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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之风，兴于先秦，盛于西汉，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一种传统思想，作用甚微，却贻害无穷。  孔子虽提倡三年守孝，但并不提倡厚葬，孔子认为治丧以哀为主，父母去世，子女们只要做到悲哀即可，认为哀比礼更重要，“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哀有余。”孔子反对厚葬，主张节俭治丧，如果经济条件不够，可权宜行事，这不算非礼。孔子反对以金银珠宝陪葬，更反对用人殉葬，痛恨用木头、泥人制成的俑殉葬，甚至开口咒骂用俑殉葬的人会断子绝孙。 在思想上提倡和支持厚葬的，以孟子最著。我们知道，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和儒家思想的发扬者，但他虽继承了孔子的孝道与仁爱思想，却把孝道更加物化，把礼视同厚葬，他认为不厚葬父母，就是不孝。他母亲去世，孟子特派弟子充虞选购珍贵木材做棺椁，充虞认为太奢侈，还被孟子说教了一通。孟子的厚葬思想，对后来的厚葬之风的兴起影响很大。  当然，真正的丧礼制度都是孔子、孟子等一大帮儒家学者建立起来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对丧礼也是如此。在儒生们的努力下，后来建立了以五服为范围的尽孝血统，人死之后，其上下左右五代为居丧服孝的血缘对象。有了制度规定，接踵而来的就是奢华的丧礼，包括珍贵的陪葬品，可以说，是丧礼制度的一再拔高，助长了治丧的奢华。 应该说，就厚葬的单个对象而言，没人能超过秦始皇。关中本有重死之风，生前经营死穴的事，在秦国相当普遍，秦始皇13岁继承王位，就在这个孩提时代起，秦始皇就开始修建自己死后的陵墓，一直修了30多年，到了死，工程还没有彻底完工，其中所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真是无法计算。看看如今出土的兵马俑，那人工特制的成千上万的人俑，就已经超乎人的想象了，何况他陵墓中还有多得不能计数、贵得不能计价的奇珍异宝。 厚葬之风，西汉最盛。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期间，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力迅速强大，厚葬之风陡然兴起，什么金缕玉衣，什么黄肠题凑（西汉帝王陵寝特制椁室，四周用柏木堆垒成的框形结构），再有，在墓葬的洞中画壁画，在石材上雕塑画像，奢侈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像金缕玉衣，用金丝缝结千百块玉，制成玉衣玉裤，一件金缕玉衣，一个熟练的玉匠，要花10年时间，才能完成，其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秦汉兴盛的厚葬之风：厚葬之风的具体危害都有哪些？丧葬处理的对象虽然是死人，但都是由活着的人操作的。厚葬之风的盛行，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危害都很大。 1.浪费了大量钱财。汉代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便开始为自己建造陵墓，通常到死的时候才能完工。史书记载说，“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充山陵”就是用来建造陵墓。这就是说，为皇帝建造陵墓，费用要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种惊人的浪费，后果自然极为严重。如西汉成帝刘骜(音ao)，先建延陵，已费10年之功，后听别人谗言，放弃延陵，重建昌陵。昌陵地势低洼，要从东山运土填垫，土方成本“与谷同价”。 施工5年后又停止，再建延陵。如此折腾，以致造成“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溃，无以相救”的局面。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饿死于道者以百万计”。至于民间，厚葬风气也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为厚葬父母而债台高筑，甚至倾家荡产者不乏其人。
2.有害于道德风尚。最常见的是“约生待终”，也就是父母在时，尽量使他们节衣缩食，以积攒钱财，准备死后铺张，用父母之饥寒来换取虚荣。而且，这种不道德的做法，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不宽裕、不得已而为之，而是受“厚葬为孝、薄葬为鄙”观念的毒害。许多富有人家，包括京师贵戚、郡县豪吏，生不厚养、死后崇丧的现象也很严重。 3.赙赠成为变相敛财的手段。膊赠，是人死以后，亲朋好友给丧家送礼。这本来是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帮助料理丧事，但由于厚葬之风盛行，治丧费用越来越大，因此，赙赠也就变成敛财的手段。 有的人在亲属死后，为多收礼，到处报丧，大宴宾客，全无哀痛之情；有的甚至以送礼多少来划分亲疏远近；有的凭借权势和地位，暗示或勒令别人送礼，把赙赠变成摊派；更有不少官吏，为收礼而枉法。他们把收来的钱财，在治丧时大肆铺张浪费，或者用来购置田产，通过给父母办理丧事来发财致富。 就送礼的人来说，虽然有的是出于对死者的哀悼，对丧家的同情；有的是畏惧丧家的权势地位，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人动机不良，以送礼而谋私；更有人把送礼当作诱饵，进行拉帮结派活动。 西汉时，有个叫朱建的人，本来刚直廉洁，曾因劝阻淮南王布谋反，而受到皇帝的褒扬，名声很大。心怀不轨的辟阳侯审食其想拉拢他，被他拒绝。朱建为母亲办丧事时，有人便劝辟阳侯趁机送重礼，以图与朱建交好，辟阳侯便送去了百金。 朱建收礼后，果然同以前判若两人，变成了辟阳侯的死党。后来，辟阳侯两次遇杀身之罪，都因朱建为他在皇帝面前说情而得到宽免。但最后，因辟阳侯罪大恶极被淮南厉王所杀，朱建也畏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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