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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1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强调：“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将古籍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注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的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古籍文献，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也许会让人感到意外，是什么机缘竟然让这样一位作者完成这样一部作品，因为从作品到作者看起来都不合乎常理。从作品主题看，《易经》、《道德经》、《论语》、《心经》、《金刚经》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五部经典，通常被视为分成道、儒、释三家，如此合集并列成为“五经”看似不合常理。从作者背景看，虽然有北大文科毕业的本科学历，但主要的人生经历是经商，面对这样五部经典，历经2500年来的注疏、译解，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异议，作者本成如何能够胜任这样颇有难度、富于挑战的工作呢？ 在本书的 序《与至圣对话的奇妙体验》中，关于写作背景和内容主旨都做了详细交代。在这里，本成将就选题的理由、历史研究的发现、民族复兴的规律、北大学子的使命等话题再做补充的说明。 （一）关于选题 众知《道德经》、《论语》成书于2500年前，《易经》虽成书更早，但在2500年前进行了译解，而《心经》、《金刚经》虽然也是诞生于2500年前，但分别在1300年到1500年前被译成古典汉语。有人以为，历经上千年，已经被无数次注疏、译解，再注再解并无必要；也有人以为，“五经”是2500年前的古董，内容已经过时，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即使并不懂“五经”的内容，现实意义上也不需要懂，当作古玩放在那里就好了。 况且，《易经》、《道德经》被尊为道教的经典，《论语》被奉为儒教的经典，《心经》、《金刚经》则视为佛教各宗派广泛信奉的共同经典，以门派之见是不会有人去把“五经”放在一起同样恭敬地加以奉读，人们更习惯、更愿意把“五经”分别认领为自家的“祖宗”，而很难想象这“五经”之间存在着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精神。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由此开启了欧洲基督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大幕。500年后，2017年10月31日，借助强力的因素，本成开始进入了长达四年的“闭关”状态，根据手头能够获得的资料，开始对《道德经》、《论语》、《心经》、《金刚经》等“四经”的通读，并完成了与“四经”日夜厮守、亲密接触的四年“同居”生活。在这四年中，“四经”给了本成精神的营养、人生的智慧，本成则领略了“四经”的魅力、体会到了“四经”的内涵、真谛。 在此之前，本成对“四经”的了解是限于知道，知道“四经”的大概内容，但以为“五经”的内容已经过时，或者教条化，全面了解、深入读懂“四经”的内容并无必要，今天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又何必化时间去读“四经”呢？ “闭关”之后首先捧读的是《金刚经》。自鸠摩罗什大师于公元5世纪完成《金刚经》的汉译，对《金刚经》的注解大量出现在中唐（10世纪）之后，此时大乘佛教已日渐兴盛。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对《金刚经》的注解大都是从大乘佛教的经典中寻找依据，而众所周知，大乘佛教在本师亲授般若经典之后500年后才出现，其教义于般若佛教已发生重大的演变。如果真正要读懂《金刚经》，还是要读懂鸠摩罗什大师的汉译经文的本义才对。 鸠摩罗什大师的母语并非汉语，而是在河西走廊学习了汉语之后，在姚秦的都城长安完成了《金刚经》的汉译。如果从鸠摩罗什学习古汉语的轨迹去看，在当时古典汉语的文献并不丰富的情况下，《道德经》作为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论语》作为古典汉语文学的经典，必然是学习古汉语必由的读本。鸠摩罗什大师使用古汉语表达佛陀本师的思想，其逻辑演绎及思维表达的方式和词汇应该来自古典哲学和文学经典。例如，《金刚经》汉译本所采用的“有为法”和“无为法”，最早即出现在《道德经》之中，而在两部经典中“有为”和“无为”的概念所要表达的涵义高度一致，如出一辙，都是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即使在《论语》中，孔子也把“有为”和“无为”当作重要的哲学概念，并形成完整的仁道哲学理论体系。 对《易经》的关注是由于在通读“四经”的过程中，发现“四经”在内容结构上存在着共同的逻辑体系，从溯源的需要，必须把《易经》列为通读的对象。华夏文化早在西周就以建立起坚实的人文基础，代表成就即周文王所演的“周易”，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老子、孔子都标榜自己为周文化的传承者。《易经·系辞传》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易传》第十二章）”同时，《易经·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经·易传》第十二章）” 以《周易》为源头，《道德经》把“无为法”的无形性、本质性称之为“上”，将“有为法”的有形性、表象性称之为“下”，并将大道哲学分成“道、法、学”三个层次和“道、德、仁、义、礼、法”六个维度的内容体系，又针对六个维度的内容从“上”、“下”两个方面论述其本质性、表象性，故而有《道德经》九篇八十一章的全面、完整的理论体系。按照这个思路研读《道德经》后，自然形成一个问题：是否东方古典哲学都会从“三才两之六维”的角度建立理论、表达思想呢？ 带着这个问题去解读《论语》，答案是肯定的。《论语》全书多处、反复论述“仁、义、礼、德”，正是从“三才两之”多角度立论陈述的结果。仁道哲学包括仁道、仁法、仁学，而仁学又分为儒学、贤学，《论语》的作者严格遵循这样的逻辑，从上、下两性将看似随意、凌乱的谈话记录用严密的逻辑加以编排，成就了流传千年的不朽经典。 作为重要的般若经典，《心经》因为篇幅较短，常常被与同为般若经典的《金刚经》编辑在一起。难道仅仅是因为篇幅问题吗？令人既感到意外惊叹，又感到意料之中的是，《心经》、《金刚经》加起来正是佛陀本师般若哲学“三才两之六维”完整理论体系的结晶，《心经》以论述佛道、佛法、佛学为上道、上法、上学，《金刚经》论述菩萨道、菩萨法、菩萨学为下道、下法、下学，而上学、下学的内容又是分别由“仁、义、礼、德”四个维度构成。 所以，虽然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读解《心经》、《金刚经》两部般若佛教的经典，但发现“五经”虽然从各自不同的核心观点是建立在不同角度的哲学或信仰，但其思想逻辑和理论架构却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东方古典哲学的代表经典，将它们并列通读不仅合理而且必要，对于重新认识东方文化、东方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发现 本成和佛教的善根佛缘最主要的来自2015年初本成在佛国不丹的一次旅行所受到的启示。不丹与尼泊尔以及印度的锡金邦、东北邦一样处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历史上人们习惯于以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山脊线区分印度和西藏（或天竺与吐蕃）的地理范畴，并将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恒河上游山谷地带称作北印度。 如果从人种学和文化遗存的证据，北印度的传统居民应该属于黄色人种，而且这些居民的血统与山北高原的藏族一样应该来自黄河中上游。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北印度在古代应属于黄河文明区，具体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这直接导致对佛陀家族身世的发现，而佛陀家族血统来自黄河中上游正是佛陀本师启示的结论。般若佛教兴起于黄河文明与恒河文明交汇融合的北印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理应脱去舶来品的身份。 老子、孔子、佛陀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纪，但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佛陀的讲经文献并未能与《易经》、《道德经》、《论语》同时出现在东土大陆，而是在十个世纪后才会合于中国的南北朝，但这并不影响“三圣”哲学思想的默契，其根源可以共同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15世纪黄河文明的鼻祖——五帝文化。所以，宋明之后出现的“三教合流”现象，究其本质是“三圣”本来同源。 这是来自本师非同一般的启示，是两千五百年来前无古人的发现。佛陀作为黄河文明的后人，吸收了恒河文明的精华，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般若佛教的思想和理论，从逻辑上可以解释般若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巨大思想差异，也能解释佛教之所以兴盛于东土大陆的现象。有了“三圣同源”的认定，古代中国的哲学成就才能与古代希腊文化相媲美，老、孔、释“三圣”的成就毫不逊色于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东方三圣与西方三圣共同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可谓令人惊叹的历史奇观。 老、孔、释“三圣”的哲学思想以“道、德、仁、义、礼、法”为六维的逻辑维度，而“道、德、仁、义、礼、法”的思想正是人文精神的东方概念，用现代人文哲学的词汇则是信仰观、人生观、世界观、情理观、价值观、法则观的同义词，充分说明老、孔、释“三圣”的哲学思想具有完整的人文主义内核。一般以为，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后形成的古典人文主义并非只出现在西方，东方古典人文主义的思想价值以及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被严重低估甚至说被忽略了。 东方古典人文主义绝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玩”，而是人类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就。老子的大道哲学是对自然规律的适应、孔子的仁道哲学是对族群竞争和发展的觉悟，本师的佛道哲学则是对世界本元的探究。般若佛教的宗教信仰，取决于对本空哲学的认同，并没有对神的崇拜，而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个体价值、灵魂升华。“六道轮回”只是本师对婆罗门教的引用，般若佛教的核心在于超脱轮回，而老子、孔子全都不信鬼神，“三圣”的思想聚焦于人性，强调人的修行，具有不可抹杀的人文主义精神特质。 （三）关于复兴 由为了读懂《金刚经》，为了验证佛陀本师的启示，本成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所创造的“三圣同源”的历史奇观，进而发现了东方古典人文主义的文化宝藏。“三圣”的哲学思想绝非将要消失的“非遗”，作为东方民族的核心精神形态，面临的不是被拯救，而是必然的复兴。 黑格尔认为所有人类的哲学发展都由“正、反、合”的规律，而佛陀预言般若佛教的传播也存在着“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其中正法时期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并且预言经过相法时期对般若教义的偏离，将在末法时期首五百年完成般若教义的正义回归。西方古典人文主义的发展也由类似的轨迹，自公元5世纪达到鼎盛之后，在公元6世纪到15世纪进入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出现了欧洲历史上人文沦丧的“黑暗中世纪”现象。 由于《金刚经》等般若经典的汉译主要是公元5世纪之后完成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周期事实上被延后了五百年，真正进入相法时期是在公元10世纪，那时候大唐中叶的晚期，也是东方民族走下文化顶峰的开始。如果这样计算，现在正是结束一千年相法时期的时候，佛陀所加的五百年预言确有玄机。 所谓相法，是指过分注重某种哲学理论或宗教信仰的现象及形式，而相对忽略了其本质及内核。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晶，所谓古典于现代、西方与东方，只是现象上的差别，都具有共同的人文主义的本质和内核，所以16世纪欧洲结束中世纪的运动虽未冠名现代人文主义的兴起而称之为古典人文主义的复兴，并无本质差别。 民族复兴作为盛行的口号，一定是精神境界的复兴，而非指物质形态，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形态一定是进步的，谈不上复兴之说。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五千年的文明史，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是历史共识，一旦认定东方古典人文主义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内核，复兴的目标和标准就具体、明确了。欧洲完成人文主义的复兴较东方提早了五百年，所以主导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作为物质形态是没有民族界限的，但意识形态确有民族的特色及现象。 五百年来，欧洲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主流，并自19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向世界传播。人们已经知道多元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而多元文化的核心即多元意识形态。东方民族既要顺应现代化、普世化的潮流，又要保持文化传统，以东方古典人文主义为内核的东方意识形态必将得到复兴。 （四）关于使命 真正深受北大传统影响的毕业生，一生都不会放弃对民族命运、人类前途的思考，不会放弃对真知、真理的追求。本成理解的北大传统是思想解放、追求真理的人文情怀，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北大是现代人文主义在东方兴起的重要策源地。历史正将复兴东方古典人文主义的使命和责任赋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经历历练、勤于探索的北大人身上。 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看似是对传统文化的革命，其实是对古典人文哲学的时代化，从现代逻辑思维、表达方式对古典人文哲学思想的传播进行更新，焕发了古典人文哲学的生命力和推动了古典人文哲学的世俗化。在这场运动中，“打到孔家店”是个错误口号，原因是对中唐以后兴起的儒教与孔子的仁道哲学之间的差别没有加以区分。儒教以孔子为标签，但儒教可以说是仁道哲学的“相法”表现，已经远离了孔子哲学思想的本义。 本成不隐讳自2015年春季对佛陀本师的皈依，并因为本师的授记才完成东方古典人文主义的发现。由于大乘佛教的“相法”性，人们对佛教的印象更多是避世、重戒，并不知道般若佛教是东方古典人文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民族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过程中迎接挑战、自我救赎的智慧结晶。由般若佛教而生的佛教现象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现象之一，是东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民族的重要精神家园之一。 19世纪末期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以工业化、民主化完成了日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维新”，这是人所共知的东方民族经历由君主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的社会革命的成功案例。然而，人们普遍没有注意到，日本之所以没有蜕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是明治维新运动将佛教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使日本民族得以保留东方的意识形态。佛教所以并非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东方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精神信仰，去之则东方文化岂谈存在。 近年来，谈“复兴”日盛，谈文化“复兴”日盛，谈“基础创新”日盛，全民族对于东方文化的价值报以强烈的认同，坚信东方文化的精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并不矛盾，复兴、回归东方意识形态成为全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念支柱。《圣祖如是说》将为这种信念提供历史的证据和理论的依据，不仅确凿，而且圆满。 作者 郭本成 写于2022年5月10日，修订于2022年6月16日 《圣祖如是说--跨越3000年破解《易经》《道德经》《论语》《心经》《金刚经》文化密码》即将出版，敬请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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