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中国幕府制度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周代战国时期。其时，七国争雄，养士成风，最为著名者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竞相招贤纳士，号称“四公子”，他们的门下食客多至数千人。甚至一些官宦之家也有舍人之类。虽有鸡鸣狗盗之徒混迹其内，而出类拔萃的人才，如齐之冯、赵之毛遂等亦大有人在。蔺相如出仕之前亦曾是宦者令缪贤家中的舍人，后经主人荐之赵王，卒成一代名相。这些食客、舍人，或为主人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或奉委承办事件，虽非国家官员却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四公子”所以名噪一时，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实则多借食客之力。他们同主人之间只有私人情谊，并无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主对客随意进退，客对主来去自由。凡此种种，与后世之幕僚极为相似，可姑且视为中国幕府制度的萌发时期。其后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渐趋定型，大约在汉代已形成制度，而到了唐代则兴旺发达起来，出现空前未有的盛况。至于幕僚的名称，则又有从事、参军、记室及长史、司马、别驾等等，名称不一而职能相同，都是地方主管官员或奉命出征的统兵将帅自行招聘的辅佐人员。“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从事、参军、记室之属，故英隽之兴，半由幕职。唐汾阳王郭子仪精选幕僚，当时将相多出其门。”[1]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经久不衰，六部九卿以至州县，主管官员无不聘有幕僚协助处理钱粮、刑名、文案等务。大将军年羹尧“网罗英杰，凡瑰闳奇特之士，与博弈挞鞠，擅一长一技者，靡不收置幕下。”[2]湖广总督毕沅则广收幕僚编写书籍，其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实多借幕僚之力。 这些人或精通政务，笔下流畅，或善理钱财，熟悉律令，正好弥补科甲出身的官员不习政务的短处。所以，他们凭借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办事能力，包揽钱粮，代办词讼，掌握很大一部分实权，在封建政权体系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主管官员必须对他们敬之以师，待之以宾，修资丰厚，礼仪周全，称之为幕宾、幕客、幕友、师爷之类，不得以属员视之。他们亦往往自恃其才，礼仪稍疏，即拂袖而去。而幕僚之间则师徒相承，自成体系，平日声息相通，有事死力相护，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所以，有的人招聘幕僚，其主要目的不在治事，而是为了借以勾通上下左右之间，尤其同上司间的声息。也有的官员懒于政务，养尊处优，把经管钱粮、办理诉讼、草拟文稿、清理账目诸务一概交幕僚处理，从而使他们得以从中操纵把持，这就使本已腐败的吏治更加腐败。雍正帝即位之初，曾下令将六部的幕僚逐出京城，移往涿州一带，并相应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经过这番整顿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种种积弊并没有根本改变，直到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依然如此。 不过，对于未入政坛的士人来说，充任幕僚可以收到历练政务、增长才干的效果，不少人曾在青年时期充任幕僚，而后成为名臣，显示出幕僚制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所以，一些考场失意的士子多乐于充任幕僚，一则可借以维持生计，一则可获得历练政务的机会。不过要胜任这一工作，尤其做一个好的刑名师爷，“必求申、韩老手，北面师事，朝夕切磨，积数年之久，方可出而应世。”[3]这样，培养合格的幕僚也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一些有名气的幕僚则不仅广收门徒，且往往著书立说，为学幕者编写教材。于是，《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幕学举要》《刑幕要略》等相继刊行于世，遂使佐幕之任成为一项专门学问，名之曰“幕学”。这也是中国幕府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然而，这都是讲的清初至道光末年的情况，也是平时的一般情况。及至咸、同两朝，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情况又为之一变，形成清代幕府制度史上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 鉴于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政府。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于种种原因，对地方大吏尤为加意防范。他们把各省的兵、政、财、人及司法各权分开，地方官员各负专责，各有隶属，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大权独揽，自行其是，遂使各项大权实际上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到顶峰。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旗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就财权而言，各省地丁等项收入都要上报户部，听候指拨，督抚不得擅动。就人事大权而言，三品及其以上官员的任命，由军机处根据考绩拟名呈进，由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自四品及以下官员的任命，则一分为三，分别由皇帝、吏部、督抚掌握，各有定额，不得侵混。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来，清政府财政拮据，兵不堪战，不得不依靠各地督抚征厘募勇同太平军、捻军作战，一时形成犬牙交错、各自为战的局面。这样，清王朝的安危存亡就主要系于这些统兵大员身上。然而，他们所用的兵员主要是“兵为将有”的自募自练之勇，所用军饷主要系劝捐、厘金等自筹之银，而所行之事则多与国家定制相悖，倘若囿于文法，拘于旧章，必致寸步难行，束手待毙。正像曾国藩总结的那样，“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4]于是，他们为了扭转战局，适应独立作战的需要，包揽把持，独断专行，将昔日束缚他们手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一破坏，把过去与之比肩而立、三宪并称的布政使、按察使贬为自己的属员，遂使兵、政、财、人等各项大权集于一身，本属中央政府的权力落入地方督抚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无可如何，只好听之任之。与此同时，各地督抚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办的事务和对各种人才的需要也大大增加。若在平时，聘请几个幕僚，至多十个八个，也就足可应付。而此时的督抚勇要自募，饷要自筹，粮台要自办，劝捐、征厘、办理盐务，在在需要人手，原有属员不敷分配，实缺官员本有定额，只好多多招聘幕僚，将幕府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后勤机关，依靠幕僚解决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于是，地方分权和幕府制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在办理军务、赢得战争的旗号下迅速膨胀，一时形成地方拥兵、督抚专政的局面，幕府制度亦随之兴盛起来。其时，用兵各省普遍如此，尤以湘、淮各军，曾、胡、左、李各帅最为突出。他们虽非建立幕府、征厘筹饷的先行者，但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战场充任主力，办理最著成效，其幕府亦成为典型。而规模之大，人员之众，成就之高，影响之深远，则又以曾国藩幕府最为称盛。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翰林出身。历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先后担任礼部侍郎、兵部侍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钦差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他在从军、从政的过程中，设置了大批办事机构，一则治事，一则育人，不仅于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且培养出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据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52人，官至督抚、堂官者达26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学者、文学家和科学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分为军政、粮饷两类。其军政办事机构有十余个，论其职能略分以下几种。 （一）秘书班子，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曾国藩称之为“幕府”，而笔者则名之为秘书处。它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对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主要是草拟咨、札、函、奏，管理文书档案，人员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另外，有时还帮助曾国藩出谋划策和调查、处理重要事件。秘书处的任职条件除“忠实可靠”外，还必须通晓政务，文学优长，尤其是草拟奏章者必须为上上之选。由于他们工作性质重要，且与曾国藩最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好，得保最易，得缺最早，使其他人员望尘莫及。同曾国藩关系密切而后又地位显赫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先后在秘书处任职。 （二）思想文化机构，包括采访忠义局和编书局。采访忠义局简称忠义局，又称采访忠义科，其主要任务是采访在战争中为清王朝“阵亡”、“殉难”的官绅，汇总事迹，由曾国藩奏请建立专祠、专坊，以扶持礼教，维护风化。实际上，这是曾国藩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的一件思想政治工作。该局工作人员主要有陈艾、汪士珍、方宗诚等。编书局简称书局，主要任务是刊刻名籍。其工作人员中有不少宿学名儒，如刘毓崧、刘寿曾、张文虎、李善兰等。 （三）军事和情报机构，包括营务处和采编所。营务处略似今日军中之参谋部，而职权稍有不同，其任职条件是文武兼备，沈葆桢、李榕、李元度等都曾任职其中。采编所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降人、难民和侦察活动搜集和整理太平天国的战略情报，编纂《贼情汇纂》一书，其工作人员主要有张德坚、邹汉章、程奉璜等。 （四）司法机构，包括审案局、发审局和查圩委员。审案局大约于咸丰三年初设立，主要审理湖南地方案件，其承办人员有厉云官、刘建德等。曾国藩“东征”后审案局改名发审局，有时也称发审所，成为幕府中的常设机构，遇有案件，即交发审委员审理。这一时期大多审理军中犯案，如万瑞书抢劫粮台案，李金旸“通贼”案等。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为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都曾设立发审局以审理案件。在发审局任职的人员主要有张丞实、李沛苍、李兴锐、吴汝纶等。同治四至六年在皖、豫、苏、鲁剿捻期间，曾国藩还曾仿照湖南“清查土匪”的办法，派遣大批查圩委员赴捻军老家蒙、亳一带查圩，以整顿和重建地方基层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割断当地绅民同捻军的联系。查圩委员握有生杀大权。他们按照曾国藩的命令，对一切靠拢湘、淮军的士绅，不管过去是否从苗从捻，一律加以提拔、重用、奖励；对一切不愿为其所用的士绅，即使从未从苗从捻，也要加以撤任和惩办；对一些回乡捻众或同捻军有联系的人，更是大加捕杀。曾国藩为了多捕多杀，对查圩委员以杀人多少定功过，多杀者大加鼓励，心慈手软者严厉斥责。不少人开始缩手缩脚，被斥后胆大妄为，滥捕滥杀，遂被视为“能员”。查圩委员主要有桂中行、朱名璪、薛元启、尹沛清等。 （五）善后机构，包括善后总局及团练、保甲、田产、工程、抚恤等局。湘军攻占安庆和江宁之后，曾国藩曾先后在两地设立善后总局，下设团练、保甲、田产、米粮、工程、子弹、火药、抚恤等局，以维持秩序，清查田产，催收钱粮，供应军需，救济灾民等。负责这一机构的人员主要是李榕、庞际云、洪汝奎等。 曾国藩的粮饷筹办机构分为供应和筹款两大系统。供应系统包括粮台、报销局和军工企业。粮台分为行营粮台、中转粮台和后路粮台，其总的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而不同的粮台则又有其不同的具体任务和工作特点。行营粮台又称支应粮台，主要负责对前线各军的供应。它一般随曾国藩湘军大营一起行动，有时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也常于行营总粮台之外另设台、所，如祁门粮台、徐州粮台、安庆与金陵银钱支应所等，以就近解决前线某军或数军的供应问题。这些台、所实际上也属于行营粮台之列。行营粮台的经办人员主要有李瀚章、张韶南、隋藏珠、王延长、李兴锐、李鸿裔、李作士等。中转粮台又称转运粮台或转运局，主要有岳州转运粮台、汉口转运局、清河转运粮台和灵宝粮台。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居间转运，其经办人员主要有夏廷樾、胡大任、吴世熊、钱鼎铭、薛书常等。后路粮台主要有长沙粮台、南昌粮台以及驻扎江宁的北征粮台，其主要任务是准备钱物以应行营粮台之需，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也负责外出采购或组织监制。此外，设在长沙的后路粮台还负责向裁撤回籍的湘勇发还欠饷，向新募湘勇提供就地训练和路途行军的费用。后路粮台的经管人员主要有裕麟、厉云官、李桓、孙长绂、彭嘉玉等。 报销局主要有吴城—湖口报销局、安庆报销总局、金陵报销总局，分别负责办理几个不同时期的军费报销事宜，其经办人员与行营粮台的人员大致相同。 曾国藩兴办的军工科技机构主要有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驻美中国留学生局。其中两所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新式枪、炮、弹、药及大小轮船以应军需。轮船分兵轮、商轮两种，兵轮用于作战，商轮用于军中运输。同时，江南制造（总）局还担负新轮操练和驾驶、管理人员的培训任务。翻译馆属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一部分，兼有外语教学和翻译、出版三项任务。驻美中国留学生局的主要任务是办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招生、遣送和在美学习等事务。首批留美学生分军政、船政、科学技术三项专业，都是与军事有关的。在上述机构中担任科技、管理、制造、训练、教育、翻译、出版等工作的中国人员主要有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吴大廷、丁日昌、冯焌光、李兴锐、陈兰彬、容闳等，另外还有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籍人员。 粮饷筹办机构的筹款系统，主要有各地劝捐局、饷盐局、厘金局、盐务局及其为数众多的下属分支机构。劝捐局包括衡阳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汉口劝捐局，以及设于各府、州、县的分局，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其主要任务是劝谕富绅出钱助饷，按各例捐官章程折成实收，依资填发执照。饷盐局主要是樟树镇饷盐总局及下属局、卡，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招商承运的办法，将浙盐运往江西销售，从中抽收税金，以应交户部之盐课抵该部应拨曾国藩一军之饷，故称此盐为饷盐。办理劝捐与饷盐的人员主要有黄赞汤、万青黎、万启琛、郭嵩焘、胡大任等。 厘金局包括湖南东征局、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江北厘金局、韶关厘金总局及其下属分局、厘卡，广布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六省，其主要任务是向行商、坐贾征收厘税，按期解送粮台以充军饷，各省皆有定额，不得贻误。对各厘金委员亦以收款多少计功过而定奖惩。厘金征收办法一般是按照货价值百抽一，而江西与湖南则有所不同。江西厘金自同治元年开始两起两验，实际税率已大大超过百分之一。湖南东征局则于湖南征收的厘金外再加抽五成，实际上与重征无异。厘金各局于咸丰十年五月起陆续设立，同治四年前后陆续移交各省办理，其间解款成数也屡有变更。设立之初所收款项全部解送曾国藩粮台，本省不得扣留。自同治二年起各省开始提留，三成、五成、七成先后不等，直到全部停解，交由本省征收。经办厘金的人员主要有黄冕、郭崑焘、恽世临、胡大任、李桓、李瀚章、孙长绂、万启琛、李宗羲等。 盐务局包括泰州招商总局、大通招商局、瓜洲盐务总栈、江西督销局、湖北督销局、淮北督销局、武穴督销分局、新堤督销分局及其下属分支机构，主要分布于湖南（其督销局由东征局兼任）、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监督淮盐运销，征收与查验盐税，借以筹集军饷，而不同种类的盐务局其具体任务则又各有侧重。泰州招商总局负责整个淮盐的招商承运工作，瓜洲总栈负责长江过往盐船纳税单据的掣验事务，大通招商局兼理招商承运和过往盐船的厘金征收两项任务。其他各督销局则负责所在省、区的岸销事务：一是平抑盐价，防止暴涨暴跌；一是维持引岸秩序，监督盐船、贩夫，禁止跌价抢售或越序争购。此外，为了使淮盐畅销，增加税收，曾国藩还派人在各通商要道、水陆码头设立盐卡，加抽盐税，以减少邻省私盐入境。其中较为著名的盐卡有吴城、湖口、万安、新城等卡。办理盐务的人员主要有张富年、刘履祥、程桓生、李宗羲、杜文澜等。 曾国藩幕府能以超越胡、左、李诸人，成天下一时之最，则又有他个人方面的特殊原因。第一，他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实为他人所望尘莫及。就个人资历而言，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他中进士时，曾国藩已是二品大员。左宗棠中举之后三试礼部而不中，长期充任馆师和幕僚。胡林翼入仕早于曾国藩两年，但其官运不佳，直到咸丰四年投靠曾国藩时，方刚刚被任命为贵州的一个实缺道员。就当时的实际地位而言，左、李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胡亦曾是曾国藩的部下，三人位至封疆皆有曾国藩的奏荐之力，其高下之分是不言而喻的。就个人拥有的权力而言，胡得任封疆最早，但从未担任过钦差大臣，左、李担任钦差大臣则都是同治五年的事。而曾国藩自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一再加任，殆至同治二年，已身兼五钦差大臣之职，过去由何桂清、和春、张芾、周天受、袁甲三、多隆阿六人分掌的权力，统统握在他一人手中。这在有清一代以至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就所管辖的地域而论，胡林翼限于湖北，左、李亦至多两省，而曾国藩则管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之地，节制四省（外加浙江）军事。这也是其他三人所无法相比的。就统兵而言，曾国藩统兵最多时达12万人，仅由他供饷的军队即近于10万之众。而其他三人之兵一般只有四五万人，最多也不过六七万人，皆不能与他相匹敌。毫无疑问，兵多饷需亦多，地广方便于筹饷。战事最紧张时，曾国藩曾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六省设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后又在三江两湖遍设局、卡征收盐课，先后敛银不下3000万两，所揽利权之广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这样，他既有需要，又有条件，其幕府规模最大，人员最多，也就全在情理之中了。第二，曾国藩在士林中的声誉和地位也是其他三人所无法比拟的。胡、左、李三人皆有真才实学，亦堪称有清一代之大手笔，但若论治学根底和在士林中的名气，却远不如曾国藩。曾国藩学兼汉、宋，尤善词章，早在道光末年为官京师时，即已称誉士林，闻名全国，故能将刘毓崧、周学浚、李善兰等宿学名儒一一聘请入幕。这也是其他三人所不能及的。 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随着战争形势和曾国藩个人地位的变化，其发展过程亦呈现出形成、发展、鼎盛、萎缩四个不同阶段。 （一）形成期，大约为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出办团练至咸丰七年（1857）二月弃军奔丧。这是曾国藩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他事事草创，不断碰壁，客军虚悬，无权无位，兵微将寡，屡遭挫败，既无太多的事可做，也无太多的钱养士。而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充任曾国藩幕僚，虽有风险承担，却无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可言。所以，所设办事机构较少，办事人员也不多。这一时期的军政办事机构主要有秘书处、营务处、审案局、发审局（所）、情报采编所。粮饷筹办机构主要有行营粮台、岳州转运局、汉口转运局、长沙后路粮台、南昌粮台和衡州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樟树镇饷盐总局及其所属分支机构。这一时期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降革人员和地主阶级的血性书生，如郭嵩焘、刘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苍、程桓生等。 （二）发展期，大约为咸丰八年（1858）六月再出领军至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攻陷安庆。这一时期，由于曾国藩统兵渐众，饷需日增，且事机较顺，处处得到两湖及江西地方官员的支持，尤其是咸丰十年六月受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后，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改变，对士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遂使机构益增，人员益众，设置渐趋齐备，幕府渐具规模。这一时期，除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湖南东征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等筹饷机构相继成立外，还增设了山内（又称祁门）粮台、吴城—湖口报销局、江西总粮台、东流总粮台、安庆银钱支应所、江西支应局以及两江采访忠义局、江西递文所等。同时，办事人员大大增加，幕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李鸿章、李宗羲、李兴锐、李榕等，都是这一时期入幕的。由于对太平军的战争胜败未分，曾国藩大营迁徙不定，险象迭出，立足不牢，所以不少人仍望而却步，入而复出，幕僚时聚时散，人数仍不太多。 （三）鼎盛期，大约为咸丰十一年八月进驻安庆至同治七年（1868）六月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这一时期，曾国藩有权、有位、有地盘、有官衙，对太平军的战争稳操胜券，在统治阶级中的声望越来越高；加以统兵骤增，需饷孔亟，用兵、筹饷、恢复地方政权和文化事业在在需人，征聘日广，荐举日众，充任曾国藩幕僚一时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即无做官之念者也以一与交往为荣；遂致机构设置日增，投效人员日众，“拚命做官”者去而复返，遁迹山林者出游幕中。军政办事机构中的编书局、安庆善后总局、金陵善后总局及其所属机构，供应机构中的金陵粮台（后改北征粮台）、徐州粮台、清河转运粮台、灵宝转运粮台、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筹饷机构中的广东厘金局、江北厘金局、泰州盐务招商总局、瓜洲盐务总栈、大通招商局、江西盐务督销总局、湖北盐务督销总局、淮北盐务督销局以及长江沿岸和皖北各地的盐务厘卡，都是在这一时期设立或接管的。曾国藩幕中的一些重要或知名人物，如“文学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汉学家刘毓崧、刘寿曾，数学家李善兰，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留美归国的容闳，以及后来官至军机大臣的钱应溥等，都是这一时期投入幕府的。此时的曾国藩幕府，机构最多，人员最众，声望最高，盛极一时，无论古往今来，抑或同时流辈，都无人能与之相比。 （四）萎缩期，大约为同治七年七月剿捻战争结束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去世。这时，战事基本结束，各项制度渐复旧制，战争期间设置的一些机构有的精简裁并，有的移交所在省份地方官员接管，遂使幕府萎缩，机构骤减，得以保留的只有秘书处、营务处、忠义局、编书局、报销局、军需总局（由北征粮台改名而来）、各种盐务机构、军工科技机构等，新设机构只有中国驻美留学生局（又称留美学生事务所）、补习学校。有的机构，如秘书处、营务处等，虽名称依旧，人员却大为减少。这样，整个幕府用人大减，而前来投效者却络绎不绝，遂使曾国藩大有人满为患之感，不得不将一些有用人才荐往他处，平平之辈赠金遣回，并四处写信劝人不要来营求差，不要再荐幕僚。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江南制造总局不断发展，所用科技、翻译和管理人员较多，在幕僚中所占比例增加。不过，由于江南制造局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二人合办的，幕僚究竟属于谁的门下不易辨明，只能根据情况作一大致区分。 总之，曾国藩幕府直接为战争服务，与地方政权相结合，实际上是他统兵作战的参谋部与后勤部，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权组成形式和培养人才的学校。同时，它又是中国幕府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清代咸、同年间督抚专政、地方分权的产物，对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所以，研究曾国藩幕府这一课题，对于进一步了解曾国藩集团和中国幕府制度，乃至中国近代史，都是有所助益的。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这一重要课题，总是泛言者多，深究者少，致使事过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时，研究这一问题的专门著述仍只有一书一文。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实际上只是一个83人的人名录，尚不及实有人数的四分之一。同时，由于他同治四年方始入幕，为时较晚，仅据眼见耳闻，所知多有局限，尤其对前期幕僚，知之甚少，多有遗漏。曾在曾国藩幕府担任要职而后又官至二品者，如沈葆桢、庞际云、勒方锜、厉云官、万启琛等均未提及，而一些过往游客，如吴敏树、王闿运、俞樾等却被拉入名单。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不过依照薛福成开列的名录略增数人[5]，摘录有关传记编排而成，全书仅6万字，且有不少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则尚无一部研究曾国藩幕府的专门著作，有关文章亦不多见。前不久见到台北新出版的《曾国藩的幕僚群》一书，但其有关幕府与幕僚部分，却基本上是李鼎芳一书的翻版，虽字数略有可观，仍没什么学术价值。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则不外有二，一是档案缺乏，资料分散；一是概念不清，界限不明。前者使欲行是事者不免有事倍功半之虑，望而却步，不肯躬亲一试；后者则使人们囿于旧说，难以将这项研究深入一步。按照曾国藩自己和一般人的通常说法，所谓幕府与幕僚，专指那些在幕主身边出谋划策、草拟文件及办理书启、文案的人员。但若囿于此说，就很难揭示出曾国藩幕府的实际状况和时代特点。薛、李二人未能将这项研究深入展开，与此亦不无关系。他们所列八九十人，多属从事“文事”的文秘人员，但却又有一批办理粮台、厘金、营务、军工科技及忠义局、编书局的人员，如李瀚章、甘晋、李宗羲、李兴锐、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混杂其间，在体例上显得颇形混乱。这说明他们对于界定曾国藩幕僚的标准并不明确，基本上接受了上述说法而在实际上又不能严格遵照办理，加以他们采用以人系事的办法，以各人的特长分类，而对于这些人的在幕时间与所任职事却多不详，遂使幕僚之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唯一根据就是曾为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的见闻与记忆。这就使后来而有心者很难着手，只可在此基础上小打小闹，修修补补，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笔者认为，曾国藩的幕府和幕僚不应限于身边文秘人员，实际上他所新设的各种机构[6]都属于他幕府的范围，其中的办事人员，即所谓“委员”，都是他的幕僚。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7]据笔者考订，曾国藩在其从军从政的近二十年间，所设机构不下数十，幕僚总数超过四百[8]，实际上要比薛福成、李鼎芳开列的名单多出三倍以上。同时，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摈弃了他们那种以人系事的做法，直接从曾国藩幕府的组织机构入手，先查它的机构设置、主要职能、实施方针、办理成效，再查其中的办事人员以及他们的在幕时间、所任职事、幕中活动、一生经历。然后进一步考察了曾国藩的人才思想、用人方针、培养方法、荐举手段，以及曾国藩幕府的发展过程与胀缩规律，幕中的主客关系和相互影响。最后又将曾国藩幕府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从中国幕府史的角度考察了它的历史成因和地位，并对曾国藩及其幕府对晚清政局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不过，由于资料与水平所限，这种研究仍属于初步的和基础性的，很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且其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以求改进。 第2章 军政办事机构 书名： 曾国藩幕府 作者名： 朱东安 本章字数： 30196字 更新时间： 2020-06-22 14:07:25 阅读人数： 146927 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分为军政、粮饷两大系统。其军政办事机构主要有秘书处、营务处、采编所、审案局、查圩委员、善后总局，属于思想文化性质的采访忠义局、编书局也归于其中。 秘书处 曾国藩自出办团练直至去世，身边一直有一些秘书人员帮助他出谋划策、办理事务。这些人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随行有专门的车、船，驻扎有专门的宅院，在所有幕僚中地位最尊，情面最厚。曾国藩称这班人为“幕府”，实际上是他的“秘书处”。秘书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奏、咨、批札，办理书启、文案。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草奏的只管拟奏稿，办批札的只管拟批稿，甚至负责草拟奏稿的人也有分工，如赵烈文就只代拟涉外奏稿，陈方坦则只代拟与盐务有关的奏折、函札。办理书启的人员不仅负责对来函提出处理意见，还负责代拟复函。为明确责任，处理过的信函，都要盖上自己的名章。在一些曾国藩收函的原件上，至今保留着“要”、“复”、“应复”、“不复”、“已复”、“自复”等处理意见和收函时间、编号、办理时间以及“旉”、“筱”等个人印章。 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9]。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隶再回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不仅公文令人代拟，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时甚至“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10]，对幕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11]。收入文集的半截文章《刘忠壮公墓志铭》就是明证。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12]，“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13]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办保案为苦。”[14]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15]这就很难得心应手。因此，曾国藩幕中虽然人才济济，高手如云，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16]因为人员经常流动，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调动工作和保举升迁），得之甚难，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时已出幕独领一军作战）、张树声都为他拟过奏稿。 曾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人员有一二百人，有名可稽者之百余人只是其中较有地位、名气的那部分，而那些仅任抄写、收发、保管等一般事务性工作的“小委员”则未留下姓名，无从稽考，只好略而不计。由于人数较多，现根据入幕时间将其秘书人员分为三组：咸丰二年底到咸丰七年二月入幕者为第一组；咸丰八年六月至咸丰十一年底入幕者为第二组；同治元年正月至同治十一年二月入幕者为第三组。 咸丰二年底至咸丰七年二月入幕的秘书人员主要有：刘蓉、郭嵩焘、黄冕、陈士杰、李元度、章寿麟、彭嘉玉、罗萱、左楷、赵烈文、胡心庠、丁铭章、施恩实、陈光亨、汪元慎、何源、陈斌、方翊元、程桓生、莫祥芝、许振祎、吴廷华、冯卓怀。兹将其在幕时间及所任职事分述如下。 刘蓉、郭嵩焘是曾国藩青年时代的朋友，也是他的早期幕僚。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出办团练之始，刘、郭二人就跟随左右。此后，刘、郭二人时走时来，帮曾国藩出谋划策，做了不少事。咸丰三年夏，刘蓉回家葬母，郭嵩焘随同江忠源、罗泽南等赴援江西。后又随江忠源赴湖北，九月回湖南湘阴。这年八月，曾国藩已由长沙移驻衡州。十二月，郭嵩焘赴衡州，与曾国藩、罗泽南、曾国葆等商定湘军水陆营制。咸丰四年二月复奉委与夏廷樾主持湖南劝捐事宜。刘蓉自回家葬母，本不愿再出，后闻江忠源败死庐州，遂幡然改计，返回衡州，于咸丰四年二月再入曾国藩幕[17]。不久又随其弟刘蕃回家。刘蓉何时返回曾国藩湘军大营现尚不可考，而曾国藩兵败湖口，狼狈逃入罗泽南陆营时，刘蓉已在军中却是确凿无疑的。此后刘蓉几次要走，都被曾国藩留住，称只有等郭嵩焘到来才能放行。咸丰五年三月郭嵩焘自湖南原籍抵南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刘蓉即日求归。曾国藩欲留无词，提出以诗相挽。刘蓉“戏谓诗果佳即不行也”，并相约“但使我读之即笑”为佳诗。曾国藩“亟意作诡趣语”，成长诗一首，名曰《会合》。刘蓉“读之不觉失笑”[18]，遂留幕不行，继续为曾国藩做事。四月，曾国藩迁湘军大营于南康，郭、刘随同迁往。八月，刘蓉随罗泽南回援湖北。十月，其弟刘蕃在湖北蒲圻战死，刘蓉运柩回里发丧。从此长期在家乡居，直至咸丰十年十一月应聘入骆秉章幕，并于次年正月随其入川。在此期间，曾国藩曾几次致函邀其入幕，刘蓉都没有应召。 是年十一月，曾国藩命郭嵩焘赴浙办盐务。咸丰六年正月，郭嵩焘偕周腾虎同赴杭州。五月初一日，郭嵩焘由浙返抵南昌，八月十二日别曾国藩返湘。自此郭嵩焘乡居一年又三个月，直到咸丰七年十一月离家北上返京供职。此间曾国藩也曾去信相约，但他却终未再返曾国藩幕中。郭嵩焘、刘蓉与曾相交最早，关系最亲，思想最为相近。他们在幕中的主要职能大约是出谋划策，在重大问题上帮助曾国藩拿主意。曾国藩在一封邀请刘蓉入幕的信中说：“吾不愿听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19]《郭嵩焘年谱》中几次提到奏派郭嵩焘“办捐务”、“盐务”（详见下文），留刘蓉“赞军务”。[20]胡林翼在推荐刘蓉的奏疏中也说他在曾国藩幕中“参议军谋，竭诚赞助。”[21]这说明，郭嵩焘侧重于筹饷，刘蓉侧重于军务，帮助曾国藩草拟有关军事的函批之类。由于前期关于幕僚的分工不明，记载不详，只能做个大概的推测。 黄冕约于咸丰三年底应曾国藩专函邀请入幕，曾建议曾国藩多造三板炮船，以适应水师内河湖汊作战之需。曾国藩接受了这一建议，从而大大提高了湘军水师的战斗力。黄不久即离幕返回湖南原籍。咸丰十年六月，曾国藩以饷项匮乏，请黄冕会同郭崑焘、恽世临等人筹办湖南东征局，为曾国荃等军筹集军饷。黄冕为此积极活动，奔走呼号。其后办有成效，多借其力。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委派李瀚章等赴广东办厘，初拟派黄冕同去，后因黄事务缠身，未能同往。同治二年，黄冕补授云南迤东道道员，畏于路途遥远不欲赴任，曾国藩遂将其奏留江皖差遣，令其赴安庆行营协助自己制定淮盐行销章程。同治三年事竣销差，仍回湖南办理东征局局务，直到同治四年五月东征局撤销。 黄冕知识渊博，阅历甚深，兵事、吏事、厘务、盐务无不精通，对江南财政、吏治更是了如指掌。多年来，尤其在曾担任两江总督之后，遇有疑难之事，常常向他虚心请教。黄冕则感其知遇之恩，不仅于办理东征局事不遗余力，每当曾艰难竭蹶之时，为他排忧解难，积极出谋划策，助其拟定军政大计。如同治元、二年间三江地区天灾频仍，军粮短乏，而淮盐又在湖南滞销，黄冕即建盐米互市之议，动员湖南米商贩米至江、皖，然后贩运淮盐至湖南行销。其后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政，恢复淮盐引地，所定各项章程亦多处采纳黄冕的建议。曾国藩为报答黄冕的帮助，于东征局汇保一案之外，又专片奏保恽世临与黄冕二人。结果，恽世临超升湖南巡抚，而黄冕则因名声不佳（早年曾受过革职处分）而仅得云南迤东道实缺，加以年迈路遥，只好称病辞职，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曾国藩深知黄冕好以财利动人，专用奸邪之徒，早成众矢之的，再加奏保，必然引起连章弹劾，只好温语抚慰，就此作罢。在众幕僚中，出力很大而又没有得到优缺者，黄冕是唯一的一个。 李元度、陈士杰、彭嘉玉、章寿麟、罗萱都是曾国藩的早期幕僚。李元度是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兵败岳州时入幕的，与曾国藩“同住一舟，司奏折、信缄等件”。[22]当时形势危急，人人退避，连曾国藩的老朋友“刘郭”都“苍黄各顾家”。[23]李元度却“闻岳州之败，星驰来赴”。[24]所以，曾国藩终生感激李元度，认为他是自己患难与共的部下。其时，同在幕中的还有陈士杰、彭嘉玉、章寿麟。他们几人在幕中所司何事尚不清楚，大约属于出谋划策之类。据载，在是否进攻靖港的问题上，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彭主张进攻靖港，陈、李主张坚守长沙，章寿麟则缄默无言。王闿运诗中所言“此时缿筒求上计，李谋陈断相符契。彭公建策攻下游，捣坚禽王在肯綮。弱冠齐举我与君，君如李广默无言”[25]就是说的这次有关攻守大计的讨论。可见，他们都是曾国藩身边的亲近幕僚。章寿麟是彭嘉玉的外甥，当时年纪轻，地位也低，是所谓“小委员”。他所以出名是因为曾在靖港败后救过曾国藩的命。据李元度和章寿麟讲，湘军初立，精兵已去湘潭，曾国藩欲率留守长沙之十营湘军进攻靖港，李、陈坚决反对，曾国藩不听。他们请求随行，曾国藩不许，而以遗疏、遗嘱密授李元度，如遇不测，请其分别转交湖南巡抚和曾的家属。李、陈预料曾国藩进攻靖港必败，兵败必死，遂秘密谋定，令章寿麟潜伏曾国藩座船舱尾，不令其察觉。当曾国藩兵败自杀，身边人员齐来挽救时，曾国藩张目大骂，“众不敢违，将释手矣。价人自后舱突出，力援以上”，并谎称“湘潭大捷，某来走告”[26]，将曾国藩抱到一只小船上，救了出来。因其地名曰铜官峡，故章寿麟于曾国藩死后，绘成《铜官感旧图》一幅，并作《铜官感旧图自记》详述其事，广泛征题。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吴汝纶等都在上面作序或题诗。章寿麟死后家人以《铜官感旧图题咏》为名刊刻发行，使这段往事得以广为流传。 咸丰四年六月，曾国藩于长沙整军后再出作战，李元度和章寿麟继续随行，彭嘉玉离幕而去，陈士杰亦回籍省亲。不久，陈士杰复出佐粮运。咸丰五年湘南民众起事，陈士杰回籍专治团练，后经曾国藩多次邀请，皆不肯返回幕府。同治元年，曾国藩奏保陈士杰补授江苏按察使，并荐其领淮军赴援上海，陈亦没有应命。同治四年闰五月，曾国藩在江宁设北征粮台，专门负责剿捻各军的供应，札委彭嘉玉经理。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设报销总局，复令彭嘉玉帮同李兴锐、王延长办理军费报销事宜，直至同治七年十一月事竣撤局。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出，章寿麟重返幕中，曾国藩派他监印。曾国藩驻祁门期间，章寿麟尚常在身边出现，而咸丰十一年八月湘军攻占安庆前已署江西新建县知县，其何时离幕不详。 罗萱是咸丰四年七月在岳州入幕的，在幕中“掌书记”[27]，实际上是曾国藩的贴身秘书。曾国藩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咸丰四年自岳州“强掣君以俱东”，数年间由武昌、九江以至南康，“君展转相从，跬步必偕，余或口占书疏，君辄操笔写录。或危急之际君甘心同命，而外则美言相温。诸将或轻重不得，辄为之通怀，使各当其意以去。”[28]咸丰五年正月，曾国藩重建内湖水师，移扎南康，岸上无陆师维护，形孤势危，欲建陆师而乏带兵将领。李元度锐意带兵，一再申求，曾国藩犹豫再三批准他招平江勇一千，在身边护卫。罗萱是咸丰六年三月从曾国藩身边离去的，原因也是曾国藩兵力单薄，犹乏将才，令其改司营务，领江军六营自成一军，同李元度、邓辅纶等攻打抚州，罗从此结束了秘书生涯，直接带兵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再出领军，复于咸丰八年八月调李元度入营，管理营务处。咸丰十年五月奉命回籍募勇，也离开曾国藩幕府。 左楷籍隶长沙，大约咸丰四年曾国藩驻扎长沙时“受知于侍郎曾国藩，辟入幕府”[29]，随军进攻湖北、江西的太平军。咸丰四年十二月曾国藩兵败湖口，湘军水师一部逃往湖北休整，一部被困于鄱阳湖内，遂令刘于浔建立江军水师，并派左楷协助，左从此离开曾国藩幕府。 赵烈文曾前后三次入曾国藩幕府。第一次在咸丰五年，由周腾虎推荐，曾国藩下聘金百两请其入幕。赵烈文欣然从命，于是年十二月至南康大营。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本想借以显示湘军军威，令其折服。不料赵烈文回到南康大营对曾国藩说：“樟树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之“怫然”，使赵“未便深说”，且自尊心受到损伤，深感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决心离去。恰在这时接到家信，言母有病，赵即向曾国藩“乞归”。[30]曾也未甚挽留。显然，曾对赵虽颇欣赏，亦未尝不以狂放书生视之。五天之后，正当赵烈文将行未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败溃的消息，殆赵向曾辞行，曾坚问何见周军不可恃，赵不愿再说，但以不幸而中逊辞搪塞。显然，曾国藩已经改变了对赵的看法，而赵却去意甚坚。曾国藩不好意思将他强留于危城之内，只好嘱以家中无事，望其早来相会。赵烈文别后数年，本已无意再返幕中。不料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苏、常，赵烈文无处安身，全家逃往上海。咸丰十年六月，赵烈文受好友金安清之托，为求曾国藩就盐政某事上一奏折，才不得不于七月来到东流大营，拜见曾国藩。曾国藩对赵的到来极为欢迎，多方劝其留在幕中，并特专折奏调籍隶常州的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骏谟、华蘅芳、徐寿六人赴安庆大营委用。其实，周、赵、华、徐四人这时已到了安庆，他这样做的目的除招揽其余二人速来幕府外，主要还是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赵烈文表示欲先赴湖北看望胡林翼，答应归来后就充任曾之幕僚。于是赵烈文同欧阳兆熊于九月二日前赴武昌，直到同治元年正月才回到安庆。其时胡林翼早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去世，只因消息迟到，让他二人空跑一趟。赵烈文在幕府中的工作主要是为曾国藩草拟有关对外事务的奏折。同治二年二月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身边缺乏拟奏之人，曾国藩特派赵烈文于是年五月赴雨花台湘军大营，充任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在这里干了一年多，直到同治三年九月，曾国藩将两江总督衙门迁至江宁，赵烈文才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在这一年之中，赵烈文颇有曾国藩派出之“小钦差”的意思，曾国荃亦未敢以幕僚视之，故仍算曾国藩的幕僚。由于赵烈文忠于职守，给曾国荃提了不少好建议，全心全意地为曾氏兄弟着想，虽没有完全为曾国荃所接受，但却进一步取得曾国藩的信任。赵对曾国藩也愈益佩服。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北上剿捻，考虑到赵烈文家境困难，特奏保他为直隶州知州，分发浙江候补。赵烈文则坚决不肯离开曾国藩，并正式拜曾为师，愿意等曾国藩剿捻回来，仍充任其幕僚。同治六年初，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赵烈文闻讯从浙江赶赴江宁，第三次投入曾国藩幕中。从此，二人关系更为密切，说话更为投机，数年之间几乎天天见面，夜夜谈心，赵对曾佩服得五体投地，曾亦视赵为无话不谈的心腹幕僚。同治八年初，曾国藩刚抵直隶总督任，就立即将赵烈文等人调赴直隶。是年十月，赵烈文补授直隶磁州直隶州知州，至此才离开曾国藩幕府。 胡心庠于咸丰四至七年间曾在曾国藩幕中办理书启和粮饷支应。咸丰八年十月，曾国藩再出带兵驻扎江西建昌期间，接受左宗棠的建议，决定在江西“设一枢纽，以速文报”，打算“即以胡心庠蔚之管理此事”。[31]这时胡已是江西候补知县，受江西粮台派遣，与丁应南共同经管江西支应局，负责曾部湘军的供应。不久，该支应局撤销（递文局不知所终，大约亦于此时撤销。因曾国藩已离开江西），胡心庠又先后在湖口、吴城办理报销、厘金等务。咸丰九年七月，曾国藩路过南康，胡心庠前来迎接，已是星子县令。可见，在此之前胡心庠已离开曾国藩幕府，唯其离开的具体时间不详。 陈光亨、汪元慎、何源、方翊元出入幕时间不详。咸丰五年十二月赵烈文至南康大营，曾拜谒幕府陈光亨、汪元慎、何源、方翊元诸人[32]，可见他们均在曾国藩幕中任职。其后方翊元长期在幕中任事。曾国藩再出领兵，方翊元复于咸丰十年春应约返回幕府。现知同治二年五月方翊元已署安徽和州直隶州知州，其何时离幕不详。何源约在咸丰十一年夏间已赴承德行宫，亦不知其何时离幕。 莫祥芝原为湖南候补县丞，咸丰四年正月入幕，随军东下，曾国藩“尝令登山了望，绘图以定攻守之策”。[33]其工作与罗萱相似，当为曾国藩的身边秘书。曾国藩再出领军，莫祥芝复于咸丰八年七月入幕，奉委管理行营粮台军械所。咸丰十年，曾国藩、胡林翼率兵围攻安庆，委莫祥芝署理怀宁县县令（驻石牌），后因与曾国荃不和被劾革职，调回大营差遣。同治元年奉札赴祁门粮台银钱所任职。同治三年九月，经曾国藩奏准署江宁县令，离开曾国藩幕府，但仍为其办事。 许振祎咸丰三年入曾国藩幕，司书启、咨、奏。咸丰六年出幕，与邓辅纶等领军在进贤、东乡等地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再出领军，许振祎复于咸丰八年七八月间入幕，办理书启，有时也草拟奏稿。曾国藩称其长于书启，公牍少逊。咸丰九年中江西乡试举人，仍留曾国藩幕中任职。同治二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出幕。 吴廷华咸丰六年六月经其同乡洪汝奎推荐在南昌大营入幕。咸丰九年经洪汝奎推荐，再次入幕，不久外出领军，离开曾幕。 程桓生原为广西同知衔试用知县，因事革职，咸丰四年五六月间随广西候补道李孟群调赴湖南，充任曾国藩幕僚，负责草拟咨、奏、函、批等文件。曾国藩再出领军，程桓生复于咸丰九年十一月由安徽赶赴湖北黄梅曾国藩大营，重返幕府，仍任旧职。咸丰十一年五月，李金旸、张光照递解东流大营，曾国藩委程桓生、彭山屺审理，随即双双正法。同治二年八月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政，于江西省城南昌设江西督销总局，委程桓生主持。同治六年二月补授两淮盐运使，仍为曾国藩经办盐务兼理江北厘金局。其何时离开江北厘金局，时间不详。 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早在道光二十年二人即开始交往。道光二十四年又做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深言密意，关系非同一般。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移住衡州，冯卓怀前赴衡州入曾国藩幕府，九月离去。十一月领功牌100张，在宝庆为曾国藩劝捐筹饷。咸丰十年十一月，冯卓怀任四川万县令，应曾国藩奏调，再次入幕，为曾国藩巡察碉堡。咸丰十一年正月，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拂袖而去。同治十年三月又赴江宁拜会曾国藩，只作游客，不再充任幕僚。 咸丰八年六月至十一年底入幕的秘书人员主要有李鸿章、左宗棠、杨象济、冯焌光、李榕、郭崑焘、郭笙陔、王敬恩、欧阳兆熊、陈鼐、穆其琛、李士棻、张裕钊、柯钺、何应祺、刘瑞芬、梅启照、程鸿诏、周成、王香倬、阎泰、陈鸣凤、刘崧、聂琪。 李鸿章于咸丰八年十二月入幕，初奉命编练马队未成，继随曾国荃进攻景德镇，后在秘书处任职，负责草拟咨、札、批、奏之类，甚受曾国藩器重，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也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规，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34]可惜李鸿章聪明太过，不能与老师患难与共。咸丰十年曾国藩兵困祁门，李鸿章以祁门非用兵之地，建议撤走，遭曾国藩拒绝。不久，复为参奏李元度事与曾国藩发生意见分歧，李鸿章遂于同年九月借口溜掉，脱离险地。当时李鸿章已实授福建延建邵道道员。他打算赴任而又心中无数，便致函正在福建原籍的沈葆桢询问当地情况与赴任得失。沈劝其万不可赴任，他只好打消此念。李鸿章进退不得，在江西闲住了近一年。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湘军大营移于东流附近江面，安全得到保证，李鸿章便听从郭嵩焘的劝告，决心返回曾幕。恰这年五月，湘军攻克太平军赤冈岭坚垒，李鸿章驰书祝贺，借此试探曾国藩的态度。曾国藩接书速报，热情邀请，李鸿章遂于是年六月初再次入幕。曾国藩对之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十月中旬，上海士绅公派钱鼎铭赴安庆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无兵可派，决定令李鸿章在合肥一带招募新勇，按湘军营制编练淮军。于是，李鸿章成为新建淮军之统领，并于同治元年三月率湘、淮军7000人分批乘轮船赴援上海，从而结束了其幕僚生涯。 左宗棠咸丰十年闰三月在安徽宿松入曾国藩幕，四月即因事返湘。在此二十几天中，左宗棠为曾国藩出谋划策，“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35]，自与一般游客不同。故在曾国藩幕僚名单中留下了左宗棠的名字。 郭崑焘为郭嵩焘胞弟，曾长期在湖南巡抚幕中充任幕僚。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二次出山，奉命援浙，所带部队全是由湖南巡抚拨来的，与他关系并不密切。曾国藩恐指挥不灵，临行特地把郭崑焘拉入幕中充任幕僚，一方面请郭崑焘代自己草拟咨奏，一方面让他帮助自己协调与各将领之间以及各将之间的关系。因郭崑焘是拟稿好手，又与湖南巡抚所属诸将熟悉，他们有些不愿与曾国藩讲的话都与他讲，从而使曾随时都能掌握各将领的思想情况，所以郭崑焘确实帮了曾国藩的大忙。但是，郭崑焘却不愿离家远行，也不愿离开湖南巡抚幕，被曾国藩央求不过，勉强答应，相约“送至玉山即归”[36]。所以虽经曾国藩一再挽留仍不愿多住，十一月底即随刘长佑一起由建昌返湘，在幕中前后只有四个多月。其后曾国藩曾多次函请，郭崑焘都没有响应。咸丰十年，曾国藩在长沙设湖南东征局，郭崑焘为主要成员之一。他白天在巡抚衙门上班，夜晚在东征局办事，两项事务一身承担，成为东征局与湖南巡抚的联络纽带，为曾国藩出了大力，为东征局出了大力。但后来生活奢侈，任用私人，弄得声名狼藉，曾国藩闻之极为反感，亦无可奈何。同治四年五月，东征局裁撤，郭崑焘仍为湖南巡抚衙门幕僚如故，但与曾国藩再没什么关系。 与郭崑焘同时进入曾国藩幕府的还有郭笙陔，他在幕中掌管书启。郭嵩焘在信中称他为“笙陔叔”，估计可能是郭嵩焘兄弟的远房叔叔。咸丰八年十一月底，郭崑焘离开曾国藩幕时，郭笙陔仍留幕中。这年除夕，曾国藩还曾与他一起“吃年饭”，以后则不见记载，不知所终。 王敬恩，约于咸丰十年九月入幕，办理书启，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病死幕中，在幕尚不及一年。 欧阳兆熊系咸丰十一年二月入幕。当时曾国藩困守祁门，幕僚甚少，李鸿章又因李元度事辞别而去。曾国藩人手缺乏，就写信邀请自己的老朋友欧阳兆熊“至营”。据其后人讲是“商榷要政”[37]，大概是负责草拟咨、札、函奏之类，因这时幕中并无草拟文件的高手。四月初，曾国藩将大营迁往东流江边，欧阳兆熊随同迁往。这时胡林翼生病甚重，因欧阳兆熊颇懂医道，曾国藩就派他赴武昌为胡诊治。九月二日，欧阳兆熊同赵烈文一起由东流起行赴武昌。其时，胡林翼已于八月二十六日病死，迟至九月初三日，曾国藩方收到讣闻，使欧阳兆熊空跑一趟。欧阳兆熊即由武昌返回湖南故里。同治二年四月，欧阳兆熊重返曾国藩幕中，次年主持书局。自同治四年五月起，曾国藩日记中未见记载，大约曾国藩北上剿捻、调赴直隶他都未随行。同治九年十二月，即曾国藩由直隶调回两江后不久，欧阳兆熊又回到曾国藩幕中，直到曾去世，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话、下棋。这一时期他所任职事不详（自同治八年起书局改由洪汝奎主持），大约只是闲住。 李榕是通过郭嵩焘的推荐方为曾国藩所知的。咸丰九年正月，曾国藩奏调郭、李二人，咸丰帝只批准李榕一人。六月李榕抵江西抚州曾国藩湘军大营，充任幕僚，在营务处任职。十二月，曾国藩与胡林翼领兵进攻太平军重点据守的太湖，恰遇曾国荃请假回籍，所部吉字营群龙无首，曾国藩遂札派朱品隆、李榕充作营务处，朱管战守，李管禀报。实际上是由朱、李二人共掌统领大权。故曾国藩有时称“委派朱、李管营务”，有时就迳称“札派朱品隆、李榕为统领”[38]。咸丰十年正月末，太平军弃太湖而走，湘军乘机进围安庆。闰三月，朱品隆、李榕率军进扎集贤关外。四月初，曾国荃返回军营，李榕亦回到曾国藩身边，大约仍在营务处任职。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藩设安庆善后总局，委李榕主持。十一月，经曾国藩奏保署理江宁盐巡道，任事如故。同治元年秋，奉命募督标兵钧字五营，援助江、皖各路。同治二年三月成军，先后转战于江西、安徽各地。是年十月，补授浙江盐运使，经曾国藩奏留督军防皖南。同治四年四月遣散全军，返回幕府，负责草拟文件。五月随曾国藩北上剿捻。同治五年七月补授湖北按察使，从此离开曾国藩幕府。 冯焌光是经人推荐于咸丰九年十一月曾国藩驻扎宿松时入幕的，负责办理书启。咸丰十一年底至同治元年初，曾奉派赴广东购买洋枪和望远镜等。同治元年九月惊闻其父死于新疆伊犁，其庶母亦在戍所，孤苦无依。冯焌光只得远赴伊犁，设法迎回其父的棺木和眷属。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奉委管理厂务，直到同治十年为李兴锐所取代。 陈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宿松时入幕，所任职事不详，但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甚得赏识。多年来，陈鼐出出入入，常在曾国藩身边。同治八年，曾国藩抵直隶总督任所，奏调一批人充任幕僚，陈鼐为其中之一，并于是年五月行抵保定。同治九年六月，曾国藩奉命赴天津查办教案，陈鼐随行办事。当年十月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陈鼐留于直隶，从此离开曾国藩幕府。 柯钺咸丰十一年十月在安庆入曾国藩幕府，办理书启，有时亦草拟折稿。同治元年秋将全家迁驻安庆，从此常在幕中，不离曾国藩左右，成为少数亲近人员之一。同治三年七月一日，因哀伤劳累过度病死幕中。 穆其琛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奉曾国藩札调入幕，办理文案。同治元年闰八月经曾国藩奏保署理无为州知州，离开幕府。 李士棻咸丰十一年七月在东流入幕，其后常在幕中出现，曾送珍本书给曾国藩，并求曾为其题字。其所任职事亦不详。以善作诗受到曾国藩赏识，赠诗有“时吟大句动乾坤”之语。同治三年十一月，曾国藩续办金陵汇保之案，李士棻列名其中，当时已是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奏请免补本班，以同知直隶州仍留江西补用。大约此时仍在幕中，唯其何时离幕不详。 张裕钊是从胡林翼幕府转入曾国藩幕中的。早在咸丰五年张裕钊即与曾国藩相识，在曾国藩日记中，常有为张裕钊改阅古文的记载。胡林翼死后，张裕钊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来到曾国藩幕中，曾国藩令其专修古文，不事他务。曾国藩认为，在其诸弟子中，古文方面最有前途的是张裕钊和吴汝纶。张裕钊亦谨遵师教，不负厚望，一面在书院讲学，培养人才，一面研究古文，从事写作。他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在古文方面不断进步，成为曾国藩门下最有成就的学生。 何应祺咸丰八年十二月在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初在秘书处办理书启、批札之类，后转入营务处任职。约在咸丰十年入湖南东征局任职，直到同治四年东征局裁撤。其后时出时入，断断续续，直到同治十年仍在幕中活动，在他的集子中留下不少有关诗篇，只是所任职事未有明确记载，其离幕时间亦不详。 梅启照咸丰十一年十月在安庆入幕。不过，他一入幕就担负重要工作，地位非同一般。例如，当时因扣留逃税英船发生对外交涉，曾国藩即令梅启照前去查问。第二天英国海军官员带领军舰前往安庆面见曾国藩进行交涉，出于外交礼仪，曾国藩即派曾国荃、李鸿章、梅启照三人代表两江总督登舰回拜。同治八年五月迁江宁布政使，奉曾国藩委派接办江宁报销总局局务，会同江苏布政使办理剿捻各军军费报销事宜，直至事竣。 程鸿诏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在安庆入幕，办理书启。在曾国藩来函原件中至今保留着不少带有“旉”字的印记。他在幕中时间甚长，直到同治五年初仍在曾国藩身边活动，其后不见记载，离幕时间则不得而知。 刘瑞芬、周成、王香倬的情况则更为简单。王香倬于咸丰十年二月在宿松入幕，负责管理文案。此后断断续续，他的名字时常出现于曾国藩的日记之中。周成是通过洪汝奎的推荐，于咸丰十年十一月在祁门入幕的，同治元年十二月去世，所任职事不详。刘瑞芬咸丰十一年在东流入幕，同治元年三月随李鸿章赴援上海，离开曾国藩幕府。其在幕中所任职事不详。 阎泰、陈鸣凤、刘崧咸丰八年七月入幕，负责管理行营文案。聂琪大约咸丰八年入幕，咸丰九年十月曾国藩汇保攻克景德镇有功人员曾列名其中。同治二年又奉札与袁西焘等一起绘制地图。其何时离幕不详。 同治年间入幕的秘书人员主要有郭柏荫、刘瀚清、方骏谟、袁西焘、李子真、杨万锦、张复、王瑞征、阎禹邻、唐翰题、周学浚、何璟、李鸿裔、孙衣言、陈方坦、凌焕、屠楷、钱应溥、向师棣、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王定安、倪文蔚、勒方锜、庞际云、任伊、萧世本、游智开、陈兰彬、唐焕章、曹耀湘、刘金范、赵景波、沈梦存、仇善培、贺麓樵、张锦瑞、欧阳侗、曾化南、蔡家馨、孙莘畬、张晖垣、陈济清、祝垲、俞晟、蔡贞斋、邓良甫、王鸿训、李传黻、黎竹林、王镇镛。 郭柏荫原为户部郎中，同治元年入京引见，奉命交曾国藩差委，被派赴安庆行营充任幕僚。同治二年授苏松粮道，离曾国藩幕。 刘瀚清、方骏谟是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奏调的常州士绅中的两位。刘瀚清原为胡林翼幕僚，负责草拟奏稿，颇为胡看重，已保至候选同知。咸丰十年常州被太平军占领，刘瀚清闻讯辞归，同治元年十月应命再出，投入曾国藩幕府。方骏谟入幕稍晚，他是同治二年正月到达安庆大营的。同年底曾国藩接到总理衙门文书，令各省绘制地图，曾国藩遂命袁西焘负责此事，刘瀚清、方骏谟协同办理。同治三年六七月间，方、刘二人绘图工作完成，共绘长江图1幅，安徽省图1幅，安徽府县图13幅。经曾国藩验收合格，三人便一起到秘书处工作，刘瀚清负责草拟奏稿，方骏谟负责草拟函稿。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北上剿捻，刘瀚清最初没有随行。不久即赶赴临淮关大营仍司旧职。曾国藩对刘瀚清不甚欣赏，称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疏笺牍不甚合式”[39]。最使曾国藩反感的是他缺乏“急公好义”的精神。同治五年曾国藩驻扎周口剿捻，正当人手缺乏之际，刘瀚清闻家中有事，即不听劝告，执意请假回籍。曾国藩挽留不住，只好同意。同治六年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后，刘瀚清重新回到曾国藩幕中，但从此受到冷遇，曾国藩始终不肯为他奏保实缺，虽经其同乡赵烈文一再求情仍然无效。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北上就直隶总督任，没有带刘瀚清同行，事后也没有奏调。方骏谟亦于此时离开幕府前赴徐州，投入徐州道吴世雄幕中继续充任幕僚。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再返两江总督任，刘瀚清亦返回幕府。同治十年七月曾国藩为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在上海设预备学校，委派刘瀚清为预备学校校长，令学生出国前入校学习中、西文字一年，以适应国外学习、生活需要。同治十一年容闳带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后，其后三批学生预备期满陆续派送，皆刘瀚清一人料理。不过此时曾国藩已死，他已自然转为李鸿章的幕僚。 参加绘图工作的人员还有袁西焘、唐翰题、聂琪。袁西焘、聂琪即如上述。唐翰题曾奉命绘制江宁府全境地图，并于完工后向曾国藩禀明交代。三人出入幕时间皆不详。 李子真，出入幕时间不详，同治二年九月前后在幕中，专为曾国藩誊写家信。 杨万锦、张复入幕和出幕时间不详，同治元年初二人均在曾国藩幕中管理文案，赵烈文曾几次向他们借阅和归还文件。 此间在幕中担任文案工作的还有王瑞征、阎禹邻二人，他们与聂琪、杨万锦、张复皆列名金陵保案之中，唯其出入幕时间不详。 周学浚同治元年四月入幕，次年十月开始做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教授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外甥王兴韵、女婿罗兆升三人读书。同治三年九月随曾国藩迁往江宁，次年三月被曾国藩礼聘为尊经书院山长，并举行隆重仪式，曾国藩行四拜礼，以示尊敬。 李鸿裔是由胡林翼幕府转入曾国藩幕中的。他原为礼部主事，咸丰十年入胡林翼幕，胡死后，复于同治元年秋冬应调入曾国藩幕，负责草拟折奏，甚受曾国藩赏识，是少数亲近幕僚之一。但其治事缓慢，所分公事往往不能按时完成，若时间紧迫，则不得不将其未完成的工作再行分配一次，令幕中同事代劳。故常常遭人埋怨。大约同治三年秋冬或同治四年初转入金陵善后局，专办工程。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李鸿裔随同前往，经曾国藩奏保署江苏粮道。同治五年补授徐海道（驻徐州），总办营务，兼理徐州粮台。同治六年二月迁江苏按察使，仍常在曾国藩左右，直至次年七月因病免职。 孙衣言同治二年二月经曾国藩札调入幕，办理营务，同治元年转入秘书处。此后时出时入，断断续续。同治八、九年间以候补道署江宁布政使，奉委会同江苏藩司张兆栋主持江宁报销总局，办理剿捻期间湘、淮各军的军费报销。 陈方坦同治二年十月入幕，专管草拟与盐务有关的咨、札、函、奏。此后长期追随曾国藩，除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期间分离两年外，一直充任曾国藩幕僚。 凌焕是曾国藩剿捻期间入幕的，同治六年二月已在幕中，唯其具体时间不详。同治七年曾国藩调任直督，凌焕没有随行。同治九年闰十月曾国藩再次回任江督，凌焕复入幕府，直到曾国藩去世，一直在秘书处任事。 屠楷是同治二年正月入幕的，负责草拟奏折。此后一直在曾国藩身边工作，直到曾国藩剿捻受挫，中途返回两江。同治七年曾国藩赴直督之任时屠楷没有随行，事后也没有奏调，大约是此时离幕的。 钱应溥原为军机章京、吏部主事，同治元年四月加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草拟奏折。钱应溥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亲和伯父都是著名学者，本人亦学有根底，文笔流畅，甚受曾国藩赏识，在幕僚中很有名望。入幕之后，除几次请假短暂离营外，一直在幕中充任幕僚，直到曾国藩去世。 向师棣是通过曾国藩的一位老朋友严仙洲（向的姑父）的推荐于同治元年四月入幕的，先在行营粮台银钱所帮同洪汝奎办理支应事宜，后又襄办营务，大约在同治四年三月转入秘书处。是年五月随曾国藩北上剿捻，专治文书，十一月在军营病死。 蒋嘉棫同治元年二月入幕，专事草拟奏折。同治三年九月接办安徽牙厘总局，直到同治六年十月仍任是职。其后事迹不详。 黎庶昌同治元年奉旨分发安徽，交曾国藩差遣，同治二年三月入幕，委派善后局，专司稽查保甲。同治三年六月复委办金陵善后事宜。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北上剿捻，调黎庶昌随行，在秘书处负责草拟奏折、批札。同治五年九月回籍丁忧。同治六年九月重回幕府。同治七年九月经曾国藩奏准，以直隶州知州留于江苏补用，从此离开曾国藩幕府。 吴汝纶是通过方宗诚的推荐，于同治四年十月在徐州入幕的。同治七年曾国藩调任直督，吴汝纶随行。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返任江督，吴汝纶又随同返回江南，直到曾国藩去世，一直充任曾国藩的幕僚。 薛福成同治四年闰五月入幕，负责办理咨、奏、书启之类。此后一直在幕中充任幕僚，直到曾国藩去世。 王定安是分发江苏的候补知县，经人推荐，于同治四年九月入曾国藩幕府，在秘书处任事。同治七年五月出任江苏崑山知县，暂离幕府。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返任江督，王定安复返回幕中，仍事旧职。 倪文蔚同治四年四月曾国藩已决定聘其入幕，后因北上剿捻，倪文蔚祖母年高，须他服侍，不能远征而止。但从此之后，曾国藩每年致四百金以为薪资，实际上已把他列入幕僚之列。同治五年任凤池书院山长，留驻江宁。同治六年初曾国藩回任江督，倪文蔚仍任山长。 勒方锜同治三年三月入幕。五月受曾国藩委派，与安徽藩司马新贻等会讯江西知县石昌猷袒匪杀良一案。十月转入秘书处工作，十一月禀辞离去。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北上剿捻、同治七年十月调任直隶总督，勒方锜都没有随行。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勒方锜重新回到幕中，直到曾国藩去世，一直充任曾国藩幕僚。 庞际云原为曾国藩的门生与家庭教师，同治三年三月投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草拟奏折。七月委办江宁善后局，曾奉命与李鸿裔等会审李秀成案。八月经曾国藩奏准署江宁盐巡道，仍饬办善后局。 任伊同治七年十月前入幕，于曾国藩临赴直督任时转入新任江督马新贻幕府。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回任江督，复回到曾国藩幕府充任幕僚，直到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 萧世本原为刑部主事，后改捐知县分发江南候补，同治七年十一月随曾国藩赴直隶充任幕僚。同治九年六月署天津知县，离开幕府。 游智开原为安徽知州，历任和州、无为、泗州等属，曾国藩称其治行为江南第一。同治八年正月调赴直隶充任幕僚。后出署深州知州，离开幕府。 陈兰彬系经许振祎推荐和曾国藩的奏调，于同治八年二月在保定入幕的。曾先后参与清理积案、赈济灾民等事务。同治九年六月随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据说，曾国藩对该案的处理，主要是采纳了陈兰彬的意见。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返两江总督任，又将陈兰彬调回江南。同治十年七月设驻美中国留学生局，受曾国藩委派任正监督，并于同治十一年三四月间率留学生赴美。 曹耀湘同治十年五月入幕，十月辞归，约定明春复来，以后未见在曾国藩身边出现，不知是否就此出幕。 刘金范、赵景坡、沈梦存皆于同治八年正月入幕。他们都是原直隶总督衙门的幕僚，刘金范系钱粮师爷，赵景坡、沈梦存系刑名师爷。曾国藩抵任后，将他们留用，遂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沈梦存于当年十月辞去，赵、刘离幕时间则不详。 仇善培同治七年十月入幕。他原系江宁“院房”，曾国藩调任直督时将他带往保定，充任文案。 张锦瑞同治二年十月入幕，负责草拟奏折。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北上剿捻，张锦瑞以服阕在即，需回籍办理起复离幕。 贺麓樵同治八年初入幕，任家庭教师，直到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 欧阳侗入幕时间不详。同治三年三月曾为文案房职员，因与同事诸人具禀讦告内银钱所而被曾国藩斥革。 曾化南、蔡家馨出入幕时间不详。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藩奏保穆其琛时，还同时奏称前任四川梁山县知县曾化南、指分江西试用知县蔡家馨二人，“经臣先后留营办事，均属才堪造就”，请求“留于安徽，酌量补用”[40]。其为曾国藩幕僚无疑，只是不知所任何事。 孙莘畬、张晖垣二人出入幕时间均不详。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曾国藩宴请幕友，孙、张为其中之二。 蔡贞斋同治六年六月入幕，大约在次年六月离去。一年之中曾国藩曾几次去“幕府”找蔡贞斋、钱子密谈话，其为曾国藩幕僚无疑，只是不知在幕中所任何事。 俞晟出入幕时间不详。同治三年四月曾国藩会见俞晟，称其“往年在余处当委员，现为湖北知府也”。[41] 唐焕章入幕时间不详，曾与薛福成、李鸿裔、萧世本同为幕僚，唐、李、萧皆为四川人，往来密切，直到曾国藩去世，唐焕章一直在曾国藩幕府充任幕僚。曾死后，唐还奉命护送棺柩回籍。 王鸿训同治三年六月入幕，此后长期在曾国藩幕中，除曾国藩北上剿捻与调任直隶总督期间分离外，一直在曾国藩身边充任幕僚，直到曾国藩去世。 陈济清同治八年初入幕。同治九年九月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前决定将他留于直隶，由此离开曾国藩幕府。 邓良甫同治八年正月入幕，约在同治九年九月离幕，所任何事不详。 李传黻同治八年二月入幕，一直追随曾国藩左右，直到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调回江南，将他留于直隶，荐入李鸿章幕府，继续充任幕僚。 黎竹林约于同治八年十月入幕，同治九年十月随曾国藩返回江南，同治十年八月又在扬州与曾国藩相会。其为曾国藩幕僚无疑，唯所任职事与离幕时间不详。 王镇镛系曾国藩的外甥，国惠妹之子。同治九年四月携眷至保定，留于幕中办书启。同治十年八月离幕回籍。十月随刘锦棠回江宁，不久赴西北办营务。光绪十年十一月死于军营。官至三品衔候补道员。 采访忠义局和编书局 采访忠义局又称采访忠义科，咸丰七年由胡林翼首创。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也仿效胡林翼在湖北的做法，于咸丰十年六月在祁门设立，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和整理在清王朝同太平天国的战争过程中阵亡、被杀或自杀身死的官员士绅资料，由曾国藩汇总奏报请建总祠、总坊，或专折奏请建立专祠、专坊，以扶持名教，维护风化。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发布文告，晓谕远近。其《出示晓谕江南北士民六条》之五“旌表忠义”条称：“本部堂行辕设立忠义科，专查殉节之家，详核事实，兼考世系，或由司道具详，或由府厅州县汇报，或由该家属径禀本部堂，立即建总祠、总坊，其死节尤烈者建立专祠、专坊。凡作有家传、墓志、行述、事状者，准其抄送行辕，本部堂略删改咨送国史馆立传，以彰忠义而示激劝。”[42]实际上这是曾国藩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的一项思想政治工作。 除此之外，设立忠义局的另一原因是为了安置一部分闲散人员，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战乱之中，曾国藩的一些老朋友或一般士人，往往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求救。而这些人中不少人并无一技之长，他处无法安置，于是就把这些人放到忠义局中，拿份薪水养家糊口。反正采访忠义之事不像草拟函奏、筹措粮饷那样往往急如星火，刻不容缓，工作或多或少，进程或快或慢，都不会直接影响战争的成败。所以，忠义局的人员在曾国藩幕府中地位不高，名声不显，除方宗诚仅至实缺县令外，其他人皆未得到实缺保奏。 两江忠义局成立之时，全国还很少这类机构，它虽比湖北晚了几年，但在全国各省中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殆至咸丰十一年秋，清政府令各省设立褒忠局，采访忠义随时汇奏时，曾国藩已先后奏报五次了。 忠义局的任职条件是必须重视气节，热心于扶持名教、维护风化。所以，就学派而论，忠义局的委员多讲习宋学之人。 两江忠义局先后由陈艾、汪士珍主持，其主要工作人员除陈、汪二人外，还有方宗诚、汪翰、李葆斋、杨德亨、汪宗沂、李联琇。陈艾咸丰十年十月在祁门入幕。曾国藩称其“在营多年未尝任以繁剧之职，然与一二贤俊随时匡谏，获益良多”。[43]同治七年，陈艾以母老多病禀请辞差归养，曾国藩批准了他的要求，所有采访忠义局务令汪士珍接办。汪士珍出入幕时间均不详，唯知同治三年十一月曾国藩所办金陵续保之案，汪士珍已挂名其中，并在同治七年接替陈艾主持忠义局的工作。方宗诚同治二年春在安庆入幕，任职忠义局，奉曾国藩之命撰写《两江忠义录》一书。同治八年十月奉调直隶，继续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大约办理书启之类。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返两江总督任，方宗诚留在直隶，不久由李鸿章奏保直隶枣强县县令，结束了其幕僚生活。汪翰出入幕时间不详，初在忠义局，同治二年派赴皖南牙厘局。杨德亨同治元年入幕，同治七年禀请销差，得到曾国藩批准，离开幕府。李葆斋是曾国藩的同年，同治元年入幕，无法安置，乃令其为忠义局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上是冒领干薪，托局务以自存，暂解生活上的窘境。汪宗沂出幕时间不详，其入幕时间大约在同治三年秋冬。传称“东南乱定，以所作（指《礼乐一贯录》）谒曾国藩，国藩时督两江，延任忠义局编纂。因师临川李大理联琇”[44]。由此可知汪宗沂曾在采访忠义局任职，同时在忠义局任事者还有李联琇。 编书局又简称书局，是同治三年四月在安庆设立的，故称安庆书局。同年九月又随曾国藩移驻江宁，遂改名金陵书局。其后两江总督几度易人，书局一直存在。书局初立主要刊刻了王夫之的《王船山遗书》和全本《几何原本》。《王船山遗书》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倾毕生心血撰写的鸿篇巨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多年来未能刊印发行于世。道光十九年，王夫之的孙子王世全始刊刻150卷，湖南著名学者邓显鹤实主持其事，欧阳兆熊赞成之。咸丰四年湘军进攻湘潭，书版毁于战火。这次编书局重刻《王船山遗书》凡322卷，较前增加172卷。 《几何原本》是公元前300年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全书共15卷，明代传入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学者利玛窦曾译出前面六卷刊行于世，而后半部则长期无人翻译。咸丰年间，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续译其后九卷，并为其订正舛误，使之成为最佳版本。译成之初，亦有人刊刻印行，不久，书版毁于战火。同治元年李善兰入曾国藩幕，次年张文虎复来幕中，遂建议李善兰取后九卷重校付刊。为使初学者得一完本，并前六卷一起校刊发行。其后又合金陵、湖北及江、浙各书局之力合刻二十四史。曾国藩对编书局的工作极为重视。他不仅为编书局制定章程，聘请学识渊博、擅长校勘的幕僚和高手匠人专司其事，还对书版的书写、刊刻作了具体规定，力求版本精良，传之后世。对于书局的重要出版物，如《王船山遗书》，曾国藩还亲为校阅，亲自作序。 书局设立之初由欧阳兆熊主持。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北上剿捻，书局由署江督李鸿章主持，令书局刊刻四书五经，以为诸生读本。同治六年初曾国藩回任江督，又令书局刊刻《史记》《汉书》《后汉书》。同治八年初曾国藩已抵直隶总督任，又与继任江督马新贻、湖广总督李鸿章等妥商，改由洪汝奎主持。此时战事告竣，战争期间建立的各路粮台陆续撤裁，唯专为镇压捻军而设于江宁的北征粮台得以保留，改为军需总局，专门供应西征陕甘的老湘营与江宁防军粮饷，仍由洪汝奎经理。编书局经费无着，须由军需局筹措，故令洪汝奎兼理是职。 编书局的任职条件是熟悉经史，兼通小学，擅长校勘工作。故编书局人才济济，尤多宿学名儒，就其学派而言，多为治汉学者。其主要成员除前面提到的欧阳兆熊、洪汝奎、李善兰、张文虎外，还有刘毓崧、刘寿曾、汪士铎、莫友芝、唐仁寿、倪文蔚、戴望、成蓉镜、刘恭冕等。 欧阳兆熊即如前述。洪汝奎早在道光年间即与曾国藩相识，咸丰十一年十月入曾国藩幕。同治元年五月奉曾国藩札委综理行营银钱所支应事宜。同治二年曾国藩在皖南设劝农局，向当地农户贷款买牛，三年还本，令洪汝奎经理其事。同治三年九月随曾国藩迁往江宁，先后经办江宁东南保甲局和西南保甲局局务。同治五年受署江督李鸿章委派办理北征粮台。同治八年正月奉命参与张汶祥案的审理。不久，又奉命兼理书局，直到曾国藩去世，一直充任幕僚。 李善兰同治元年入幕，同治三年四月入书局任职，编书局刊刻《几何原本》主要由他校勘，并为之作《续译<几何原本>原序》。同治七年七月经郭嵩焘推荐，李善兰奉旨调京师同文馆充任总教习、总理衙门章京，离开曾国藩幕府。 张文虎经李善兰推荐，同治二年五月在安庆入曾国藩幕。张文虎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故建议李善兰刊行《几何原本》后九卷。张文虎在书局主要任校勘工作，直到曾国藩去世。 唐仁寿入幕时间不详，现仅知同治五年已在幕中，并参加了《史记》的校勘工作，以为重新刊刻付印做准备。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由直隶返任江督，曾去书局拜见张文虎、唐仁寿，同治十年七月唐仁寿又曾去会见曾国藩。大约直到曾国藩去世，唐仁寿仍在书局任事。 莫友芝是曾国藩的老友。咸丰十一年七月莫友芝探视其弟，在东流大营见到曾国藩，畅谈甚欢，遂留于幕中。同治三年四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编书局，聘莫友芝等分任校勘，直至同治十年十月莫友芝去世。 刘毓崧同治二年十一月入幕，同治三年四月书局初设即任校勘工作。同治六年九月刘毓崧去世，曾国藩复聘其子寿曾入幕，接任其职。刘寿曾离幕时间不详，大约至曾国藩去世前一直在书局任事。 汪士铎原为胡林翼幕僚。胡林翼死后，汪士铎于同治元年到曾国藩幕中。同治三年四月书局初设时汪士铎即任校勘工作，直到曾国藩去世。 戴望出入幕时间不详，仅知其同治六年八月至次年九月确在曾国藩幕中，并将自己所作《论语注》送呈曾国藩审阅。 倪文蔚出入幕时间及所任职事均不详，现据薛福成开列的名录知其为曾国藩幕僚。又据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知其在书局任职。 刘恭冕、成蓉镜出入幕时间不详。据张裕钊《唐端甫墓志铭》[45]，知二人确为书局成员。 营务处与采编所 营务处设立于咸丰六年初。咸丰四年湘军举行“东征”之时，曾国藩曾在军中设立过水、陆营务处，分别由褚汝航与朱孙诒主持。其时，军中仅有大帅与营官，尚无统领之职。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信中说：“来示须派一统带大员等因，历来皆有此席，或称翼长，或称统领，或但称营务处。”[46]所以，这时的营务处，实际上是后来的统领、分统之类，虽名称相同，但与后来的营务处并不是一回事。曾国藩经过长沙整军，陆路只设塔齐布、罗泽南两统领，水路只设李孟群、杨载福、彭玉麟三统领，再不提营务处一事，直到咸丰六年初才重新设立营务处。不过，这时的水师已分为外江水师与内湖水师两部分，分别由杨载福、彭玉麟统领。外江水师由湖北供饷、指挥，而内湖水师则困于鄱阳湖内，仍由曾国藩经营。所以，这时的营务处实际上只是陆军营务处，且职能亦发生变化，由独当一面的统摄大员变成为大帅处理具体事务的助手。殆军务基本结束之后，营务处管理防军，节制诸将，分别由两司兼领，布政使兼总督总营务处衔，按察使兼巡抚总营务处衔。其职能与人员组成则又一变。所以，这里讲的营务处系咸丰六年至同治七年的情况，与此前后时期均有所不同。另外，曾国藩的营务处又有内外之分，统带数营外出作战者称外营务处，在曾国藩湘军大营、不离其左右者称内营务处。外营务处与统领很相似，只有在军中尚无统领或统领暂时离位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咸丰六年统带数营进攻建昌、瑞州的彭山屺、罗萱，咸丰九年带兵进攻安徽太湖的朱品隆、李榕等。不过，这种情况不多，最主要、最常见的还是大营营务处，且其内、外两种不易区分，故这里不再作内外营务处的区别，只作为营务处的不同形式与功能看待。 营务处的职能类似今日军中之参谋部，是领兵大帅处理军中事务的办事机构，“如派何营出队，何路进兵，何起专攻何城，何起分剿何股，均由主帅定计，营务处发令。即杀一人、赏一人亦由主帅专之”[47]；由营务处办理。除作战外，军队平时的操点、训练也由营务处负责。在剿捻期间，曾国藩日记中就记有他与营务处委员一起对湘军各营分别点名的情形。另外，营务处还负有训练和培养人才的责任。李榕在营务处任事之初，曾国藩就同他专门谈论过营务处的此项任务。他说：“营务处之道，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树人之道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镕造就。”[48]所以，曾国藩欲令其幕僚领兵，必先在营务处历练，且往往先在身边充营务处，后以营务处外出领兵，其后有了实践经验，便令其独领一军作战。李榕是经过这个全过程的典型人物。其他则或先或后，形式亦略有区别。只是不知何因，湘军经由营务处而外出领兵者没有大将，只是一些二三流将领。 营务处的任职条件是兼资文武，既懂军事，又文笔流畅。不过由于难得其选，有时合二人之长而作一人之用，或扬长避短，有所偏重。如咸丰九年十二月曾国荃请假回籍，吉字营无人统领，曾国藩就委派朱品隆、李榕充任营务处，领军进扎太平军据守的太湖城外，明令规定朱品隆负责领兵作战，李榕负责军情禀报，二人分工非常明确。再如王錱的哥哥王勋，充任营务处时主要是联络老湘营各路将领，而李元度充营务处时，则连军情奏折的草拟工作亦一并承担。 曾国藩幕僚中先后在营务处任职者主要有朱孙诒、褚汝航、彭山屺、罗萱、沈葆桢、王勋、李元度、杜光邦、李宗羲、李榕、朱品隆、何应祺、姚体备、何璟、刘建德、王家璧、向师棣、孙衣言、李鸿裔、甘晋、张锡嵘、罗麓森、李昭庆、祝垲、沈宏富、朱唐洲、李光久、杨钟琛、李兴锐。 朱孙诒原为湖南湘乡县知县，因与湘军营官熟悉，又同曾国藩关系密切，故咸丰四年二月湘军东征之初曾国藩委派他为陆路营务处总提调，自带一营，并兼理陆路十二营营务。以后因与曾国藩意见分歧，长沙整军后曾国藩身边就不再见到朱孙诒的影子，大约于此时离开曾国藩。 褚汝航原为广西候补同知，是曾国藩专门从广西奏调来的。咸丰三年十一月到衡州，曾国藩派他在湘潭设一分厂，监造战舰。因其熟悉水战，故曾国藩委他充水师营务处。据王闿运讲褚汝航对水上作战的规律并不熟悉，且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彭玉麟等皆湖南人，对他充任营务处心中多有不服，远远尾随其后等着看他的笑话。结果褚汝航在城陵矶附近一战大败，所统前帮水师全军覆没，褚汝航等四名外省营官亦全部战死。此后湘军水师由杨载福、彭玉麟分统，再没听说曾国藩大营中设立过水师营务处。 沈葆桢、彭山屺、罗萱皆是咸丰六、七年间为曾国藩办理营务的人员。沈葆桢原为都察院监察御史，咸丰五年简放江西九江知府。而当时九江尚在太平军手中，无法赴任，便投到曾国藩麾下，先在吴城饷盐局为曾国藩抽厘筹饷，咸丰六年春又为其管理营务。约在是年夏署广信知府，离开曾国藩大营。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藩拟率军入闽，决定在广信府城与铅山县城设转运粮台，委沈葆桢、雷维翰经理其事。后曾国藩改变计划，在建昌另设行营粮台，沈葆桢又离开曾国藩幕。彭山屺原为湘军军官，罗萱原为曾国藩身边的秘书人员。咸丰六年四月曾国藩派彭山屺、罗萱等率湘军六营进攻太平军占领的建昌府城。是年七月刘腾鸿等湖北援军进抵瑞州城外，彭、罗复带兵4000人赴瑞州城外大营，曾国藩委彭山屺总理营务，又以罗萱兼理各营营务。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再出领军，调彭山屺带兵护理粮台，罗萱则再没有返回曾国藩幕中。咸丰十一年五月，彭山屺曾奉曾国藩委派会同程桓生审理李金旸通敌案，其何时离幕不详。 王勋是湘军大将王錱之胞兄，曾国藩再出领军时，所部多老湘营弁兵，以其便于与诸将联系，故于咸丰八年八月令王勋与李元度管理营务。九月初李元度因事回湖南，营务处主要由王勋负责。十二月中旬李元度回营，王勋即请假回籍，以后再没回来。咸丰十年五月李元度回籍募勇，准备带兵援浙。后因计划改变，留守徽州（任皖南道），从此离开曾国藩幕府。杜光邦咸丰八年七月入幕。曾国藩再出领兵重建营务处，以王勋、李元度、朱品隆为委员，以杜光邦为“小委员”。咸丰十年闰三月，景德镇保案列有其名，可见此时仍在幕中。 李榕事如前述。 朱品隆原为李续宾旧部。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再出领军，李续宾特派他与唐义训各带一营充任亲兵，曾国藩即令其与李元度、王勋管理营务。 李宗羲咸丰八年七月入幕，委办内军械所，旋调营务处。咸丰九年署安庆知府，后因病去职。同治元年奉湖北巡抚严树森疏调赴鄂，办理汉口转运局。同治二年正月奉委赴四川万县设局购米解运安庆以充军食。二月札调湖北，主持沙市米局。后又委办汉口转运局，兼办盐务督销。同治三年冬，受曾国藩委派主办江北厘金局，兼理盐务。整顿厘务，制订新章，挑河设栈，振兴盐务，皆由李宗羲一手经理。同治四年正月署两淮盐运使，三月迁安徽按察使，八月擢江宁布政使。经曾国藩奏请暂不赴新任，仍留两淮盐运使本任，经办江北厘务、盐务。是年十月，赴江宁藩司任，奉委办理北征粮台，直到同治八年军务告竣，北征粮台改为军需总局，由洪汝奎接办，李宗羲始离开曾国藩，前赴山西巡抚任。 在此期间，在曾国藩营务处任事者还有何应祺、姚体备、刘建德。何应祺曾在李榕手下工作，曾国藩还专此函嘱李榕“虚己以待之”[49]，唯其离开营务处时间不详。姚体备原为江西庐陵县令，咸丰八年六七月间为曾国藩所知，咸丰十年十月札调祁门大营充任营务处。咸丰十一年五月，曾国藩奏保其署理安徽皖南道，仍总理营务处。不久，曾国藩在屯溪设立厘卡，令姚体备与祁门粮台共同主持。同治元年八月姚体备病故。刘建德咸丰三年二月入幕，初在审案局任事，是曾国藩最早的幕僚之一。咸丰四年出署湘潭县，又以县城失守被议革职。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再次将他调赴行营，委督船工。曾国藩再出领军，刘建德又于咸丰十年二月在宿松入幕，充行营营务处。咸丰十一年九月后即不见其在曾国藩身边活动，其究竟何时离幕不详。 甘晋、向师棣、孙衣言、何璟是同治元年至四年五月北上剿捻前的营务处人员。孙衣言事如前述。甘晋早在咸丰五年四月即与李瀚章一同为曾国藩管理设于南昌的后路粮台。咸丰六年十二月粮台撤销，甘、李离幕。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再出领军，甘晋再次入幕。咸丰九年正月曾国藩在江西吴城开办报销局，办理历年军费报销事件，甘晋为成员之一。咸丰十年五月报销局事竣撤销，甘晋因事暂离。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复又返回幕中，任职营务处，同治元年闰八月病死。向师棣于同治元年四月经人推荐入曾国藩幕，先后在行营粮台和营务处任职。同治四年春转入秘书处，随曾国藩北上剿捻，十一月病死军营。何璟同治二年七月入幕，总办营务处。同治三年五月署安徽臬司期间，曾受曾国藩委派，与藩司马新贻等会审江西知县石昌猷袒匪杀良一案。同治四至六年署安徽布政使期间，复奉委会同江西藩司孙长绂主持安庆报销总局，办理咸丰七年七月至同治四年五月间军费报销事宜。 曾国藩剿捻期间的营务处人员，有王家璧、李鸿裔、李昭庆、张锡嵘、罗麓森、祝垲、沈宏富。李鸿裔事如前述。王家璧早在咸丰元年即与曾国藩相识，咸丰七至八年曾为胡林翼幕僚，咸丰九年回京供职，同治二年奉旨发往安徽曾国藩军营差遣，同治二年八月抵安庆大营，随曾国藩左右办理营务。同治三年二月丁外艰回籍，同治五年十一月复出，仍办营务，随曾国藩驻扎周口，至今其文稿中仍保留着一部分当时杂录的营中探报。是年底回京引见，离开曾国藩幕府。次年，以五品京堂候补发往左宗棠军营差遣。 李昭庆是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曾国藩剿捻多用淮军，故必以李家兄弟办理营务处，方便于同淮军诸将的联络。先邀李鹤章入幕，李鹤章因身体有病不能前往，遂转请李昭庆随同办理营务处。同治四年八月，李昭庆抵徐州曾国藩大营，奉命办理营务，并着手编练新军。同治五年正月，李昭庆新军马步9000人练成，赴周口追击捻军，成为一支游击之师。李昭庆亦离开曾国藩幕府。 张锡嵘在安庆大营与曾国藩相识，甚受器重，曾谓其诵法儒先，坚忍耐苦，足胜将帅之任。同治四年六月曾国藩将其奏调临淮关大营办理营务。不久又令其募灵壁勇1500人，立为敬字三营，练成后即随同湘军作战。同治五年十二月又调其随刘松山军赴援陕西，同治六年正月在西安附近之灞桥战死。 罗麓森同治三年七月入幕，办理金陵营务处，主要负责料理撤营等事。以其办理得力，诸事妥当，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又委罗麓森办理营务处，并令其兼领亲兵两营。同治四年七月曾国藩大营驻扎临淮关时，曾令营务处罗麓森、张锡嵘同他一起集合刘松山部老湘营点名。直到当年九月曾国藩大营驻扎徐州时，罗麓森仍在曾国藩身边活动，其后则事迹不详。祝垲原为直隶盐运使衔候补道，约在同治四年底或五年初经曾国藩咨调抵徐州大营，办理营务处。同治六年二月被李鸿章留军营差遣，离开曾国藩幕府。沈宏富原为云南昭通镇总兵，经云贵总督劳崇光奏请，于同治四年二月奉旨发往曾国藩军营察看委用，到营后委办营务。同治六年二月转入李鸿章军营，离开曾国藩幕府。 杨钟琛、朱唐洲、李光久、李兴锐是曾国藩由直隶返任江督后办理营务处的人员。杨钟琛在幕与办理营务处时间不详。现仅知同治十年五月李昭寿与陈国瑞寻仇斗殴时，陈国瑞曾召集痞混殴辱李昭寿婢妾，为正好途遇的营务处委员杨钟琛所制止、释放。同年七月，曾国藩以江宁防军兵勇过少，缓急不足倚恃，决定在湖南招湘勇3000人，派委朱唐洲、李光久为营务处，梅煦庵为支应委员，负责新勇的募练事宜，并将其带赴江宁。 李兴锐咸丰八年七月入幕，初无职事，曾国藩将之归于“闲散”一类。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由祁门移驻东流，其行营粮台一分为二，留于祁门者称山内粮台，由李兴锐负责，始终其事。同治四年十一月，李兴锐在安庆报销总局办理咸丰七年正月至同治三年六月军费报销事宜，同治六年二月事竣，奉委办理大通招商局。是年十月初二日赵烈文途经此处，曾专门拜访李兴锐，相会二日别去。同治八年初曾国藩抵直隶总督任，奏调李兴锐等赴保定。同治九年六月曾国藩奉旨赴天津查办教案，李兴锐随行，在发审局审讯天津府、县官员与反洋教民众。是年十月曾国藩返两江总督任，李兴锐随其返回江南，综理营务，曾会同彭玉麟规制水师营制。同治十年十月，以江南制造局虚费钱财、成效甚低，曾国藩委派李兴锐取代冯焌光主持局务，直到光绪九年丁母忧回籍，前后达十余年。 采编所大约设立于咸丰四年十月，最初设在湖北武穴，咸丰五年正月移至湖南长沙。采编所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整理太平军的战略情报，编辑《贼情汇纂》一书，大约书成后即撤去。采编所的总纂是张德坚，副总纂是邹汉章、方翊元、邵彦烺，另以李楙、程奉璜任分纂，廖文凤、潘敬暹、谭光藻、谭光炳、黄炳烈任缮写、校对各务。咸丰五年正月太平军大举反攻，千军万马沿江而上，采编所人员四处逃散，迁至长沙后只余下张德坚、程奉璜、邵彦烺三人，其余则不知去向。 张德坚初为湖北抚辕巡捕官，对来自太平天国的情报特别感兴趣，有闻必录。自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弃武昌东下以来，关于太平军的传闻越来越多，这些传闻多出自逃人、难民之口，张德坚四处采访，口问手记，刻意搜集。其后随湖广总督吴文镕驻扎湖北堵城，经常化装至太平军驻地侦察，有时也参与对逃人、难民的鞫讯，获得资料渐多，日积月累，居然成帙，编成《贼情集要》一书，到处向地方大吏投递，但均未引起重视。咸丰四年九月湘军攻占武昌，张德坚经刘蓉的介绍投书曾国藩。曾国藩对他的做法极为赞赏，遂将其调赴武穴行营，并把历次作战中获得的太平军文件统统交他收阅，专门设立采编所，委他为总纂，并配备助手，令其编辑《贼情汇纂》一书。该书编成后，张德坚曾寄给曾国藩审阅，其本人亦于咸丰五年夏秋之际赶赴南康大营，返回幕府。这年十二月，赵烈文曾在南康大营见到张德坚，并与之相识。其何时离幕不详。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藩接受丁日昌的建议，再次邀张德坚入幕，以其熟谙盐务将他安排在盐务总局办理文案。同治七年四月赵烈文曾在盐务总局见到他，至少在此之前，他仍在幕中，其何时离幕不详。 邹汉章初为湘军水师营官，咸丰四年靖港败后辞官离营，打算赴庐州寻找其兄邹汉勋（咸丰三年十二月死于庐州）的骸骨，因庐州仍在太平军手中而无法前往，被曾国藩留于行营专司侦探。采编所成立，又委为副总纂。咸丰五年正月太平军大举反攻，采编所人员星散，邹汉章未赴长沙，而转投到胡林翼麾下，先司侦探，后领水军，再没有返回曾国藩幕中。方翊元亦未去长沙采编所，而前往江西曾国藩大营继续充任幕僚。咸丰五年十二月赵烈文在南康大营拜见曾国藩，方翊元已在幕中，唯其究竟哪个月到达尚乏记载。至于邵彦烺、程奉璜等人的情况即如前述，他事皆不详。 审案局、发审局、发审所与查圩委员 审案局是咸丰三年二月曾国藩接受欧阳兆熊的建议在长沙设立的。其时，曾国藩出办团练不久，事事草创，茫无头绪，欧阳兆熊劝他应该建立“文案”。他接受这个建议即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审案局，帮他审理案件。当时，曾国藩的公馆设在湖南巡抚的花园里。这年八月，因永顺兵事件曾国藩移驻衡州，审案局亦随之迁往。审案局的任务主要是审讯和捕杀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起而反抗清朝统治的湖南民众。审案局办案废除一切法律程序，定罪不要证据，对案犯亦不必反复推问和长期关押，只根据团绅一言即可置人死地。只要有团绅将人捆送审案局，稍加审讯即定罪行刑，重则就地正法，轻则杖毙堂下。在长沙的4个月中先后杀人二百多，其残忍酷烈，古今罕见，曾国藩遂得“曾剃头”、“曾屠户”之名，受到舆论的谴责。他被迫离开长沙，与此事很有关系。然而，他的这套做法在当时却取得很大效果，将湖南农民起义成功地扼杀于初步发动之时。否则，湖南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广西。曾国藩举行“东征”之后，审案局改名发审局继续保存下来，有时也称发审所，主要审理军中案件或与军队有关的地方案件，如万瑞书抢劫粮台案，地方民团截杀湘军弁勇案，湘军弁勇冲堂杀官案等。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之后，为了清理历年积讼和镇压反洋教的天津民众，也先后成立了发审局，帮他审讯、定谳。 除发审局外，善后局、营务处、粮台有时也审理一些同自身业务有关的案件，对于一些涉及面较广的案子，如王茂元、陈自明互控案等，则往往由上述机构会同审理。而对于一些突发性的大案、要案，如忠王李秀成案、李金旸通敌案等，则临时调集人员，组成专门班子审理。 在审案局、发审局、发审所任职及曾经随审案件的人员主要有刘建德、厉云官、严良畯、张丞实、何庆澂、黎福畴、李沛苍、刘兆彭、范泰亨、勒方锜、庞际云、孙尚绂、李鸿裔、赵烈文、马新贻、周悦修、史念祖、张树声、金吴澜、李兴锐、陈兰彬、吴汝纶、程桓生、彭山圮、钟文。 刘建德、厉云官、严良畯是初设审案局时的人员，咸丰三年二月曾国藩在团练大臣衙门初设审案局，即调刘建德与严良畯承审案件，不久又添派厉云官入局，与刘、严轮流审案。刘建德事如前述，严良畯后事不详。厉云官则于咸丰四年七月湘军第二次自长沙出发后，与裕麟同管长沙后路粮台，咸丰五年十月又被湖北督抚奏留湖北总理水路粮台。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委派厉云官经理湖北转运局。咸丰十一年补授湖北荆宜施道，离曾国藩幕。 张丞实原为署湖南衡永道、永州府知府，咸丰四年二月入幕。初委办理衡州捐局，专济留驻湘南的罗泽南、李续宾一军军饷，同年六月随罗泽南军“东征”，十一月经曾国藩奏调行营带勇。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湘军水师哨官万瑞书乘湘军水师在湖口附近江面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弁勇、委员四散奔逃之际，登上粮台船只搬抢银两。事发后，曾国藩令张丞实前去搜查，在万瑞书船中搜出银1100余两，万瑞书畏罪逃回湖南。后经曾国藩奏准，由湖南巡抚派人将万瑞书解送曾国藩南康大营，于咸丰五年六月初五日正法。 何庆澂出入幕时间不详。现据《曾文正公批牍》中所存《发审局员何庆澂禀》[50]一目，可知此人曾为曾国藩幕僚，在发审局任职。从内容看，时间当在同治三年六月以后。 黎福畴原为直隶藳城县知县，丁忧在籍，经曾国藩调赴南康大营，襄办粮台事宜，时间约在咸丰五年。咸丰七年服阕，分发安徽候补，复于咸丰九、十年间在宿松大营入曾国藩幕，为曾国藩“承审要案”。咸丰十一年奉命捐资修复无为州堤，署无为州知州，因病返回安庆。同治元年七月“权守宁国，兼摄泾事”[51]，离开幕府。视事不久，即于是年九月染病死于泾县。 李沛苍原为安徽署贵池县知县，因失城革职，后投靠徽宁池太广道道员何桂珍，随营差遣。咸丰四年冬，曾国藩奏调何桂珍带同李沛苍来九江行营襄办军务，李沛苍奉札先到，委办发审案件。咸丰六年八月又经曾国藩专折奏准，准其免罪，仍留江西军营，交曾国藩差遣。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出领军，李沛苍亦于是年七月返回幕府，委办发审所，曾承审向导营在江西鹰潭被当地团练杀伤案。后因事告归，约于咸丰九、十年间死于原籍。其离幕时间不详。 范泰亨同治二年七月入幕。此前曾在四川万县原籍助曾国藩派赴当地的人员购米运回安徽以充军粮，故为曾国藩所知，咨调来营。其时有人控告统领水师驻防瓜洲的浙江黄岩镇总兵黄彬，劫杀行商，取财自肥，反以“剿贼”报功请赏，都兴阿奉旨逮送黄彬交曾国藩审理。曾国藩当即饬发善后局司道收审取供。因范泰亨曾任刑部员外郎，故令其参与此案的复审工作。此后范泰亨奉曾国藩委派赴江西调查厘务弊端，力求整顿。同治三年十一月受命总理江西牙厘总局兼理江西总粮台，十二月病死。 刘兆彭出入幕时间不详。现已知刘兆彭曾于同治元年闰八月参与刘青云一案的审理，并有“委员”名目，其为曾国藩幕僚无疑，且属司法人员。 勒方锜、孙尚绂、庞际云、李鸿裔、赵烈文是参加会审李秀成的人员。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监押于湘军雨花台大营。同治三年六月下旬曾国藩带领亲近属僚由安庆起身赴江宁视察，调集曾在刑部秋审处任职的勒方锜、曾任刑部郎中的孙尚绂、主持江宁善后局的庞际云及身边亲信幕僚李鸿裔、赵烈文、周悦修组成临时班子，对李秀成进行审讯。勒、庞、李、赵即如前述。周悦修出入幕时间不详，时为候补同知。孙尚绂出入幕时间不详，同治三年五月曾与安徽藩司马新贻、臬司何璟、道员勒方锜会讯江西知县石昌猷袒匪杀良案。 史念祖、陈兰彬、张树声、金吴澜是直隶发审局人员。史念祖原为山西按察使，同治八年三月奉命与直隶按察使张树声对调。曾国藩以其缺乏司法知识和实践经验，令其综理发审局，与道府官员一起审理案件，借以讲求刑律，历练才干。史念祖出身衣冠旧族，不能放下架子实地体察，时历半年不肯赴局上班，曾国藩遂于是年十一月将其奏请解职，以按察使衔候补道员留于幕府。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调回江南，史念祖没有随行，留于直隶转入李鸿章幕府，同治十年左迁甘肃安肃道道员。张树声原为直隶按察使，曾国藩清理直隶历年积讼，委张树声主持其事。同治八年三月奉旨与山西按察使史念祖对调。曾国藩将他奏留直隶，继续办理历年积案，直到事竣始放其赴山西新任。金吴澜大约同治七年在江宁入幕，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将其奏调直隶，委派发审局帮同审理直隶历年积案。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返两江总督任，将金吴澜带回江南。其何时离幕时间不详。 李兴锐、吴汝纶、陈兰彬、陈济清是同治九年参加办理天津教案的人员，审讯过被捕的反洋教民众。其事迹即如前述。 程桓生、彭山屺是参与审理李金旸、张光照案的人员。李金旸原为湘军分统，在江西战败被俘，复被太平军放回。其部下营官张光照则在江西巡抚衙门控告他通敌，毓科遂将其解送东流大营，交曾国藩处理。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曾国藩命程桓生、彭山屺稍加审问，即将他们二人先后正法。彭山屺、程桓生事如前述。 钟文原系山东候补道，经御史张观钧奏请，于同治四年闰五月发往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到营后委办行营发审事件。同治六年二月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钟文奉旨仍回山东候补。 查圩委员陆续派出，分散于各州县，本无局、所名目，但其薪水由粮台开支，任务与事权皆由曾国藩亲授，颇有“小钦差”之意。故归于司法机构之类，属曾国藩幕府与幕僚的一部分。查圩委员的主要任务是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割断当地绅民与捻军的联系，变捻军的根据地为湘军粮、物供应之源。这是曾国藩剿捻战争中直接配合军事行动的重要措施之一。 淮河以北，包括皖北、豫西在内的广大地区，布满了一个个圩寨，而每个圩寨都修有围墙、寨门，四周开挖着深而且宽的壕沟。寨中居民都有民团一类组织，由绅士充任圩长，白天黑夜都有人把守，外人不得随意出入。由于这一带绅民与地方官隔阂甚深，故这些圩寨通常处于半独立状况。他们根据本寨利益的需要，对一切外界势力，无论官府、苗练还是捻军，能抗则抗之，不能抗则送粮草钱物，以求保全。这里曾是捻军的发源地，后又长期处于苗沛霖团练势力的控制之下，故成为清朝统治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曾国藩北上剿捻以来，所需粮饷皆由江南供应，不仅长途运输耗费人力物力，且难以得到保障。湘军欲从这些圩寨购买一些粮食、草料，却往往遭到拒绝。而捻军所到之处，则皆能得到圩寨的接济，供应源源不绝。这样，在行军作战之际，湘军辎重车辆行动迟缓，且时有供应断绝之虞。而捻军不带辎重，行踪飘忽，供应却有保障。曾国藩由此断定，这广大地区的圩寨基本上不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与捻军保持联系，此中必有通捻之人。为改变这种状况，曾国藩就派出一批查圩委员，前往捻军老家蒙、亳、宿、阜等州县进行清查。按曾国藩的布置，其主要办法是“分别良莠”，而工作的关键则是选任圩长。不论过去从苗从捻，只看今日能否为湘军所用，为湘军所用者为良，违令不从者为莠。对于不从湘军的圩长，轻则撤，重则杀，对于归家的捻众更是格杀勿论，旨在造成白色恐怖，使这一带圩寨在这场剿捻战争中站在湘军一边。为保证查圩的成功，曾国藩给予查圩委员以生杀予夺大权，是杀是捕不要任何法律条文和司法程序，全由委员一人决定，只要事后向曾国藩禀报一下就行了。为了打消查圩委员的顾虑，曾国藩极力鼓励查圩委员杀人立威，多多益善，杀人多者受奖，心慈手软的严加斥责，基本上是以杀人多少定功过。有的人开始缩手缩脚，数月之中仅杀了10人。而受到曾的斥责后胆大妄为，一次就杀了9人，因而受到赞赏，誉为能员。在曾国藩的鼓励下，仅同治五年八月至六年四月的9个月中即杀152人之多，计蒙城63人，亳州58人，宿州30人，阜阳1人。这样，无疑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而当有人提出为这些冤魂平反时，却遭到曾国藩坚决反对。理由是他自办理团练以来，办案甚多，多系奉有格杀勿论之谕，或准以军法从事之札，若事后纷纷翻案，则不仅有碍体制，且“翻之不胜其翻也”。故多年以来，凡有来辕翻控者，“概不准予申理”[52]。然而，曾国藩的查圩却未如在湖南办团时那样奏效。那些追随曾国藩的圩寨发现，他们在受到捻军的攻击时并不能得到湘、淮军的及时援助，甚至湘、淮军近在咫尺却不肯援手，眼看着他们的圩寨被捻军攻破而在旁嬉笑。因而，他们在上当之后，愤而从捻，使湘、淮军无法在当地取得粮饷支援。与此同时，地方官员、士绅亦纷纷上控曾国藩，使他上上下下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成为他剿捻受挫、中途被撤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国藩派往各地的查圩委员主要有林士班、朱名璪、张虎文、薛元启、桂中行、李炳涛、尹沛清、计棠、毛印棠、窦钲、张云吉、翁开甲、吴峻基。其中林士班是委查怀远圩务的委员，朱名璪、桂中行、张虎文是委查蒙城圩务的委员，薛元启、李炳涛是委查亳州圩务的委员，翁开甲、尹沛清是委查阜阳圩务的委员，张云吉是委查宿州圩务的委员，计棠、毛印棠、窦钲是委查河南省开封、归德、陈州三府圩务的委员。他们的查圩时间最早不过同治四年五月，最迟不过同治六年四月。这些查圩人员，除吴峻基、翁开甲系该府县武职人员外，其余皆为文职，且不少人被安徽巡抚英翰委署州县，留在当地，如桂中行署阜阳县，朱名璪署蒙城县，薛元启署涡阳县，尹沛清署宿州。还有的如李炳涛，则直至同治六年四月圩务尚未结束，有的如张云吉，则随曾国藩回江宁办理后路粮台。还有一些人则去向不明，如林士班、张虎文、计棠、毛印棠、窦钲等。 善后总局 善后总局又称善后局，主要任务是办理与战争有关的地方事务，如维护秩序、审理案件、清查田产、征收米粮、递送文报、救济灾民、制造弹药、采访忠义等。其制造弹药的子弹局、火药局拟划入军工类，采访忠义局已划入思想文化类，故此处省略。善后局主要在刚刚收复的地区设立，如咸丰十一年设立的安庆善后局，同治三年设立的金陵善后局。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安庆善后总局设立于安庆，时间大约在咸丰十一年八、九月间。安庆善后局下设谷米局、火药局、子弹局、保甲局、文报局、抚恤局、采访忠义局等。谷米局主要负责查核民田，分别荒熟，按亩征收钱文，办理“抵征”。保甲局主要清查和恢复地方保甲组织，维护地方秩序，包括盘查四门等。抚恤局又叫难民局，主要任务是施放钱米，救济饥民。文报局主要负责递送书信、文件。此外善后局还负责审理案件，例如前述黄彬一案曾国藩就令安庆善后局司道审理。 安庆善后总局由李榕负责，各局委员还有徐树钊、刘星炳、姚彤甫、杨文会、靳芝亭、涂宗瀛、刘献葵、禄廉、黎庶昌等。李榕、黎庶昌即如前述。徐树钊、刘星炳、姚彤甫出入幕时间不详，同治元年赵烈文曾在安庆见此三人，当时徐树钊为善后局委员，刘星炳为总查委员，姚彤甫为北城门盘查委员。同治三年十一月续保攻克金陵出力人员，徐树钊列名其中。说明他此时仍在幕中。杨文会同治元年入幕，在安庆善后总局谷米局任职。同治三年回籍葬父，同治四年重返幕中，就职金陵善后总局，任工程局委员，负责董造廨宇。同治六年六月赵烈文曾在工程局见到杨文会，可见直到此时，杨文会仍在工程局任职。唯其出幕时间不详。 靳芝亭出入幕时间不详。同治二年五月赵烈文曾与之相会，当时靳芝亭在子弹局任差。 涂宗瀛原为分发江苏候补知县，同治元年十一月道经安庆被曾国藩奏留幕中，委办谷米局。同治三年五月保升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九月随曾国藩迁往江宁，十二月委署江宁知府，脱离曾国藩幕府，但仍隶属于曾国藩部下，为其办事。 刘献葵出入幕时间不详，同治元年正月曾与赵烈文相会，当时他任子弹局委员。 禄廉咸丰十一年八月入幕，并与赵烈文相识。同治元年五月他再次与赵相见，已在子弹局任职。其何时离幕不详。善后局职责繁杂，人员亦应众多，实际绝不止此数人。只是资料缺乏，尚难查清。 金陵善后局设于江宁，时间约在同治三年七月间，曾国藩由安庆赴江宁巡察之时。金陵善后局除设有前述各局外，又增加了清查田产局、清理街道局、营造工程局。清查田产局（简称田产局），主要任务是清查田亩、房产等财产关系。清理街道局主要修整被战争破坏的街道。营造工程局简称工程局，主要任务是尽快修缮江宁考院及各书院，以应补行江南乡试之期。 金陵善后局主要由庞际云负责，下属委员有洪汝奎、王荫福、杨文会、陆伯吹、黎庶昌、李鸿裔、谭鳌。同治三年八月经曾国藩奏准庞际云署江宁盐巡道，仍饬办善后局。 黎庶昌、李鸿裔即如前述。洪汝奎同治四年五月奉札办理东南保甲局务，不久复调办西南保甲局务。在此期间曾参与会审一地方命案，误以为在其管辖区内发现的一无名尸身为某甲之尸，且断定系其仇人某乙所杀，而立将某乙处决。光绪七年某甲自外归，洪汝奎遂以失察罪被削职，发军台赎罪，次年复奉旨释回。陆伯吹、王荫福出入幕时间不详。赵烈文曾于同治三年九月遇陆伯吹，同治四年三月在江宁遇王荫福，当时陆为文报局委员，王为工程局委员。谭鳌自同治三年九月起在江宁办理保甲局。同治四年五月离开江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金陵善后总局的经办人员，情况略与安庆善后总局相似，亦属知者甚少，漏者甚多，资料缺乏，无法查清。 安庆善后局和金陵善后局大约一直保存下来，直到同治十年八月，曾国藩在家信中还曾提到拟派某人入保甲局事。其后则不见记载，机构、人员皆不知所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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