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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隔千里,书音知问:从《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中看到的

 星河岁月 2022-10-31 发布于江苏

多年前,我在张中行的《纪念顾羡季先生》一文末尾,见他写到顾随先生有很多著作皆已散失,周汝昌曾保存不少顾随的著作和书信,也遗失了——“每想到这件事,总不免有人琴俱亡之痛。”不禁惋然。后又见周汝昌说他和顾随先生通信多年,直至顾先生去世。顾随的信中有大量的谈诗论学的文字,尤其是在1953年之后,“先生给我的书札从品诗论文变为论学为主的内容了。不但如此,他的来信逐渐变为长幅——以致变为数十页的学术论文”(周汝昌《燕园名师顾随先生》)。彼时,叶嘉莹听顾随课的笔记,尚未完全整理出,我不禁对顾随致周汝昌的信向往之至。2010年,由赵林涛、顾之京两位教授整理的《顾随致周汝昌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兴奋地阅读之后,慨然叹曰:“顾随真才人也、君子也、诗人也。”他那一篇篇俊雅、通脱、峭丽、深沉的文言书札,可谓现代文言书札的高峰。然而,周汝昌所云顾随给他的长篇论学文字,并不多,因为此书搜集到的只是顾随致周汝昌书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渺无踪迹。

后赵林涛、顾之京依据周汝昌之女周伦玲交给他们的新发现的顾随手札,增订校注,编为《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于2021年1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新补书信乃写于1954至1957年,计三十通,两万来字。潜心读过,欣悦悲慨,俱来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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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是顾随最出名的弟子之一,也是最特殊的弟子。其特殊在于,周汝昌曾为燕京大学外语系学生,1941年秋季,他选修了顾随的宋词选读课,只听了三、四节课,即因日寇封校而止。不久,周汝昌离开北平,返回故乡天津。1941年冬,周汝昌给顾随写了封信,翌年春季,收到顾随复信。此后二人虽极少见面,但情谊绵深,书简不断,直至顾随1960年离世。

就书信内容看,顾随与周汝昌交流最多的是各自的生活、诗词创作及书法(其手札即为书法),也论及红学及其他学术问题。顾随是把周汝昌当知音来对待的,对他尊重、诚恳,既有交流,也有指点、赞赏、勉励。二人都是性情中人,其交流已超越了寻常师生的界限,可谓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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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与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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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书信集,有两点值得特加注意:

其一,1942至1953年间,顾随与周汝昌的交流以谈诗词创作和书法为主,1953年之后,谈学术的内容多了起来,用周汝昌的话说,即顾随在1953年冬月之后“忽然有了一次奇突的学术'爆发’”(《燕园名师顾随先生》)。此节关乎顾随的文化理念,以及他的创作与治学历程的微妙变化。

顾随与周汝昌的书信交流多以诗词创作为主,首先,这是他们的爱好。周汝昌痴迷诗词,随时有作,寄呈顾随,顾随不仅从风格、用意、造语等方面给予细致的指点,而且常有和作,并把自己的近作随时寄与周汝昌,以相切磋。有时,周汝昌询问顾随近况,顾随径直以诗答复之,如1942年12月30日,顾随所写组诗《玉言有书来问近况,赋五绝句报之》,第一首曰:“万方一概更何之,如此衰躯好下帷。怕读稼轩长短句,老怀无绪自伤悲。”显然,此诗表达的是身处沦陷区的北平,国仇家恨,悒郁满腔的愁苦之情。第三首曰:“知我惟余二三子,时时书札问何如。坐看堂堂白日去,独抱冬心到岁除。”崇拜顾随的周汝昌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入了交游寡落、情怀抑郁的顾随的心灵世界,遥隔千里,书音知问,历经时代的波涛风雨。这种以创作为主的交流,出于某种心灵情感的需要,此一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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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致周汝昌1942年7月27日函

另一层,我们发现,1950年代之前,顾随并不与周汝昌多谈学术。原因是顾随更看重文人,而非学者。他曾对周汝昌说:“盖不佞欲玉言将来成一文人,而不必成为学者耳。”(1947年12月2日信)这是顾随对周汝昌的期待,实亦是夫子自道。顾随所谓“文人”即创作家。

由此理念返观顾随生平,即可知其一生并不多写学术专著(有些“述而不作”的味道),而以创作小说、诗、词、剧曲、散文为主,就可以理解其心曲了。顾随1940年代所作《稼轩词说》《东坡词说》,学术价值甚高,但却不用现代学术著作体,而是以“神乎技矣”(张中行语)的禅宗散文体出之。实则顾随学问很大,他的“学”与“文”是彼此融化的。顾随给周汝昌说:“文人之读书与考据家有别。”(1942年5月26日信)他推崇文人于学者之上,其所谓“文人”乃有学问之文人,其所谓“学者”非考据家之学者。

就学术而言,顾随之所以在现代学林傲然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学问不走现代学术的主流考据路线,而是走文艺批评路线,他有很好的考证和文献功底,但他对考证成风的学术不大看得上,他的文学研究是以人的生命精神以及艺术的奥妙为根本的。顾随讲《文赋》时,即曾说:“今日之所讲,皆为文学创作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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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国文系师长与毕业生合影(前排右二为顾随)

然而,为何“平生不愿以学者面目示人”(周汝昌语)的顾随自1953年冬月始在给周汝昌的信中爆发式地纵论学问呢?据周汝昌说,“可能是当时文学创作的环境使他落笔较为困难之所致”(《燕园名师顾随先生》),这应该是准确的观察。顾随此点与新文学中的一些名家如沈从文的际遇相同。故此,他们被迫从创作转向学术。

另有一点,即顾随在1949至1952年间曾大病三年,病后,他那种蕴蓄已久的平生所学,未及发挥的紧迫感愈加强烈。顾随在1954年4月11—12日致周汝昌信中说:“唯是平居自念,戋戋所得,或堪自信,或在半途。堪自信者,亟欲以告之来者;在半途者,亦甚思借助于他山。环视四周,俱不得其人,此老糟之所以日夜盼望于吾兄之北还也。”我们现在看顾随,皆知其桃李满园,卓然成家之弟子颇多,但那多是弟子们对短暂求学生涯的追忆。

抗战时期,世乱时亟,许多仰慕顾随的学生毕业之后皆无缘再亲炙顾随的教诲,因此顾随才会对追随他数年的叶嘉莹寄予厚望,然而叶嘉莹亦终与顾随天涯永隔。所以,顾随欲传学于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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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和他的弟子》,赵林涛 著

1953年后,顾随不仅对周汝昌大谈学术,而且据说他立有一项宏伟的学术计划,即撰写一部《中国文字大系》,“把每一个汉字的历代铸刻、墨写、碑拓、其它可获的书写形态,逐次详列,并细讲此字的形音义的多方涵蕴与演变发展,实际是一部综合文字学、训诂学、用法学、书法学的'汉字大典’”(《燕园名师顾随先生》)。可是不久之后,顾随就闻悉了汉字改革的消息,于是已经列有大纲的《中国文字大系》之写作只好搁笔,此亦困于时风之悲剧也。这个“打击”“对先生晚年失意改入治学之途的兴致与心理的影响颇大”(《燕园名师顾随先生》)。可见,顾随被迫转入治学之途,本不无雄心,拟撰写学术著作(另如《章草系说》已写出一部分,后亦因文字改革运动而作罢),可是不久之后即因形格势禁而遭遇阻遏,所以他才会以书信的形式对周汝昌倾泻其平生所学。

然而,世事难料,当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激出了顾随大段思绪,并且开写其红学论著时(即《书信集》中长达20余页的《说红答玉言问》,其见解之透辟独到,文字之花团锦簇,俨然又现《稼轩词说》《东坡词说》之精彩),旋复戛然而止,盖因1954年,批判胡适、俞平伯“红学”的运动启幕了,自此,顾随在信中再也不提《红楼梦》一字。此一段文化史的伤心史,真是如何可说,如何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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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新证》,周汝昌 著

本书信集另一值得重视的特点,即是顾随这“如何可说”的悲情。顾随致周汝昌书中经常使用“如何可说”、“如何可言”、“无可如何”、“都无可说”之类的叹语,有时直接叹曰:“苦哉!苦哉!”试看顾随1942年8月27日致周汝昌信中之言:“今日阴雨竟日,潮凉有如新秋,而筋骨酸痛,坐立皆无所可,卧床偃息不复欲起。向夕雨止,即如复活,灯下独坐,乃作此书,然中怀郁结,恐亦未能尽所欲言也。”《书信集》中有很多这种身苦心悲的倾诉。

顾随体弱多病,这是他常年抑郁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他似乎天性忧郁善感。顾随曾评曹雪芹是“古之伤心人也”,并自剖道:“山翁生性感情太重,感觉过敏,感想忒多,病此三感以读伤心人底伤心语,不病尚且禁当不得,况有病耶?(《说红答玉言问》)可知顾随忧郁的性情也是他悲情特重的原因之一,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是顾随是一个特别正直、诚笃的人,是以常不偕于庸俗之世事。所以,他以为嵇康所谓“直性狭中,不偕于俗”是自己的写照。此类俗事,顾随并不在信中多谈,然要亦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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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冬顾随在天津师范学院寓所书房

第四层,顾随1942年8月27日信中有句曰:“然末法凌迟,继起无人,一付担子几番欲卸不能,苦哉,苦哉!”这大约是顾随痛苦的最深的原因,即其文化理想的难以实现。所谓“担子”即是道统也、文统也,文化理想也。顾随1944年2月3日致周汝昌书中说:“贱恙仍未大好,今日降雪,竟日郁郁。……惟念身心交病,常恐来日无多,平生所思所学,最好感急写出,为旁人借镜,而衰疾如斯,不克命笔,未尝不引以为大痛也。”这段话可谓此书信集的思想与情感之主脉,出语何其沉痛!此心情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化责任感以及人生理想同一心曲——这,就是顾随痛苦的根源。

心高于天,而名薄似云,体弱气衰,怎能不绸缪忧苦,襟抱难开?四十多岁的顾随就时常发出身心疲惫,时不我待的感叹,直至去世,并且随着世事的变迁,其心情日益沉重。顾随1944年1月16日信曰:“年华已老,精力日疲,应作之事,多是尚在半途,思之怅恨,都无可说。”2月2日信曰:“日来病中百感交集,处此叔季之世,生作文字之行,已是大错,然当年行脚城西时,董大师曾言'昼夜思量千条计,来朝还是磨豆腐’,苦水今日亦复如然。”可知其悲苦不仅由于志业难济,其中还夹杂着对世事的无力感,以及对书生事业的虚无感,此皆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世有关。1947年9月18日信曰:“拙作比来悲怆益甚,年长体衰,所如不合,了无佳趣,亦自难怪,绝非好气象耳。”顾随对自己的悲怆了然于心,然亦无可如何耳。

虽然顾随悲情特丰,但他绝不颓唐,而是向佛家之“无生法忍”看齐,担荷苦难,勇猛精进。明乎此,我们就会理解为何顾随自号曰“倦驼”,为何他推崇陶渊明“以工作克服痛苦的精神”、推崇杜甫所谓“挣扎、奋斗的精神”;我们也就能明白顾随在致周汝昌书中时常表达的“亟思学道”、“吾又时时思学道”的心志,如他说:“凉秋将去,寒冬继之,衰病之身,若不学道,更将何之?”(1942年10月24日)学道,既源自克服痛苦的内需,也出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所以,顾随常读佛经,“欲为《中庸》笺说”,1947年写出了将禅学与人生乃至文学打成一片的著作《揣龠录》,他要探究的是能给人的生活以及生命的创造以力量的心灵哲学。

然而,情感的复杂在于,尽管顾随时时以道心砥砺自己,但时代的苦闷实在浓重,一种老死牖下、万事虚空的悲凉感还是不时袭上心头。1949年春,顾随似乎感觉到了古典文学即将难容于世的苗头,不禁感叹“韵文现在不能写,即将来亦不拟写”。一日,他自视自己的书札后,对周汝昌写道:“书法与文辞俱颇有书气,虽不能与古作者之林,然亦是数十年功夫所获得之小成绩。时移世换,此后将无所用之,不佞亦不自谓可惜。”(1949年5月14日)此中既有长才未展的怅恨,又有自我否定的愤激,情味真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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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临《兰亭序》(局部)

前文言顾随在1950年代又遭遇了新的“时移世换”,使他的著作理想屡次被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统领文界,古典的、文人的、言志的文学,渐入绝境。顾随在1953年10月11日信中说他时时读曲,遂有作曲之意,“自惟此事今日殆成绝响,述堂不作,恐无作者,当仁不让,不复㧑谦”,但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类,不必写了,然而社会主义的新内容新题材,他又没有生活基础,写不了,“言念及此,辄复气短,后来继起,更有何人”?呜呼,广陵散自此绝矣!才调绝尘,欲吐万千之蕴蓄;年华老大,难挡渐减之风怀。

正是:当前哀乐要须遣,论定千秋自有人。

2022年7月18日

(作者赵鲲系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藏书报》2022年9月26日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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