再反过来看，在被称为“成化犁庭”的明征讨建州女真的丁亥之役中，明代赵辅在其所著的《平夷赋》中是这么形容的：“尽虏酋之所有，罔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烬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潴其宅，杜其穴而火其巢。又有朝鲜之一国，率兵万众以效劳。搜天门与地角，刮海底而扬涛。甫及旬日之内，虏境以之萧条。”尽管不排除有文人的夸张之词，但读上去也如“三光政策”一般让人触目惊心，不仅卫青和霍去病征匈奴时没这么干过，就连历史上以“屠城”闻名的蒙古西征，也没有如此以“绝户”为目的去征讨过。尽管赵辅在《平夷赋》中解释，征讨建州是因为“一岁间，寇边者九十七次，杀虏人口十万余”；但《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一也记载过，李成梁“前后大捷共计十次斩首五六千级”。明军一场胜仗平均能斩首五六百级就算是大捷，说明当时女真人每次能够动员的兵力规模就不大；而这么一对比，它又怎么可能像赵辅说的那样，一年寇边将近一百次，平均三、四天就来一次，每次还能杀虏一千多人呢？这得需要多少的兵力才能做到如此之高的频次和规模呢？越是唾沫飞扬、看上去冠冕堂皇的东西，往往越是经不住推敲。但谎话的优势在于，它往往比真话更对人们的胃口，或者更擅长撩拨人们的神经。
讲了那么多跟发型不相关的东西，最后说一件有点意思的事做结尾吧。我们前面讲过，在16世纪末时，努尔哈赤留的还是传统双辫，可二十年后，就出现了少剃发留大单辫的样式。这中间是出于什么原因而使发型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呢？这里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建州女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少剃发留大单辫的发式，有可能是受到了朝鲜的影响。古代朝鲜青年男子的发式，就有过一种大单辫的样式，但是朝鲜人不剃发。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部朝鲜拍摄的武打片在国内非常火，叫做《神笛少侠洪吉童》，片中主人公洪吉童所留的发式，就是这种大单辫的样式。另外在韩国的一些漫画中，也出现过古代青少年男子留大单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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