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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年烧造祭器考（上） 康熙十年（1671年）烧造祭器是见于史料记载的康熙时期宫廷在景德镇组织的首次皇家用瓷烧造，但限于资料的缺乏，对康熙十年烧造祭器一直未能深入地进行研究。曾有学者提出传世所见康熙辛亥、壬子（图 1）、癸丑中和堂款瓷器即属于本次烧造的官窑制品，但这批中和堂款瓷器的形制、纹饰和款识与皇家用瓷及祭器制式多有不符，这一观点未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注 1）。康熙十年所烧祭器至今仍没有一件可供对照的标准器。
▲图1 康熙十一年 中和堂款青花釉里红山水纹盘 上海博物馆藏 一、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的历史背景 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目前所见直接相关的史料有两则，其余均为辗转引用。关于这次烧造的记载应首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浮梁县志》：“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等项，俱估值销算正项钱粮，并未派征。陶成分限解京。解官费不可定，俱于浮梁县贮库砂土、上工夫工食余剩银两内支用。”另据康熙二十三年《饶州府志》：“康熙辛亥，部题烧造祭器，转行巡抚，委府县监造。”至于具体为何烧造并未明确说明。 陆明华先生研究指出，此次烧造是因“康熙九年，玄烨为诣顺治帝陵，'命礼部准备各项器皿’”（注 2），本人在此前文章中也引用该说（注 3），现试再作考证。 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九年九月）丙辰，朕……本欲先诣太祖、太宗山陵，再诣世祖山陵。因奉太皇太后慈命，以世祖升遐十年，未得一诣陵寝，于本年八月前往。朕是以恭侍太皇太后先诣孝陵，展谒礼成，言旋。”（注 4）可见，康熙诣顺治孝陵，时在康熙九年八月。孝陵位于今河北遵化，距离紫禁城并不遥远，因此孝庄太皇太后也在康熙陪同下前往。但此次诣顺治陵的时间显然与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的时间不符。 按康熙的本意，计划先诣太祖、太宗陵，再诣世祖陵。只是由于太祖福陵、太宗昭陵远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又经太皇太后催促，才改变诣陵顺序。因此康熙九年九月，康熙意欲接着再诣太祖、太宗陵，于是令王公大臣会议：“今欲仰体皇考前志，躬诣太祖、太宗山陵，以告成功，展朕孝思。着议政王、贝勒、大臣、内院、九卿、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会议具奏。”但最终因“各处多有水旱灾荒，且为时甚迫，应用之物预备不及”而未能成行。 康熙十年正月十二日，皇帝再提诣太祖、太宗陵之事：“谕礼部……今思太祖、太宗创业垂统，功德隆盛，山陵在望，刻不能忘。去年恭谒孝陵礼成，今已数月，若再久延，孝思莫殚，朕怀靡宁。兹当海内无事，欲乘此躬谒福陵、昭陵，以告成功，用展孝思。事关大典，着议政王、贝勒、大臣、内阁、九卿、科道各官会议具奏。尔部即遵谕行。”时隔仅数月皇帝再提诣祖陵，且口吻更为坚决，官员只得奉命行事，积极准备。于是康熙首次东巡终于在康熙十年九月初三日成行，除以“寰宇一统”告祭先祖外，还视察边备、慰问旧勋，累计用时二月，至康熙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回京。 从时间上来看，康熙十年“部题烧造祭器”应包含在工部（注 5）为康熙首次东巡而做的准备工作中。从康熙十年正月十二日至九月初三日，除议准皇帝诣祖陵事，也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东巡应用之物，这其中即包括了在景德镇订烧祭器。此次烧造由于需数不多，且任务较急，并未像康熙二十年烧造“臧窑”一样派京官前往督烧，而是“转行巡抚，委府县监造”，所需钱粮则从江西藩库开销，即所谓“估值销算正项钱粮”。 因此，康熙首次东巡祭祖的需要无疑是触发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的直接原因。 在雍正五年（1727年）景德镇御窑厂开始常态化烧造之前，宫廷在景德镇组织瓷器生产属于专项工程，因此在这次任务中除东巡需用祭器外，宫廷很可能还安排烧造了其他较为迫切需要的瓷器。按《浮梁县志》“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等项”的说法，可能包含祭器之外的其他器物，这就需要获得康熙十年烧造的标准器以后再作研究了。 不论如何，国家祭祀是新王朝建立后最为迫切的事情，其背后关乎着新王朝的正统性问题。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年，明代立国前一年）就在南京兴建坛庙建筑，洪武二年（1369年）就启动编修《大明集礼》，并着手祭祀制度和祭器的改革。清代基本继承了明代的祭祀制度，并在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解送故明内库铜、磁祭器及《五伦书》”（注 6）。但迫于局势，直到康熙初期，很多坛庙的祭器仍是明代款识，未及更换（注 7）。因此，从礼部的角度来说，很有可能利用康熙十年在景德镇组织祭器烧造的机会，对皇家祭祀所需瓷祭器进行较全面的订烧。 二、从明清皇家瓷质祭器的变迁分析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的样貌 据《大明会典》，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自此，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均以瓷质祭器为主、竹木金玉为辅。瓷质祭器按古制主要有登、铏、簠、簋、笾、豆、爵、尊八种，但洪武时基本上舍弃了仿古的造型，“登、铏以瓷碗代，簠、簋、笾、豆以瓷盘代”（注 8），仅爵、尊仍保持了三代礼器的形制。 嘉靖即位后，因其生父的称号问题而引发了与大臣的矛盾，史称“大礼仪之争”（注 9）。在此之后嘉靖对明代原有的礼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更定，其中一项重要的变革就是在嘉靖九年（1530年）将原来的天地合祭改为四郊分祭，分别于南郊建圜丘祭天，北郊建方丘祭地，东郊建朝日坛祭日，西郊建夕月坛祭月，明初北京的坛庙建筑格局由此发生变化。并“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计各坛陈设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著尊一，牺尊一，山罍一，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盅四十，附余各一”（注 10）（参看图2）。
▲图2 《大明会典》载圜丘第一层陈设图 近年景德镇御窑厂嘉靖地层考古发现一件基本能够复原的红釉豆型器，同时还出土有茄皮紫釉、黄釉、白釉器基部和残件（注 11）（图 3）。按照文献所提嘉靖九年在景德镇订烧四郊瓷祭器的内容，登、铏、簠、簋、笾、豆仍以碗盘代替，据高宪平考证，出土的豆型器属于嘉靖九年议制祭器的样品，最终并未成为定制（注 12），至为重要的是出土器的四色恰与文献相符，揭示了嘉靖分祭四郊所用瓷祭器分别对应的釉色品种，即青色用茄皮紫釉、黄色用娇黄釉、赤色用矾红釉、白色用白釉。
▲图3 景德镇御窑厂出土嘉靖各色祭器 清代建立之初在继承明代皇家祭祀制度和坛庙建筑的基础上逐渐调整，祭器则沿用明代旧制（注 13）。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代皇家瓷质祭器才发生显著的变更。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〇六：“（乾隆十三年正月丁亥）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皇考世宗宪皇帝时，考按经典，范铜为器，颁之阙里，俾为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见古先遗则。朕思坛庙祭品既遵用古名，则祭器自应悉仿古制，一体更正，以备隆仪。”可见清代皇家祭器更为古制始于雍正，制作三代礼器形制的铜祭器率先用于曲阜阙里孔庙祭祀，至乾隆才“一体更正”，将瓷质祭器也更换为三代礼器的形制。主要的调整是将明代以瓷碗盘代替的登、铏、簠、簋、豆制作成瓷质仿古造型，笾则按古制恢复为竹编制成（图 4）。当然，这里所说的三代礼器形制更多是汉代以后儒生的理解，北宋初期聂崇义在《三礼图》中给出了礼器的图示，成为宋代仿古礼器制作之范本，进而影响了明清士大夫心中三代礼器的形象（图5、6）（注 14）。
▲图4 清乾隆 白釉登、铏、簠、簋、豆成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 北宋聂崇义《三礼图》中的豆、笾、登 清康熙12年通志堂刊本，1673年。
▲图6 明徐一夔等《大明集礼》中的铏、簠、簋 明嘉靖九年内府刊本 乾隆继而规定：“凡陶必辨色，圜丘、祈谷、常雩青，方泽黄，日坛赤，月坛白，社稷、先农黄。太庙登用陶，黄质，饰华采，余皆从白。”也就是说在乾隆十三年瓷质祭器改用古制之后，郊庙仍遵循明代的青、黄、赤、白四色，宗庙则主用白色。但是根据《皇朝礼器图式》，月坛的白色并非纯白，而是采用月白（图 7）。乾隆朝所制瓷质祭器的传世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青瓷用祭蓝釉，黄瓷用娇黄釉，红瓷用珊瑚红釉，月白瓷用月白釉，也就是现在俗称的天蓝釉；除此之外，天神坛、地祇坛、太岁坛、太庙等如用白色瓷祭器则用纯白釉（图 8）。因此，乾隆朝瓷质祭器实际使用了五色（图 9）（注 15）。
▲图7 《皇朝礼器图式》 清.允禄.蒋溥等纂修 清乾隆时期武英殿刊本
▲图8 《皇朝礼器图式》 清.允禄.蒋溥等纂修 清乾隆时期武英殿刊本
▲图9 清乾隆 御窑五色瓷尊 由本节论述可知，明清两代皇家瓷质祭器的用色一脉相承，具体瓷器制品的釉色视皇家要求和制瓷水平而定，明代以来登、铏、簠、簋、笾、豆以瓷碗盘代之，仿制三代礼器形制的瓷制品直至乾隆时期才出现。考虑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的背景，景德镇仓促应对宫廷传办也不能有多大的创新空间，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康熙十年烧造的祭器应该以茄皮紫、娇黄、矾红和白釉的碗、盘、爵、尊为主，由此也就框定了康熙十年烧造祭器可能的釉色品种和器形。 注：原文发表于《收藏家》杂志2022年07期。
▲ 金立言博士（左）与奚文骏先生（右）在《晚晴帝后用瓷》特展开幕式合影 注 释： 1、参阅周丽丽：《关于康熙“中和堂”款瓷器性质的讨论》，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集刊》，2012年。2、陆明华：《清康熙官窑瓷器烧造及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主编《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两木出版社，1998年。 3、奚文骏：《再议康熙官窑的烧造》，《收藏》2019年03期。本文涉及“臧窑”“郎窑”“安窑”等内容可参阅该文。 4、本节康熙诣祖陵相关史料均引自《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七。 5、据《大清会典》，礼部“掌吉、嘉、军、宾、凶之秩序，学校、贡举之法，以赞邦礼”，工部“掌天下工虞、器用、辨物、庀材，以饬邦事”，因此祭祀所需器用由礼部提出，由工部承制。 6、据《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十五。 7、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十八：“（康熙五年四月乙亥）工部题：文庙器物皆刊刻前明年号，应请改造。得旨：坛庙旧用琴、炉等件俱不必换造，俟其损坏补造时写本朝年号。” 8、 据万历十五年版《大明会典》卷八十一至八十四中郊祀的图示，本文以“圜丘第一成（层）陈设图”为例，见图1。 9、明武宗正德皇帝生后无子，立其堂弟朱厚熜为帝，是为嘉靖皇帝。在礼官议嘉靖生父称号时，因称为皇考还是皇叔考而引起冲突，继而引发官僚集团历时三年的礼仪大辩析。“大礼仪之争”表面是礼仪问题，实则体现了新皇权与旧阁权的矛盾，最终以嘉靖施加皇权压迫获胜而告终。为了进一步使其生父入太庙，嘉靖继而进行了一系列礼制的更定。 10、 据万历十五年版《大明会典》卷二百〇一。 11、图片分别引自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2014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02期；秦大树、钟燕娣、李慧：《景德镇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收获与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7年08期。12、高宪平：《明嘉靖时期祭祀用瓷新探》，《文物》2020年11期。 13、参阅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02期。 14、配图分别引自康熙十二年通志堂本《新定三礼图》，嘉靖九年内府本《大明集礼》。 15、 乾隆祭蓝釉尊引自香港佳士得2005年5月拍品；乾隆娇黄釉尊、白釉尊分别引自郭家彦《皇朝礼器》第166、186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9年；乾隆珊瑚红釉尊、月白釉尊分别引自柯玫瑰著《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中国清代瓷器》第119、53页，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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