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被逼无奈的选择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持续了快一年，以博古为首的中央苏区领导层都明白，这次反围剿战争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了。 在王明 “左”倾 冒险主义 的错误领导下，如果再这样打下去，所有人都要折在这里。 被逼无奈之下，为了争取一线生机，以博古、李德等为首的中央高层准备战略转移，带领红军和党政机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这就是长征。当然，当时的人们，包括受到排挤打压的教员可万万没想到长征会走二万五千里，而且最终目的地居然是贫瘠的陕北地区。 当时的苏区，面临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不管苏区向什么地方转移，老蒋的反动军队都会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和狗皮膏药一样把你咬死不放，这种情况下，红军难免重蹈太平军的覆辙。 最后，中央决定，派出一支部队，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宣传抗日民族运动，扩大党在全国的影响，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调动和钳制老蒋的国民党军，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转移吸引反动军队，给苏区转移争取时间。  被选中的部队是红七军团。 有句老话说得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话用在此时是最恰当不过了。 早在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就有一个吸引老蒋国军主力的天赐良机就摆在了红军面前。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十分痛恨老蒋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对内剿共和对日妥协退让。他们就联合两广的李济深、陈铭枢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 并且，新政府还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准备联合红军一起反蒋。此时的教员虽然还在坐冷板凳，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他提出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主张趁老蒋忙于解决“福建事变”时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皖赣地区，因为那一带没有老蒋的坚固堡垒，比较容易建立根据地。这样，还可以分散老蒋的大部队，以达到缓解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 但当时的教员并没有决定权，在博古和李德不切实际的指挥下，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结果十九路军很不经打，轻易就被光头蒋收拾了。这次机会的错失也让中央苏区彻底陷入被动，为后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伏笔。 这是处于人生低谷时期的教员的无奈，也是左倾错误路线下红军的无奈！  最后，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中央苏区势力范围锐减之际的情况下，军事素养低下的博古和李德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不符合当时形势，此时战机已失，再想用红七军团北上牵制老蒋主力，已经达不到预想的目的了。 光头蒋又不是傻子，眼看第五次“围剿”胜券在握，他怎么会因为喊着北上抗日口号的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呢？结果就是中央苏区的压力丝毫没有缓解，而转入白区作战的红七军团每走一步都是举步维艰，因为他们是在深入敌军腹地，虎口拔牙。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不管是决策失误也好，舍卒保帅也好，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即便牺牲在所难免，但那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干革命怎么能怕流血牺牲呢？  二、红七军团独自转战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博古、李德、周公等中央军委决策层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宣布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用一个半月时间赶到皖南，建立抗日根据地。随即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然而，作为红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当时却不清楚先遣队北上真正的战略意图，因为当时李德只是简单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目的地是皖南，在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建立抗日根据地。直到很多年之后，粟裕才明白，当年红七军和后来会合红十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远不是那么简单！ 在先遣队出发以后，按照原计划他们是要渡过闽江然后去皖西，可是中央军委又突然改变原计划，命令他们：停止北上，攻取福州。7月7日，红七军团6000余众由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大田、尤溪、谷口、水口，直逼福州近郊。这个决策，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福州不仅工事坚固，更驻扎着王敬久的劲旅八十七师。  此时中央苏区局势很差，可能指望着红七军团能够拿下福州，在福建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他们对敌人太低估了，而我缺乏武器装备的我军可是在白区作战。 盲目打了一晚上，红七军团却并未攻克福州，只能向闽东转移，而敌军八十七师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向狗皮膏药一样在我们后方撵着。 未能攻克福州对于红七军团影响并不是太大，因为他们行军的目的是北上，但是比较致命的是：这次行动直接暴露了红七军团的真实实力，导致后来他们遭遇多方位的围堵。 随着福州一战的半途而废，敌人马上就搞清楚了红七军团的虚实，原来这只是红军的牵制部队，力量也十分有限。对于老蒋而言，既然是一支诱饵炮灰部队，那何不将其直接变成炮灰呢？于是他就派出好几股兵力兵力，对红七军团展开围堵，这也让红七军团被敌军缠上，处于艰苦转战中。 此后该部又来到闽东，幸亏闽东叶飞有一定实力，红七军团也得到一定的补充。但是此时决策又出现问题，军团党代表曾洪易不同意留下来，非要赶紧前往皖西，完成行军任务。于是，红七军团只能离开闽东，在沿途的围剿之下边打边走，相继转战与闽北、浙江和皖赣边，曾一度攻占罗源、穆阳、庆元、清湖、常山等城镇。  虽然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但是部队异常疲惫，却又不能停下休整。这让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感到无比的困惑，眼见军团战斗力的削弱，敌人的不断围攻，寻淮洲和粟裕不愿意机械地执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军必然遭遇灭顶之灾。 只是军团内部却争论不休，寻淮洲和“留苏派”政委乐少华的激烈争执也让指挥面临瘫痪。后来，眼见敌人从各方围拢过来，寻淮洲和粟裕当机立断，离开浙西，挺进皖赣。这个决策也是迫不得已，当时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让红七军团完全失去了主动性，浙江是敌人的核心区域，敌人的实力和装备都是相当强劲的，这种情况下，与敌人去正面较量，红七军团注定困难重重。 幸亏寻淮洲和粟裕对战场形势具备很强的判断力，并且他们能够冒着巨大风险顶住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指挥。这才让红七军团能够在绝境中及时做出调整，尽管这种调整未能让红七军团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是也让红七军团保留了一部分实力。  闽浙赣苏区 三、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师，继续北上红七军团在1934年9月30日来到皖赣边，本来计划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皖赣边发展根据地。这也是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二人头脑灵活，总能根据现实情况去寻找机会，并以此来壮大我军队伍。皖赣边地形有利，补给也相对充足，这对于红七军团这支疲惫之师来说是绝佳的休整之所。 只是这个想法又被李德否决，让二位年轻的军事怪才颇感无奈，因为他们始终无法掌握指挥权，李德又要求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红七军团只能执行命令，但他们面临着好几道封锁线！在突破重重围困以后，红七军团终于抵达目的地，只是他们只剩下2000余人。 为了执行这些不切实际的命令，红七军团做出了极大的牺牲，由最初的6000余人损失三分之二，这仗真没法打啊。这种情况下，也不奢望什么独自创建根据地了，只能与闽浙赣的方志敏部红十军会师并整编合并了。 与方志敏会师后，原赣东北苏区红十军军长刘畴西被任命为军团长，政委还是乐少华，参谋长也还是粟裕。全军团编为3个师，原红七军团缩编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原新红十军编为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兼；赣东北苏区赤卫队员组建成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10军团继续担任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方志敏 是的，最后成立红十兵团，军团长不是寻淮洲，而是刘畴西，寻淮洲仅是一个师长。 当然了，这种整编也不能说是红十军强势收编，因为刘畴西是黄埔一期生，号称“独臂将军”，在红军前几次围剿时也是立下赫赫战功。论资历、论功勋、论年纪，这种形势下，他都是军团长的最佳人选。粟总此时也成了合并后红十军团的参谋长，只是苦了寻淮洲，由军团级指挥员变成师长。 当然了，对于红军来说，这些也不算事。真正算事的是博古等人组建红十军团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因为他们的意思是还以军团为单位与敌人进行正面决战，这完全是以卵击石，毕竟敌人整体实力和装备都远胜我军，这种正面交手无异于以卵击石。 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办法是“深筑墙、广积粮，埋头发展根据地”，千万别当出头鸟。再说，红十军团擅长打游击，此时的粟总还没有未来在淮海战场上纵横捭阖的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对此，朱德也提出异议：“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 随着红十军团的组建，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风而动，老蒋急令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带领第七师、49师、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共11个团进行围剿，同时令赵观涛部堵击浙西、赣东，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堵击皖南，准备20:1的优势兵力围歼方志敏部。 这里面有个补充第一旅，旅长是此时崭露头角的王耀武。在红十军团转移到黄山东麓的谭家桥时，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却紧咬不放，已经抵达汤口。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下文接着聊红军“血战谭家桥”。  王耀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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