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馆学人”与《四库全书》之影印

关键词：国家图书馆 《四库全书》

国立北平图书馆

民国期间，学界和政界曾四次动议影印《四库全书》，但均中辍。20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就影印《四库全书》一事引发的学术之争，现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1-3]。此事发起者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该馆占有先机，且有来自教育部的强力支持。1933年6月17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又经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与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呈行政院《故宫博物院修正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合同》[4]814一份，此事遂大局已定。1935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成功完成影印。现试从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简称“平馆学人”）这一群体视角出发，探讨这一群体参与《四库全书》影印讨论的相关史实，并进行评议。

一、精挑细选——基于五份影印选目的考察

1.1《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的公布

1933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试图通过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一方面扩大该馆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四库全书影印本与他国交换文献资料以充实新馆馆藏。该年的4月22日，朱家骅致函行政院，按照蒋复璁的报告，决定：“拟暂定先印其最精未刊秘籍约三百种，每部限一千五百册”，并说明与商务印书馆商谈合作的具体情况[4]805。4月31日，朱家骅致函行政院称：“拟将其中向未付印或已绝版之珍本约八九百种，先行付印，为发扬文化之一助。迭经本部派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前往北平调查研究，并赴沪接洽印刷情形，大致尚属可行。”[4]804为此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专门编订了《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5]，听取社会意见。

蒋复璁先生

《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选经、史、子、集四部，共三百六十六种，后附质疑目录五十二种。在“例言”中提出了7个疑问，可见编目者内心是犹疑的，但也表达了可供商榷的意愿。以经部易类为例，该目著录《了翁易说》等31种，虽未注明版本，但所指的应是“四库全书本”。此目公布后，董康、傅增湘、叶恭绰联名致函教育部，称：“中央馆拟目中所收宋元人著述，如经部之《石鼓论语问答》《四书管窥》，史部之《太平治迹统类》《大金德运图说》《熬波图》，子部之《资政要览》，集部之《苕谿集》《山房集》《本堂集》等，皆有同光后单刊本或丛书本，何以悉行列入，殊难索解？应即日延聘通儒，从长考量，否则徒令外人齿冷也！”[6]知名学者对该目中入选的一些古籍提出质疑，认为《石鼓论语问答》等多部书籍均存在时代稍晚的通行本，既非“未付印”，也非“已绝版”之珍本，名不符实，实不必再列为“四库全书未刊本”再影印。应另请高明，重新拟目。此后，争议蜂起，南北文化界就此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讨论。

1.2《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的商榷

基于此，有“国家图书馆”之地位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自是不甘落后，于该年6月很快编出《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7]。在序中，袁同礼提出：“今玆影印，凡有旧本流传，应废库本”“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其真，况书贵初刻，尤足以补库本之罅漏乎？” [8]即提出应优先采用旧本、原帙、初刻本影印的主张。基于此种指导思想，此目由当时的青年学者赵万里参考同人意见编制，从《四库全书》和《宛委别藏》中选出300种，分别是经部24种、史部30种、子部36种、集部170种，《宛委别藏》40种，将“三百年来均未见刊本，拟辑为第一集”，以征求学术界意见。同样以经部易类书为例，国立北平图书馆所编《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只列了6种，分别是：《周易新讲义》十卷、《读易详说》十卷、《易变体义》十二卷、《厚斋易学》五十二卷、《周易详解》十六卷、《读易举要》四卷。除第一种未标版本外，其余都注明了是“大典本”（永乐大典本）。此目的选书范围跳出了《四库全书》，扩大至《永乐大典》等。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所编的《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中所著录的经部易类31种相比，数量虽少，但明确了版本，并明确是稀见的永乐大典本。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两份目录中，除《周易新讲义》十卷外，确实有5种是重合的。

袁同礼先生

《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中其他的古籍，也都详细注明了版本。如“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七卷 宋杜大珪编”下注“常熟瞿氏有宋刻本，此书宋版入明南监，明补本世多有之”。“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宋梁克家撰”下注“此书应据明万历本，库本不足道，常熟瞿氏有旧抄本”。不仅仅是选目，还增加了选目的理由，并对各种版本进行了比较，使选目更有说服力。这些版本，无论是宋刻本、旧抄本，确实可称为善本。而此目的版本著录信息也非常详细，蕴含了学者的部分考证成果，确出于行家里手。此目编制的高质量，一方面源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有丰富的古籍存藏，如文津阁《四库全书》以及卷数不少的《永乐大典》，又可就近利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藏书，并与私人藏书家有着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古籍部工作人员均有丰富的版本知识。此书目的主要编制者是赵万里，于1933年刚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9]，其所编草目自然更有根基，更有说服力。

1.3《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的产生

陈垣对《四库全书》深有研究，后人称其在《四库全书》研究方面占了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见过文渊、文津两阁《四库全书》的学者，并绘制过文渊阁《四库全书》排架图；他是第一个主持文津阁《四库全书》清点工作的人，逐架、逐函、逐册、逐页翻检过全书；他是第一个发现《四库全书荟要》的人……”[10]该年的8月20日陈垣应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之请，作《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收经、史、子、集四部共343种，标注“此有”者均系国学图书馆所有之书[11]。该目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版本信息。与《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相比，《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中除《周易详解十六卷》外四种下均只注有“此有钞本”，虽未说明是何种钞本，笔者猜想是指的四库全书写本。由此可以说明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先后所编的《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在版本著录信息上确实不如国立北平图书馆所编的《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偏于苟简。

陈垣先生

1.4《四库孤本丛刊目录》的编定

与此同时，为平息争议，8月11日教育部公布《编订四库全书未刊本目录委员会组织规程》，聘请陈垣等17人，成立“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计有：陈垣、傅增湘、李盛铎、袁同礼、徐鸿宝、赵万里、张允亮、张元济、董康、刘承干、徐乃昌、傅斯年、顾颉刚、柳诒徵、张宗祥、叶恭绰、马衡。经商议讨论后，由赵万里拟出草目两种，“其一，无他本可替代者，如永乐大典辑本皆属之，应定名为四库孤本丛刊，由教育部委托商务印书馆办理。其二，为有善本可替代者，应废库本用其他善本，定名曰四库善本丛刊，由北平图书馆会同国内公私收藏家负责办理……计四库孤本丛刊拟目书共一百八十种，四库善本丛刊拟目书共二百种。”[12]即从原来的《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中选出一百四十三种，新增三十七种，总共一百八十种，定名为《四库孤本丛刊目录》。

《四库孤本丛刊目录》的具体情况是：经部35 种（从未刊目中选出34种，加1种），史部15 种（从未刊目中选出12种，加3种），子部24种（从未刊目中选出23种，加1种），集部106种（从未刊目中选出74种，加32种），总计180种，共9万余叶。此目是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基础上选出来的，虽有部分新增，但三者的先后源流关系十分清晰。据张崟将《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与《四库孤本丛刊目录》进行比较，“盖三目所共通者，特一百零五种，而最后真为孤本丛刊拟目所新加者，则惟十有六而已。”[13]承担选目者换成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青年馆员赵万里，并充分吸纳了京津两地委员的建议。此时开始拟道分两途，一为“四库孤本丛刊”，由教育部委托商务印书馆办理；另一为“四库善本丛刊”，由北平图书馆会同国内公私收藏家负责办理。

1.5《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的问世

1933年10月，教育部所组织的委员会在《四库孤本丛刊目录》的基础上再次详加讨论，斟酌去取，最后形成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至于为何定名为“珍本”，据称“其后相持结果，卒用陈援庵建议，专印四库中由《永乐大典》中辑出各书，即名为四库珍本者。”[14]《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前有“影印缘起”，下署商务印书馆，但后被收入《王云五序跋集》[15]，应是王云五所作。在“影印缘起”里王云五分析了《四库全书》之文献价值，以及影印《四库全书》之于保存文化之意义，并历数以往数次影印失败之原因。该目选书二百三十一种，较原约增二万余叶，分装约二千册。此是本次影印所确定的最终目录，后商务印书馆按此具体操作，遂为定局。

从以上五份目录可看出，通过不断的增删讨论，最后编制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并最终按此目录完成了此次《四库全书》的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是多方妥协推进的结果，每一种书的去取都经过了严格的讨论。1933年11月17日，商务印书馆举行了开印仪式。自1934年7月至1935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分四期先后出齐，共计231种，分装了1960册。

二、“平馆学人”的主要观点——基于“平馆学人”论著的考察

《选印四库全书问题文献目录》[16]一文汇集了1933年52篇就影印《四库全书》所发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中筛选，并加以补充，进一步统计“平馆学人”就影印《四库全书》这一问题所发表的论著目录，共计近20篇。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委员，如赵万里、向达、谢国桢、谭其骧、刘节、王重民、王庸、孙楷第等基本都参与了，袁同礼发表相关的评论和论著最多，其次有谢国桢、王重民等。围绕影印《四库全书》这一问题，“平馆学人”的关注重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2.1“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影印主张

“平馆学人”坚持“以善本代替库本，以罕传代替未刊”。7月5日，蔡元培、袁同礼致函教育部，提出四点意见：“……今玆迳印加刊以'未刊’二字，于名称上似觉未妥，此应请大部予以考虑者一也……今玆影印，凡有旧刻或旧钞足本，胜于库本，可用以代替者，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古书之面目，此应请大部予以考虑者二也……拟请大部延聘通人或组织委员会，详为审查，严定去取，藉收集思广益之效，此应请大部予以考虑者三也。又四库集部诸书，概无目录，翻检为艰。本馆近年以来，补辑此项篇目业已竣事，自应排印于每书卷首，以资检查。”[4]799-800一方面对国立中央图书馆所编之目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提供建议，此外还汇报了该馆对四库集部篇目索引工作的进展。该函还附了《四库罕传本拟目》（即《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一册。其所提出的意见，大体仍同《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序中之意见。

张元济先生

赵万里7月11日又致函张元济，提出对此次影印的建议。张元济7月13日复函袁同礼、赵万里称：“影印四库未刊本，二公主张拟用善本替代，并联合南北各学术团体及各地学者，即日草具公函，向教育部当局建议，甚盛甚盛。惟弟窃以为玆二事者，不妨兼营并进，而不必并为一谈。”另外又表明商务印书馆方“均以为于印行库本外，所有公私善本，允假敝馆影印者，苟于照相制版技术上，认为可能，极当勉力承印，与库本并行不悖，此则敝公司愿竭尽绵薄，而与各学术团体及学者通力合作者也。” [4]802张元济认为库本和善本影印可并行不悖，同时进行。随后，袁同礼复函张元济，表明北平馆方此举的态度，他称：“同礼职司校仇，而于文津、文渊两本，又与孑民、叔海两君，共负典守之责，见闻所及，不得不图补救。区区苦衷，当为国人所共谅。诚以当局如有贻误，匪特在学术上为致命伤，于国家颜面，尤不能不顾到也。”[4]803再次申明影印应谨慎从事，应从学术上更多地去考量，而自己此举是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此也。

2.2为影印《四库全书》提供具体方案

8月14日王重民在《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一文中以袁同礼学生之名，继续提出四点意见：（一）文渊文津二本当互校择善而从也；（二）四库残本宜换足本，辑本有原本者宜用原本也；（三）底本宜据以影印，善本宜据以作校勘记也；（四）序跋宜附，目录宜补也[17]。冷庐主人（王重民之别号）又在8月28日所撰写的《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18]中强调“此次重在选印，则四库全书中应选印何书，在合同订立以后，当为唯一而最大最切要之问题。”通过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相对照，“见其删补所余之三百四十三种种，尚有六十四种种已有新刊本，五种已刊未印，五种四库未著录。”这样做的目的是作者声称的“剔出一种通行本，即可多印一种罕传本，流通古籍之责任，于此所关系者甚巨也。”[18]不但提供了选书的原则，也对部分古籍做出了分析，在具体方案上提供了指导。8月14日袁同礼、向达《选印四库全书平议》中也道：“（一）现无传本，如从《永乐大典》辑出之书，应取文津文渊两本辜校，必要时取文澜原本作参考，如有异同，条记于后，为校勘记；（二）现有旧本影印，则以原本校库本，亦附校勘记于书后，其有库本卷数不足，旧本可补者取足本影印，附于库本之后，庶几读者可得完书，而库本谬妄，不致贻误后人。” [19]同时，也表达了对此次影印的支持：“要之在今日能着眼及于此类保存民族生命文化根本事业，以为国家留一分元气，总属难能可贵。无论如何，当设法予以翊赞，以期其能底于成，不致再蹈前人之失。至于枝叶方面之讨论，只要主持其事者能推赤心以待人，不是意外之企图，则解决固甚易易也”[19]。为说明问题，该文还附录了多个文档，有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及商务印书馆所缔合同，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修正条文，也有文津阁校勘之档案二则，以说明《四库全书》中确实讹误较多。此外，赵万里在编制《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及其后面的《四库孤本丛刊》《四库善本丛刊》草目上贡献甚巨，也为时人所熟知。

王重民先生

2.3 对《四库全书》之学术价值进行全面评估

《四库全书》修成后，确实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其本身亦有较多可商榷之处。8月19日，王庸在《四库全书的价值与影印》中提出《四库全书》的缺点在于“（一）所选书籍，偏而不全。（二）书本内容，未必完善”，认为“我们应当知道，这部书无论怎样伟大，亦不过对于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有相当的用处，和其他学术上的关系，并不重大，所以，它在学术文化上的价值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20]。8月21日，萧璋在其《四库全书错讹删缺例证》一文中，以宋陈渊《默堂集》二十二卷、宋同孚《蠹斋铅刀编》三十二卷、宋董嗣《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元滕安上《东庵集》四卷、明刘琏《自怡集》一卷、明董纪《西郊笑端集》二卷六书为例，证明四库缺遗、四库错讹、校官疏略、四库减删等误，从而提出应注意四库之篇章删缺、文字错讹的两点问题[21]。这是从具体层面比较研究库本与他本之优劣，为影印《四库全书》提供选择依据。

刘节在《四库本之评价》一文中谓：近年以来，交通发达，佚书层出。在昔日惟有《永乐大典》本或残本可据之书，时至今日，有明钞本或原本发现者，不下数百种，且当时原有之书，以较今日所见之本，其卷数不完，或序跋脱略者，亦不一而足。不第此也，四库之书，屡经删改，尤以史部集部为最。且七本皆出抄胥之手，亥鱼鲁豕，触目皆是，凡有刻本者，自当以刻本为据[22]。刘节是从新发现的文献方面，指出此次影印应注意之点。谭其骧《由乾隆谕旨证四库本之不尽可靠》一文中提及：此书纂辑之时，实多所以意删改，非复原书真面目。吾人若但求无损于满清帝室之令誉，则四库本诚为善本；若以学术上求真之观点而论，则四库本绝非完善无疵之本[23]。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中，对此发表建议的还有：孙楷第《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24]等。

袁同礼还分析了《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的由来，从而论述了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一）乾隆时采辑之永乐大典，已非全书；（二）永乐大典引用之书，割裂全文，前后不易贯串；（三）永乐大典分韵编次，入韵之法，参差无绪，凌杂不伦；（四）四库馆臣，采辑大典，弃多取少，菁华未尽[25]。袁同礼对《永乐大典》素有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这些看法是合于事实的。部分学人对《四库全书》的禁毁等问题也展开了研究，如赵录绰的《清高宗之禁毁书籍》即是因为“间尝考清帝修四库之往事，于其时关于修书之谕旨，及诸臣工奏折中，获见修书时毁书之举，爰彙集之。”[26]该文分绪言、禁毁之动机、搜集之开始、搜集之方法、禁毁之步骤、范围之扩大、禁毁书籍之统计、结论8个部分，论述了乾隆修四库而禁毁书籍之害。

以上即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在此次学术论争中的主要关注点，不但提出了北平图书馆方的影印主张，也为此次影印提供了具体参考方案，更是借此对《四库全书》之价值和不足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多为理性的研究和客观的评价。虽由《四库全书》影印论争而起，却也推动了《四库全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对“平馆学人”参与此次学术论争的评议

3.1参与个体多，参与面广，获得了来自版本目录学界的广泛支持

关于本次影印《四库全书》所引发的学术论争，涉及多家机构，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有国立北平图书馆，还有故宫博物院、商务印书馆以及教育部等，因有利害关系，故盘根错节，至为复杂。各报刊媒体，如《国风》《大公报》《北平晨报》等，亦多设有专栏、社论，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国立北平图书馆这边，确由袁同礼最为有力。不但屡次致信教育部、商务印书馆，也多次发文，申明自己的主张，遇有外界苛责之时，也只能出来辩解[27]。诸多“平馆”年轻学人如赵万里、王重民、向达、王庸、刘节、孙楷第、谭其骧等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委员也参与此次论争，应也是受到了来自袁同礼的鼓励。虽然主观上是实现袁同礼的主张，客观上也对年轻一代学人在学术上予以了极大的锻炼。

赵万里先生

一些文化名人也表示了对国立北平图书馆方面的支持。6 月 26 日，傅增湘致函张元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未刻之书亦有不必印者，明刊罕见之品亦有宜加入者，非解人不知此中甘苦也。”“又目中之书如有旧本胜库本者，似宜改用，亦望公主持之。”[28]。张元济7月1日则回以——“鄙意四库还他四库，善本尽可别行。此时公私各家能慨出所藏，畀以影印，弟必劝馆中竭力为之。”[28]后二人又多次书牍往返，议论此事。据当时分析：“董康、傅增湘、叶恭绰、李盛铎、徐乃昌、陈寅恪等氏等主张略同北平图书馆，以为与其取名'未刊’，不如宁用'罕传本’之'较合于逻辑’云，其主张他本替代亦同平馆，惟更举具体之例证，与所谓分甲乙编相辅而行，拟取名'四库萃珍’之办法为稍殊耳”[6]。8月11日，董康等25人致函教育部。8月13日，《申报》上刊载了董康等人致教育部王世杰部长的信，主张：（一）四库书有他本可用以替代者，应采用他本也。（二）四库全书未刊本名称及范围内容应重加考量也。签名者有长长的一串，共有：董康、傅增湘、叶恭绰、朱启钤等25人[6]。《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对各方主要观点也都有记录报道[6]。虽然个别人立场发生了动摇，但大部分均始终支持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影印主张。

3.2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献策献力，实现了影印《四库全书》的部分主张

经过一番学术论争，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的影印虽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完成，但也充分吸纳了平馆学人的主张，在《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会委员名单》中：“影印四库全书以本子之选择，学术界与教部意见颇有异同。教部乃函请陈垣、傅增湘、李盛铎、袁同礼、徐鸿宝、赵万里、张允亮、张元济、董康、刘承干、徐乃明、傅斯年、顾颉刚、柳诒徵、张宗祥、叶恭绰、马衡十七人为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期以集思广益之效。”[4]814其中“平馆学人”有袁同礼、徐鸿宝、赵万里，与“平馆学人”观点一致的有傅斯年、董康、叶恭绰等人。通过选目，“平馆学人”为此次影印《四库全书》提高了版本目录上的学术标准和价值，他们的主要观点——“库本与善本宜并重也，校记及目录宜补印并行也，丛刊各书宜抽印单行本也”得到了贯彻。此次论争还产生了一大副产品，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在回复蔡元培、袁同礼的复函中，即称：“现因印行四库未刊本已成定议，未便更改，而印行四库底本亦属要举，不妨并行。北平图书馆年来搜藏善本，蔚为巨观，又与各藏书家多有联络，可以商借付印，则关于筹印四库底本事宜，可否即请平馆担任？如何同意，即请妥拟计划，报部备案。”[4]801为解决此议，王世杰提出了由平馆另外印行四库底本的计划。商务印书馆亦同意这一新计划，即《四库善本丛刊》的选目。原拟议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公私藏书家主持，已签有合同草本[29]。

徐鸿宝先生

经此次影印《四库全书》的“学术论争”，学界对善本的观念得以有更深的认识。正如当时人所论，“主张有善本者，以为当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应当顾及学术上的福利，访求善本，作校勘记，就是稍延时日，也必须办的。”[30]赵万里在其后对《四部丛刊续编的评价》中仍然强调“应尽量多收宋元以前人的著述，行有余力，再及明清这个基本原则，无论影印四库全书珍本或四部丛编，似乎多应当考虑到的。”[31]而从此次论争的主要观点——主张以善本、旧本、罕传本、足本代替库本来看，也不断地确立了学者对古籍善本价值的认识，那就是古籍的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同时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采用古籍影印这样的再生性保护手段使古籍实现“再生与传播”。1935年故宫博物院《选印宛委别藏四十种》也交商务印书馆影印，也可以说是此次学术论争的推动所致。

3.3为后人提供研究之资，促成了《大公报·图书副刊》的产生

论争大体结束后，该馆也于1933年9月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期上刊登了《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5]《四库孤本丛刊目录》[32]《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33]作为一段时间学术交流之结束。此外，还特别编了《选印四库全书问题文献目录》这份目录，并在前言中说明：“自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选印《四库全书》事起，一时议论，甚嚣尘上；二十二年之中国学术界赖此点缀，得不寂寞。自今视之，俱成陈迹，是非得失，毋烦重提。兹唯录目于此，以备好事者稽览。” [34]该目录将1933年就影印《四库全书》引发的学术论争相关的52篇文章篇目集于一编，也为今人留下了研讨之资。

在影印《四库全书》的学术论争中，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表现出了有理、有力、有节的风貌。所提出的论据均有坚实的文献基础，非空穴来风。或有鉴于《北平晨报》的“北晨学园”副刊可以集中来讨论学术问题，也是为了促进学界对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袁同礼等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在《大公报》上开设“图书副刊”专栏，以书籍介绍、学术通讯、介绍版本目录校雠之学为主。其“卷头语”称“近年来社会人士对于图书本身的学问，即所谓版本目录以及校雠的学问，似乎太隔膜了。即如最近关于四库影印的一场公案，各方的议论自然各有千秋，但是其中也有非常可怪之论……至于版本目录校雠之学，无非是历史方法的一部分，也就是科学方法中的一小支，只以求真为目的，并无炫奇立异之心！”[35]

可见专栏的内容确实是促进人们对“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本是历史方法亦即科学方法的一部分”的认识[36]。此后，国立北平图书馆青年学人成了该专栏的主要供稿者，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赵万里的《芸盫藏书题记》等都在该副刊连载。《大公报·图书副刊》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交流平台。

3.4 完成《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之影印，推动了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

1935年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发出出版预志，谈及：“北平图书馆筹印善本丛书，已有年矣，因商务印刷馆印刷愆期，至今尚未出版，良用歉然。玆闻该丛书第一集共书十一种，皆明代边政边防及外国史料……以上共十一种，皆世所罕见绝无仅有之秘笈，于研究明代史事者，裨益至大……全书照四部丛刊版式，用本国手工连史纸石印。出版期，当在本年年底。”[37]但似未能在该年年底出版。至1937年年初，该馆已编订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中“馆讯”载：“馆藏各种善本书籍拟陆续影印以广流传，前与商务印书馆商洽委托印行。现第一集已出书十二种，计有关边防者四种，四裔者七种，苗猺者一种，类皆罕传之史籍，而《筹辽硕画》《三云筹俎考》诸书尤为世不经见之册。”[38]由谢国桢撰写了十二种书叙录，在叙录之前，谢国桢叙其影印颠末为“馆长袁守和先生，以吾国古籍日就沦亡，拟择罕见孤本，佳椠名钞，彙辑影印，编为丛书。商诸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允为印行，以广流传。其为清廷毁禁，明史所遗，舆地稗乘，秘家载籍，可以审覈地理之沿革，资边陲之考镜，淬厉民智，厥功尤伟。乃先选明代边防史乘凡十二种，题曰《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 [39]

这十二种叙录，也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序跋》为题分两次刊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40]，并分三次刊载在《同行月刊》第五卷第一、二、三期[41]上，现也被收入《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 1911-1984》[42]。第一集共12种，97卷。这些古籍中，版本价值甚高，苏乾英认为“除《朝鲜史略》被收入四库外，《九边考》《西域行记》《行边纪闻》《安南图志》及《日本考》五种，只见诸存目而已。余六种连名目亦无之。久佚之书，今得重见，则玆集之刊行，有贡献于学术界，与便利于研究边疆问题者，岂浅尠哉。”[43]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因为底本的罕传，影印本的价值也随之上升，又成了后人再影印的底本，如《皇明象胥录八卷》，又被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再影印[44]。该丛书的影印，可谓是对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为目的的古籍影印工作的一大推动。“平馆学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西迁至云南后，因地制宜，继续选取西南史地罕传之本十二种拟刊行善本丛书第二集[45]。职员李耀南曾遵袁同礼之命将第二集各书之叶数报送给张元济[46]，惜乎最终因受抗日战争影响的缘故，未能印成。

四、结语

自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倡议影印《四库全书》起，“平馆学人”在馆长袁同礼的带领下，对《四库全书》的影印作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这一讨论推动了“平馆学人”对《四库全书》进行深入研究，加深了学界对于版本目录学的认识，促成了《大公报·图书副刊》的产生，也完成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之影印，推动了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1949年后，迁至我国台湾地区的商务印书馆员工继续影印四库全书珍本，至1982年，已增印至13集。后又于1986年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全部影印。而大陆这边，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王绍曾等目录学家旧事重提，提议影印四库善本书[47]。当下影印《四库全书》及将其数字化在海峡两岸仍是热门的研究话题。回望这场学术论争，蒋复璁后来提及“袁同礼看到后十分不高兴，因为他要出这个风头，觉得让我办成这件事很没面子，乃在北平找了许多人来反对此事，使我骑虎难下，而南方中央大学的一批人就帮助我，结果南北双方打起笔墨官司。”[48]由于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倡议在前，“平馆学人”对此事之讨论确实不免尴尬，但更多的应是出于公心。他们依据深厚的版本目录校雠学知识，积极发表观点，为推动古籍保护事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做了极大的努力。日后这批年轻学人，凭借所掌握的“本是历史方法亦即科学方法的一部分的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在各个学术领域均大有成就，当是这次学术论争最为影响深远的副产品了。

注释：

[1]林夕.十年和廿年——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始末[J].读书,1993(06):121-127.

[2]姜文.1933年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论争平议[J].历史教学（高校版），2011（20）：43-49，6.

[3]马学良. 公心与私意之间:《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始末考略[J].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2）：165-177.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1编 教育 2[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5]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89-102.

[6]编者.最近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文献[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4）：1-6.

[7]北平图书馆.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M]. 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

[8]袁同礼.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序[N].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 7- 5.

[9]赵万里撰集.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M]. 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

[10]陈智超.从陈垣先生对《四库全书》的研究谈起[J].四库学,2017(01):1.

[11] [陈垣].签注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J].国风半月刊，1932,3（6）：38-48.

[12]编者. 最近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文献（续）[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5）：1-18.

[13]张崟.最近景印四库全书三种草目比较表[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5）：1-45.

[14]叶恭绰. 印行四库全书的一些逸闻[M]//愚士选编. 读书与消闲.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294-297.

[15]王云五编. 王云五全集 19 序跋集编[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26-28.

[16]编者.选印四库全书问题文献目录[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23-126.

[17]王重民.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N].大公报，1933- 8-14（11）.

[18]冷庐主人.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J].国闻周报，1933， 10（36）：1-12 .

[19]向达、袁同礼. 选印《四库全书》平议[G]//袁同礼.袁同礼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221.

[20]王庸. 四库全书的价值与影印[N].北平晨报，1933-08-19.

[21]萧璋.四库全书错讹删缺例证[G]//《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编委会编. 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 1912-1987[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150-153.

[22]刘节.四库本之价值[N].北平晨报，1933- 8- 15.

[23]谭其骧.由乾隆谕旨证四库本之不尽可靠[N]. 北平晨报，1933-08-15.

[24]孙楷第.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N].北平晨报，1933- 8- 22.

[25]袁同礼.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63-70.

[26]赵录绰.清高宗之禁毁书籍[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33.

[27]袁同礼.袁同礼致时代公论记者书[J].国风，1933，3 （6）：19..

[28]张元济，傅增湘.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298-300.

[29]编者. 最近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文献（续）[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2（5）：1-18.

[30]君羽. 郑鹤声先生《对于影印四库全书舆论之评议》的读后感[J].独立评论，1933（75）：18-20.

[31]斐云.四部丛刊续编的评价（上）.大公报（天津版），1934-04-21（11）.

[32]教育部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四库孤本丛刊目录[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03-110.

[33]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11-122.

[34]编者.选印四库全书问题文献目录[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7（5）：123-126.

[35]卷头语[N].大公报(天津版), 1933-09-28(11).

[36]袁同礼.复刊词[N]. 大公报(上海版)，1947-01-07（11）.

[37]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 出版预志[N].大公报（天津版），1935-09-19 （11）.

[38]馆讯：馆藏善本丛书第一集出书[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7，11(1)：142.

[39]谢国桢.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叙录[N].大公报（天津版），1937-01-21（13）.

[40]谢国桢.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序跋(上)[J].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7,(222新)：9-10.谢国桢.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序跋(下)[J].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7,(223新)：11-12.

[41]谢国桢.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叙录(中)[J].同行月刊,1937，5(2)：2-7.

[42]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 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 1911-1984[M]. 北京：中华书局, 1995：808-822.

[43]苏乾英.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J]. 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1937(02):20-22.

[44]《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 四库禁毁书丛刊 史部 10[M]. 北京：北京出版社，：551-683.

[45]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近况[J].图书季刊，1940（2）：262-265.

[46]张元济. 张元济全集 第10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306.

[47]王绍曾.编印《四库善本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刍议[J].文史哲,1993(01):81-83.

[48]蒋复璁口述，黄克武编纂.蒋复璁口述回忆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53-54. 

（转载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