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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 源流、特征及趋向 作者：张成岗 王宇航 来源 |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 第6期 摘要: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呈现了技术决定论的历史演进与局限超越，聚焦技术对社会的塑造和技术对治理的建构，经历了社会修正、改进和发展的过程。从技术决定论、专家治国论到技术赋能和支撑社会发展，人类以技术逻辑建构社会逻辑，产生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思辨和实践。“互联网+”和“区块链+”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技术逻辑的当代呈现形式，体现出算法确定的边界逻辑、数据构建的场景逻辑和多元呈现的风险逻辑。作为互联网时代的2.0版，“区块链+”实现了从私人生活连接、经济发展连接到政治活动有效连接的时代转向，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性”模式创新。面向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要兼顾好科技和人文的辩证关系，以智慧治理统合价值理念，聚焦打造有温度的社会治理体系。 关键词: 社会治理; 技术决定论; 科技支撑; 技术逻辑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发展正在持续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和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正在不同领域呈现出新的特征，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带来新的挑战。作为社会治理领域内的基础性问题，探索技术逻辑的理论源头、识别其本质特征和表现，预测其未来走向无疑是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必须做出的理论回应，在实践上对于构建面向“中国之治” 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亦能提供重要坐标参照。 科技创新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路径，不仅提供技术工具，其所蕴含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也在塑造着公众气质和社会治理的实现方式。从技术工具论到技术建构论，从技术决定论到专家治国论，从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技术赋能到微观社会结构的精细化演进，技术逻辑在治理领域经历了循序渐进和逐层深入过程。当下，“国家—社会”关系正朝着技术治理转型，治理中采取的“技术性”方式强调了对权力和策略行为的工具化应用；基于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先进技术手段的阐释和分析，应当通过将新兴技术手段引入到治理过程以期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治理模式和治理工具的战略选择和科学命题，兼具推进治理制度变革与学术话语变革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内涵。面向科技支撑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交汇，面对新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时代机遇，进一步认识、分析、把握和拓展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向度无疑是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征程中的基础性工作。 一、社会治理技术逻辑的历史源流: 从“技术决定论”到“科技支撑观” 历史地看，社会发展的技术逻辑肇始于18 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稳定又高度灵活的经济条件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激发了新发明和新技术的涌现和应用，开启了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型。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工业革命冲击下成为无所依附、原子化的个体，依靠长期技术条件的积累重新构建起新的角色、身份和命运。伴随着启蒙乐观主义、功利主义哲学等新思潮兴起，人类也开启了通过科学技术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逻辑展现出一种治理工具和行为方式，描述了政府机构、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行动者的集体决策的结构和过程。人类以技术逻辑建构社会逻辑，产生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思辨和实践。 在社会和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技术的内涵和外延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技术被用来谈及多样现象的集合: 工具、仪器、机械、用具、组织、技法、系统，以及人类为改造物质文化对象、追求和谐美 好生活而运用的方法的总和 。技术逻辑体现为实现目标、创造成果的一般手段，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源动力。正如培根所指出的，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延展了人类对自然奥秘的探寻，使得科学研究得以深入、国家繁荣得以实现 。作为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现代技术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被运用于生产领域，而且广泛活跃于政治、经济、商业、国际关系等更加多元且错综复杂的领域，技术逻辑的因果链条传递时间越来越长、空间范围越来越广。从“蒸汽时代”、“机械化时代”到“钢铁时代”和“电气化时代”，从惠特尼的 “可互换零部件原则”、泰勒对“科学管理”的研究到批量生产的动态逻辑和“美国制造系统”。技术逻辑不仅体现为一种工具，而且呈现出相对独立、自我运转的系统，在“技术—社会”体系中同时呈现出“手段” 和“目的”的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和政治权力。 为了服务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社会结构的改良以适应技术系统为目标，建构出新的、有秩序的和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社会的技术逻辑衍生了“技术决定论”思潮。技术决定论者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构建、人们生活质量、人类未来发展等都受制于人类文明中的技术元素。怀特认为，“文明体系是一个具有三重层次的系列，技术层面位于底层，社会层面在中间，哲学层面位于顶部”，技术逻辑是文明体系整体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了社会系统的形态和演进。埃鲁尔也指出: “在技术与它的使用之间不存在什么差别，个人在技术面前面临着的唯一选择，是要么按照技术本身所呈现的规则去使用技术，要么就根本不使用技术。”早期“技术决定论”在治理领域呈现出专家治国的倾向，他们主张在制度层面建设一个科学的、以专家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强调专家掌控工业社会的运转以增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技术官僚代表了政府体制对专家群体的吸纳与融会，倡导由无政党派别立场的技术官僚来更好地代表公众的利益主张，是继专家治国之后技术治理的新思潮。在持续的社会运行过程中，专家治国开始从最初的制度主张转变为工具理念，即不再强调赋予专家政治权力，而是让专家参与公共行政的决策过程，让政府通过听取专家意见做出决策。在此基础上，“技术决定论”一方面表现出对社会的一种修正、改进和发展，是社会体系和治理行为的精细化、理性化和制度化，能够更好地控制繁杂局面并建立秩序，在社会的技术演进中展现出效率、联系、便利和质量的升级，为更美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 “技术决定论”往往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泯灭，使之逐渐丧失自信、思考和判断能力，技术治理的流行已经让国家和技术融为一体，技术治理正在颠覆民主，正在形成新的极权统治，公众有成为新式奴隶的风险。 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在各国政府部门中的渗透运用，技术逻辑逐渐呈现出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新内涵。这一概念变量下的技术治理强调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国家治理效率和效能，即倡导利用新技术来提高政府决策和运行效率。如欧盟发布的《欧洲数字议程》提出建立数字市场、改进信息技术标准与互操作性、增强网络信任与安全措施等 七个方面的优先行动，美国《联邦政府信息技术现代化报告》提出构建更现代化和更安全的信息技术系统架构的愿景和建议，中国也将“科技支撑”纳入七位一体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现代社会将从技术的角度为意识和判断确定方向，在实践中以技术解决方案回应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沿着技术生成的“最优方案”推行和演进。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是 “技术—社会”关系的历史沉淀和理论延伸，当前社会文化中此起彼伏的“后疫情时代的技术治理”、“大数据掌握政治话语权”、“人工智能注定改变人类未来”、“区块链重塑社会结构” 等情境，深刻印证了社会治理技术逻辑的理论演化。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既要求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也反映在智能化运行的社会治理方式和下沉到基层的社会治理行为，要形成把科技融入社会治理的科学认知和闭环实践，实现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构，推动制度化路径与非制度化路径实现融合互补。这一进程所涉及的是从传统和前现代社会向技术及与技术相关的社会组织的总体转化，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逻辑承担起了解释自身变迁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根植于各种实用或者务虚之上，技术按自身的逻辑前进并塑造出社会治理的场景、边界、时域和价值，技术律令对社会形态和行为方式进行了建构，并以此不断引起新一轮的技术革命。 社会治理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回应为社会治理领域创造出了更多的“最优解”，对社会问题的答案一定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生改变。作为技术逻辑的延伸，科技支撑决定了我们如何在社会治理中最大限度地汲取技术的禀赋，发挥治理效能的最大潜力。面向未来，利用好新兴科技致力于从整体上提升和完善治理的目标、意义、水平和意志将有助于实现对一些长期性、根本性难题的破解，不断擘画现代化社会的自省修正行为和美好价值希望。 二、社会治理技术逻辑的当代呈现: 从“互联网 + ”到“区块链 + ” 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技术的不断迭起，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多样性上，人类社会可资利用的技术产物不断增加，新技术进入了它们以前从未涉足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技术逻辑也在新场景下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正如卡尔·马克思所指出，在技术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种和生物进化相似的过程，“达尔文激发了我们对自然工艺史的兴趣，即对动植物器官的形成的兴趣，这些器官是维持生命的生产手段。难道人的生产器官的历史，即那些构成所有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器官的历史不值得同等的关注吗?” 随着技术进化的历程，国内外有学者提出了“3.0版技术社会”的观点，技术逻辑伴随着全新的、变革的甚至是颠覆式的产品、组织和技法渗透到了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21 年 4 月发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9.0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4.5% 。可以看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互联网 + ”的治理逻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治理的环境、内涵与方式。作为“互联网 + ”的升级版，“区块链 + ”的应用实践更是对社会治理的判断、情境和需求激发了新的增长点，不断为新兴社会问题提出了技术解决方案。从“互联网 + ”到“区块链 + ”时代，展示出新兴技术决定论的当代呈现，体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的技术逻辑。 一是算法确定的边界逻辑。算法是解决问题的路径和进程，在互联网和区块链中，算法形成了信息交互和应用实践的行为方式。凭借一定的计算规则和算法程序，互联网和区块链拥有更为高效的数据分析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延展出新的边界。作为社会治理一种技术逻辑，互联网和区块链基于算法建构信息权力，既架设了互联互通的桥梁，也延伸了社会治理的触角、拓展了社会治理的空间，打破了传统行政功能边界和治理功能边界。互联网和区块链的算法延伸到哪里，信息终端也就覆盖到哪里，社会治理的触角就能拓展到哪里。在以ODR(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等为代表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建立后，智能终端设备全面覆盖到社会更多角落，将更为丰富的社会事实纳入社会治理网络之中。算法实现了行政边界、治理边界和技术边界的关联与融合，极大地延展了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体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域治理优势。 二是数据构建的场景逻辑。社会治理的基础是对社会信息的感知、采集、归类和处理。对独立的、可量化的基础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不但拓展了人们对社会活动的想象力，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形态由复杂性场域向可编程社会的转变，治理方式由定性管理向定量治理的转变。数字化社会场景能够动态掌握社会参与者的基本情况、时态信息，及时了解民情民意，更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形成有反馈的评价机制。对原始信息数据的细化分析，有利于把握特殊或重点人群不同需求和动态，实现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和管理。数据场域将社会网格划分为社会管理服务基本单元，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打破社会管理服务条块分割、社群分割、专杂分割的传统格局，形成新的高效率的治理机制，也有利于把各种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实现“社会治理社会化、基层问题基层解”。 三是多元呈现的风险逻辑。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涌现、交叉和蝶变让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网络突破了政府垄断和市场垄断，社会治理覆盖了政府、公众、企业、社区工作者等更加多元的主体，给社会治理带来“风险叠加”和“风险迭代”的冲击。新技术创生了新的社会空间和社会时域，衍生出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网络文化、现代社区、数字货币、智能合约等新领域对传统社会治理带来“叠加”的风险挑战。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使得传统风险极易产生乘数效应，互联网非正式群体的涌现、不文明小恶行为的争议、个人信息隐私的泄露、社会共识机制的短缺等新变量的“迭代”给传统社会治理带来极大考验。由信息集中化主导的技术决策透明性更差、欺骗性更大，对技术规则本身的监管要比对利用技术从事不法行为的监管更难， 又引发了人们对技术风险本身的质疑与思考。 互联网和区块链同属于信息技术，其中，区块链还是依赖于互联网运行的，但二者存在相异的信息逻辑。互联网驱动的社会治理能够有效采集、加工和利用社会现象及相关信息，主要是解决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整合的问题，实现了社会事实的互联互通，提高了社会沟通互动的效率。作为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信息技术，区块链驱动社会治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信息的搜集和传递，其包含的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保密算法和智能合约等，已经建立起一整套新的信息规则，形成了专有的信息逻辑。“互联网 + ” 到“区块链 + ”的转型变革，实现了从私人生活的连接、经济发展的连接，再到政治活动有效连接的时代转向，有助于打破旧有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解决“流动性社会”的信任危机，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性”模式创新 。 在不确定性更加凸显的“流动性社会”，政府、专家、媒体等具有话语权的主体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中被寄予厚望。然而事实证明，传统的信用机制仍然面临严重失灵的考验，信任危机冲击着人们的信任底线。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记账系统，无统一中心节点控制的技术结构特性将其与以往一切中心式系统根本性地区分开来。决策由所有节点基于共识机制达成，交换结果会向所有节点通报、并由信息节点记录和存储，每一节点上的信息却都可被追溯和查询，解决了履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信任危机。这种“自治性”为社会治理的信任困境打开了模式创新的新视域，每个参与者构成了共识机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开民主地达成决策、解决问题，分布式的群体智慧终将替代结构繁杂的中心化科层制管理模式，进而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性”愿景奠定了基础。 “互联网 + ”建立了高速运转的数字化网络，解决了中心化机构的信息需要，也为“区块链 + ”技术打下了坚实基础。“区块链 + ”则是“互联网 + ”的 2.0版，是基于应用的信息互联和共享。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不仅解决了生产信息的问题，还解决了如何使用信息及信息应用过程的衍生问题。区块链技术包含的去中心化、自治性、共识性、共享性和保密性等技术优势，切中了社会治理中的信任难题，带来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憧憬和有效实践。 三、科技向善: 回归社会治理技术逻辑的价值原点 （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张成岗）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王宇航） 来源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 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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