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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特别是热血青年，一听到大国崛起的话题或者内容，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我们一起关心民族前途、家国大业、世界大势，仿佛自己置身于“世纪大事业”“运筹帷幄”的“庙算”总部一样，时不时指点江山、偶尔突发奇想、经常性的失眠焦虑，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要实现的“民族复兴大业”与西方眼中的“大国崛起”是不是一回事？ 这个有区别吗？最终的结果不是一样的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网络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 五千年前我们和埃及人一样面对洪水； 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人一样玩着青铜器； 三千年前我们和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 两千年前我们和罗马人一样四处征战； 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 而现在我们和美利坚人一较长短！ 五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世界的牌桌上，而对手却已经换了好几轮！ 强大民族自豪感扑面而来，伟大文明的坚韧性跃然纸上，让人身心极度舒适！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西方文明（姑且简单的把它们统称为西方文明）的霸权在不同主体文明中不断的交替，一个主体民族兴盛了，相应地原有霸主就必然衰败了，被新兴霸权所取代了。 即，西方历史进程中的霸权变迁表现形式是：原来位于帝国秩序边缘的新兴帝国对衰退的中心帝国的取代，形成一个漫长的帝国的空间序列——如希腊、罗马、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在西方历史叙事中，基本不存在老的或旧有帝国的重新振兴或复兴。 西方国家更加关注在帝国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外围或边缘各种权力政治空间的变化，必然对外部边缘新兴力量的崛起抱有天然的警惕和恐惧，这种权力转移模式主要（全部）依赖武力手段进行征伐。 西方形容这种模式为修昔底德陷阱，此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用这个概念来说明，（西方）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 。 这就是西方传统的关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演变的思维方式与理论模式，并把这个路径也套在如今的中美博弈当中，并预言必有一战。 西方的霸权变迁模式与中国追求的民族复兴思维方式与理论模式其实并不完全一致，西方对我们的认知存在严重的误区。 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进程，因地理限制，在基本固定的地理范围内以一个中央政权为中心的周而复始的兴衰过程，威胁主要来自内部敌对或反叛力量的形成与发展，更加关注的是“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中国一般是在原来王朝的衰落或更替时期注重武力手段，平时则更加强调文化传承、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合法性。 这种不同的历史发展演进过程及其带来的历史经验认知差异，导致中西方之间经常相互“误解”的重要根源之一，这也是我们强调的“和平崛起”不被西方人认同的重要原因。 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和沟通，西方霸权国家始终对自身地位所遭受或可能遭受的威胁极其敏感，抱有格外强烈的危机意识，自然而然地把我们认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调集一切资源，动员全球范围内一切可以动用的软、硬权力和同盟、非同盟力量，对中国进行遏制、封锁和打压。在全球大搞“去中国化”——孤立、遏制、打压中国，企图让中国退回到“闭关锁国”的低水平发展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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