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隔千里，书音知问：从《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中看到的

多年前，我在张中行的《纪念顾羡季先生》一文末尾，见他写到顾随先生有很多著作皆已散失，周汝昌曾保存不少顾随的著作和书信，也遗失了——“每想到这件事，总不免有人琴俱亡之痛。”不禁惋然。后又见周汝昌说他和顾随先生通信多年，直至顾先生去世。顾随的信中有大量的谈诗论学的文字，尤其是在1953年之后，“先生给我的书札从品诗论文变为论学为主的内容了。不但如此，他的来信逐渐变为长幅——以致变为数十页的学术论文”（周汝昌《燕园名师顾随先生》）。彼时，叶嘉莹听顾随课的笔记，尚未完全整理出，我不禁对顾随致周汝昌的信向往之至。2010年，由赵林涛、顾之京两位教授整理的《顾随致周汝昌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兴奋地阅读之后，慨然叹曰：“顾随真才人也、君子也、诗人也。”他那一篇篇俊雅、通脱、峭丽、深沉的文言书札，可谓现代文言书札的高峰。然而，周汝昌所云顾随给他的长篇论学文字，并不多，因为此书搜集到的只是顾随致周汝昌书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渺无踪迹。

后赵林涛、顾之京依据周汝昌之女周伦玲交给他们的新发现的顾随手札，增订校注，编为《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于2021年1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新补书信乃写于1954至1957年，计三十通，两万来字。潜心读过，欣悦悲慨，俱来心底。

周汝昌是顾随最出名的弟子之一，也是最特殊的弟子。其特殊在于，周汝昌曾为燕京大学外语系学生，1941年秋季，他选修了顾随的宋词选读课，只听了三、四节课，即因日寇封校而止。不久，周汝昌离开北平，返回故乡天津。1941年冬，周汝昌给顾随写了封信，翌年春季，收到顾随复信。此后二人虽极少见面，但情谊绵深，书简不断，直至顾随1960年离世。

就书信内容看，顾随与周汝昌交流最多的是各自的生活、诗词创作及书法（其手札即为书法），也论及红学及其他学术问题。顾随是把周汝昌当知音来对待的，对他尊重、诚恳，既有交流，也有指点、赞赏、勉励。二人都是性情中人，其交流已超越了寻常师生的界限，可谓朋友了。

顾随与周汝昌

一

纵观整个书信集，有两点值得特加注意：

其一，1942至1953年间，顾随与周汝昌的交流以谈诗词创作和书法为主，1953年之后，谈学术的内容多了起来，用周汝昌的话说，即顾随在1953年冬月之后“忽然有了一次奇突的学术'爆发’”（《燕园名师顾随先生》）。此节关乎顾随的文化理念，以及他的创作与治学历程的微妙变化。

顾随与周汝昌的书信交流多以诗词创作为主，首先，这是他们的爱好。周汝昌痴迷诗词，随时有作，寄呈顾随，顾随不仅从风格、用意、造语等方面给予细致的指点，而且常有和作，并把自己的近作随时寄与周汝昌，以相切磋。有时，周汝昌询问顾随近况，顾随径直以诗答复之，如1942年12月30日，顾随所写组诗《玉言有书来问近况，赋五绝句报之》，第一首曰：“万方一概更何之，如此衰躯好下帷。怕读稼轩长短句，老怀无绪自伤悲。”显然，此诗表达的是身处沦陷区的北平，国仇家恨，悒郁满腔的愁苦之情。第三首曰：“知我惟余二三子，时时书札问何如。坐看堂堂白日去，独抱冬心到岁除。”崇拜顾随的周汝昌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入了交游寡落、情怀抑郁的顾随的心灵世界，遥隔千里，书音知问，历经时代的波涛风雨。这种以创作为主的交流，出于某种心灵情感的需要，此一层也。

顾随致周汝昌1942年7月27日函

另一层，我们发现，1950年代之前，顾随并不与周汝昌多谈学术。原因是顾随更看重文人，而非学者。他曾对周汝昌说：“盖不佞欲玉言将来成一文人，而不必成为学者耳。”（1947年12月2日信）这是顾随对周汝昌的期待，实亦是夫子自道。顾随所谓“文人”即创作家。

由此理念返观顾随生平，即可知其一生并不多写学术专著（有些“述而不作”的味道），而以创作小说、诗、词、剧曲、散文为主，就可以理解其心曲了。顾随1940年代所作《稼轩词说》《东坡词说》，学术价值甚高，但却不用现代学术著作体，而是以“神乎技矣”（张中行语）的禅宗散文体出之。实则顾随学问很大，他的“学”与“文”是彼此融化的。顾随给周汝昌说：“文人之读书与考据家有别。”（1942年5月26日信）他推崇文人于学者之上，其所谓“文人”乃有学问之文人，其所谓“学者”非考据家之学者。

就学术而言，顾随之所以在现代学林傲然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学问不走现代学术的主流考据路线，而是走文艺批评路线，他有很好的考证和文献功底，但他对考证成风的学术不大看得上，他的文学研究是以人的生命精神以及艺术的奥妙为根本的。顾随讲《文赋》时，即曾说：“今日之所讲，皆为文学创作做准备。”

辅仁大学国文系师长与毕业生合影（前排右二为顾随）

然而，为何“平生不愿以学者面目示人”（周汝昌语）的顾随自1953年冬月始在给周汝昌的信中爆发式地纵论学问呢？据周汝昌说，“可能是当时文学创作的环境使他落笔较为困难之所致”（《燕园名师顾随先生》），这应该是准确的观察。顾随此点与新文学中的一些名家如沈从文的际遇相同。故此，他们被迫从创作转向学术。

另有一点，即顾随在1949至1952年间曾大病三年，病后，他那种蕴蓄已久的平生所学，未及发挥的紧迫感愈加强烈。顾随在1954年4月11—12日致周汝昌信中说：“唯是平居自念，戋戋所得，或堪自信，或在半途。堪自信者，亟欲以告之来者；在半途者，亦甚思借助于他山。环视四周，俱不得其人，此老糟之所以日夜盼望于吾兄之北还也。”我们现在看顾随，皆知其桃李满园，卓然成家之弟子颇多，但那多是弟子们对短暂求学生涯的追忆。

抗战时期，世乱时亟，许多仰慕顾随的学生毕业之后皆无缘再亲炙顾随的教诲，因此顾随才会对追随他数年的叶嘉莹寄予厚望，然而叶嘉莹亦终与顾随天涯永隔。所以，顾随欲传学于周汝昌。

《顾随和他的弟子》，赵林涛 著

1953年后，顾随不仅对周汝昌大谈学术，而且据说他立有一项宏伟的学术计划，即撰写一部《中国文字大系》，“把每一个汉字的历代铸刻、墨写、碑拓、其它可获的书写形态，逐次详列，并细讲此字的形音义的多方涵蕴与演变发展，实际是一部综合文字学、训诂学、用法学、书法学的'汉字大典’”（《燕园名师顾随先生》）。可是不久之后，顾随就闻悉了汉字改革的消息，于是已经列有大纲的《中国文字大系》之写作只好搁笔，此亦困于时风之悲剧也。这个“打击”“对先生晚年失意改入治学之途的兴致与心理的影响颇大”（《燕园名师顾随先生》）。可见，顾随被迫转入治学之途，本不无雄心，拟撰写学术著作（另如《章草系说》已写出一部分，后亦因文字改革运动而作罢），可是不久之后即因形格势禁而遭遇阻遏，所以他才会以书信的形式对周汝昌倾泻其平生所学。

然而，世事难料，当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激出了顾随大段思绪，并且开写其红学论著时（即《书信集》中长达20余页的《说红答玉言问》，其见解之透辟独到，文字之花团锦簇，俨然又现《稼轩词说》《东坡词说》之精彩），旋复戛然而止，盖因1954年，批判胡适、俞平伯“红学”的运动启幕了，自此，顾随在信中再也不提《红楼梦》一字。此一段文化史的伤心史，真是如何可说，如何可说？

《红楼梦新证》，周汝昌 著

二

本书信集另一值得重视的特点，即是顾随这“如何可说”的悲情。顾随致周汝昌书中经常使用“如何可说”、“如何可言”、“无可如何”、“都无可说”之类的叹语，有时直接叹曰：“苦哉！苦哉！”试看顾随1942年8月27日致周汝昌信中之言：“今日阴雨竟日，潮凉有如新秋，而筋骨酸痛，坐立皆无所可，卧床偃息不复欲起。向夕雨止，即如复活，灯下独坐，乃作此书，然中怀郁结，恐亦未能尽所欲言也。”《书信集》中有很多这种身苦心悲的倾诉。

顾随体弱多病，这是他常年抑郁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他似乎天性忧郁善感。顾随曾评曹雪芹是“古之伤心人也”，并自剖道：“山翁生性感情太重，感觉过敏，感想忒多，病此三感以读伤心人底伤心语，不病尚且禁当不得，况有病耶？（《说红答玉言问》）可知顾随忧郁的性情也是他悲情特重的原因之一，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是顾随是一个特别正直、诚笃的人，是以常不偕于庸俗之世事。所以，他以为嵇康所谓“直性狭中，不偕于俗”是自己的写照。此类俗事，顾随并不在信中多谈，然要亦不可忽视。

1956年冬顾随在天津师范学院寓所书房

第四层，顾随1942年8月27日信中有句曰：“然末法凌迟，继起无人，一付担子几番欲卸不能，苦哉，苦哉！”这大约是顾随痛苦的最深的原因，即其文化理想的难以实现。所谓“担子”即是道统也、文统也，文化理想也。顾随1944年2月3日致周汝昌书中说：“贱恙仍未大好，今日降雪，竟日郁郁。……惟念身心交病，常恐来日无多，平生所思所学，最好感急写出，为旁人借镜，而衰疾如斯，不克命笔，未尝不引以为大痛也。”这段话可谓此书信集的思想与情感之主脉，出语何其沉痛！此心情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化责任感以及人生理想同一心曲——这，就是顾随痛苦的根源。

心高于天，而名薄似云，体弱气衰，怎能不绸缪忧苦，襟抱难开？四十多岁的顾随就时常发出身心疲惫，时不我待的感叹，直至去世，并且随着世事的变迁，其心情日益沉重。顾随1944年1月16日信曰：“年华已老，精力日疲，应作之事，多是尚在半途，思之怅恨，都无可说。”2月2日信曰：“日来病中百感交集，处此叔季之世，生作文字之行，已是大错，然当年行脚城西时，董大师曾言'昼夜思量千条计，来朝还是磨豆腐’，苦水今日亦复如然。”可知其悲苦不仅由于志业难济，其中还夹杂着对世事的无力感，以及对书生事业的虚无感，此皆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世有关。1947年9月18日信曰：“拙作比来悲怆益甚，年长体衰，所如不合，了无佳趣，亦自难怪，绝非好气象耳。”顾随对自己的悲怆了然于心，然亦无可如何耳。

虽然顾随悲情特丰，但他绝不颓唐，而是向佛家之“无生法忍”看齐，担荷苦难，勇猛精进。明乎此，我们就会理解为何顾随自号曰“倦驼”，为何他推崇陶渊明“以工作克服痛苦的精神”、推崇杜甫所谓“挣扎、奋斗的精神”；我们也就能明白顾随在致周汝昌书中时常表达的“亟思学道”、“吾又时时思学道”的心志，如他说：“凉秋将去，寒冬继之，衰病之身，若不学道，更将何之？”（1942年10月24日）学道，既源自克服痛苦的内需，也出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所以，顾随常读佛经，“欲为《中庸》笺说”，1947年写出了将禅学与人生乃至文学打成一片的著作《揣龠录》，他要探究的是能给人的生活以及生命的创造以力量的心灵哲学。

然而，情感的复杂在于，尽管顾随时时以道心砥砺自己，但时代的苦闷实在浓重，一种老死牖下、万事虚空的悲凉感还是不时袭上心头。1949年春，顾随似乎感觉到了古典文学即将难容于世的苗头，不禁感叹“韵文现在不能写，即将来亦不拟写”。一日，他自视自己的书札后，对周汝昌写道：“书法与文辞俱颇有书气，虽不能与古作者之林，然亦是数十年功夫所获得之小成绩。时移世换，此后将无所用之，不佞亦不自谓可惜。”（1949年5月14日）此中既有长才未展的怅恨，又有自我否定的愤激，情味真是复杂。

顾随临《兰亭序》（局部）

前文言顾随在1950年代又遭遇了新的“时移世换”，使他的著作理想屡次被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统领文界，古典的、文人的、言志的文学，渐入绝境。顾随在1953年10月11日信中说他时时读曲，遂有作曲之意，“自惟此事今日殆成绝响，述堂不作，恐无作者，当仁不让，不复㧑谦”，但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类，不必写了，然而社会主义的新内容新题材，他又没有生活基础，写不了，“言念及此，辄复气短，后来继起，更有何人”？呜呼，广陵散自此绝矣！才调绝尘，欲吐万千之蕴蓄；年华老大，难挡渐减之风怀。

正是：当前哀乐要须遣，论定千秋自有人。

2022年7月18日

（作者赵鲲系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藏书报》2022年9月26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