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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读时觉得主人公有一丝矫情，但正是这“一丝”矫情，将青春期的敏感脆弱刻画的很生动  2012年夏，我升入了本市最好的高中。 因为我妈妈在那所高中工作，学校对子弟有照顾，自己考进来的可以不用通过入学考试直接升入实验班。 就这样，我成为了高一一班的一名学生。 班主任姓陈，教数学，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说话的时候永远是笑眯眯的，点名从来不叫全称，总是给人一种她很关怀你的感觉。 入学前照例要军训，人人都需要戴帽子。当时我长发及腰，发量很多，很难将头发全部收入帽子里。因此，我被教官数落了好几次。 我无数次地想把头发剪掉或者直接剃成寸头，但又实在舍不得。 陈老师知道之后，每天早上都会早来一会，帮我扎头发，边扎边说：“养到这么长，发质还那么好，真是不容易。别剪了，留着吧，这也是一笔财富。” 从小到大，劝我剪发的人不计其数，这是第一次我从一个人口中听到了对我长发的肯定。我的心里暖乎乎的，对这个老师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开学之后，她对我也关怀又加，我没有天真到以为自己真的人见人爱，也明白她对我的好绝大部分是因为我妈妈是她的同事，面子上的事情要做足。 我依然对她心怀感激。 但我的幸福时光仅仅维持了一个月，便终结了。 第一次月考之后，我的成绩落后了班里同学一大截，年级里有大概一千人，我的排名在四百左右，而我的同学的成绩大部分都在二百名以内，我在班级里的排名是倒数第四。 对于这个成绩，我心里早有准备，作为一个被照顾进实验班的同学，我如何能跟靠实力考进来的人比？ 但我看着拿到成绩单后喜笑颜开的同学们，我还是会有些黯然神伤。 陈老师发完成绩单后，站在讲台上，对着全班同学道：“这次咱们班同学考的都不错，值得表扬。雨沫，你过来一下。” 全班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仿佛众矢之的，陈老师向我招招手道：“过来呀，别耽误其他同学的时间。” 我忐忑地走上前，将成绩单递给老师。 陈老师扫了一眼，皱眉道：“雨沫，你这个成绩可要加油啊，尤其是数学，比班里平均分低了十分，是不是老师教得太快了，你跟不上？” 我连忙摆手解释是自己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太差，和老师没有关系。 她展眉一笑道：“那就好，之前你妈妈还很担心上课进度太快，想要跟我商量一下要不要放慢一点。以后你要有不会的问题，就可以下课来问老师，或者问问周围的同学也可以。” “呵呵”，“哼”，“切”，我听到了身后的同学发出不屑的声音。 陈老师恍若未闻，看向我的同桌道：“杨彤，你这次数学考的不错，以后多帮帮雨沫。” 杨彤不情不愿地回了一声“好”，我知道，他其实并不想浪费时间给我这样的笨学生讲题。 陈老师说完，拍拍我的肩，道：“回去吧。”随后让全班同学拿出卷子，讲试卷上的错题。 时不时有同学的目光飘到我身上，带着嘲讽和轻蔑，令我如坐针毡。 中午，我去妈妈那里吃饭的时候询问了关于课堂进度的事情，妈妈说完全没有那回事，她只是偶然在学校碰到陈老师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现在讲到哪里了而已。 那陈老师为何要曲解妈妈的意思，还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出来呢？ 我不明白。
高一的知识越学越难，老师讲课的速度却丝毫不会放慢。经常是在课上老师已经讲到下一题的时候，我还在思考上道题的某个步骤。 而我下课的时候拿着题去问周围的同学的时候，他们总是很不耐烦，随便讲讲就开始跟其他同学在一起嬉笑打闹。 我看着他们玩耍的样子，总在思考，为什么他们理解的那么快，而我把每时每刻都用来学习，为什么还跟不上。 难道我真的这么笨吗？ 这种自我怀疑整整伴随了我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里，我经历的大大小小近十次考试，成绩忽高忽低，但基本稳定在班级的末流。 而陈老师对我的态度，也从最初的热情到后来的冷漠。 每次试卷评讲，大家有不会的题，就可以在座位上喊出题号，老师会一一讲解。 而我每一次喊的题号，都会被陈老师略过，或者不耐烦地说上一句：“这么简单的题就别问了，不会的同学下课去问问周围会的人。” 可没有人愿意给我讲。 我只能把不会题积攒起来，下课去问老师。 每到这时，陈老师必定会皱起眉头，扫一眼题目道：“这个题我不是考前说过吗？一看你上课又没认真听讲。” 我想解释我上次就没有听明白，但又怕她露出嫌弃的神情，只好闭口不言。 她对我的沉默似乎更加厌恶，随手指了指答题步骤道：“不是就是已知这个，所以这个，有什么难的？” 我依然没有明白，却也不敢再问，赶紧说完“谢谢老师”后走回座位，假装听不见她在我背后发出的那一声冷哼。 因为她对我的态度如此恶劣，班上那些自以为了解老师的同学也开始追随她的脚步甚至变本加厉。 他们无视我，嘲笑我，在我问问题的时候公然说我笨。 没有人指责他们，似乎一个学习不好的学生就配拥有这样的待遇。 实验课上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做实验，体育课上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打排球，放学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回家。 就这样，我被全班同学孤立了。 在这场由老师主导的霸凌里，所有人都是帮凶，他们打着学习不好活该被欺负的口号，一遍遍地让我相信，我就是个白痴，他们做的没有错，错的人永远是我。 那段时间，每次一到家，我都忍不住大声痛哭，父母都问我怎么了，但我也说不出原因。在我的认知里，没有人对我拳脚相加，没有人对我言语辱骂，他们没有在霸凌我，是我太敏感，他们都很好。 后来，妈妈在其他同事那里知道了我在班上的遭遇，她气到发抖，却也没有办法。只好花了一千块钱去商场里给陈老师买了一条丝巾，希望她能对我好一点。 陈老师没有推拒，照单全收，仿佛这就是她应得的。 然而她回报我们的，却是将我的座位从班上中间的位置，调到最后一排，调到班上最讨厌我的同学身边。 我的地狱开始了。 每日冷嘲热讽是必备，偷我东西是加餐。我不敢拒绝，因为她在班上学习很好，是站在金字塔尖的学生。 我知道，我在她眼里，就是一个无论如何欺负都不会反抗的软柿子。 但我也是人，我也有自尊，我也会觉得难以忍受。 我受不了她在我面前炫耀成绩，受不了她各种撒娇卖萌去讨陈老师欢心，更受不了自己明明学习更努力却永远也赶不上她。 我开始厌学，具体表现是迟到，因为父母绝不会因为我在班里待不下去，就给我请假。 每当我早上快步跑进班里，我都能看到陈老师愤怒地眼神。我不是不怕的，但比起这个，我更愿意少在这个班待哪怕一分钟。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陈老师去找我妈妈，她用那种独有的厌恶又为难的表情说：“邢老师，我也很理解雨沫在班里的处境，知道这孩子有点个性，和其他同学都相处不来，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迟到，影响班里评优评奖吧。” 妈妈喏喏地称是，带着点讨好地说让您费心了。 陈老师道：“还有一件事情，孩子这成绩一直上不来，我也挺忧心的，她上课不认真听，下课也不来问问题。您说，这可怎么办？” 妈妈能如何，只能当着她的面将我痛骂一顿，骂到陈老师都有些不好意思，她又反过来劝妈妈，道：“邢老师，消消气，只要孩子好好学，也还是个好苗子。”她面向我道：“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别不好意思，知道吗？” 我点点头，看着妈妈千恩万谢地把人送走，回头看着我，平复了一下气息道：“妈妈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强忍了半个小时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妈妈抱着我，一遍遍地说：“别哭，不是你的问题。” 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等这句话已经等的太久了，久到连我自己都快放弃自己了，才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告诉我，这一切不是我的错。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高一下学期期末，陈老师把分文理的志愿单发给我们，让我们回家和父母商量过后，填好单子，明天上交。 我回家之后将事情告知父母，父母觉得我可以考虑一下学文。不光是因为我的理科成绩实在不占优势，更是因为他们见多了我在深夜痛哭的样子，不愿让我再任人欺凌。 我有些犹豫，在实验班的这一年，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坚定自己学理的信念，在文科课上几乎无人认真听讲，全体一致刷理科作业，连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我的文科基础几乎为零。 父母表示尊重我的选择，最后我在志愿表上填上了“理科”俩个字。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日子我还要再过两年，想想都觉得恐惧。 陈老师拿到我的志愿单时，没有表露出半分不悦，只是问了我一句：“你想好了吗？”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颤抖。 期末考试前半个月，班里组织一场考前小测，题量大时间短，最后交卷的时候我连名字都来不及写就被收了上去。 成绩很快下来，陈老师很满意，她拿着卷子说道：“同学们考的都很不错，绝大多数都上了九十分（满分一百），只有一名同学不及格，这次小测的难度基本和期末考试的难度一致，希望大家在期末考试中也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一会我念到名字的同学上来拿自己的卷子。” 陈老师一个一个的念着名字和成绩，同学们上前领着自己的高分试卷，一个个笑开了花。 我看着讲桌上的卷子越来越薄，在最后一张卷子被拿起来之前，没有人不及格。 陈老师拿起那张卷子反复看了几遍，眼睛瞟向我，而后道：“42分，没写名字。我把卷子放在张贴栏上，没有卷子的同学自己下课来拿吧。” 顷刻间，天崩地裂。 我忍不住把头埋在手臂，眼泪夺眶而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努力，成绩依然那么差！我更不知道为什么陈老师要这样羞辱我，她明明就认出来那张卷子是我的，为何要把它示众！ 我对陈老师的恨意达到了顶峰。 隐隐地，我听到了同桌和周围人幸灾乐祸地说：“就是她没及格，这么简单的卷子，你说她是不是有点傻？” 我抬起头，同桌卷子上鲜红的“99”刺痛了我的眼，令我怒火中烧。 凭什么？学习好就可以随便嘲笑同学吗？ 我死死地瞪着她，撕碎她试卷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她被我瞪得有些畏惧，将卷子护在胸前道：“你要干什么？我告诉老师了！” 我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一下子冷静下来。 是啊，撕了她试卷之后呢？她只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帮凶，她背后的陈老师又如何会站在我这边？ 我重新趴回桌子上，这一节课都没有再抬起头。 我没有勇气当着所有同学的面，拿回自己的卷子，所以只能任他们站在张贴栏前，对着卷子指指点点，假意捂着嘴说悄悄话，声音却大的整个班都能听得见。 “我听说她学理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抽风了。” “就是，她根本就不配待在一班，趁早滚出去得了，免得拉班里平均分。” 一字一句都在扎我的心，但我只能装作听不到。 一直到放学，我留到最后，才敢将卷子拿回来，看着上面鲜红的“42”，我的耳边响起了他们的话，我不配留在一班。 我像个疯子一般冲到妈妈办公室，哭着跟妈妈的说：“我要学文，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妈妈叹了一口气，直接找到校长那里改了我的志愿。 这件事很快便传到陈老师那里，达成了目的的她，便不再针对我，让我在高一一班最后的那半个月时间里，过得还算舒心。 等到我上了高二转到文科班之后，我依然没有能够摆脱在高一时留下的阴影，我调节了近半年的时间，才从抑郁的状态里走出来。 经过了高二高三两年的努力，我以全市文科前五百名的成绩进入了自己心仪的大学，成为了母校的优秀学子，其他人眼中的聪明学生。 可每当我想起陈老师的时候，心中的恨意便难以平息。 在其他人眼中，她是一个多么好的老师，待人有礼，业务过硬。 而她对我的无视，对我的嫌弃，以及她对班里同学有意无意的引导，都是因为我学习不好，态度不行，与她无关。 毕竟她从未说过我笨，从未体罚过我，也从未左右我的文理科选择。 她用一种冷暴力的方式，将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摧毁。 我时常在想，为何她对我的态度前后反差这么大，仅仅是因为我拉低了班里的平均分吗？ 后来我才得知，刚上高一的时候，妈妈参与竞选德育主任，但因为身体原因落选。陈老师见妈妈没有了利用价值，而我也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自然就没有必要在我身上下功夫。 在我高中毕业之后，妈妈和陈老师偶尔也会在学校碰见，陈老师总是很尴尬地和妈妈打过招呼后，快步离去。 她是否也有一瞬间后悔当年对我的所作所为呢？ 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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