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苹：辽西地区史前人像造型特征与功能探析

摘要：辽西地区是中国史前时期人像材料发现最丰富、人像使用传统最为悠久的地区之一，自小河西文化至小河沿文化，共发现材质多样、造型各异的人像近50件。本文在全面搜集人像材料的基础上，对辽西地区史前时期人像的发现、分类、造型特征及功能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人像蕴含的宗教内涵及社会意义进行初步探讨，揭示该地区祖先崇拜、天神崇拜、生殖崇拜、丰产崇拜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及在文明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辽西考古学文化区的范围，大致东起辽河或辽河西的医巫闾山，西至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到张家口一线，北抵西拉木伦河流域，南到大、小凌河流域或燕山山脉。从水系来看，主要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1]。从行政区划来看，主要包括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和辽宁的阜新、朝阳等地。在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划分中，辽西属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东部[2]，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基本建立起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3]，从早到晚依次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除富河文化外，均有一定数量的人像材料出土。本文依据考古调查与发掘材料，系统梳理辽西地区史前人像的发现、分类及造型特征，并结合相关考古背景材料，进一步探究人像的功能及其在本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

一、辽西地区史前人像的考古发现

(一)小河西文化时期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敖汉旗小河西遗址进行了发掘，随后提出“小河西文化”的命名[4]。这是辽西地区目前已确认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以素面夹砂筒形罐为代表性器物。1988年，在敖汉旗榆树山遗址F9内出土小型陶塑人头像1件[5]，这是目前小河西文化发现的唯一一例人像材料。

(二)兴隆洼文化时期

兴隆洼文化承袭小河西文化发展而来，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大，且出现兴隆洼、兴隆沟、查海等规模较大的中心聚落。兴隆洼文化是辽西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各类人像材料的发现地点和数量明显增多。

1984年，内蒙古林西县防疫站工作人员在城西西门外取土时发现圆雕石人像2件、石蟾蜍1件。随后，林西县文管所对该区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半地穴式房址1座，出土筒形罐、磨盘、磨棒及细石器等遗物，确认属于兴隆洼文化遗存[6]。

1988—199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揭露A、B两处相邻的聚落及各自对应的墓地[7]。白音长汗遗址发现人像5件，其中在A区F19灶后方栽立圆雕石人像1件，F14内出土蚌刻人面像3件，T27②层内发现石人面像1件。

1992—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在F176内的居室墓葬M117中发现人面形蚌饰1件；在H585内出土石人面像1件[8]。

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确认第一地点为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聚落，清理出房址37座、居室墓葬28座。在房址和居室墓葬内发现蚌人面1件、人头盖骨人面2件、石人面2件[9]。

2015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阜新县塔尺营子遗址进行了试掘，清理出半地穴式房址1座，出土遗物均属于兴隆洼文化晚期。房址居住面南侧出土石雕1件，其上刻有带獠牙的人面[10]。

2016年，赤峰学院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翁牛特旗南湾子北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兴隆洼文化晚期房址9座，其中，在F2灶址后方发现圆雕石人像2件，其中一件石人像的眼睛和嘴部嵌有蚌壳[11]。

(三)赵宝沟文化时期

20世纪80年代，在敖汉旗赵宝沟、小山等遗址出土了较多以压印之字纹和几何纹、动物纹为主要特征的陶器，有别于已知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由此提出了赵宝沟文化的命名。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赵宝沟文化人像材料发现略少。

赵宝沟遗址位于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村西北，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属赵宝沟文化时期大型聚落。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房址17座，其中，在F103内发现陶塑人头像和陶人面像各1件[12]。

小山遗址位于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1984—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房址2座，其中，在F2内出土穿孔石钺1件，在石钺上部近顶端刻有1个人面像[13]。

(四)红山文化时期

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最早被发现与认识的考古学文化之一。1921年安特生发掘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时即发现有红山文化彩陶片[14]; 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5];1954年尹达先生正式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16]。红山文化代表了辽西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目前在赤峰、朝阳等地共发现红山文化时期遗址1100余处，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牛河梁等大型埋葬与祭祀中心。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史前人像发现最多的时期，共发现石雕、陶塑、泥塑及玉人像20余件，其中，在牛河梁[17]、半拉山[18]、东山嘴[19]等遗址集中出土，在兴隆沟[20]、西水泉[21]、西台[22]、铁匠炉[23]、大半拉山[24]、那斯台[25]、草帽山[26]等遗址也均有发现，表明红山文化时期人像材料的发现具有普遍性，应是红山文化精神领域考古的重要内容。

(五)小河沿文化时期

小河沿文化延续红山文化发展而来，分布地域也大致接近，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末期，是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转型期。目前小河沿文化人像仅发现1件，为一件人形陶壶，2008年出土于通辽市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C地点M15中[27]。

二、辽西地区史前人像造型特征分析

从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资料看，辽西地区史前时期共发现人像近50件，是中国史前人像制作和使用传统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不同时期人像的材质、大小及造型特征各有不同。以下对本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像进行分类，并简要分析其造型特征与演变过程。

(一)小河西文化人像

仅发现1件，出自榆树山遗址(F9②：1)。为小型陶塑人头像，泥质灰褐陶，手工捏制而成，长脸，头顶略平，脸部两颊稍宽，浓眉，双目圆瞪，鼻梁挺直，鼻头宽大，嘴部张开，呈椭圆形，下颌呈圆弧形。高5、宽2.5-3.1、厚1.4-2.6厘米(图一)。

(二)兴隆洼文化人像

兴隆洼文化未发现陶塑人像，出现大型圆雕人像和小型人面像。前者均为石质，造型特征相近，头部及上身雕琢精细，尤其是面部特征清晰，下身雕琢简略，有的石人像下半部分刻意打制成楔形，应是出于栽立的需要。小型人面像分为石质、蚌质、骨质三类，大多眼部刻划明显，为单圆或同心圆造型，也有的近似椭圆形。嘴部可见圆孔和长条形浅槽等形状，部分人面像未刻划嘴部。

1.大型圆雕石人像。根据人像表现的性别特征，可分为A、B两型。

A型　女性特征较为明显。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整体雕琢精细，人像面部及上身刻划清晰。如西门外的2件石雕人像，均为双眼内凹，鼻头凸起，乳房高耸，腹部凸鼓。较大的人像通高近67厘米，略小的通高40厘米。两件人像的具体姿势略有不同，较大的人像双臂交叉于腰腹之间，略小的人像双臂弯曲放置胸前(图二：1)。南湾子北F2④：1，双眉弯曲呈新月状，双目圆睁，右眼放置1件圆形带孔蚌片表示眼珠。双耳明显，梯形鼻，嘴巴张开，内嵌半圆形蚌片，其上有明显的刻划线表示牙齿。右手放在上腹部，左手置于胸前。胸部有明显凸起的两圆点，表示乳房(图二：2)。

Ab型　整体雕琢简约，面部五官和肢体显得较为抽象模糊。以白音长汗AF19②：4为代表，整体呈扁三角形，头顶较尖，面部简单刻划出眼睛和嘴巴，双眼内凹，外眼角向上斜吊，鼻翼较宽，颧骨丰隆，下颌后缩，吻部略突，鼻下磨出一道浅痕，表示嘴部。胸部平坦无乳，体侧可见下垂摆放的手臂，腹部正中略微隆起，颈部有一条凹带，头与躯干微向前曲，似为弓身跪踞状，下端打制成楔形。通高36.6、胸阔10.8、腹背轴长15.7厘米(图二：3)。

B型　无明显女性特征。以南湾子北F2④：2为代表，头顶圆弧，半圆形双眉相连，眉弓较凸出。眼睛圆睁，梯形鼻略外凸，双手置于胸前，腹部及下肢未表现。底部打制成楔形，正、背两面较为平整。

2.小型人面像。按材质可分为蚌刻人面、石人面和人头盖骨人面三类。

蚌刻人面像。根据面部器官的特征，可分为A、B两型。

A型　人面双眼及嘴部表现较明显。保存最好的为白音长汗AF14①：5，整体呈圆角三角形，上宽下窄，正面微外凸。人面上部刻有两圆形凹槽代表眼睛，内各有一圆孔表示眼珠，下端刻划两道弧线代表嘴部，内刻有7道短线表示牙齿。顶端有两圆孔，应为穿挂所用。长4、宽3.6、厚0.4、孔径0.25-0.65厘米(图三：1)。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F22内出土蚌人面像，整体近似三角形，上圆下尖，右侧局部残损。上有四个对钻小孔表示眼睛和口鼻，双眼对称，口鼻上下相对，右侧眼睛未穿透。高5、宽3.7、厚0.2厘米(图三：2)。

B型　仅眼睛表现明显。白音长汗AF14①：6-1，上下两端残缺，上部钻有两同心圆表示眼睛，圆圈中部有小圆坑象征眼珠。残长3.2、宽4、厚0.5，孔径0.4厘米。白音长汗AF14①：7，残损严重，下端大部残缺，顶部刻有平行斜线，中部有两个对钻小孔代表双目。残长2.7、宽4、孔径0.2-0.3、厚0.3厘米。

石人面像。根据嘴部特征，可分为A、B两型。

A型　人像未表现嘴部，以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F22内出土石人面为代表，石人上部有两个未钻透的圆孔表示眼睛，顶部左侧有一穿透圆孔可供穿挂，其余面部器官未表现(图三：3)。

B型　人像有明显的嘴部表现。根据牙齿的有无及特征，可分为三个亚型。

Ba型　嘴部未见牙齿。兴隆洼H585出土，整体近似三角形，上端略直，两侧斜弧内收，下端呈圆弧状。嘴部表现夸张，为“V”字形凹槽，上部有两个圆孔，最下端还有一孔，均未钻透，未见牙齿(图三：8)。

Bb型　嘴部嵌蚌并刻划短线表示牙齿。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F22内出土一件石人面像，上部呈方形，下部呈三角形，最上部为两个左右对称的圆孔，下面对称分布的两个圆窝表示双目。嘴部呈倒三角形，内嵌有蚌壳并刻划四道短线表示牙齿。高3.5、宽2.5、厚0.6厘米(图三：7)。

Bc型　嘴部有明显的獠牙。白音长汗AT27②：7，呈椭圆形，用叶腊石加工而成，表面残留有细划痕，正面微外凸，背面下端有两个凹坑。周边修理平整，厚薄不均。双眼为斜弧状浅凹槽，嘴部凹槽较深，镶嵌尖状蚌壳，表现为明显的上、下獠牙。背面上部磨有一道横向凹槽，两边斜穿洞孔。长径5.8、短径4.4、厚0.2-0.6、孔径0.3厘米(图三：5)。塔尺营子人面像(9295)，灰色燧石质，呈长方形。正面有刻划纹饰，完整的人面纹居中，眉、眼、鼻、嘴清晰可见，嘴部有明显的獠牙，双目两侧为波浪状刻划纹饰，下部为一段规整、密集的三角窝纹。长9.2、宽5.17、厚3.05厘米(图三：6)。

3.人头盖骨人面像，为兴隆洼文化最特殊的人像类型。兴隆沟遗址F22②层出土1件，利用人头部前额骨加工而成，正面隆起，顶边外弧，两侧及底边较直。顶部偏中有两个小圆孔，左侧孔残，左侧有一窄道弧形镂空，右侧略残，其下有一道弧形的阴刻线纹。近中部以两个倒“八”字弧形镂空表示双目，底端中部有三个横排小圆孔，可能表示嘴部。长11.1、宽9.2厘米[28] (图三：4)。

(三)赵宝沟文化人像

目前经过大规模发掘的赵宝沟文化遗址较少，该时期发现的人像也较少，主要是小型陶塑人头像及陶人面像。

1.陶塑人头像

发现1件，出土于赵宝沟遗址(F103①：5)。黄褐色夹细砂陶，手工捏制而成，脑后塑空，口、鼻、眉、目、耳均突出，脸型消瘦，双眉相接，双目凸鼓，鼻头朝下，有两个鼻孔，嘴部张开，后部有残断痕迹。长5.1、宽4.5、厚2.8厘米(图四：1)。

2.人面像

发现2件，其中1件出自赵宝沟遗址(F103①：6)，黄褐色夹细砂陶片加工而成，平面近圆形，唯下颌处略突出，刻划有眉、目、鼻和口，不见双耳。长2.9、宽2.7、厚0.8厘米(图四：2)。另一件人面像出自小山遗址(F2②：10)，刻划在石钺近顶部，刻痕细浅，面部轮廓和两眼最为清晰，还刻有鼻和嘴，均呈三角形，但不太明显(图四：3)。

1983年5月，当地农民在河北省滦平县金沟屯镇后台子平整土地过程中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地表暴露出房址、灰坑30余座。承德地区文管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房址5座，出土有大量陶片、石器，另采集圆雕石人像6件[29]。人像均为裸体女性形象，其中4件完整，1件头部残缺，另1件腹部及以上部位残缺。按腹部隆起程度可分为孕妇像与非孕妇像两类，孕妇像整体造型较为一致，乳房丰盈，身孕沉重，双手抚摸或交捧隆起的腹部。如保存完整的采：14，辉长岩琢制而成，体表略加刮磨，为蹲坐姿，光头，眉粗隆，鼻略突，呈三角形，耳外突，眼睛以一阴刻线表示，微睁，吻部略隆，曲肘，手抚腹，腰腹宽肥，小腹与后腰隆鼓，臀部与尖形小石座相连，腿向内曲，脚相对。通高32.7、肩宽23.5厘米。非孕妇像也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有的石像下半身刻划有女性阴部特征，但腹部未见隆起。

从北京平谷上宅[30]、天津蓟县青池[31]、河北迁安东寨[32]及易县北福地[33]等遗址发现的相关材料看，从兴隆洼文化中期开始，燕山以南与辽西地区便存在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以兴隆洼文化因素外传为主。从出土的陶器、石器来看，后台子遗存属于西寨文化，年代较赵宝沟文化略晚，但受到赵宝沟文化一定影响[34]，可作为重要的对比材料。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及后台子遗存的相关发现来看，不排除未来在辽西地区发现赵宝沟文化大型圆雕石人像的可能。

(四)红山文化人像

1.泥塑人像

主要发现于牛河梁遗址，又集中出土于第一地点的女神庙中，包括泥塑人头像及身体各部位残块。泥塑人头像即著名的“女神像”，为一高浮雕的人头像，草拌泥质，头顶以上残缺，额顶有箍饰，鬓角部位有竖行的系带，双目嵌玉石为睛，玉石为滑石质，淡灰色，睛面磨光圆鼓，背面作出钉状，嵌入眼窝中。上唇为贴面，露出有表现牙齿的似蚌壳质贴物痕迹;右耳完整，左耳残缺，近耳垂部有一穿孔，应佩戴耳饰。头像的背面和下部均为残面，从背面的残面看，应是贴于女神庙的墙壁处，残存有塑造时包以草束的支架痕迹。通高22.4、宽21、最厚处14、玉睛直径2.3厘米(图五：1)。其余泥塑皆为身体部位残块，可见耳朵、双臂、手、乳房等(图五：2-11)

2.陶塑人像。按尺寸大小可分为A、B、C三型。

A型　大型人像，尺寸与真人接近。半拉山遗址出土1件(M29：1)，泥质红陶，陶胎厚重，外表有一层陶衣，通体打磨光滑。头部和下肢残缺，仅残存躯干和四肢，制作精细，裸体。双臂环抱于胸前，右手搭在左手臂上，左手残缺，右手大拇指按在左手臂内侧。腹部圆鼓，腹中部肚脐外凸，脐孔下斜。残高40厘米(图六：2)。

B型　中型人像。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为整身陶塑人像。泥质红陶，身体略微前倾，下身塑造成两腿盘坐的姿态，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处，置于双脚之上。头顶为盘折叠压的发髻，正中有一圆孔，并用条索饰物扎在一起。面部神情威仪，眼窝内嵌有泥质椭圆形眼珠，双眉及两眼施以黑彩，面部轮廓清晰，鼻梁挺直，鼻头略宽，鼻孔与内侧相通。两侧脸颊内凹，嘴唇凸起，两腮下凹，呈呼喊状。双耳写实，耳垂下有小钻孔，脖颈竖直，双肩较平，锁骨刻划清楚。乳头微凸，左侧稍低，右侧略高。腹部较平，肚脐用小圆孔表示。通高55厘米(图六：1)。

C型　小型人像。依造型特征不同，可分为三个亚型。

Ca型　单人整身人像。东山嘴TD9②：7，制作精细，打磨光亮，表面似绘有红彩，头部残缺，腹部圆鼓，体态丰腴，双腿稍弯曲，手臂放在腹部两侧，为典型的孕妇形象，残高5厘米(图六：3)。东山嘴TD8②：5，体态修长，上身微向前倾斜，两腿弯曲明显，下肢残缺，残高5.8厘米(图六：4)。牛河梁N5SCZ2：4，通体打磨光滑，整体呈站立式，头部和右腿残缺。双乳凸起，双臂收拢贴于腹前，腹部微隆，背部略内凹，背两侧有弧形线条。残高9.6厘米(图六：5)。

Cb型　三人拥抱像。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1件，造型为三人半蹲合抱。三人互相对坐围成圆形，每人伸出双臂围住其他人脖颈，人像头部呈球状，臀部、腿部刻划细致生动[35](图六：6)。

Cc型　陶塑人头像。半拉山K18：1，发现于祭祀坑内，泥质红陶，雕塑精细。两眼微睁，鼻头宽大、高挺，小口微张，左耳残，右耳的轮廓较大，面部饱满。发髻较为特殊，刻划密集的短斜线代表发丝，头顶为三道相扣的发髻，后部有三层短斜线发髻，两边和后部均为披发，靠近颈部有一长条状凹槽。残高3.5、残面宽2.8、头长3.1厘米(图六：8)。牛河梁N1H3：7，泥质褐陶，额头周围有一圈深陷，似为戴冠的痕迹，头顶四周遍布小圆坑，颈后压印三条阴线凹痕。双目呈圆形，鼻头较宽大，鼻孔明显，下巴前突明显，嘴张开，呈圆形。残高3.1、面宽2.1厘米(图六：7)。

3.石雕人像。红山文化延续了兴隆洼文化雕琢大型石雕人像的传统，数量明显增多，造型多样，神态逼真，工艺先进。依造型特征不同，可分为A、B、C三型。

A型　整身石雕人像。2件，均发现于那斯台遗址。根据人像姿态和冠饰不同，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面部轮廓呈菱形，头顶有三层“相轮”形装饰，双目及眉弓下斜，鼻梁凸起，嘴内凹，下颊前伸。双臂曲肘合掌放置胸前，双腿弯曲呈跪坐状。通高35.5厘米(图七：1)。

Ab型　面部轮廓呈椭圆形，左目、双臂残缺。从眉弓开始向上有一道隆起的凸脊，至头顶形成两个尖状小凸，双目，嘴内凹，鼻梁隆起，双耳外凸，双臂曲肘放置胸前，双腿弯曲呈蹲坐状。通高29.4厘米(图七：2)。

B型　石雕人头像。依造型特征不同，可分为四个亚型。

Ba型　人像刻划写实，面部器官与表情与真人无异。草帽山ASCZ1：1，采用红色凝灰岩雕刻而成，长方形脸，头顶戴“凸”字形冠，双目微闭，鼻梁挺直，嘴唇微闭，嘴角略外扬，平肩，表情端正威严。残高27、头高17.2、头宽11.4、冠高4.8厘米(图七：3)。

Bb型　人像双目凸鼓。半拉山T0503①：1，黄褐色砂岩质，面部轮廓清晰，额头宽大前凸，鼻头扁平且宽，眼窝较深，椭圆形双目外凸，双唇紧闭，圆下颌前凸。右耳残缺，左耳轮廓宽大、清晰。发髻位于头顶后部，呈椭圆形。长14、宽9.9、通高14.2厘米(图七：4)。半拉山T0407②B：3，黄褐色粗砂岩质，扁体，面部轮廓清晰。头像左侧因风化严重，器官特征已不明显。宽额头，头顶雕刻一圈凹槽，似冠。鼻梁高耸似鹰钩状，右眼圆瞪、外凸，耳部已风化不清，圆下颌，下颌前凸。头长20.6、面宽8.6、通高45.7厘米(图七：5)。

Bc型　人像额头凸鼓明显。半拉山M41：1，砂岩质，面部轮廓清晰。高额，顶部微凸，应为冠，头顶有带饰，垂向脑后。耳部雕成半圆形，浮雕柳叶形眼，外眼角向上，颧骨突出，鼻凸起呈三角形，浅雕两个鼻孔，嘴部微隆，闭口，嘴角及下颌雕刻数道胡须。长24、宽5-9、通高33厘米(图七：6)。

Bd型　以减地浮雕表现人像面部器官。大半拉山采集，滑石质，瓜子形脸，大眼，三角形鼻，柳叶形口，略凸，无耳。右前额角对钻一孔，应为穿挂所用。高8.3、最宽处4.5、厚0.8厘米。

C型　在石块上刻划出人面部。半拉山T0306②B：1，发现于祭坛西墙上部，上部以两个小圆孔.表示眼睛，中间为圆形小凹槽表示鼻子，最下部刻划出弧线凹槽表示嘴部，其他器官未表现(图七：7)。

4.玉雕人像。发现数量最少，等级最高，共有2件，均发现于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石棺墓内。依造型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　整身玉雕人像，1件。牛河梁N16M4：4，黄绿色，通体抛光，有正、背面之分，正面为半圆雕，在颈部、腰部、踝部以磨豁、减地沟槽、阴刻线等方式将人体分为头、胸腹、腿、足四个部分。头部较大，方圆脸，粗颈，斜肩，窄腰，阔臀，双腿并立，圆弧状足。面部用阴刻线将脸部轮廓、五官鲜明地刻划出来，宽额，额中有一短竖道刻痕，大耳略凹，眉眼斜吊，月牙形双目微睁，鼻部短宽，嘴微张，双颊饱满，下颌呈圆弧状。双臂用粗阴刻线表现，弯曲竖置于胸前，五指张开。胸部、腹部用阴刻线隔开，下腹部微凸。人体双腿和双足间用凹槽分开。人体背面光素无纹饰，仅在斜立双足中间施一短竖道凹槽，将双足分开。在颈部两侧和背面有互通的三个钻孔。通高18.5、头宽4.42、脚宽2.88、最厚2.34厘米(图八：1)。

B型　双人首玉雕三孔器，1件。牛河梁N2Z1M17：1，人像额顶有弧形冠，冠上有阴刻短斜线，前额略凸。面部略内凹，圆目，大鼻凸鼓，口微张，下颌窄收，呈尖弧状(图八：2)。

(五)小河沿文化人像

南宝力皋吐墓地发现1件(CM15：4)，人形陶壶。砂质黄褐陶，领部一侧拍压呈倒三角形，形成人面，其上堆塑出眉毛和鼻子，刻划出眼睛和嘴，面部两侧贴附半圆形耳，耳上有两个圆孔，面后侧贴附方形发髻。前腹圆鼓，堆塑双乳，近领部接出一对对称的柱状手臂，手置于前腹，手指刻划明显。后腹略外鼓。人像刻划细致，为孕妇形象。陶壶口径12.5-16、底径12.4、高36.1厘米(图九)。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辽西地区史前人像出现时间较早，小河西文化时期发现小型陶塑人头像。兴隆洼文化时期延续了这一传统，但材质更加多样，出现蚌刻、石刻和人骨质小型人面像。新出现大型石雕整身人像，总体造型特征较为一致，面部与上身雕琢精细，多数能看出较明显的女性特征，下身刻划不甚清晰，有的下部加工成方便栽立的楔形。赵宝沟文化时期出现五官清晰的陶塑人头像，小山遗址还发现在石钺上阴刻的人面像。从人像材质看，陶质人像出现时间最早，且一直延续至小河沿文化时期;兴隆洼文化时期出现大型石质圆雕人像，赵宝沟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不断发展。兴隆洼文化时期还出土一定数量的小型蚌刻人面像、石人面像和人骨质人面像，种类多样。红山文化时期人像发现数量最多，材质最为丰富，包括玉质、石质、陶塑、泥塑四类，成为辽西地区史前人像发展的鼎盛时期。

三、人像使用功能分析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威廉·哈维兰认为：“任何一种特殊的艺术品，不管是作为纯艺术品来欣赏还是具有某种实际效用，都需要相同的特殊结合，即象征性表现形式和构成创造力的情感表达。”[36]辽西地区史前人像，除部分小型人面像具有一定的佩戴、装饰功能外，无疑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原始宗教和祭祀意义。

原始宗教是人类宗教发展的最初形态，有祖先崇拜、女神崇拜、生殖崇拜、丰产崇拜等形式。小河西文化时期发现的小型陶塑人头像，造型写实生动，承载的应是祖先崇拜的意义。在原始宗教观念中，人死后灵魂并没有就此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种状态继续存在。小河西文化先民希望获得祖先的庇佑，因此将祖先作为主要的偶像加以崇拜。

兴隆洼文化时期开创了大型石雕人像的传统，大型石雕人像与小型人面像均有发现。大型石雕人像具有写实特征，性別特征明显，并通过嵌蚌强调眼睛、嘴巴与牙齿。这一点在小型人面像上也有表现，在白音长汗、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均出土嘴部嵌蚌表示牙齿的小型人面像，部分小型人面像直接用蚌壳制成。兴隆洼文化时期流行居室墓葬，且墓穴在居室内的位置较为固定。考虑到多数房屋埋入墓葬后继续被居住的情况，我们认为，聚落内的少数人物可能因为生前等级、地位、身份或死因特殊，死后被埋葬在室内，成为生者祭祀、崇拜的对象[37]。至兴隆洼文化晚期，大型石雕人像被放置在房址内的特定位置，此时期人像可能具有了某种神格属性，也可能具有氏族保护神的含义，如汤池先生认为白音长汗遗址F19内发的石雕人像是北方地区远古先民的家庭保护神，因栽立在灶址后面，具有生育女神与火神的双重神格[38]。南湾子北遗址还发现男、女石雕人像在灶址周围共出，对于了解兴隆洼文化晚期的家庭形态和宗教祭祀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小型石刻人面像是兴隆洼文化的具有代表性器物，根据人面的牙齿形态，又可分为人面与神面两类，后者以明显、醒目的獠牙为特征。如白音长汗AT27②：7，以叶腊石制成，琢磨精细，嘴部嵌有蚌壳表示外露的獠牙;塔尺营子石雕上的阴刻人面同样表现有醒目的獠牙，且人面上下分别刻有连续的“”及“▽”纹，联系红山文化C型玉龙及勾云形玉佩的造型(图一〇：1-3)，神面以外的纹饰可能寓意升腾、飞翔，意在沟通上天，表现出极具特色的天神崇拜观念。带有獠牙的神面形象，史前时期在辽西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多有发现。如长江中游澧阳平原的高庙文化发现多件制作精细的白陶，其上刻有带獠牙的神面形象，且构图中突出强调撩牙[39](图一〇：9)，其后的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中发现有玉雕神面，如谭家岭W9：7[40](图一〇：4)、肖家屋脊W6：32[41]、孙家岗M149：1[42](图一〇：5)等，獠牙在整个神面构图中十分醒目;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瑶山、反山墓地出土大量玉琮、玉梳背和玉三叉形器[43]，也常见雕刻有带獠牙的神徽形象(图一〇：7-8)。到春秋时期的山西羊舌晋侯墓地[44]，带獠牙的玉神面仍有发现(图一〇：6)。如此大范围、长时段的流行，无疑表明此类神面具有极为特殊的与上天沟通、对天神进行崇拜的祭祀意义，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材料看，这一现象可能发端于兴隆洼文化。

除小型石质人面像外，以人头盖骨制成的人面像同样是兴隆洼文化的独有器物，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的房址或居室墓葬内均有出土，从居室墓葬内的出土位置看，放置在墓主人胸部，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F2内出土一件穿孔石钺，其上刻有人面，与石钺共出的还有器腹施鹿、猪、鸟三种灵物图案的陶尊形器，表明该房址与其他房址的使用功能有别，可能兼具祭祀与居住的双重功能。陆思贤先生认为小山遗址出土的穿孔石钺为祭祀等礼仪活动中所使用的的“神器”或权杖[45]，应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物。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以人头盖骨制成的人面像和小山遗址石铖上刻划的人面像，除表明祖先崇拜外，还应具有标志使用者社会等级、地位与身份的功能。良渚文化反山墓地出土一件玉钺，器身一侧靠近刃部有减地浮雕的神人兽面纹(图一一)，同样具有标志使用者等级、地位与身份的功能，应是良渚文化时期王者级特珠人物使用的礼仪用器。

红山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辽西地区进入史前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人像的出土地点也明显增多。除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那斯台等居址外，较多人像出土于专门的埋葬与祭祀地点，如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石棺墓、东山嘴祭坛、半拉山积石冢石棺墓等。牛河梁女神庙内发现有泥塑女神头像及多件泥塑身体部位残块，在某些陶塑臂腔内发现肢骨，发掘者认为可能是人骨。在人骨上面涂泥或用其他方式保存死者生前面貌的习俗，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屡有发现，太平洋伊里安岛上的土著居民也有这种风俗。鉴于牛河梁女神庙内出土的泥塑人像以人骨为架或嵌入人骨的重要发现，由此可以进一步确认其使用功能应与祖先崇拜有关[46]。此外，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内还出有泥塑的熊及猛禽类动物的爪子等，应是动物崇拜与天神崇拜的实物见证，也是红山文化晚期崇尚自然、凸显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重要体现。

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发现了很多腹部隆起明显的孕妇雕像，如西门外、东山嘴、牛河梁等遗址均有发现，半拉山遗址发现的一件陶塑孕妇像大小与真人接近。这些突出乳房和鼓腹特征的女性雕像，应是生殖崇拜观念的反映。弗雷泽认为：“吃饭和生育，是人类在古代的基本需求，如果不首先满足这些需求，人类本身就不能生存。因此，食物和子嗣这两样是人通过巫术所主要追求的目标。”[47]同时，由于生产本身的双重性特征，既包含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包括食物资料来源的生产，生殖崇拜还包含有祈求农业、猎物或家畜丰产的丰产崇拜意义。陈星灿先生认为，人类塑造裸体女像，并不是由于女性的地位更高或是对女性的崇拜。某些女性人像之所以突出性器官的意义，在于它是祈求丰饶的灵符，女性的生殖力量就附在这些灵符当中，通过这些灵符可以保证猎物及植物的丰收，以谋取部落所需的粮食，同时保证人丁的繁衍[48]。这也是红山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以旱作农业为主导，同时拥有十分发达渔猎经济的间接反映。

苏秉琦先生根据辽西地区的考古发现，提出“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理论，认为古国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代表就是牛河梁遗址群发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遗迹及成组的玉器等，他认为这“是我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49]。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看，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经发生明显分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已经产生，该时期的石雕和陶塑人像中也出现了王者形象。如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整身陶塑人像、草帽山及半拉山发现的石雕人像，头部佩戴冠饰，特别是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整身陶人冠上有“帽正”，着重表现了人物的高贵身份，应代表了红山文化晚期崇拜、供奉王者的形象(图一二)。尽管牛河梁遗址群发现有女神庙及女神头像，其他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较多陶塑孕妇像，反映出红山文化时期盛行“女神崇拜”，但从牛河梁遗址群积石冢石棺墓的发现情况看，各地点最高等级积右冢石棺墓内埋葬的死者均为成年男性，由此表明红山文化时期虽然存在女神崇拜和生殖崇拜，但当时社会地位更高、拥有更大社会统治权力的人物以男性为主导，这对于了解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及文明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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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2]苏秉倚、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3]刘国祥：《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小河西遗址简述》，《北方文物》2009年第2期。

[5]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榆树山、西梁遗址出土遗物综述》，《北方文物》2009年第2期。

[6]王刚：《从兴隆洼石雕人像看原始崇拜》，《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7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

[9]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2002-2003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7期;b.刘国祥：《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发掘回顾与思考》，《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10]滕铭予等：《2015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尺营子遗址试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第1-52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11]党郁：《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2017年第1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

[14]安特生著，袁复礼译：《奉天锦西县沙锅屯石穴遗址》，《古生物志》，丁种第1号第1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年。

[15]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

[16]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1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1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a.《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2期;b.《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考古》2017年第7期。

[19]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20]王苹：《敖汉兴隆沟红山文化整身陶人艺术特征及性质探讨》，《科技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2]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红山文化西台类型遗址简述》，《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23]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第665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24]王刚：《林西发现红山文化石雕像》，《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

[25]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26]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第676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2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C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1期。

[28]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第67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9]承德地区文物保管所、滦平县博物馆：《河北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3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31]天津博物馆：《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2期。

[3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迁西县东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第1期。

[3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易县文物保管所：《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9期。

[34]刘国祥：《论滦平后台子下层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第113-130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5]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第72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6]威廉·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第5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7]杨虎、刘国祥：《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97年第1期。

[38]汤池：《试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文物》1994年第3期。

[3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41]石家河考古队：《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肖家屋脊》，第31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博物馆：《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墓地2016-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6期。

[43]黄建秋：《良渚文化神徽解析》，《东南文化》2006年第3期。

[4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期。

[45]陆思贤：《人面纹石斧、人面纹石铲的神话学考察——兼论匈奴“龙祠”祭典的神话学传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第74-8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46][48]陈星灿：《丰产巫术与祖先崇拜——红山文化出土女性塑像试探》，《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47]詹姆斯·弗雷泽著，刘魁立编：《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作者：王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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