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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的《题〈花蕊夫人宫中词〉序》，是其为胞兄陈洪绪刊刻《花蕊夫人宫中词》所作的序言。这篇序言，可以视作陈洪绶的刻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刻书的标准不应局限于所刻书籍“有关讽谏”。在陈洪绶看来，诗文当“有以其品重而传”，“不必论其人之高下贵财”。像花蕊夫人，其为人虽不足称道，其词也无关讽谏，但她的才气、她的诗文却极为难得，故《花蕊夫人宫中词》值得刊刻。 关于花蕊夫人，百度上多有介绍，这里不复赘言。我想说的是，陈洪绶的这篇序言，其实透露了陈洪绶家刻（家族私刻书籍）的一个信息。 这里有必要说明何为“私刻”。古代刻书分三种：官刻、私刻、坊刻。官刻是指官方机构刊刻的书，坊刻是指书铺商人刊刻的书，私刻是私人（主要是官员、士人、乡绅）出资刊刻的书，三者所刻之书则相应称为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三者之中，坊刻以营利为目的，其他两者都不以营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陈洪绪刊刻《花蕊夫人宫中词》，即属于枫桥民间的私刻，也叫“家刻”。 枫桥是越州人文荟萃之地，自宋元以来，就有私人校勘刻书的雅事盛行，而宅埠陈氏则因代有藏书楼，且藏书之富居越中之冠，古籍善本收藏颇多，故得校勘刻书之便利，成为枫桥私刻的引领者。用现在的话来说，至少在明代，陈洪绶所在的家族，出现了名气响亮的民间出版机构。这个出版机构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与陈氏藏书楼相辅相成，是陈氏藏书读书的一个延伸。 陈洪绶祖父陈性学建有七樟庵藏书楼，期间究竟刻了多少书虽无法细考，但从有限的史料中，仍能追溯出一个大致的脉络与轮廓。  在陈洪绶时代，胞兄陈洪绪有刻书的记录。《花蕊夫人宫中词》是其中一部，陈洪绪之所以能刊刻此书，缘于七樟庵藏书楼中有此书的善本，陈洪绪认为花蕊夫人属于“妇人之才之难得者”，因“深悟才人不终泯于世”，故刻书以传其诗文。此刻本除了有陈洪绶的序，还有松江大儒陈继儒（眉公）的序，陈洪绶《题〈花蕊夫人宫中词〉序》首句提到了这个细节：“眉公先生序其刻，有关讽谏之语是也。”注意，这是陈继儒参与陈氏家刻的第一个记录。 陈洪绪还为自己刻过一本诗集，名叫《粤游诗》，陈洪绶为之作《〈粤游诗〉序》。这本诗集是陈洪绪为搜集祖父陈性学的事迹，远赴广东祖父的为官之地，五千里长途跋涉，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在途中创作而成的一部诗集。陈洪绶对这些诗歌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兄长的诗“清新秀丽，可歌可咏，可刻板行世”，继而阐述了刻板行世的三个理由。 陈洪绶与陈洪绪，还曾负责宅埠陈氏宗谱的纂修与祠堂的修建，而续修的陈氏宗谱，则是陈洪绪与陈洪绶共同合作的家刻本。陈洪绶在《重修陈氏族谱序》中记载：“吾家自翰林公（陈玑）作谱始，则有典膳公（陈元功）修之，曾祖方伯公（陈鹤鸣）广之，吾兄某（陈洪绪）修之而广之，凡疑似依附者悉去之。吾兄某不肯擅其美，命绶（陈洪绶）同刻，属僭序焉。”陈洪绶不仅承担着家族宗谱的修纂，还承担着宗谱的家刻。 以陈洪绶弟兄名义刊刻的另一部作品，是他们父亲陈于朝的《苎萝山稿》。此稿扉页标注：“《苎萝山稿》六卷附录一卷，明万历四十三年陈洪绪陈洪绶刻本。”目录后又标注：“陈洪绪亢侯、陈洪绶章侯辑梓。”这一年陈洪绶十八岁，陈洪绪二十三岁。书首依次为松江陈继儒、萧山来斯行、山阴王思任的三篇序言。注意，这是松江陈继儒参与陈氏家刻的第二个记录。 以陈洪绶的序言考察，以上有据可查的四部家刻，其刊刻时间依次为：《苎萝山稿》——《陈氏族谱》——《粤游诗》——《花蕊夫人宫中词》。前两部虽以兄弟名义刊刻，但具体工作则是陈洪绪完成的。这些家刻均出现在陈洪绶四十三岁入国子监之前。这件事情也足以证明，清代孟远《陈洪绶传》中描述的陈洪绪形象——“累世家藏悉兄绪操管钥，恐弟分所有，谋所以戕害之者无不至，时时奋老拳……”纯属无稽之谈。 陈洪绪之所以热衷家刻，缘于父亲陈于朝生前的垂范。陈于朝虽寿只三十五岁，但他却是枫桥名副其实的“出版家”，他将枫桥的私刻做得风生水起。搜集《苎萝山稿》里的相关记录，得知陈于朝至少刻过四本书，且陈于朝的刻本颇有市场，其时“城中索书者甚众”。 陈于朝曾刊刻过《倭达卷》和《南西厢》，此信息隐藏在他的书信《与王十峨》中。王十峨生平不详，但从书信中可知，王十峨是“点板”（刻板）行家，陈于朝常仰仗他的帮助。《南西厢》扉页插图即是假王十峨之妙手。而且，陈于朝还经常将自己的刻本呈送给王十峨阅读，书信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倭达卷》呈览掌故知之，外又二印，不敢启齿再烦渎。仆知丈好图书，今以四卷娱卿，必喜为仆刻也，盖法'养鹅诱羲之’诀耳。丈勿怒，为仆刻之。” 此外，陈于朝还刻过自己的两本书： 一部是《简切讲义》，是科举考试的辅导书。当时市面流行的“经传”和“制义”之书，“词腐且繁，意晦且舛，圣贤缓颊，错落强置，炉锤蠧简未收，妄加添足阖辟，妆点累牍连编，令学士家掩耳厌闻，而颛蒙唯恐卧矣”。陈于朝根据自己的读经心得与科考实践，对经传的注疏进行删正，务求“简切明尽”，故他的这本书，“大都较俗刻为简省，寥寥数语而经传了了，把玩捷而揣摩不劳，攻制义者良便，人遂呼为'简切讲义’”。陈于朝自撰《〈简切讲义〉小引》，末署日期为“戊戌之秋七月既望”（即1598年7月16日），这一年陈于朝二十七岁，陈洪绶将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 一部是《重生集》，是讲述人死复生的志怪小说，属于陈于朝的编辑作品。他刻此书的目的，旨在教育不读书的村夫白丁，别以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世上就没有神仙鬼怪了，其实世上是存在仙佛鬼神的。他在序中说：“余幼畏鬼，忌夜行；长受经，遽能独卧孤楼；及读书廿年，始知仙佛鬼神事了了。”还举了一个实例：“居恒与叔言地仙事，叔惊曰：'往者郭氏有好女，葬逾年，发之，肉色如生，惟发落，更生新发，爪长数寸。’”这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是他的叔父亲口告诉他的，陈于朝于是“引事证之，遂刻《重生集》以戒伧父（村夫）”。 陈于朝的家刻一定不止这四本书。在《柬黎先生》的信中，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鄙稿两本，奉寄印可；家刻四本，亦是观世妙理，并寄览焉。”从这段话中可知，在写这封书信之前，陈于朝至少刻过六本书了，其中两本是陈于朝自己的作品，四本家刻则不知其名。 陈于朝还有一本书，竟受官方赏识，被官方刊刻发行。陈洪绪《先严慈行实》载：“庚子（1600），领批饩于泽宫，督学洪公启睿击节叹赏，邺郡守林公鸣盛为之镌《陈叔子试草》行于时，后以目疾弗克，竟棘事。”是年陈于朝二十七岁，他的科考文章受督学洪启睿的赏识，绍兴郡守林鸣盛为陈于朝刊刻了《陈叔子试草》，作为秀才应试的范本。可惜其时陈于朝身体每况愈下，多种疾病缠身，导致他不得不退出科举之路。 再往上溯，至陈洪绶的祖父、七樟庵藏书楼主人陈性学，他既是循吏，又是文人，一生著述颇丰，留下来的著作有：《平定东兰纪事》《楚北抚苗议》《湖北宗功》《舞干遗化录》《防边筹略》《盐政遗思》《西台疏草》《光裕堂集》《紫瑛山房藏稿》。这些书究竟有没有刊刻，因记载阙如，我们不知其详。但若按常理分析，无论是在陈于朝的家刻中，还是在陈洪绪的家刻中，应该有这方面的内容，可能因为后来七樟庵遭遇兵火，陈性学的书无法幸免吧。 有一条记载倒是确凿无疑的，说明在陈性学的时代，陈氏的家刻已经做得颇有声誉了。陈性学的三弟、洪绶的三叔祖陈善学，也有刻书的经历，宗谱记载的陈善学行传中有这样一句：“丁内艰，不起，与眉公陈继儒所镌有《杨铁崖古乐府》。”这个杨铁崖，就是杨维桢，说明陈氏家刻在弘扬枫桥文化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还要注意，这是松江大儒陈继儒参与陈氏家刻的第三条记录，从顺序上来说，陈继儒始终参与陈氏家刻，或正是从此时开始。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述说陈洪绶家族的家刻史，旨在说明另一个问题，即陈洪绶后来热衷于版画创作，并在中国版画史上留下了典范之作，与他家族曾经从事私刻事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九歌图》《水浒叶子》《西厢记》《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博古叶子》，或是从父亲的家刻中得到了启发，或是直接参与了家刻的图画创作也未可知。 如同陈洪绶学佛信佛有家学渊源一样，陈洪绶的版画创作其实也有家学渊源存在。这个话题，陈洪绶的研究专家们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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