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帝国：江南对虎神的崇拜（上）

恶猪王520 2022-11-04 发布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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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拜华南虎的遗迹

在长江中游江南山脉中，过去也有老虎出没（属华南虎，学名 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在古代，华南虎的生活范围是从南岭到湘鄂西的山岭、北至秦岭东南的山林，与另一拜虎传统区域江汉上游西岭交界。华南类型的虎形礼器如凌家滩双首虎玉器（图一百一十一：3―5）830、石家河玉器虎头（图一百一十一：1－2；九四：4－6）831；新干大洋洲墓遗址所出的青铜器，如扁圆龙足虎鼎（图一百一二：1；百八九）、伏鸟双尾虎（图一百一十二：2）、虎首戈（图一百一十二：3）832等等；三星堆和安徽阜南县朱寨镇遗址发现的铜尊亦属华南虎类型（一百一十三）833。这些礼器，都揭示了江南先民对虎的崇敬，这应是源自他们生活中接触华南虎的经验而产生的信仰。

笔者推论：江南文明中对神虎的崇拜，源自武陵山脉、雪峰山脉、罗霄山脉和南岭脚下的先民，且在中国境内属于发源最早的拜虎传统，其发展到达江南平原地区，影响长江中游大文明的信仰。凌家滩、石家河已属十分成熟的社会与文化，都曾出现虎头的礼器，这使得笔者推测：江南岭北地区崇拜虎形象的传统，可能拥有比凌家滩、石家河更早的来源。但若从现有的早期文化遗物来看，目前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线索还是十分零散且不够明确。

2、华南地区崇拜虎的滥觞

（1）平原农民与山麓猎民精神文化的交流

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对老虎崇拜的来源，不可能溯源于平地农耕的生活经验，而应该源自游猎族群的生活经验。因此可以推论，在长江中游农耕文明的遗址中，到了石家河晚期开始出现老虎的造型，应该涉及到周围山麓猎民文化的理想及形象。笔者认为，华南崇拜老虎的源头，应该隐藏于新石器时代活动在长江以南山脉的族群文化中。

图一百一十一、长将中游早期玉虎象： 1、石家河肖家屋脊出土石家河玉虎头象（W6:16）；2、荆州枣林岗墓地出土的石家河绿松石虎头象；3、凌家滩头虎玉器（87 含征:3）；4、凌家滩十五号墓头虎玉器（87M15:109）；5、凌家滩八号墓双头虎形玉璜（87M7:26）。

图一百一十二、吴城新干遗址出土的虎形礼器：1、扁圆虎足鼎（标本 16）；2、伏鸟双尾虎；3、虎首戈。

图一百一十三、安徽阜南县朱寨镇出土的龙虎尊

江汉上游的考古资料过于稀薄，对三星堆老虎形象来源的研究根本无法做。至于长江中游山丘地带，发掘资料虽然也稀薄、零散，但却比上游丰富一些，从迄今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游猎族群留下的蛛丝马迹，或许可以复原他们的一些活动，并且其精神文化中已熄灭的火花，通过多次反射后仍然在商周以后的文化中继续闪烁，忽明忽暗地扩散光芒……。所以下文不揣昧漏，分析现有的资料，对于石家河文化老虎形象的来源提出刍议。

很多虎头玉器出现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其所在的位置是长江中游大平原，但是从地理关系来看，石家河文化中心区域虽然是大平原，但其边缘从西、南、东三方围绕山脉。这些山脉里已发现不少猎民活动的痕迹，其中最早的是湘西高庙文化猎民。高庙文化代表性的遗物是刻纹白陶，其复杂的刻纹使我们看到：新石器时代不仅是农耕定居的生活才创造文化，非定居或半定居游猎族群也有很深入的精神文化。下文拟经过对上古猎民文化遗物的分析，观察他们的精神文化，据而尝试寻找华南地区崇拜老虎的萌芽。

（2）刻纹白陶礼器之谜

在湖南省西南部——洪江高庙遗址祭祀场所内，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兽骨，这代表着此处附近山岭应居住着上古猎人族群，而他们在此丘陵台地上曾举行过祭祀活动834。高庙遗址先后经过两次发掘，下层遗迹的年代测试在距今 7200 至 6700 年间（未经树轮校正的数据）835。近十几年内，湖南中、南部的丘陵和山地亦发现数处类似于高庙文化的遗址，如桂阳千家坪、长沙南托大塘、辰溪征溪口和松溪口贝丘遗址等，前者年代测试比高庙遗址还稍微早些836，后者的年代测试在距今 6500 至 6000 年间（未校正的数据）837，但都属于新石器中期狩猎、渔猎族群的聚落和祭祀场地，并可以归纳为“高庙文化”大体系。高庙文化代表性的礼器是刻纹白陶。

高庙文化白陶礼器很多，其纹饰很丰富，但是从考古资料来看，这并不是最早用此技术的遗迹；最早的刻纹白陶器物目前发现于澧阳平原皂市下层文化早期坟山堡遗址中（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是距今 7700 至 7300 年间）838。对照碳十四数据来看，比高庙遗址下层早至少 500 年。高庙遗址的年代与皂市下层文化中期接近甚至稍微晚839：以澧阳平原胡家屋场遗址代表（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在距今 7400 至 6900 年间），并且高庙文化陶器的器形与同期但略早的胡家屋场遗址也接近840。虽然属于山地的千家坪遗址其白陶年代可能比高庙下层还稍微早些，但却不早于平地坟山堡遗址年代。至于征溪口和松溪口遗址，其年代相当于澧阳平原的汤家岗后期、大溪初期阶段。也就是说，虽然山地猎民刻纹白陶礼器多，但是其最早的遗物还是源自平地农民的遗址中，高庙的白陶礼器明显比澧阳平原晚。

尽管如此，最近大部分学者因皂市下层的白陶数量不多，所以推论刻纹白陶技术和其所有的纹饰母题，都为分布于湖南山麓地区之高庙文化的创作841。以笔者浅见，这种看法明显存疑，白陶技术是农耕皂市下层文化的创作，而白陶上的刻纹留下的蛛丝马迹，是农耕和游猎族群的观念、形象、技术、用途等彼此交换与融合的结果，通过对刻纹的解读，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那个时代平原与山区文化互动与演进的过程。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某种技术或传统广泛发展的地区未必与发祥地相同，所以不能以出土数量多少确定来源；第二，皂市下层白陶陶土与该遗址中埋藏较深的土质相同842，因此可以确认这是本地制作的器物。虽然在湖南不同地方都可以发现少量高岭土，因此白陶可能会有很多个制造地区，但通过从年代与器形比较，还是可以认为刻纹白陶的发祥地应为澧阳平原，文化属性为皂市下层。刻纹白陶技术和礼器形状，皆源自澧阳平原皂市下层农耕文化。可是，只有在它们被山地高庙文化广泛吸收之后，才成为南岭游猎族群两千年持续采用的礼器，并配合山地人精神文化的需求，用白陶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或创造山地与平原两种形象混合的构图。

顺着山地猎民游动，用刻纹白陶礼器的习俗涵盖整个岭北与岭南地区，并成为大文化体系的指标。新石器中晚期江南各地出现刻纹白陶礼器，其出现范围很广：西到湘西山麓，东到浙东钱塘江下游，北到长江，南到珠江三角洲，出土刻纹白陶遗址的年代在距今 7700 至 5300 年间（未经过树轮校正的碳十四原数据）。

高庙文化白陶的刻纹非常复杂，大部分构图难以理解，不过在有些构图上可以看到山麓山林、源泉、山间瀑布的风景，例如早期在千家坪遗址的陶器刻纹上（图一百一十四：1、2），晚期在松溪口贝丘遗址的陶器刻纹上（图一百一十四：3—5）843，均可以看到湖南中、南部地貌是错综复杂的山地丘陵与河谷地区，表现出本地先民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与形容。在桂阳千家坪遗址的刻纹陶上，这类“风景”图甚多，自然条件和文化遗物，都显示了狩猎族群的活动情况。

白陶礼器上的刻纹，除了山水“风景图”之外，还有各种复杂的含有神祕意义的抽象纹和几何纹，大部分难以辨识，只有三种图形比较清楚：鸟头、獠牙以及八角星图。从这三种图形而言，笔者认为其意义和来源不同：八角星图无疑是源自农耕文化，是山上猎民模仿平原地区皂市下层和汤家冈文化的图形844；鸟头的造型恐怕也不能代表高庙文化独特的创作，而牵连着宽阔跨地域的远古文化背景及其演化的多样性845；至于獠牙图应代表游猎族群的某类崇拜对象，是可以代表高庙文化的重点之一。笔者推论，高庙獠牙图或许可以视为老虎造型的最早的前身，这并不意味着高庙獠牙图所造型的母题与老虎有关系，但是经过几次内容与外状的演变后，发展成为石家河礼器的雏形。此一过程曲折复杂，下文拟一步一步分析它，首先拟了解高庙文化中獠牙图的隐义。

图一百一十四、高庙文化刻纹白陶：1、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簋；2、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罐高领刻纹；3、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钵刻纹；4、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罐高领刻纹；5、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圈足盘刻纹；6、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盘刻纹；7、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圈足碗刻纹。

（3）高庙文化獠牙图考

高庙文化獠牙图或可以大致分为三种：一对獠牙（图一百一十五：1、4、5）；成对的四根獠牙（图一百一十五：2、3）；几根獠牙构成抽象的构图（没有似口的形状，如图一百一十五：6、7）。过了几千年后，石家河古国文明开始制造带獠牙的神人面像礼器。石家河神人面的獠牙与高庙的獠牙有否传承关系？其内在意义是否一致？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核心问题。

图一百一十五、高庙文化刻纹白陶：1、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簋；2、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罐高领刻纹；3、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钵刻纹；4、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罐高领刻纹；5、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圈足盘刻纹；6、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盘刻纹；7、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圈足碗刻纹

其实，这种獠牙的象征图，在长江流域青铜时代早期礼器上颇为常见。在良渚的神圣造型上，有一个极少有人注意的共通特点：在神人像的腿间有两对獠牙，这与高庙礼器上的獠牙图相当雷同。古代长江乃是一个精神文化的传播通道，促使象征獠牙形象的信仰以及良渚的天神造型信仰互相连结，并形成由多元文化要素构成的大神形貌。有关良渚崇拜对象之形象分析，以及相关信仰的内容，因超出了这次研究主题，笔者拟另文讨论，其涉及到很多文化互动的过程以及长江中上游与下游的互相传播；但是石家河文化与高庙所在位置接近，通过山麓大溪文化隐现传承脉络的痕迹，可以推论石家河文化的獠牙图与高庙文化獠牙图有若干文化记忆的关系。此外，石家河的神人面獠牙与虎头的造型同时出现，使我们推想带獠牙神人面可能隐藏对老虎崇拜的涵义。这样的话，高庙獠牙图是否象征老虎？

笔者仔细思考此问题而获得否定的答案。虽然高庙遗址兽骨中出现了一些虎骨，但从整体考古遗迹来看，高庙猎民并不是崇拜老虎的，高庙獠牙图的形象也与虎口不相似。白陶礼器上的獠牙图形状，在观察自然界的形状后可得知，最近似于野猪的獠牙，并且由于大部分野猪只有下颚的犬齿为两根凸出很长的獠牙，有些会超过 30 公分长，而上颚的犬齿比下颚的小几倍，因此一对獠牙的图案可能代表最原始的形象构图，强调最凸出的一对獠牙，不过上颚的犬齿也构成小的獠牙，所以在此基础上高庙人创造了四牙相对的构图，并进一部抽象化而组成为几种象征性花纹的典范，用在刻纹白陶上。

在高庙遗址下层出土的兽骨中，较为突显的是野猪和鹿，同时也有被发掘者辨识为老虎的骨头846，但是很少，也看不出老虎骨头是否有祭祀作用，而野猪骨头祭祀作用很明显。我们不仅是从獠牙图可以推论高庙猎民对野猪的崇拜，实有更直接的依据：高庙下层祭祀坑中发现过完整的猪头骨，以及几具男性头骨与鹿角、野猪下颚骨合葬847，埋葬猪头的祭祀坑与獠牙图具有内在的关连性，表达高庙猎民曾有崇拜野猪的信仰，况且从选择下颚骨也可以看出强调大獠牙的重要性。鹿角和野猪獠牙有两种共同之处：第一是都属猎获的荣誉（家猪的犬齿很小不作凸出的长獠牙）；第二是都属于男性力量的特征（母鹿无角，母猪的獠牙很短），在思考这种埋葬的内在含意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两点。

另外，松溪口遗址出土的白陶盘虽然残缺，但基本图案还是可以了解：构图分三层，上层可见有一行山岭，下层刻纹的意义不甚明朗，但似乎为抽象化的泽地草之类的花纹，中层无疑是表现地面。在地面上有两个野兽互斗，他们的形状基本上很写实地描绘野猪，只是过度强调互斗的獠牙（图一百一十四：5）848。野猪生活在湿地之处，而在立冬到大寒间的交尾期，野猪猛烈互斗是普遍现象，这期间也是进行狩猎的主要季节。以笔者浅见，松溪口白陶盘外壁的刻纹即是描绘交尾期公猪互斗的情景。849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狩猎野猪和驯化猪、家猪的培养是两种并存的活动。华南、华北地区都可以看到这两个趋势，长江中下游彭头山、河姆渡开始形成养饲猪的大传统，同时高庙文化猎民继续实行以狩猎为主的生活。狩猎野猪与崇拜野猪分别代表了猎民的生活与精神文化，其特质与石家河国家文明相差甚远。所以高庙与石家河獠牙图的关系并不单纯，其图形或有传承关系，但其图义可能已经过了屡次变化。但是在讨论这种变化的发生之前，我们需要先初步了解崇拜野猪的猎民文化。

参考文献

83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玉器》，页 59—60，图 57—59。

831 参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 50－95，图 78－63。

832 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靑铜王国：江西新干出土靑铜艺术》，图版 6—9；38；40。

83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页 35－36。

83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向开旺，《湖南黔阳县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 4 期，页 4－23；贺刚，《高庙遗址的发掘与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5 年第 2 期，页113－124、图版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页 9－15、99－100。

83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像开旺，《湖南黔阳县高庙遗址发掘简报》，页 4－2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页 9－15、99－100。

836 千家坪遗址资料尚未公布，感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尹检顺先生提供资料。

837 长沙市博物馆、黄冈正、王立华，《长沙南托大塘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集刊》第 8 集，2009 年，页 17—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征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6 期，页 17－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6 期，页 4－16。

838 岳阳市文物工作对、钱粮湖农场文管会、何钦法、罗仁林，《钱粮湖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 6 集，1994 年，页 17—33。

839 目前还有一个未确定的问题：高庙所在的地区有很多石灰岩，对碳十四的测年或许有碳酸钙的影响，所以高庙文化的年代上线可能还晚 700—800 年（碳酸钙对碳十四测年影响的算法参 Tauber H. 'Possible Depletion in 14C Trees Growing in Calcareous Soils'. Radiocarbon, Vol. 25, №2, 1983, pp.417—420.）所以对此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测试研究，目前笔者临时用没经过碳酸钙校正的数据，但将来可能还需要考虑这问题。

84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文建、张春龙，《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页 171－206、281－284。

841 如参贺刚、陈利文，《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页 51—60、92。

842 感谢湖南考古研究所提供信息。

84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页 10－11，图九：5、十：5。844 相关的讨参郭静云、郭立新，《从新石器刻纹白陶和八角星图看平原与山地文化的关系》，《东南文化》，2014 年第 4 期，页 6—15。

845 日后笔者拟另文专门讨论。

846 笔者感谢湖南考古研究所提供相关资料，详细考古报告待刊。

84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像开旺，《湖南黔阳县高庙遗址发掘简报》，页 6。

84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页 11，图十：1。

849 这些遗址中发现了许多蚌壳，因此，松溪口遗址简报的执笔者猜测：蚌壳的摆置或许是具有规律的，并怀疑可能类似于西水坡遗址那样，以蚌壳组成猛虎的造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页 6，图五），但其他参与具体发掘的人员却认为，简报上的图样过于牵强，该资料恐怕并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