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国家的大事主要在于祭祀和军事。国家军事保护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每年的国家祭祀，是为了不忘先祖先贤的恩惠、天地万物的雨泽。国家君王的祭祀大典是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传承不断的根本保障，是华夏文化血脉能够万代不衰的源泉。 郊祭，是西周时期周王的一项重要祭祀典礼，是周天子祭祀天地的典礼。在西周时期，祭祀天地的典礼，也称为“成周郊”“东郊”。因为公元前841年的周厉王时期，中国才进入信史时期，西周的很多历史事件因此成谜。其中“成周郊”“东郊”就是关于西周王朝国家大事的重要历史之谜，也成为困扰中国历史的未解之谜。因此，“成周郊”“东郊”之谜的破解，对还原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极其重要。 西周王朝的宗周丰镐是周天子居住的地方，是周王朝的统治中心，是人所共知的认识。但是，因为宗周丰镐位于中国“西土”，为了便于统治广大的中国东部地区，周天子同时在东部建立一个东都——成周，成为西周王朝周天子经常性的居住地与统治管理中心，统治管理东方的诸侯与邦国。实际上，在整个西周时期，宗周与成周是西周王朝的两个都城，西周王朝由宗周与成周双都制构成。 因为西周的东西双都制管理的需要，周天子对东方的成周经常认命一些王公贵族担任成周的实际管理者，统治管理广大的东部地区。周天子在宗周与成周两个地方分别经常性地举行国家祭祀大典，就是西周王朝的国之大事。《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所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实际所指为周天子在成周所从事的“祀与戎”大事。虽然中国文献典籍中记载周天子在成周的军事事件并不多，但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所记，却显示了周王大量的“在成周”的军事行动。笔者在此就不具体举例说明了，重点论证西周时期的“成周郊”“东郊”历史的具体地理位置所在。  《尚书·毕命》记载了周康王的一次重要历史：“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周康王为了在成周举行国家祭祀大典“成周郊”，册命毕公前往成周“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并叮嘱毕公要像周公一样从事，即刻前往。其中的“往哉”说明了毕公的成周之行的路途遥远，而非几日的行程可以完成。 “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说明了毕公之行的责任重大，要“以成周之众”保障周天子“东郊”祭祀大典的胜利举行。即说明“东郊”与“成周郊”为同一事件，也表明了“成周之众”的重要性与独特性。既然成周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是周王朝的统治中心，按照人们的固有观念，“成周”及周边地区应该皆为周王朝的忠心诸侯国，保障着周天子的安全。但是，在西周鼎盛的“成康之治”周康王时期，周康王为何还要特别叮嘱命令“毕公保厘东郊”？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其中的历史缘由，在于东都“成周”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成周等于洛邑”，“成周即是今天的河南洛阳”，是当今中国考古界与历史界的固有认知，愚蠢而无知，利令而智昏，荒唐而无耻！不仅中国百年的考古发现无法寻找到“成周等于洛邑”的任何考古实据，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更是毫无一件青铜器铭文可以体现洛邑在西周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更无一件青铜器能够标明周天子“王在洛”的历史史实。在无任何历史实据的情况下，学界与地方盲目地定义“成周等于洛邑”“成周即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观念，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严重亵渎！一个历史中“毖殷顽民，迁于洛邑”的弹丸之地，如何承载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辉煌？如何传承伟大的中华文明？ “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周康王册命毕公前往成周从事的“周公之事”是怎样的事情？《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吕氏春秋》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西周初年，周公“东伐淮夷”“宁淮夷东土”“诸侯咸服宗周”“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正是周康王叮嘱毕公的“周公之事”，以实现周康王的“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目标。显而易见，周康王的“成周郊”“东郊”祭祀天地大典，正是位于淮夷之地的“东土”，与“周公之事”目标与目的地相同。 《尚书·费誓》记述：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公被分封于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由周公长子伯禽就任曲阜。当武王去世后，因淮夷、徐夷的反叛，导致西周王朝的“东郊”祭祀天地的大典无法举行，周公之子鲁侯伯禽宅率领鲁国军队攻伐淮夷与徐戎。从中，我们同样可以证明，周天子的“东郊”祭祀天地大典，位于淮夷之地的“东土”。因为在“东土”举行的祭祀天地大典，而称之为“东郊”。  《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样记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与《尚书·费誓》内容事件相同。证明了《尚书·费誓》即是《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记载《肸誓》，鲁侯伯禽宅为了保护周王朝祭祀天地的“东郊”“国之大事”，所履行的诸侯国的国家义务。 从以上《史记》与《尚书》中对“成周郊”“东郊”的历史记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历史史实：“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中国历史文化之源，来源于西周王朝在“东土”淮夷之地举行的周天子祭祀天地大典——“成周郊”“东郊”；因为淮夷的不稳定性，周康王需要毕公“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的祭祀天地大典胜利举行。做为西周的东都成周，被淮夷所环绕，西周的东都“成周之众”不过是一个城邑之众，最多不过几万人而已，需要毕公“以周公之事”为模范，实现“民和睦，颂声兴”的民族团结，人民和睦。  综上所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历史及重要历史影响力，发生在西周王朝对淮夷之地的两项重要举措：成周八师的军事威慑，安定了东土淮夷地区的稳定局面；周天子在东都成周举行祭祀天地典礼“成周郊”“东郊”，传承发展了华夏文明文化的血脉；周公召公在淮夷涂山的采风，让《诗经》文化发扬光大。所有这些体现中华文明伟大光芒的物质载体，是淮夷之地货真价实的“中国”——成周四方湖古城，而不是“毖殷顽民，迁于洛邑”的河南洛阳。（作者：赵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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