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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善（1753-1813），姓乌尔济氏，初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属蒙古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祭酒。诗有盛名，旗籍作家推其“诗才为近来旗人中第一”[1]。著有《陶庐杂录》、《槐厅载笔》、《存素堂诗文集》、《梧门诗话》、《八旗诗话》等[2]。 
法式善因乃父尝受业于翁方纲，故也厕身于苏斋门人之列。翁方纲称其“在诸学侣中论诗最久，其英特之思、超悟之味，有过于谢蕴山、冯鱼山，而诣力之深邃，则稍逊之”[3]。因位望清华，迨乾隆晚期至嘉庆间声名藉甚，在江南袁枚、京师翁方纲之间，俨然执旗籍文坛牛耳。乾隆五十五年（1794）洪亮吉有《法学士式善招饮诗龛并至西直门看荷花即席赋赠一首》云：“翰林近日诗名盛，远有诗龛近诗境。”自注：“翁阁学方纲额其斋曰诗境。”[4]法式善书斋先有诗龛，后有梧门书屋，是京师著名的沙龙。据昭梿《啸亭杂录》载：“（法式善）祭酒居净业湖畔，门对波光，修梧翠竹，饶有湖山之趣。家藏万卷，多世所罕见者。好吟小诗，入韦、柳之室。家筑诗龛三间，凡所投赠诗句，皆悬龛中以志盍簪之谊。”[5]时称“四方之士论诗于京师者，莫不以诗龛为会归，盖岿然一代文献之宗矣”[6]。张问陶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两峰罗聘画）》诗云：“诗人作事何不可，直使古人来见我。诗龛无佛无杂宾，落落晋唐三五人。画手得诗意，笔墨皆精神。陶公执卷足酒态，数枝残菊存天真。王孟韦柳殊不死，逸趣泠然满一纸。临风拂拂古衣裳，与公同龛称弟子。上下一千五百年，义熙元和如眼前。一人微笑五人喜，此中妙悟能通禅。吁嗟乎，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君不见呑灰呕血仅有人，画入诗龛应绝倒。”[7]法式善论诗旨趣及其予人的印象于此皆可见一斑。在乾隆末到嘉庆初的二十年间，法式善显然是京师很有影响的诗论家，甚至“一时有龙门之目”[8]，在旗籍诗人中的地位更是无出其右。但历来对法式善的评价一向不高，钱钟书先生对其诗才诗学均不甚许与[9]，直到近年《梧门诗话》稿本被整理出版，法式善的诗学才为学界所关注[10]。法式善的学问路数很接近王渔洋，生平所留意惟在掌故和诗学，著述极为勤奋。掌故著为《陶庐杂录》、《槐厅载笔》，诗学则别为两类，当世名公、四方文士之作，长篇巨制编为《诗龛声闻录》，零章断句辑入《诗话》，而故旧朋游往来之作则辑为《朋旧及见录》。其实他在诗歌方面的著述远不止这些，其笔记也像王渔洋一样多记载与诗歌有关的内容。笔记《槐厅载笔》卷十七至二十“咏歌”四卷，都是从本朝文献中辑录的庙堂诗话，可见清初以来馆阁士大夫诗歌活动的一斑。《陶庐杂录》卷三叙录所见历代诗歌总集九十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本朝人所编诗总集。卷二又提到：“朱竹垞谓偶吏目桓所选元诗为独开生面，而以缺七言绝句为憾。余尝欲补之而未就也。因忆文渊阁校四库书，所阅元人诗，佳者辄录存。多《四朝诗选》、《元文类》、《宋元诗会》、《元诗体要》、《元风雅》、《元诗选》、《元诗癸集》中所未载者。将来合诸集甄综之，以复吏目旧观。竹垞翁其许我乎！”[11]乃录艾性夫《春溪》等46首，可补偶桓《乾坤清气集》的七绝之缺。从诗学史的角度说，法式善诗学的确有许多内容值得关注，但最值得提出讨论的还是他与乾隆末至嘉庆中诗坛的关系。《梧门诗话》例言自述：“余束发受书，留心韵语，通籍以来，每遇宗工哲匠，有所著咏，必为之推寻其体格，穷极其旨趣而后已。数十年间，师友投赠，朋旧谈说，钞存箧笥者颇夥，非敢作《韵语阳秋》，聊使所见所闻，弗遽与烟云变灭云尔。”[12]以诗龛声名之广，主人交游之盛，采录诗作自然不是难事，而法式善更宣称：“寒畯遗才，声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沉响绝，几于飘风好音之过耳矣，故所录特夥。”[13]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袁枚《随园诗话》所引李绂的说法：“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14]从《梧门诗话》及其他论诗文字看，法式善的诗学无论在诗歌观念上还是批评方法上，都与袁枚诗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也难怪，喜欢交际的法式善，与当时的诗坛名流几乎都有交谊，与晚年的袁枚也有往来。《存素堂诗初编序》自称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检箧中诗凡三千余首，“汇钞两大册，寄袁简斋前辈审定”。当时他尚未擢升祭酒，但袁枚显然很在意这位旗籍的京城名流，《随园诗话》补遗卷六记其事云：法时帆学士造诗龛，题云：“情有不容已，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又曰：“见佛佛在心，说诗诗在口。何如两相忘，不置可与否。”余读之，以为深得诗家上乘之旨。旋读其《净业湖待月》云：“缓步出柴门，天光隔桥滃。溪云没酒楼，林露滴茶笼。秋水忽无烟，红蓼一枝动。”又：“抠衣踏藓花，满头压星斗。溪行忽有阻，偃蹇来醉叟。攘臂欲扶持，枕湖一僵柳。”此真天籁也。又，《读稚存诗奉柬》云：“盗贼掠人财，尚且有刑辟。何况为通儒，靦颜攘载籍。两大景常新，四时境屡易。胶柱与刻舟，一生勤无益。”此笑人知人籁而不知天籁者。先生于诗教，功真大矣。[15]法式善自己在《梧门诗话》卷四则记载：“余题袁子才诗集，有'万事看如水，一情生作春’之句。子才见之，寄书云：'此二语真大儒见道之言。昔人称白太傅与物无竞，于人有情，即此之谓。仆亦曾刻寡欲多情四字印章，聊以自勉。三人者，可谓心心相印，不谋而合矣。’”[16]法式善题诗无疑是搔着了袁枚的痒处，故而颇为袁枚引为知音，书翰往来不绝。八十二岁时尚有《题法大司成诗龛图》诗，云：“时帆先生诗中佛，偶学维摩营丈室。不供如来但供诗，纱笼锦字东西列。先生声望著鸡林，早动名流仰止心。得过骚坛聆绪论，胜朝南海见观音。诗龛启处勤延纳，远近投诗如梵夹。只恐难登选佛场，唯求口授传衣法。”[17]虽然法式善《梧门诗话》卷六引符曾《论诗绝句》“肥腻清虚各自甘，酸咸嗜好不同谙”，说“诗家宗派不同，各有所至。世之执一以例百者，观此当爽矣”[18]，但其论诗倾向终近于性灵派，就是这种不执一以例百的主张本身也正是性灵派的宗旨。浏览法式善的诗论，再三出现的性灵概念就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梧门诗话》卷一称鄂容安诗“俱有寄托，兼见性灵”[19]，称郑虎文诸句“乃自见性灵之作”[20]，卷四称“江北之诗皆以疏瀹性灵为主”[21]，卷五称叶毅庵《榕城百咏》“缀辑遗轶，陶写性灵”[22]，卷九称陶涣悦《自怡轩诗》“专主性灵”[23]，卷十三称“邵梦余诗善写性灵”[24]，蒋征蔚诗“皆于抒写性灵之中不失风格”，陈基诗“善写性灵”[25]，卷十四称杨守知“诗工近体，性灵独绝”[26]，卷十六称李佩金诗“善写性灵”[27]；《八旗诗话》称庆玉诗“其抒写性灵”，“纡徐之中，更复卓荦”[28]，来宾“诗鲜经籍之腴，而饶性灵之趣”[29]，又批评嵩山诗“贪用词藻，致涸性灵”[30]，那霖“抒写性灵，时或见绌”[31]，足见有无性灵和是否善于表现性灵是他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在许多场合用性情代替性灵，而且出现在诗序中时，都与诗歌观念的阐释相关。比如《岳礼兰雪堂诗集序》说：“性情真则语虽质而味有余。”《吴兰雪香苏山馆诗集序》说：“君之笃于性情，能神明于古人之诗，以自尽其才。”嘉庆十七年（1812）所作《静宜室诗集序》说：“诗之为道，原本性情，亦根柢学问，非涉猎剽窃、仅事浮华而已。”尤其显示出晚年鉴于性灵诗学的流弊而重视学问的旨趣变化。性灵与性情两个概念，袁枚自己也每混用，诗家通常并不深究其异同。但法式善既然意识到性灵诗学导致的流弊，便不能不追根穷源，对构成性灵诗学基础的核心概念加以辨析。《梧门诗话》卷七云：随园论诗，专主性灵。余谓性灵与性情相似，而不同远甚。门人鲍鸿起文逵辩之尤力，尝云：“取性情者，发乎情，止乎礼仪，而泽之以《风》《骚》、汉、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辞意兼至，以求其合。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类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芜秽轻薄，流弊将不可胜言矣。”余深是之。[32]诗话称鲍文逵以嘉庆六年（1801）辛酉明经入都，此时袁枚下世方三年，然则不满于性灵之说并反思其理论缺陷的思潮，在袁枚身后很快即蔓延于诗坛。卷十一又引张廷玉语云：“今之为诗者，争以新丽相尚。夫新与丽非诗之旨也，古人间亦有之，亦自然而新，自然而丽，而无容心焉。若求新与丽，而转以蔽性情之真，则不知其诗为何人作也。”他举励文恭诗句，以为“所谓新丽而不蔽性情者”之例[33]。我们知道，袁枚的性灵说是不废新丽的，末流一味追求新丽而致蔽于性情，纯是失自然之趣的缘故，所以追求新丽的前提是不失自然，即张廷玉所宣称的古代诗歌的境界“自然而新，自然而丽”。卷十三又提到：“吴澹川《酒后客来》绝句云：'酒后客来重酌酒，飞花留客送残春。主人醉倒不相劝，客转持杯劝主人。’澹川每喜自诵此诗。纯乎自然，不由人力。近人所谓性灵诗，能及此否？”[34]可见在法式善心目中，自然是高出于性灵的境界。这与他对性灵的理解有关。在袁枚诗学中，性灵是本原性的概念，也是最高位的概念，但在法式善的观念中，性灵只是进入诗歌写作阶段的下位概念，接近于情感表现的原始冲动，是必须加以控制和约束的东西。故而《八旗诗话》论庆兰，称其“诗较杨诚斋阔大，范石湖深至，殆能驱使性灵，而不为性灵所使者”[35]。这里对性灵的把握明显是不同于袁枚的，如果是袁枚，会主张诗应为性灵所驱使，而不是为其他的什么东西所驱使。无论从哪方面看，法式善《梧门诗话》深受袁枚影响，都是很显然的。像袁枚一样，他的诗话也更关注当代诗歌创作，甚至比袁枚更有计划地有意识地采集作品，自称“通籍以来，每遇宗工哲匠，有所著咏，必为之推寻其体格，穷极其旨趣而后已。数十年间，师友投赠，朋旧谈说，钞存箧笥者颇夥”，目的是全面反映当代诗歌创作的繁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见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36]。本书之编撰，为时甚久。《八旗诗话》王以中、博明条均称尝采其佳句入诗话中。《八旗诗话》撰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则本书此前已着手编撰。但成书甚晚，其中提到嘉庆八年（1803）癸丑陈基入京事，知其完稿更在此后。“例言”自述编撰宗旨，略为：（1）“即今作者递变，指归不一，而是编则第录康熙五十六年以后之人。其胜朝遗民、开国硕彦，已见于昔贤著录者，概不重出，以免沓复之嫌” [37]。（2）“国朝前辈如王渔洋、朱竹垞，皆著有诗话，宏奖风流，网罗殊富，然于边省诗人，采录较少。近日袁简斋太史著《随园诗话》，虽蒐考极博，而地限南北，终亦未能赅备。余近年从北中故家大族寻求于残觚破箧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编于边省人所录较宽”。（3）“诗话虽属论诗，然与选诗有别，余于先辈名集虽甚心折，无所辩证，概从割爱。至于寒畯遗才，声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沉响绝，几于飘风好音之过耳矣，故所录特夥”。（4）是编于诸家不过品题风格，考证遗文而已，神怪之说，嘲谑之词，皆所弗取。（5）“是编或纪其人，或纪其事，皆与诗相发明，间出数语评骘，亦第就一时领悟所到，随笔书之，未必精当，要无苛论，亦不阿好”。这些凡例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记载为核心，而且记载的诗人仅限于当代的范围。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变化。自古以来，诗话主要是论前人诗作，王渔洋诗话开始以记述个人闻见和同时交游为主，但是不贪多求全；袁枚撰诗话倒是自诩“采录最富”，却遗憾“十五省中只缺甘肃一省”[38]，可见也不求全务备。法式善强调自己的诗话，时间上不收康熙以前作者，地域上不限南北，宽收边省，极力表明一种意欲囊括一时作者的编纂意图，这是乾隆以后诗话写作立足于当代创作、由艺术批评转向诗史记录的重大转型的理论概括，它在嘉庆初期出现正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全新的写作意识。法式善位望清华，兼以蒙古旗人力学工诗，一时士大夫都乐与之游。《梧门诗话》因是能备采雍、乾以来诗坛名家，间载诗坛掌故，也可见乾、嘉之际的风会流转。比如卷载厉鹗“晚为广陵寓公，以标新领异为扬人倡，故江北之诗，皆以疏瀹心灵为主，然气亦稍稍薄矣”，可见厉鹗雍正三年（1725）乙巳游居扬州，客居马氏玲珑山馆多年，非仅编辑出《宋诗纪事》，对江北的诗歌创作也产生很大影响，这是论雍正、乾隆间诗史不可不知的，我们对厉鹗的关注不应只限于填词和宋诗研究，也要注意到他的诗歌史意义。又卷四载：“近来尊渔洋者以为得唐贤三昧，贬渔洋者或以唐临晋帖少之。二说皆非平心之论。夫渔洋自有不可磨灭之作，其讲格调、取丰神而无实理，非其至者耳。”这也堪称持平之论，且给我们留下乾、嘉之际诗坛对王渔洋诗学评价分歧状况的记录，富有史料价值。法式善评诗，持论宽厚，能道人善而无苛评。当时吴文溥自称“仆生平不喜妄议人得失，至于诗之为教，虽义取讽谕，而意存忠厚，尤不敢以深刻为文，不欲以矫厉求胜”[39]，移以评法式善诗话，也很妥帖。陈文述“尝叹其搜才路广，揖客途宽，以刘勰之《文心》兼钟嵘之《诗品》，洵词章宗匠，人材渊薮矣”[40]。《梧门诗话》采诗大抵以摘句为主，间载短章，趣味在大历钱、刘之间，颇近于王渔洋神韵之旨，多取清微淡远之作。有时信手拈古人之句，互相发明，可见手眼之佳。如卷二论晓行诗，即其一例：“晓行诗，前人佳句夥矣。近日王葑亭给谏云：'淡月侵寻成晓色，白杨生小是秋声。’读之齿牙清脆。又'残星鸡口落，初日马头高’，不减剑南'快晴生马影，新暖折花房’之句。杨诚斋集亦有'淡晴生马影’，仅易一字，味较隽永。近又见鲍野云明经句云：'残烧明峰背，清霜上马蹄。’又七言云：'雁背霜华翻晓日，马头山色乱春云。’似尤清警。”可惜像这样的条目并不是很多，《梧门诗话》的价值也不在这里。与袁枚《随园诗话》一样，法式善也留意下层文士乃至庶民、工匠的零章断句，但他作诗话，有两点是袁枚所不及的，一是《梧门诗话》后两卷单论闺秀，显示出对女性诗歌的有意识搜集；二是《八旗诗话》专门表彰旗籍诗人的创作。由于《梧门诗话》采录年代有限制，所载闺秀凡一百三十余人，人数不及《随园诗话》之众[41]，但法式善特别指出“本朝闺秀之盛，前代不及”[42]，收录的乾、嘉间女性作者比《随园诗话》更完备。不仅有阳曲张氏、京口鲍氏、嘉兴毛氏、丹徒王氏这些名重一时的闺秀文学家族，也有不太著名的江右杨氏姊妹，以及一些很有特点的女诗人，比如喜作六言诗的梁溪闺秀余碧，喜作四言诗的钱塘女子徐茝仙之类。《随园诗话》不载清溪吟社诸媛，而法式善则详载张滋兰等林屋十子名字，并叙述中七人的事迹，著录其诗集名。侯芝的夫君梅冲为随园弟子，但袁枚却没见过侯芝的诗。法式善录其《送外甥王卿图广州入赘》二首、《答外抱孙》、《寄卿图》，且曰：“近日江宁侯香叶淹贯经籍，学守程朱，所谓理而不腐，朴而不陋，诵其韵语，足敦风教，宜王碧云《名媛诗话》以女宗推之。”[43]在近年出版的清代女性文学研究论著中，侯芝主要是作为通俗曲艺的弹词作家被关注的[44]，鲜有提到其学问和诗歌创作。而根据法式善的记载，侯芝当时在闺秀中还以理学著闻，精通经学，被王琼《名媛诗话》推为一时女流宗师。王琼《爱兰名媛诗话》今已失传[45]，法式善的记载为我们保留了一则珍贵史料，让我们可以对一个杰出闺秀诗人的成就和声望展开最大限度的想象。袁枚《随园诗话》虽然乐于表彰闺秀的诗歌创作，记载女性作者的事迹和作品，但笔下却很少对其艺术特色和成就给予些许评价。相比之下，法式善《梧门诗话》就进了一大步，不仅热心记载闺秀诗歌，还留意它们所表现的内容和艺术风格，评价也显出多样化的趣味，比如称赞岳钟琪夫人高氏“不作寻常巾帼语”[46]，王采薇《长离阁诗集》“幽香冷艳，合长吉、飞卿为一手”[47]，方佩芳《在璞堂吟稿》“气格清醇，无闺阁气”[48]，王倩《问花楼诗稿》“笔力豪放”[49]，赵凤芝《巢云阁诗》“格力遒上”，《武侯祠》、《泊嘉州》、《闻雁》“三诗脱尽纨绮之习”，李佩金“风格遒上，居然作家”，又举其《蜀中》、《驿柳》、《秋夜》“皆有骨力”[50]，鲍之芬诗《暮春寄论山兄》、《寄兄》“俱不类巾帼语”[51]，陈广逊《咏老将》“万里边尘销组甲，十年战血绣（疑作锈）刀环”一联“句亦豪迈”[52]，王琼《秦良玉》“抑何雄骏乃尔”[53]。不过，我们也看到，他提到刘文如《秋阴》“秋阴未必知春重，也覆江城十万家”、《熨衣》“簾前一桁安排好，却念贫家织未成”两联，称“具此胸次，安得以巾帼中人语目之？”[54]又不出闺秀诗以温柔婉约为正宗本色的理论预设。这正好是法式善所处的时代男性批评家对女性写作的一般态度，欣赏、鼓励、珍惜，但仍抱有女性诗歌应有其温婉之风的期待。无论男性群体还是女性自身，对女性诗歌美学风貌的多元化取向，都要到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才凸显出来。作为蒙古旗人，法式善对旗籍作家的诗歌创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不只体现在《梧门诗话》“于边省人所录较宽”的体例中，更体现在专论旗籍诗人诗事的《八旗诗话》一书。此书后有题记云：“戊戌六月集八旗诗话，编入《朋旧及见录》中。今已各处采增数百家，尚未集齐，俟有八旗女士一并采入。”知书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六月。清代的八旗，正如张之洞所说，“实已统四方之人才而有之，非如金、元两代，其所倚为腹心干城者，止女真一部、蒙古一国已也”[55]。所以法式善对旗籍作家的关注，范围就绝不限于京城的一群满人贵族，而是遍及四方贤才。当时法式善不过是年方26岁的青年诗人，即已有网罗一代文献之志，不难不说是抱负远大。后来铁保于乾隆末年奉诏编纂《八旗通志》，属法式善修《艺文志》，并补辑《八旗诗集》，可以说给了他英雄用武之地。清朝以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深知汉族士大夫虽然屈服于金戈铁骑的武力，但内心的文化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历朝列君都努力学习汉文化，在文学、艺术上与汉族士大夫较劲，试图在文化上也教全体汉臣心悦诚服。但不知为什么，除了康熙五十年（1711）时为追溯民族文化的源头，圣祖御定《全金诗》外，世宗、高宗都不鼓励编辑旗籍文人的诗文。乾隆初卓奇图编《白山诗存》未成书，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后伊福讷编《白山诗钞》八卷也未行世[56]。直到高宗登遐，铁保才刊刻其所辑《白山诗介》十卷，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扩充，编为卷帙更大的《大东景运集》一百三十四卷上呈，仁宗赐名《熙朝雅颂集》，于嘉庆九年（1804）授梓，翌年颁行于天下。法式善对此集的编纂颇多贡献，自称：“铁冶亭漕督向藏《长白诗存》、《诗钞》二书，后奉命辑《八旗通志》，又得递钞八旗人诗，合旧存得二百余家，题曰《大东景运集》。余又为增八十余人，就余所知，为立小传。一百八九十家诗之源流、人之梗概，一一及之。”[57]当然，他在用自己积累的文献充实诗集之余，也利用铁保收藏的诗集对《八旗诗话》作了订补。大致以卓奇图《白山诗存》、伊福讷《白山诗钞》为纲，益以邓汉仪《诗观》及自己所收藏、寓目的旗人著述，共采录满汉蒙八旗诗家259人事迹，基本包罗了开国以来的旗籍诗家。内容以传记资料为主，对作者的诗风也有评述，间采名篇隽句及前人评论。法式善交际广泛，见闻广博，又富于收藏，故所载颇有世不经见的残编遗稿，偶存前辈绪论。如明泰条即记载了闻自师说的逸事；文昭条列其著作多达十八种，可资考证。费扬古，伊福讷《白山诗钞》无传，法式善则根据费氏作品勾稽了他的事迹。国家图书馆藏《一草堂说诗》稿本，是很有特点的旗人所撰杜诗说，多年前我读到此书，而不详作者额尔登萼事迹，后阅《八旗诗话》则有其传记。又载其雍正间与卓奇图（悟庵）、峻德（慎斋）、保禄（雨村）、胡星阿（紫峰）、伊麟（梦得）同官户部笔帖式，更迭唱和，时称农曹七子，为研究旗人创作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书后附八旗闺秀诗人十二人，可见八旗女性文学之一斑。据前引法氏题记，其书仅仅是编入《朋旧及见录》的作者，似乎还应该有一个篇幅更详的本子。不过现存的这个本子既然已采入闺秀诗话，恐怕就是经过增补的定本了。法式善著诗话明显受到《随园诗话》的影响，非唯多采达官贵戚之诗，不脱标榜风流之习，而且同袁枚一样，诗话在他手里也成为一种渔利的事业。《随园诗话》卷十一第十五则伍那拉氏批语，论及法式善说：“其人诗学甚佳，而人品却不佳。铁冶亭辑八旗人诗为《熙朝雅颂集》，使时帆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诗选》，后半部则竟当作买卖做。凡我旗中人有势力者，其子孙为其祖父要求，或为改作，或为代作，皆得入选。竟有目不识丁，以及小儿女子，莫不滥厕其间。”[58]这就比袁枚的滥收更等而下之了。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法式善不是那么明显地仿效《随园诗话》，或者虽仿效而能仿效得到位，那倒也罢了。糟糕的是他画虎不成，品诗手眼远不及袁枚，结果庸滥之作更层见迭出，读不终卷，令人欲倦。至于记事之误，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二曾指出《梧门诗话》载汪应铨官庶子一事有误。《八旗诗话》则还有编次失当的问题，如将文昭、敦诚、月山列于鄂貌图之前，明显是编排失序。法式善是旗人中少见的留心艺文，热衷于搜集诗歌作品的批评家，对袁枚性灵诗学的修正、对当代诗歌历史的记录及对女性诗歌的观照，是其诗学最值得注意的倾向，它们同时也是与嘉、道诗学的主潮相一致的取向。在这个意义上，法式善诗学也可以说是代表着乾隆诗学向嘉、道诗学过渡和转型的一个典型个案，而法式善本人作为乾、嘉之际京师有影响的批评家，在清代诗学的这个重要转折中有意无意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有待于诗学史加以关注并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的。[1]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伍拉纳之子批，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册第831页。[2]法式善事迹见《存素堂诗续集录存》附阮元撰年谱，嘉庆二十一年刊本。[3]法式善《陶庐杂录》翁方纲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4]洪亮吉《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册第654页。[5]昭梿《啸亭杂录》卷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5-276页。[6]王墉《存素堂诗二集序》，嘉庆十二年王墉刊本。[7]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9页。[8]郭麐《灵芬馆诗话》续集卷五，嘉庆二十三年刊灵芬馆全集本。[9] 1985年6月24日致禹克坤信，禹克坤《钱钟书先生一封未发表的书简》，《读书》2009年第6期。[10]强迪艺《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宏伟《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12]法式善《梧门诗话》例言，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首，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又见《存素堂文集》卷三，嘉庆丁卯刊本。[13]法式善《梧门诗话》例言，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首，第28页。[14]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429页。[15]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下册第729页。[16]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125-126页。[17]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七，《袁枚全集》，第1册第930页。[18]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六，第198页。[19]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34页。[20]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48页。[21]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122页。“瀹”字原误作“淪”。[22]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163页。[23]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278页。[24]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377页。[25]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387页。[26]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397页。[27]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九，第444页。[28]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附录，第513页。[29]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附录，第526页。[30]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附录，第498页。[31]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附录，第510页。[32]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209-210页。[33]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332页。[34]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389页。[35]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附录，第525页。[36]法式善《梧门诗话》例言，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27页。[37]法式善《梧门诗话》例言，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第27页。[38]袁枚答杨芳灿佚札，见郑幸《袁枚佚札四通考述——兼及袁枚、杨芳灿交游考》，《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39]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卷六，嘉庆间味兰居刊巾箱本。[40]陈文述《汪月樵小诗龛续刻同人诗叙》，《颐道堂文钞》卷一，道光刊本。[41]袁枚《随园诗话》共提到人物1991名（据王建生《随园诗话中清代人物索引》，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据我粗略统计，其中闺秀诗人近200人，共提到女诗人诗作209人次。[42]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六，第461页。[43]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六，第461页。[44]胡晓真《由弹词编定家侯芝谈清代中期弹词小说的创作形式与意识型态转化》（《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2期，1998年3月)，收入《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第131-177页。[45]关于王琼《爱兰名媛诗话》的内容和著录，详蒋寅《清诗话考》“待访诗话目录”，中华书局2007年增订版，第183页。[46]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五，第414页。[47]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五，第414页。[48]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五，第417页。[49]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六，第443页。[50]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六，第444页。[51]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五，第430页。[52]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五，第435页。[53]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六，第463页。[54]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十六，第465页。[55]盛昱、杨钟羲辑《八旗文经》张之洞序，光绪二十七年武昌刊本。[56]关于两书的内容及流传，可参看朱则杰、李美芳《《卓奇图〈白山诗存〉与伊福纳〈白山诗抄〉——两种早期八旗诗歌总集及其编者考辨》（《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的考述。[58]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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