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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学校时，曾听过一场苏童的讲座，记忆里他在学生们面前健谈、随和，时不时幽上一默。犹记得他坚持给满座的学生鞠了一躬，不带任何做秀的味道，那样一个人到中年仍带着天真的他，实在是可以用“可爱”来形容。 后来，与众多同行一起采访苏童时，对着摄像机、话筒和录音笔的他，不苟言笑，遣词造句堪称“精打细算”。据说作家本人曾形容，面对媒体时“像葛朗台清点金币一样清点自己的语言”，此一说还真是贴切。 谈及他在面对群访时的寡言，苏童不讳言自己在面对媒体时“很警惕”——在经历了几次被胡乱编派后，他已经习惯了谨慎。这一次，当我和他默契地不八卦隐私、不谈论是非时，面前的苏童又让我想起大学时代曾见过的他，就着一盏清茶、一支接一支的香烟，谈笑风生，时不时调换着最舒服的坐姿，闲闲聊开他的新小说，聊那些让他充满热情的短篇小说，聊那条让他情怀所在的、书写不尽的“香椿树街”…… 联想几年前他在谈到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时曾比喻，“菜农提着篮子去市场卖菜时碰到了一个大老板，可这对于菜农的生活并没有改变，菜农仍然种他的地，他的菜还是要推到镇上，被默默无闻的人默默无闻地吃掉。”诚哉斯言，身为“菜农”的他，最在意的、最愿意谈论的，不过是他种出来的“菜”的品质。 孟姜女的神话——《碧奴》“我迄今最成功的小说” 苏童在年前把《碧奴》完稿交给了出版社，他随即开始给自己放大假，写长篇总是累人累心，所以这阵子他不打算安排任何写作计划。“什么事情都不做，接下来去旅行一段时间，先去美国，3月去香港。” 交稿后的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又轻松又失落”。原本天天有重担压在身上，每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持续了好几个月，现在故事讲完了，小说交出去了，那心境便好似“把船送走了，我却仍在码头徘徊”，多少是不舍的。 据重庆出版社透露，由于《碧奴》是加盟“重述神话”全球出版项目，需等英文版翻译工作完成后才能正式出版，预计中、英文版本会在下半年相继上市。因此，出版社嘱他不要向外界说太多关于小说的内容，然而创作的热情显然尚未消散，苏童仍沉浸其中。于是我们的话题注定了要从《碧奴》开始。一触及此，他又有太多的想法要和读者分享。毕竟，这是苏童迄今自认最有成就感的小说，他说，也许这是自己最好的长篇也未可知。 一个精美的文本 文汇报：去年四月你刚确定要写“孟姜女”这个题材、还没有动笔时，预计说今年初可以完成，现在年前就交稿了，很准时。 苏童：《碧奴》写得比较快，四个月基本就完成了，之后用了很长时间在修改。很多年不写长篇了，好像野兽冬眠，沉睡许久，积蓄的力量很大，写得很有热情。但热情的东西容易有问题，比较“生猛”。尤其在语言上改得非常细。我在《碧奴》中选用了一种如今并不讲究的语言姿态，现在很多作家喜欢把情节铺陈出来，一下打倒读者就满足了，但我不愿意这么做。我仍然倾向精雕细琢的语言，希望贡献给读者一个最负责任、最精美的文本。 文汇报：从《蛇为什么会飞》以后，四年左右没写长篇，这一次整个写作状态怎么样？ 苏童：我在写作之前曾说过，要把绳子交给碧奴，由她牵着我走。在没有自我的情况下，写作就非常顺利。作家与人物的不期而遇是文学的美妙所在，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状态，那种被我笔下人物拖着走的状态。一开始感觉自我太强大了，反而比较费劲，写到后来我把绳子顺利交到碧奴的手中。 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天天写了，每天能写3000字左右，可以说是信马由缰的状态。感觉还不错，我自己读完后都觉得散发着孟姜女的眼泪的气息。 文汇报：目前看过的人怎么评价？ 苏童：出版社的编辑们看完了都很兴奋，这两天我收到他们的e-mail，都表示很激动，他们认为《碧奴》超越了我之前的长篇。当然这其中肯定有出版社客气的成分。 文汇报：你自己怎么看《碧奴》在你目前的创作中的位置？ 苏童：我不太敢说，我不是那种喜欢说豪言壮语的人，有一点是实在的，从《米》到《蛇为什么会飞》，没有哪部长篇写得如此色彩丰富。 《我的帝王生涯》是一部想象力纵横的作品，但和《碧奴》相比就显得单薄。那时我太过追求“不该当王的当王，当了王的最终成了戏子”这个故事的传奇性色彩，几个主角多少有点意向化。“碧奴”会比“端白”血肉丰满，而哭长城这段故事本身在传奇性上是不输给“帝王生涯”的。 当然，我希望大家认为《碧奴》是我最好的长篇，因为这以后要写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与颠覆无关 文汇报：你给了孟姜女一个名字，“碧奴”。 苏童：“孟姜女”，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名字，大约就是“姜家大闺女”那意思，这个叫法其实是对女主人公很不尊重的一种称谓。我得给我的女主角取个名字，我不希望通篇充斥了“孟姜女”这个大众符号。“碧奴”这个名字，我觉得很漂亮，很美。 因为给这个女子取了个名字，就有报道说我“颠覆”了孟姜女的故事，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从写作之初就没想过要颠覆，因为我没想过改变神话的基调。关于孟姜女的故事，始终是从神话到神话，她的形象始终是苍白的，所以这次我的所谓“重述”是再来一次民间创造，无从颠覆，也不需要颠覆。 文汇报：《碧奴》可以看作一次半命题作文，这很容易让人联想你的另一部长篇《才人武照》，那是一次命题作文，你在完成那部小说后曾说“命题作文不好写，写不得”，这一次呢？ 苏童：两个都是命题作文，但又完全不同。 武则天是历史人物，是真人，各种各样的描述都已经非常具体。而孟姜女是从传说到传说，始终是虚无的影子，没有人能说清她经历了什么，她何以悲伤至此。有些地方戏剧作品中虽有描述，也终流于粗糙，没有人物形象可言。所以这次写作比较奇怪，一方面觉得有依靠，但写起来却完全没有依靠，可以说是一次纯粹的创作。 《碧奴》的结尾很关键，所谓“孟姜女哭长城”，她必须要到那个地方，必须在一场哭泣中达到高潮而后落幕，于是这个故事就变成知道目的地，但不知道行程如何，难度在于此。 讲述苦难和悲伤 文汇报：我小时候听说孟姜女这个传说后，当时想的是“她要有多伤心才能哭倒长城，她为什么这么悲伤”，所以我觉得，重述这个故事，灵魂在于描绘这个女子为何悲伤，并让我们相信这种悲伤。 苏童：对，所以《碧奴》的故事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长城”是隐喻，“哭泣”也是隐喻，在隐喻中讲述苦难和悲伤的故事。 那是世界观仍然混沌的时代，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碧奴这个底层女子而言是并不清晰的。她的悲伤来自生活中最直接、最具体的东西，所以我写她一路具体承受的伤痛和苦难，从肉体的苦难进而到心灵的自明。透过这个女子我想探讨一种民间哲学，即没有冷静的世界观时，对于自己生存价值的认识，对于人的认识，具体到对于苦难的认识，会有怎样的态度和应对？ 民间底层认为长城代表的统治是无法撼动的，最后他们想到的撼动方式是用眼泪，用这种柔软的东西——这就是人类童年时期关于如何生存、挣扎、释放情感的思考。在思考如何应对苦难时，先民们已经有了希望和幻想，他们的希望是通过眼泪实现的。这个想来是非常凄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财富竟然是眼泪。而现在人再也想不出用眼泪哭倒长城这种故事了。 文汇报：你怎么设计碧奴一路的行程？ 苏童：这是一部“眼泪的传奇”，我在写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人物的泪水。单纯用写实的方法铺陈哀伤，会非常乏味，所以我把故事背景架空了。那是一个乱世，那个叫碧奴的女子来自一个不允许哭泣的村庄。这是一个奇幻的铺垫——来自不能哭泣的村庄的女子，最后以眼泪成为一个传奇。当碧奴经受了苦难，明白了苦难，最后自觉地释放自己的情感时，她本身就成了一个隐喻。 “碧奴”无法被归类 文汇报：在你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里，主角总是女性，她们中有两类最为甚，一种是“颂莲”(《妻妾成群》)、“小萼”(《红粉》)那样藤蔓一样的女子，另一类是香椿树街头带点蛮性的泼辣女孩，你觉得这次的碧奴倾向哪类？ 苏童：碧奴还真不好被归类。必须写得像一个半蛮荒半文明时期的女人，是单纯朴素的情感动物，自我认识或者性格培养都是被动的。如果要这样一个女子有今天所谓的女性意识，那是瞎掰。那个时期来自下层的女子几乎是“低贱”的，她的世界就是她的丈夫，她的人生之路就浓缩在去长城千里寻夫这一路。 碧奴哭长城之前的旅程苦难到无以复加，她身上有种原始的动物性，有本能的生存欲望，所以她没有崩溃。而由于“眼泪的戒条”，这个女人又有一种天生的压抑。这样一个半蒙昧的、有很强生命力的又几乎没有自我意识的女性，没法拿来被比较。 写不尽的“香椿树街” 因为电影的关系，《妻妾成群》、《红粉》和《米》这些作品的声明和光环让很多人淡忘了一条老街、一些少年，淡忘了在混乱无序年代曾流淌过的少年血的故事——那些被作家视为自怜之作的“香椿树街往事”。 “……我出生的香椿树街，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硌路面，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街上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出现在黑洞洞的窗口里的那些体形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南方的堕落》)这是苏童故事里的香椿树街。 “一条长长的灰石路面，炎夏七月似乎是淡淡的铁锈红色，冰天雪地的腊月里却呈现出一种青灰的色调。街的南端有一座桥，北端也是一座桥，街的中间则是我们所说的铁路洋桥，凌空跨过狭窄的城北小街。街上的人在这三座桥之间走来走去，把时光年复一年地走掉了。”(《过去随谈》)这是苏童回忆里的那条城北老街。 “那条街现在一塌糊涂。一半开发旅游，旧城改造，临河造起仿古的房子，另一半一点没动，就和六十年代差不多。回去看着觉得很怪，好像走在阴阳世界里。”这是作家去年回乡时见到的尴尬街道。 无论哪一种，都很难用美好形容。就是这样一条街道，让苏童一次次回眸，一次次书写，他对这条老街的执着，大概就像他在南京生活多年后仍没有放弃的一口地道的苏州话。他说，城北这条街是写不完的。如果写完了，不是那条街的故事不够了，而是自己没有继续下去的能力了。 记忆里的城北少年 写香椿树街的苏童可以算作记忆型作家，他在过去的光阴里沉湎，像考古工作者一样，掘开生活的表土，收集被人遗忘的碎片。 《刺青时代》、《舒农兄弟》、《沿铁路行走一公里》……在这些中短篇小说里，苏童生动地再现了一段六十年代出生人的“早年”时光，在打架、游泳、偷西瓜、用铁轨压尖刀及对邻家女孩的胡思乱想中度过的青葱岁月。评论家郜元宝曾这样写道，读这些故事“就好像走在人潮如涌的街上，忽然听到有谁哼一首快要遗忘的老歌，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暖意。” 年少时的苏童并不曾加入好狠斗勇的行列，他的童年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九岁时，他因为一场肾病休学半年，整日躺在一张年久失修的藤条躺椅上，在南方滴滴答答的梅雨季节里，独自在家熬药喝药。他半年没沾一粒盐，好几次他拿了筷子在盐罐边上犹豫徘徊，因为记得医生的警告，因为怕死，终于作罢。贫寒颓败的岁月和封闭孤单的童年，不可避免地让他的“香椿树街”染上灰惨惨的调子。 体弱多病的他长成了安静的好孩子，但那个年代，无论好孩子或者坏孩子，都是在街头游荡的野孩子。故事里城北石灰场上少年们的带着血腥味的斗殴，身体上狰狞的刺青，背着砍人的大刀一身戾气走过街头的少年……苏童没有亲历过这些，却看过太多太多。“我很安静，因为体弱多病，没办法参与'革命斗争’。但我哥哥不安静，他是个打架胚子，我跟在我哥哥后面出去晃，太知道这些事情了。”七十年代的苏州城北以打架闻名，素有“城东蛮，城西恶，城南杀人又放火，城北是个烂屎坑”一说，那年头的孩子从不玩单挑，流行的是打群架，孩子们都卖狠，只有参与打群架了才够光荣。 《刺青时代》或者《城北地带》里的石灰场血战不是空穴来风，苏童仍然记得，那时城北再往郊外有个石灰场，那片大空地就是孩子喜欢打群架的场所，去石灰场干过一架的孩子就特“牛”，有的小孩没能加入帮派，也会跑去石灰场瞎掺和。后来，他们都被苏童写进了故事里，成了达生、红旗、天平、小拐…… 他的童年就在没完没了的闲逛中过去：看附近化工厂工人们上班下班，看化工厂的一个单身汉每天嚼着大饼油条上班，看邻家的小青工学西班牙语，七七八八的回忆最后都到了小说里。苏童说，小时候好奇心重，对外界的印象格外强烈。这份好奇心埋藏至今，自己脑子里常会冒泡，都是关于这条街上的旧事。不经意间会突然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最后都化作了小说，冒一个泡就是一篇小说。 言谈中我们提到法斯宾德那部根据二三十年代某描述柏林底层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改编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导演法斯宾德儿时喜欢上的小说，后来搬上银幕，什么情节都不舍得放弃，一拍拍了十几个小时。我半玩笑地问苏童，他是否希望有一个法斯宾德那样的导演，把他的香椿树街故事原汁原味地拍成影片？素来不甚在意自己作品改编的他很开怀地笑了，“那样要二十多个小时吧，不过那样真是很好的。” 记下消失的街道 香椿树街上的生活依然蜚短流长，只是相比从前，渐渐消融了青春残酷的味道，转向平实——《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津津乐道于女邻居间人情往来时，产生了温馨明净的阅读感受；《西瓜船》虽则讲了一桩少年凶杀案，但故事的后半程不停有质朴的暖意流露。 苏童孜孜不倦记下邻里街坊间生动的琐碎，因为他想记下一条正在消失的街道。 透过我们所在的咖啡馆的大片玻璃窗，能看见一条嘈杂的小马路，苏童看着那条小街说，“现在仍然有街道，这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街道，街道生活已经不存在了。真正的街道生活是敞开式的，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看’和'被看’。这是我的小说里的街道生活的特征。那种状态下窥探是个正常的姿态，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一种粗陋的乡村文化。这种生活的消失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可从文学意义而言则是某些集体记忆被封存了。” 当然，少年们的身影仍会闪现。在《人民的鱼》和《西瓜船》之间还有《骑兵》和《私宴》，《骑兵》中“我表弟”左林依然流淌着沸腾的少年血，而《私宴》则仿佛城北少年们长大后的群像。对于自己带着跳跃感的创作，苏童笑言，这是一种写作调剂，好比今天吃饺子，明天就吃米饭，换着来。 “总有读者会记得我” 苏童喜欢写短篇，从学生时代喜欢读短篇，到后来迷恋于短篇创作中对文字和节奏的控制力，短篇成了苏童的情结，“相对于长篇，短篇小说很像室内乐，三重奏或者四重奏甚至就是个独奏，令人专注于旋律本身和演奏者的热情与技巧，长篇强力突进的气势当然是值得赞美的阅读经验，但一个短篇小说也能隐藏很深的力量。”王安忆就曾盛赞苏童的短篇“饱满、灵活、柔软、晶莹，是极品”。 不过就像作家自己说过的那样，人们普遍轻视了短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这年头，除了铁杆文学发烧友，谁还会关心文学期刊和中短篇小说？一个长年写短篇的作家很容易被淡忘——马悦然去年访问北京时提到中国作家中他看好苏童、余华等人时，便有人说，苏童分明很久没有作品了啊。苏童自己笑道，还有跑文学的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问，“你怎么五六年不写东西了？” “国内图书市场没有出短篇小说集的习惯，短篇只能一篇一篇在期刊上发，读期刊只有极端的文学爱好者，可能我一年发十几个短篇都没人知道。但随便写个长篇，上市前炒一炒，很容易引起注意。”深谙此理的苏童笑说，他还是喜欢短篇，没办法，而且他已是习惯了过“室内生活”，习惯了安静。他在用小说对抗遗忘时，并不惧怕自己被遗忘。 “说实在的，我现在没有什么功名心。我是老兵了，已经写了20多年，经历过所谓的大红大紫，身外之名对我已不重要，也许别人认为淡泊是一种姿态，可我确实内心已经无所谓。我现在想写的时候会非常勤奋，不想写的时候一点不写，没有任何义务感，觉得自己必须要写什么来让读者记住我。我不是一个怕被读者遗忘的人。” “作家担心被遗忘是很实在的心理，但忘了又怎么样呢？我相信，一个作家如果不是一直在折腾的话，读者总是在慢慢少下去，但即使不断少下去，最后总还会有几千人留着，这仅剩的几千人足以安慰我的写作，足以暗示我存在的意义。写作的效应、市场和读者沉淀不可能是滚雪球式的，缩小是正常的。当然，一个作家没有读者确实是很凄惨的，不过我觉得我不至于一个读者都没有吧。” “一百个读者中只有两三个读懂了你，和十个读者中九个和你有共鸣，你觉得哪一种更好？”我问他。 “两种我都愿意接受，”苏童已不甚在意外界的误读，他说，“作家寻找读者的过程就是寻找知音的过程，让我非常感动的反馈恰恰是朴素的反馈，有人在看了《刺青时代》后对我说，'这个让我想起七十年代’。这样就够了。唤起回忆就是对一部小说最由衷的赞美，我没有理由要求更多附加。” 有这种唤起回忆的能力，他便不怕被遗忘，这是散淡，亦是自信——“我相信即使我十年不写，等到50岁以后再出一部作品，到时肯定有人会说，'苏童又写了，我要看’。有那么几千人读也就够了，我一直是这个观念。” 采访手记 距离新长篇《碧奴》出版尚有时日，最近苏童却因侯咏那部被压箱三年的电影《茉莉花开》而“顺带”被注意良多——因为他是小说原作者。发行方曾说要邀了苏童参与宣传，想来不会是桩容易事情，他一向是不愿多谈那些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就像我们在新年刚过时那次聊天中他说，“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不相干。” 那一次，是新年刚过，我在南京见到苏童时，他正享受着长篇小说完稿后轻松闲适的状态，聊新作，他兴致勃勃，谈及其余，他只是淡然。他说，自己最爱仍是短篇创作，他并不在乎自己的创作是否在公众的关注中，他不惧怕被读者遗忘。 在此之前，苏童已四年不曾发表长篇，淡出公众视野的他，在南京过着幸福恬淡的生活，写着自己钟爱的短篇，偶尔去大学做讲座。结果，除了一小拨关心文学期刊、关注短篇小说的铁杆文学青年，很多人以为他“沉寂”了，以至于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多年不写东西了？对此，他也只能一笑而过。 到今日，“淡然”于苏童，或许已不是什么姿态，而是沉淀在骨子里的气质。犹记得那次言谈间，我看到的一个颇重生活趣味的长辈，比如他选择的见面地点，是南京大学附近的那家以“小资”著称的新杂志咖啡馆，比如寒暄过后他问我的第一句是，“下火车后有没有看看玄武湖？” 道别时，我见他的背影如最普通的人那样融入南京街头行色匆匆的人群中，一时间突然想，也许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在擦身而过的刹那猛然意识到，适才那人是写过《刺青时代》、写过《红粉》、写过《妻妾成群》的苏童。这便如他自己形容的，“即使我十年不写了，十年后我的小说发表，总有读者会说，苏童又写小说了，我要看。尽管那可能只有上千个读者，对我而言，那也足够了。” 如此一个身影，于淡然中，见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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