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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漂泊在外的游子大都有着思乡思亲之情，可毛主席却是个例外。  1950年5月7、8两日，毛主席两天回复了32篇故交友亲寄来的信，可出现最多的文字却是“不要来北京”，但凡是请愿让毛主席为自己安排工作的，毛主席都会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不是共产党的价值，我毛主席更不会这样做”。 可在扑面而来的信件中，毛主席独独允诺了未有一面之缘的外甥陈国生赴京的请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既然毛泽建是陈国生的养母，那么他的生身父母又是谁？毛主席又是因何“拒绝”为毛泽建修墓？ 两个苦命人的碰撞1885年，十八岁的文素勤与毛顺生结婚了。  郎才女貌的结合热闹了整个村子，而文七妹待人接物时的淳朴善良更是赢得了村民们的一阵夸赞。 她与自己的丈夫生下了五男二女，但不幸的是四个孩子都夭折了，活下来的只有毛主席、毛泽民、毛泽覃三个兄弟。  “小棉袄”全部夭折，毛主席本没有妹妹，1905年出生的毛泽建是从身子不好的叔叔家过继过来的。 普天之下没有一位父母舍得将自己所生的子女拱手让人，但是毛尉生常年身体不好，妻子所患眼疾更是几乎导致双眼失明，如此贫困的家境无异于“人间炼狱”，毛泽建的母亲这才含泪将女儿托付给家境滋润的文七妹。 面对家中唯一的女娃娃，毛家三兄弟将毛泽建宠成了小公主，等到了上学的年岁，毛主席还将妹妹送到了长沙求学。  新世界的大门由此被打开，毛泽建逐渐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女孩，长成了可以和大哥一起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让毛主席很是高兴，在1924年写下“踏平人间坎坷路，巾帼英豪赛须眉”的字赠与毛泽建。 在何叔衡的介绍下，毛泽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人生中也自此多出了两个人，一位是丈夫陈芬，另一位便是陈国生。 陈国生是陈芬姐姐陈淑元与梁泽南的女儿，毛泽建与陈淑元的关系十分要好，因此陈国生也喊其为“泽建妈妈”。 大革命时期，一腔报国热血的梁泽南积极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革命的火种愈演愈烈，可敌人丧心病狂的屠刀也在1928年的3月降临。 牺牲的时候，梁泽南只有33岁，而陈国生也不过是一个五岁的女娃娃，失去了自己的父亲，陈国生随着母亲回到了外婆家生活。 毛泽建十分喜欢这个孩子，便将其认作干女儿，一起将她拉扯长大，可实际上陈国生与投身革命的母亲与养母亦是聚少离多。 因为1928年的时候，毛泽建参加了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凭借神出鬼没的行动，她成了远近闻名的游击队长，也被敌人列入了捕杀名单。  在5月的一次行动中，蓄谋已久的敌人终于“如愿以偿”，毛泽建被逮捕了。 敌人认定她是毛主席的妹妹，自然知晓我党的重要机密和军事行动计划，为了“劝其降伏”，敌人无所不用其极，种种酷刑是轮番轰炸，可无论经受什么，毛泽建都只有一句“我的名字是共产党，即便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眼瞅着毛泽建是铁了心的不配合，招数用尽的敌人便在1929年8月20日的时候残忍将其杀害。  毛泽建成了毛主席亲人中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而养母逝世之后，陈国生的母亲也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青春的热血为陈国生上了一节关于“忠贞和信仰”的课程，遗憾的是，陈国生由拥有两位“母亲”疼爱的宝贝成为了孤儿，交由外婆抚养长大。 对于自己那英年早逝的妹妹，毛主席用一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予以高度的评价，而对与妹妹有着相似经历的陈国生，毛主席也从未忘记。  于毛主席而言，妹妹的责任就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在1950年5月收到陈国生想要让自己为其安排工作的信时，毛主席才写下“贤甥的来信已经收到，但不要来京，应凭自己的努力在湖南求得工作，顺带可以将乡间的情形告知于我”的回应。 丈夫“不好说”的过去家中出了个“人物”想要沾光的思想很是正常，但在毛家，这样的想法却是错误和不可取的。 因为毛主席的“官”并非享乐，而是为人民服务，是一份“苦差事”。 无论是谁，毛主席永远秉持按规矩办事，走正常程序的方针，“特殊”是不存在的，作为主席，他不会以权谋私，但是作为亲人，毛主席却是想与自己这位外甥见上一面。  当然，车费和赴京后所有的花销，都是毛主席自己的稿费和工资所出。 因为这样，陈国生在1951年的时候接到了一通特殊的电话，是省委打来的。 “你是陈国生同志吗？毛主席邀请你去北京中南海见面”。  接到这通电话，陈国生真是又惊又喜，她赶紧安排好工作，与文家的亲戚们一起来到了北京。 看着又熟悉又陌生的亲人们，简短的问候之后，毛主席率先对陈国生开了口，“你我第一次见面，外甥给舅舅带什么礼物了没有？”  此话一出陈国生直接愣了，呆呆地说出一句“家中养育四个孩子经济着实紧张，一时疏忽就这么空着手来了，舅舅莫要见怪，想要什么我回去买了给您送来。” “你理解错了，主席指的'礼物’是乡土乡情的消息啊”，知道陈国生会错了意，众人便都轻笑了起来。  毛主席喜欢开玩笑缓解旁人的尴尬和紧张，等陈国生放松之后，他才问出一句“我这样贸然请你进京，工作的事情可安排好了？” 原来虽然毛主席在1950年5与7日的回信中，拒绝了为毛泽建安排工作的请求，但是身为烈士子女，当地政府在得知陈国生父母的情况之后，便在长沙的一个厂子为其安排了会计的职位。 这是身为烈士子女陈国生的应得，而工作稳定的她也谨记毛主席“打听乡土乡情”的消息，此次赴京也正是为着这件事情。 “报告主席，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我就跟您说一下农民们的情况……”。 等候多时的叶子龙和罗光禄随即打开本子，以做记录，等回来让毛主席就提出的问题逐一设法解决。 看着陈国生对自己的话如此重视，并且丝毫不芥蒂自己当时拒绝为其安排工作的事，毛主席的心中对其多了些赞赏，也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在1951年的4月对陈国生抛出一句“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这句话不难回答，可陈国生却是吞吞吐吐，只因他丈夫宋毅刚的身份确实不一般，是国民党军队宋希濂部下的一名排长，还曾当过国民党中的警察。 弃暗投明是好事，但1951年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正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一个宋毅刚就这样直接“送上门”，毛主席不得不多问几句。 “他是否杀害过我党人士？民愤大吗？” 陈国生摇头，“没有，他是穷人出身，走投无路才加入了国民党，没做过坏事，贬官也是因为可怜壮丁所以将其放跑，不仅如此，他内心对国民党的所为也是不认同的”。 听到这，毛主席才算有些放心，对着陈国生说出一句“你叫他好好改造就好”。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仁心善意，即便是1951年的反革命，针对的也只是那些穷凶恶极且不知悔改的恶人，对于平常之辈，都是秉持同胞之心，以改造为主。 丈夫的事情完美解决，陈国生还有另外一个不情之请。 主席母亲的墓依旧是草坟“舅舅，你能否跟政府讲一下，请他们拨款将泽建妈妈的墓修一下”。 毛泽建在1929年的8月为革命牺牲，但是由于国家正处动荡，“内忧外患”的纷至沓来，让人抽不出时间和精力给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立碑，毛泽建在衡山金紫峰麓上的墓上也只有一块石碑。 这件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但正是因为事情的可大可小，毛主席才分外地为难。 因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止有毛泽建一个，用上千上万的数字来形容都是少的。 需要安葬的不只是毛泽建一人，所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毛主席即便是竭尽自己所能，也要给他们一个“家”。 但1951年明显不是时候。 抗美援朝的战事依旧焦灼，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输送，而全国在1949年才迎来解放，国家亟需经济建设，而建设需要的亦是大量的资金。 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彼时的中国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财去修墓，于是毛主席只能用“我承诺你这件事一定会办，但现在还不行”婉拒了陈国生的请求。 毛主席是这样对陈国生说，也用实际行动为自己证明着。 要知道，毛主席父母的墓只是一个草坟，数次有人建议重修，但毛主席都没有同意，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提议为文七妹修建陵园，毛主席亦是一直阻拦。 不仅是自己的父母，就连1950年11月25日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毛岸英，毛主席也是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马革裹尸无须还”，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了朝鲜，那片他为之倾洒过热血的土地。 此般的作为不是亲情的单薄，而是所有的中国同胞都是毛主席的家人，他不是范仲淹，却在努力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事情。 虽然陈国生的提及让毛主席避不可免地想到了伤心事，但对于陈国生他还是满意的。 毕竟在1951年的时候，毛泽建殉国已有22年，陈国生一直记挂，证明她是一个孝顺的孩子，而身为烈士遗骨，她却是真的没有钱给养母修缮墓地，也从侧面验证了他为人清廉。 身为亲人，毛主席想要帮认真生活的陈国生一把，于是让秘书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80元，用“舅公给孩子的”由头塞进了陈国生的口袋里。 此次北京一行，陈国生受益匪浅，她在工作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奢能做出多大的贡献，但却不能给毛主席丢人。 她用这样的坚持在岗位上卖命，在生活上精心打点，照顾一家的饮食起居，而身为“一国之长”，毛主席也多方用力，让中国的经济以极快的步伐迈入新的台阶，在世界大舞台展现耀眼的东方色彩。 等到1959年，毛主席也信守承诺，在衡山县修建了烈士陵园，只不过，当工作人员再次提议为其母修碑建墓的时候，毛主席还是一句“就这样吧”。 对于别人，毛主席信守承诺，对于自己，毛主席是能省则省。 1951年一别之后，陈国生又去过北京几次，一是汇报地方工作，二则是担心牵挂毛主席的身体。 可这泱泱华夏担心毛主席的并非只有陈国生一人。 对于中国同胞而言，毛主席就是他们心中的“大救星”，他的音容笑貌不会随着时间的久远而随之消淡，他的丰功伟绩也会在代代的传承之中源远流长。 毛主席是毛家的亲人，更与中国的十几亿同胞永远同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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