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桃花源记》及《桃花源诗》
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引言
在「陶渊明」这个话题下，截至目前为止。关于《桃花源记》已经出现两个类似问题：
为什么陶渊明不写《菊花源记》？
为什么陶渊明不写《梅花源记》？
之所以会有人提出这两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陶渊明是一个隐者，
陶渊明爱菊，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清高（褒义），
陶渊明不愿与世俗（官场士大夫）同流合污……
为表现自己的高洁，菊花（晋陶渊明独爱菊）又作为陶渊明的标志之一，所以他应该写《菊花源记》，而不是《桃花源记》；或者应该写《梅花源记》，因为梅花凌寒独开、傲然不屈，正与陶渊明千百年来的屏幕人设一致。
以上想法都是错的。
①这两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就是单纯的逻辑问题——错在强加因果关系在陶渊明身上。类似粉丝把偶像的「明星人设」强加给「现实生活中那个真实的独立人」，直到某一天发现自己喜欢崇拜的明星约炮、出轨、诈捐、偷漏税……突然觉得所爱非人，生不如死。认为在屏幕中的他那么好，屏幕外似乎也应该如此。
喜欢一个明星，应该喜欢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过度关注这个人。「人」你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不能了解的）。
②从深层次来看，根本原因在于不知历史，不知其人。即陶渊明创作本文的现实基础。要之，任何一篇文章，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这个现实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是「当下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是自己加工后「想象中的现实」。最后一种「现实」与前两种密切相关，不可能凭空想象。
简单来说：
艺术源于生活。
因此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追根溯源，找到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的现实（历史）。换一种说法，即他为什么要创作《桃花源记》？《桃花源记》的现实模型（材料来源）是什么？
而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一步，便是翻看《陶渊明集》把《桃花源记》从头到尾彻底弄懂。然后再在知人论世（阅读相关文史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分析……
一、原文
以下《记》与《诗》之文字，一仍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1]所定。
桃花源记
晋太元①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②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③。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④，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⑤/者。
桃花源诗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二、释义
1．《桃花源记》
【笺注】
桃花源：在今湖南常德桃源县西南三十里。《常德府志》：县西南三十里，乌头村南，即桃源洞，为秦人避乱处。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
①晋太元中：《艺文类聚》作「太康」。太元（376-396），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太康（280-289），西晋武帝司马炎年号。据《桃花源诗》：「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自秦（前221-前206）至太康（280-289），刚好五百年（486-510年）左右。似应以「太康」为是；若自「秦」至「太元」，两者则相差（582-617）年，与「五百年」不合。但逯钦立先生认为这里只是举其大数（这大数未免太大）。又《桃花源记》：南阳刘子骥，……闻之，欣然规往。则又似以「太元」为是。姑存而不论。
②落英缤纷：落英，一说指「落花」，纷纷繁繁飘落而下。一说指「初开之花」，形容桃花长得纷纷繁繁。两说皆通。
③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据《玉篇》记载：「惋，惊叹也。」非现代意义上的「惋惜」。「叹惋」两词同义复用，旨在表达村里人对渔人所言的惊叹之情。大概是「惊恐」「惊奇」多于「惊羡」。他们并不羡慕、向往外面的世界，反而多亏了祖先找到这个世外桃源，让他们免受战乱之苦。「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这些人把「渔人」请回家，说不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听听外面的故事。最后还在临别时，特意告诫渔人：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渔人反其道而行之，边往回赶，边作记号。目的是「诣太守说如此」，不过这个「仙境」仿佛有灵，知道渔人告密后，消失不见了。世俗之人「寻向所志，不复得路」。「世俗之人」与「桃源中人」的品质由此可见一斑。字里行间传达着一种对「渔人式」的世俗之人的一种深深地无声讽刺。即使高洁如南阳刘子骥，也找不到「桃源」之所在。难道是他的资格还不够吗？
④南阳刘子骥：据《晋书·刘驎之》本传记载：「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qūn），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2]
⑤遂无问津者：之后就没有人再去寻找探求「桃花源」之所在了。按《论语·微子》篇：「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本文则引申指寻求。
2．《桃花源诗》
【笺注】
①黄绮之商山：黄绮，商山四皓之二，指隐居的贤人。据《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贞《索隐》注：「四人，四皓也。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lù）里先生。」
②借问游方士：游方士，方内之人，指世俗中人。据《庄子·大宗师》记载：「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成玄英注曰：「方，区域也。」奚侗：注云：「《论语》『且知方也』，郑注『方，礼法也』。」[3]
【释义】
（1）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秦始皇嬴政破坏天道，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贤者因此纷纷避世隐居。
（2）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夏黄公、绮里季等四人遂至商山隐居；桃花源里的人也在此时避秦而居。
（3）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桃源人至桃花源的来路，早已渐渐湮灭荒芜废弃，而不复被人知晓。
（4）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在桃源中）他们相互勉励辛勤努力耕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得其所。
（5）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
（因为没有外界影响，桑树、竹木都长得十分茂盛，即使有所使用）仍然倒垂着大片阴凉之地；农作物也都能按时而种，按时而收。
（6）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春天收集蚕丝，秋天收获粮食，都不用向官家交税。
（7）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荒草丛生的道路虽然阻碍了（外界与内部）的交通；但是（桃源里）却鸡狗互相鸣吠（热闹祥和）。
（8）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他们的礼法还是与秦时进来时一致；衣服保持古风，也没有制作新样式。
（9）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
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唱着歌；老人们也能到处游玩互相拜访（可谓幼有所长，老有所终）。
（10）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看到草木的繁荣与凋零，就能辨别出节气季节之变换；看到草木的盛衰，就能知道季风之变化。
（11）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虽然没有官方颁定的历书，一年四季也能（根据自然现象、生活经验）自行推算。
（12）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自给自足）怡然而有余乐；哪里还用得上多余的智慧（机巧）？
（13）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他们自秦到晋已经在此隐居了五百年；今朝敞开大门，使得外界（渔人）得知此神秘的仙境。
（14）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他们发现内外差异巨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外面的人浇薄，里边的人淳朴；所以马上又隐蔽起来（不让人发现）。
（15）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试问那些汲汲于争权夺利的世俗之人，你们又怎么能够了解尘世之外的仙境生活呢？
（16）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陶渊明）我愿意踩着清风明月，去追寻契合我的生活。
三、简析
《桃花源记》为我们虚构了一个世外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接着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陶渊明要虚构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是因为政治、战争、徭役吗？
在《记》文中点出了原因之一：战乱（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在《诗》中也点出了部分原因：外界统治者（嬴氏乱天纪；秋熟靡王税）；士大夫阶级（借问游方士，于何劳智慧）；内部桃源人个体（淳薄既异源）。
我们大部分人只知道《桃花源记》是陶渊明创作的一篇言志之作，寄托着他的人生理想。是虚构的，是一篇寓意之文。清沈德潜《古诗源》评曰：「此即羲皇之想也。必辨其有无，殊为多事。」[4]陶渊明曾在《与子俨等疏》中自称自己是「羲皇上人」[5]。即远古淳朴之古民。逯钦立先生亦认为：「《桃花源记》又见《搜神后记》（伪书托名渊明）。《搜神后记》所载多为民间故事，此《记》亦当是根据民间故事写成。」[6]
没错，这就是陶渊明创作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桃源故事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凭借，借着这个故事，陶渊明描绘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类似老子式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社会，唯一区别在于一个「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一个「班白欢游诣」。这个社会没有战乱，没有压迫与剥削；人民淳朴、忠厚、传统，热爱劳动，没有勾心斗角，热情好客……与外面的世界截然相反。
从桃源人隐居的秦朝算起，西汉与匈奴之战、东汉党争、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三国争霸、魏晋易代、司马氏恐怖统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之后进入南北朝。而此时北方五胡十六国之间也相互征伐。直到隋朝统一南北……几百年间战乱频仍。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在听到「渔人」讲述外界的见闻后，桃源人此时可能暗自庆幸先祖的英明，使他们躲过了几百年的战乱。
乱世政治高压，争权夺利，残害异己；统治者横征暴敛。平民、士人生命「朝不保夕」。而陶渊明处于晋宋易代之际，因此也有人说这是陶渊明守晋节而不仕宋」的愤宋之作，此盖附会儒家忠君说。如后世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书陶靖节〈桃源诗〉后》诗中云：「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7]陆游在诗里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看到北方沦陷区的人民竟然仕敌国，故用陶渊明事讽刺之，诗人之意在此，而不在彼（历史真实）。
袁行霈《桃花源记（并诗）·题解》：
此《桃花源记（并诗）》记述一仙境故事，此仙境乃渔人偶然发现，且不可再觅，所谓「一朝敞神界」，「旋复还幽蔽」。此亦无甚奇者，一般神仙故事多如此。
桃花源与一般仙界故事不同之处乃在于：其中之人并非不死之神仙，亦无特异之处，而是普通人，因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遂与世人隔绝者。此中人之衣着、习俗、耕作，亦与桃花源外无异，而其淳厚古朴又远胜于世俗矣，渊明藉此以寄托其理想也。
四、「桃花源」所在地及其原型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用来寄托理想的，因此考证其中故事的真假，意义或许并不大，不过这只适合于陶渊明本人。但凡一涉及到研究，那就不得不刨根究底。正如笔者在引言中所说的一样，文学中塑造的任何一个典型形象，都只是对现实生活中某种形象的加工，不能脱离现实又超越现实，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真实。自然而然，当我们阅读《桃花源记》时，就会滋生诸如「武陵郡现实所在地在哪里」、「桃花源确定是在武陵郡吗」等想法。
关于桃花源所在地及其原型之争，当是由陈寅恪先生首开其端，并由此发掘出历史学中关于魏晋时期人民流动屯聚的坞壁问题。接着后世为之论文者渐多，其中尤以唐长孺先生最为著名，形成关于《桃花源记》的著名陈唐之争。
（一）陈寅恪与《〈桃花源记〉旁证》[8]
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其为「寓意之文」，则古今所共知，不待详论。其为「纪实之文」，则昔贤及近人虽颇有论者，而所言多误，故别拟新解。
《〈桃花源记〉旁证》专讲《桃花源记》「纪实」（原型）部分，「寓意」部分因古今所共知，遂弃而不讲。
1．「坞壁」原型
本文首先从宏观背景下阐述两晋战乱时期人口流动的原因及情况。西晋末期，戎狄、盗贼并起，百姓流亡。其中一部分是「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流民，以首都洛阳为中心，向三个方向迁移：
一是南徙至东吴故地（最多）；
一是向东北迁移，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
一是流向西北，依归凉州张轨。
还有一部分则是留恋乡土「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人民，这部分人民往往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盗贼之难。
(1) 庾衮「禹山坞」
据《晋书·庾衮》本传记载：
张泓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乃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
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
及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9]
(2) 苏峻
据《晋书·苏峻》本传记载：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掖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遂射猎于海边青山中。[10]
(3) 祖逖及诸坞主
据《晋书·祖逖》本传记载：
初，北中郎将刘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而张平余众助雅攻逖。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桓）宣遂留，助逖讨诸「屯坞」未附者。……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11]
(4) 郗鉴「峄山坞」
又《艺文类聚》九二引《晋中兴书》曰：
中原丧乱，乡人遂共推郗鉴为主，与千余家俱避于鲁国「峄山」，山有重险。
又《太平御览》四二引《地理志》曰：
峄山在邹县北，……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壤土。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有如数间居处，其俗谓之「峄孔」。遭乱，辄将居人入峄，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逃此，胡贼攻守，不能得。
《晋书·郗鉴》本传记载：
鉴得归乡里。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霸），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12]
那什么是「坞」呢？《说文》：「隖，小障也。一曰：庳城也。」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以「坞」为地名者，在早期以「西北」为多，较著名者如董卓的「郿坞」，伦敦博物馆有「居赵羽坞」之语。较先看见的为袁宏《后汉纪》六所记王霸的「筑坞候」，《后汉书》五四《马援传》所记的「起坞候」。
为了防止胡马的陵轶与盗贼的肆虐，北方那些留下来的人民，只能屯聚在一起，集众人之力以防侵凌。与宋朝南渡，那些留在北方聚在一起抗金的人民何其相似。故当时中原「筑坞」多且广。如《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条记载洛水所经之坞，有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百谷坞、袁公坞、盘古坞、范坞、杨志坞。[13]这些仅只是洛水流域的堡坞而已。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所谓坞壁也有在平地者，不过想要长久避乱的最理想之地却在那些既险阻、又有水源，并且可以耕种的地方。即「山顶平原，及溪涧水源之地」。
综上所述，坞堡在当时北方是一个集经济、军事于一体的宗族性社会组织实体。既能生活，又能防止侵犯。
而坞堡里的人民几乎就是《桃花源记》里桃源人的原型所在。
2．「故事」原型
那《桃花源记》里剩下的「渔人」及「刘子骥」的原型又是谁呢？以及由他们缀连成的故事原型又出自何处呢？
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宋武帝刘裕北伐，占领长安，后秦（姚秦）灭亡。戴延之（戴祚）当时正跟随刘裕入关征伐。期间将自己的经历见闻记录在所作的《西征记》一书中，今已散佚不传。但《水经注》中有引文：
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
义熙（405-418）中，刘公（刘裕）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14]
河水自潼关东北流，水侧有长坂，谓之黄巷坂。坂傍绝涧，陟此坂以升潼关，所谓「溯黄巷以济潼」矣。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郭缘生《记》曰：汉末之乱，魏武征韩遂、马超，连兵此地。今际河之西，有曹公垒。道东原上，云李典营。义熙十三年（417），王师曾据此垒。《西征记》曰：沿路逶迆，入函道六里，有旧城，城周百余步。北临大河，南对高山。姚氏置关以守峡，宋武帝入长安。檀道济、王镇恶或据山为营，或平地结垒，为大小七营，滨河带险。姚氏亦保据山原、陵阜之上，尚传故迹矣。……河水又东北，玉涧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径「皇天原」西。《周固记》：开山东首上平博，方可里余。三面壁立，高千许仞。汉世祭天于其上，名之为皇天原。……河水又东径阌乡（wén）城北，东与全鸠涧水合。水出南山，北径皇天原东。《述征记》曰：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西征赋》曰：咸徵名于桃原者也。《晋太康地记》曰：桃林在阌乡南谷中。[15]
《匡谬正俗》七「黄巷条」云：
郭缘生《述征记》曰：「皇天坞」在阌乡（wén）东南。或云：卫太子始奔，挥泪仰呼皇天，百姓怜之，因以名坞。又戴延之《西征记》曰：皇天固去九原十五里。据此而言，黄天原本以坞固得名，自有解释。
阌乡：今合并为河南灵宝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六「虢州阌乡县」条记载：
秦山，一名秦岭，在县南五十里。南入商州，西南入华州。山高二千丈，周回三百余里。桃源，在县东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
又「陕州灵宝县条」云：
桃林塞，自县以西至潼关皆是也。
又《新唐书》三八《地理志》「陕州灵宝县条」云：
有桃源宫，武德元年置。
又《资治通鉴·晋纪》义熙十三年云：
义熙十三年（417）二月，王镇恶进军渑池。引兵径前，抵潼关。
三月（檀）道济、（沈）林子至潼关。
夏四月，太尉（刘）裕至洛阳。[16]
陶渊明《赠羊长史》诗《序》有言：
左军羊长史（羊松龄），衔使秦川，作此与之。
即羊松龄奉命前往关中，向攻破长安的刘裕道贺。陶渊明作此诗以送之。
又李延寿《南史·陶潜》本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17]
檀道济是刘裕的亲信，并且陶渊明曾任刘裕的镇军参军，当时他们一起讨伐叛贼桓玄。由此可见陶渊明与北伐西征的将领们或有交。
陶渊明归隐后，常常有朋友前来拜访他。无论是贵人官员（颜延之、檀道济），还是籍籍无名的平民百姓。他们来时要么赠送大量钱财（颜延之留二万钱），要么载「酒肴」而来，要么「馈以粱、肉」（檀道济）……但是留下的钱，陶渊明没有收入囊中「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全部用来当作酒钱了，有朋友来则取酒而喝。
朋友之间，在举杯谈笑风生时，他们或许就对陶渊明说了他们北伐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刘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这件事。陶渊明很可能就是把这些故事融进当时的历史、个人的经历志趣之中。撰《桃花源记（并诗）》以抒己意。
故陈寅恪先生说：
疑其（陶渊明）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之所闻见。《桃花源记》之作即取材于此也。
山地高寒，节候较晚（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源记》所谓「落英缤纷」者，本事之可能。又桃林桃原等地既以桃为名，其地即无桃花，亦可牵附。况晋军前锋之抵崤函为春二三月，适值桃花开放之时，皇天原之下，玉涧水之傍，桃树成林，更情理之所可有者。
……所谓「山有小口」者，固与郗鉴之「峄孔」相同。
所谓「土地平旷」者，殆与皇天原之「平博方可里余」者亦有所合欤？
刘裕遣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事与《桃花源记》中武陵太守遣人寻桃花源终不得达者，约略相似。
《搜神后记》（托名陶渊明）卷一之第五条即《桃花源记》，而太守之名为刘歆，及无「刘子骥欣然规往」等语。其第六条纪刘驎之即子骥入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囷（qūn），失道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事。此事唐修《晋书》九四《隐逸传》（见本文前面相关注释部分）亦载之。盖出于何法盛《晋中兴书》。何氏不知何所本，当与《搜神后记》同出一源，或即与渊明有关，殊未可知也。
据此推测，陶公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子骥）二事牵连混合为一。桃花源虽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事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
或更疑《搜神后记》中渔人黄道真其姓名之意义与宋武所遣溯洛之虞道元颇相对应。
所谓避秦人之子孙亦桃原或檀山之上「坞聚」中所居之人民而已。
当时避乱之人虽「问今是何世」？然其「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者，则陶公「寓意」特加之笔。
至其所避之秦则疑本指苻生、苻坚之苻秦（前秦）而言。
关于为什么（现实中）所避之秦是「苻秦」？可参看《〈桃花源记〉旁证》原文。
总结（此观点亦适用于唐长孺先生所作之文）：
①在纪实（现实原型）上，《桃花源记》是「坞壁」行为的反映；
②在寓意（作者理想）上，《桃花源记》是陶渊明「思（理）想」的反映。
3．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关于《桃花源记》的观点
（甲）真实之桃花源（原型）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18]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丁）《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戊）渊明《拟古》诗之第二首（辞家夙严驾）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印证发明。
笔者赞成文中「文字表面」所避之秦就是嬴秦，而非苻秦。但「文字背后」的立意则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现实。
（二）唐长孺与《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19]
说到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的专家，陈寅恪先生与唐长孺先生便是其中不得不提的两位学术重镇。他们都是当时的「学术明星」，但个人偏爱陈寅恪先生。二者也没有高下之分，唐曾撰《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及本文《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前期的治史观念颇受陈氏影响。
他们二人都是史学家，以史学家的身份来讨论文学问题，比起专业的文学式研究有一个显著优点：知人论世，更能在历史中发现文本的社会、时代意义。《〈桃花源记〉旁证》与《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两文虽然都是关于《桃花源记》的，但二人的重点都不在文学上，而是在探讨其背后的历史意义——即二人关于「坞壁」问题的争论。
陈唐之争
陈寅恪先生关于《桃花源记》的观点：
（甲）真实之桃花源（原型）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唐长孺先生关于《桃花源记》的观点：：
（甲）真实之桃花源（原型）在南方之武陵，不在北方。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为嬴秦，非苻秦。
（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武陵蛮人的遭遇及其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唐先生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之间，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创作出《桃花源记》。
据刘敬叔《异苑》卷一记载：
元嘉（424-453）初「武溪」蛮入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作者认为因刘敬叔与陶渊明同时而略晚，所以他能够看到陶渊明的作品（存疑），但他所撰写的《异苑》不像是对《桃花源记》的复写或改写。于是推测：
陶、刘二人「各据所闻的故事」而写述，其中心内容相同，而传闻异辞，也可以有出入。
又《云笈七签》卷一百十二《神仙感遇传》「蜀氏条」记载：
蜀氏遇晋氏饥，辈三五人挟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猎以自给。因值群鹿骇走，分路格之。一人见鹿入两崖间，才通人过，随而逐之。行十余步，但见城市栉比，闾井繁盛，了不见鹿。徐行市中，以问人曰：「此何处也？」人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穴，密志归路，以告太守刘悛。悛使人随往，失其旧所矣。
庾仲冲《雍荆记》曰：「武陵西（酉）阳县南数里，有孤山。崖石峭拔，上有葱，自成畦垅，拜而乞之，辄自拔，食之甚美。山顶有池，鱼鳖至七月七日，皆出而游。半岩室中，有书数千卷，昔道士所遗经也。元嘉中，有蛮人入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蛮人逐之，穴旁有梯，因上，即豁然开朗，别有天日。行数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蛮人惊遽而出。旋削树记路，却结伴寻之，无复处所。
又《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三彭州九陇县「白鹿山条」引《周地图记》：
宋元嘉九年有樵人于山左见群鹿，引弓将射之。有一麛（小鹿）所趋险绝。进入石穴，行数十步，则豁然平博，邑屋连接，阡陌周通。问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后更往寻之，不知所在。
综合以上资料，作者推测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流传，陶渊明所闻为「渔人捕鱼，发现异境」。而稍后的刘敬叔所闻则是「射鹿的蛮人」所发现。之后故事又流传到蜀地，这个「异境」（母题）也就转移到了彭州九陇县（也有可能彭州本来就有这个小成都传说，后来与荆湘传来的「射鹿入石穴」的故事相结合，构成《周地图记》所记载的故事内容）。
又因为陶渊明曾在江陵住过（昔在江陵），并且认为渔人为「黄道真」，而「黄姓」与蛮人有关。据此，作者得出如下结论：
武陵本是蛮族所居之地，这段故事发生在武陵，发现「异境」者是蛮人或具有蛮族姓氏的渔人，很可能本来就是蛮族的传说。
以上的一切文字就是为了说明：
蛮民避寇进入深山在武陵是有传说的（并不一定出自北方）。
那蛮民所避之寇到底是什么呢？
历朝统治者通过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压迫，掠夺蛮民的财富。
山居的蛮族在遭到压迫后，往往是进入更深险的山中，而这种深险之地不宜耕种，因而希望获得一个如传说中那样的乐土（异境）。
据沈约《宋书·荆雍州蛮》传记载：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世祖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20]
【清晨注：括号内为唐先生删除之文】
综合以上史料作者认为：《桃花源记》和《异苑》所述的故事是根据武陵蛮族的传说，这种传说恰好反映了蛮族的要求。即逃避繁重的赋、役。这种以「逃亡」的方式反抗斗争的现象，在当时江南地区是一种普遍斗争形式。宗部、山越中有很多这种逃避赋役的农民，存在现实基础。而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流民主要是为了避兵（战乱）。
陈寅恪先生的原文载于1936年01月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唐长孺先生本文则写于1956年新中国刚成立后不久，「二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写过一篇《桃花源记旁证》」。文中难免留下时代痕迹——马克思主义式阶级分析。诸如劳动、人民、压迫、统治阶级等类似词语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