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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粟特人墓志考释—— 兼论唐代洛阳粟特人的婚姻与居地 罗丰 谢泳琳 《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陁）墓志铭》《大唐康氏故史夫人墓志铭并序》《大唐康君（老师）墓志铭并序》和《大周故陪戎副尉安府君（怀）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并序》四方墓志均出土于洛阳，为我们提供了组成婚姻关系的史、安、康三家粟特人在洛阳的生活状况[1]。李鸿宾利用墓志分析入华粟特人的活动、婚姻形式时，简单判断了安怀与史氏的族别，并描述了安怀曾祖与祖父的活动轨迹[2]。毛阳光对康老师墓志进行了考释，认为其家族在北周至隋时颇受荣宠，康老师没有出仕，他可能是一名善经商而家缠万贯、与王孙贵族交好的商人，康老师与史氏之婚姻为粟特人内部通婚，唐代洛阳的粟特康、史两家存在姻亲关系[3]。赵振华也明确指出史陁、史英与史师兄弟及两位史氏为同一血亲家族的三代人[4]。荣新江简单介绍了四方墓志的基本情况，认为它们是研究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洛阳康、安、史三姓粟特人之间通婚情况的重要材料[5]。毕波以这四方洛阳粟特人族内联姻的墓志为例，分析了婚姻对社会网络的有利影响[6]。刘森垚论述中古时期粟特安氏的动向时也留意到安怀一家在洛阳的情况，认为安怀与史氏的婚姻是昭武九姓遵守古训的表现[7]。尽管此四方墓志常被视作研究粟特人族内通婚的绝佳材料，但目前少见有学者对康老师墓志外的史陁、史夫人、安怀与史氏三方墓志进行详细考释。本文意在释读史陁、史夫人、安怀与史氏三方墓志，并在此基础上以唐代洛阳粟特人为例，分析婚姻对于他们居地位置的影响。 ● 向下滑动 查看注释→ [1]《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补遗》等书中都有收录这四方墓志。 [2] 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1997年第1期，第121—134页。 [3] 毛阳光：《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第75—80页。 [4] 赵振华：《唐代粟特人史多墓志初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第79—82页。 [5] 荣新江：《新出石刻史料から見たソグド人研究の動向》，《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四十四辑，2011年，第121—151页。 [6] 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6、267页。 [7] 刘森垚：《中古墓志所见粟特安氏源流考述》，《暨南史学》第十八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0—62页。 一、《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陁）墓志铭》唐《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陁）墓志铭》出土于河南洛阳，志盖已失，原志无题，标题根据内容拟定。志石 40厘米，宽40厘米，志文19行，满行19字，楷书。原石藏于河南千唐志斋，墓志拓本收藏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墓志录文被收录在多本墓志集中[8]，对照拓本，录文综合各版本后重新整理如下： 维大唐显庆四年岁次己未八月一日乙巳朔十/六日□[9]申，故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公讳陁/，字景，□□会稽人□□□洪[10]源淼淼，上派浪于天/汉；□[11]□□□下无□□□轴。长柯森耸，权舆草昧/之初；巨干扶疏，□□□□之始。洎乎运归正络，波/息四溟。道属张□[12]，□□五岳。以公家称金穴，优游/学海之中；室号铜陵，偃蹇文园[13]之内。兼复风标东/簳，作贡蝉联；早誉西琳，称珎[14]弈[15]叶。于是诏授呼论/县开国公，仍守新林府果毅，迁居洛阳之县。若迺/陪京溯洛之所，士至云浮；面郊后市之场，宾来雾/集。可谓颙颙昂昂，令闻令望者矣。既而朝乌靡驻/，虞泉有匿景之津；夕菟[16]难停，蒙汜载潜光之济。彼/苍不忍，积善无征，歼我良人，□[17]身难赎，春秋七十/有九，以贞观七年三月廿七日薨于私第。以显庆/四年八月十六日合葬于东都北邙之山，礼也。芳/猷烈□，往事依希，树德旌功，曾何髣髴。呜呼哀哉/！乃为铭曰：来时允谢，景落则昏。先摧杞梓，早碎珵琨。长关地/□，永闭泉门。彼苍斯忍，曾无赎魂。  墓志没有写志主的姓氏，据史夫人墓志、安怀与史氏合葬墓志、康老师墓志中“夫人姓史……祖□陁，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夫人史氏……祖盘陁，唐任扬州新林府车骑将军，呼仑县开国公”“夫人史氏，即呼论公之孙也”等信息，可知志主姓名为史陁，他于贞观七年（633）去世，享年79岁，其生年当在公元555年，即西魏恭帝二年、北齐天保六年或南朝梁天成元年。 中古时期的史姓有两大来源，一是由突厥的阿史那氏简化而来，如史大奈、阿史那忠等突厥将领因军功改姓史，二是多见于以家乡中亚史国为姓的入华粟特人，如史丑多等北齐宫廷乐人[18]。《隋书·西域传》载，“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国王之支庶也……俗同康国……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19]。史陁之名显为音译。北周史君墓题铭石刻上记史君祖父名阿史盘陀，史君三子的粟特名转译分别为毗黎沙漫盘陀、射勿盘陀和拂卤吐盘陀[20]。隋史射勿墓志记志主字槃陁，敦煌粟特人中有名石延陀、罗顺陀者[21]。可见盘陁、陁是中亚粟特人常用的名字。陁、槃陀、槃陁、盘陀、盘陁是粟特文βntk（Vandak）的汉译，意为“奴”“仆”。墓志虽无直接写明史陁为史国人，综合其姓名及志文“风标东簳”“早誉西琳”等表述，可判定其为入华粟特人。 志文记史陁郡望为“□□会稽人□”。郡望是家族始祖的原籍郡县，往往使用汉魏旧称。粟特人以会稽为郡望者大多姓康，其会稽郡望的地理位置有河西、江南二说。荣新江认为，康姓粟特人自称会稽人多在安史之乱后，因多受排胡风气的影响而希望减少与相同出身的安禄山的联系，所以借江南会稽为郡望遮掩胡人出身，他们的会稽郡望实指瓜州一带的会稽[22]。尹波涛重新梳理河西会稽与常乐的关系后指出，康氏会稽郡望的地理位置应在江南，三国僧人康僧会、东吴出使南海诸国的康泰、南朝僧人释道仙等从海路或海陆结合来到江南地区的康姓粟特人为其会稽郡望的形成奠定了事实基础[23]。因墓志漫漶不清，志文也缺乏对史陁先祖生平及家族迁徙轨迹的描述，故史陁墓志之“会稽”究竟指何处难以判断。而《大唐登仕郎康君（老师）墓志铭并序》中写道，“夫人史氏，即呼论公之孙也……燕支山上，自开红粉之楼；蒲陶苑中，还织青花之锦”，志文记叙史陁孙女史氏时，提到“燕支山”“蒲陶苑”两地名[24]。燕支山，又作焉支山，唐属甘州删丹县[25]；蒲陶苑，疑指蒲桃城，据敦煌写本S.367《沙州伊州地志》，蒲桃城为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所筑[26]。燕支山和蒲陶苑两处地名未必是实指，只是点出其家族生于西域、居于西北的经历而已。结合史陁孙女暗指家族来源的描述来看，史陁确实有可能落脚河西会稽并以此为郡望。龙成松指出墓志所见康姓粟特人较早称会稽郡望者为开元十四年（726）的康淑，史陁墓志是粟特族裔称“会稽人”最早者[27]。史陁为史姓粟特人，生活时代也未出现排胡现象，无须像安史之乱后的胡人那般用江南郡望遮掩西域背景，其会稽郡望或为实录。 “以公家称金穴”“室号铜陵”，说明史陁家产丰厚，粟特人中多有经商致富者，家财万贯的描述经常出现在粟特人墓志中。“文园”和后文化用《诗经·大雅·卷阿》中劝勉周成王礼贤下士的“可谓颙颙昂昂，令闻令望者矣”[28]，既保留了粟特人的固有印象，又努力向汉人儒士靠近，反映出史陁的形象处于由“利所在，无不至”的粟特人到文人雅士的过渡状态。 “于是诏授呼论县开国公，仍守新林府果毅”，唐代封爵通常封以得姓之地或郡望，“呼论县”或与史陁之族源相关。按《隋书》开国郡县公为从一品爵位，而《旧唐书》载武德令中只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贞观十一年（637）加开国之称，开国县公为从二品爵位[29]。因史陁墓志撰写于他去世的二十四年后，二者时间差使得志文中的爵位可能是以后来现行爵称指代当时被授予的爵位。 同样的，志文记载的“果毅”可能指隋朝果毅郎将，也有可能指唐朝果毅都尉。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募民为骁果，同年在鹰扬郎将和鹰击郎将之外，置折冲、果毅及武勇等郎将官以统领骁果[30]。唐武德七年（624）改车骑将军为别将，贞观十年（636）改别将为果毅都尉[31]。隋果毅郎将属左右备身府，协统骁果，唐果毅都尉为地方军府次官，协助军府主官折冲都尉掌领本府府兵，二者职责不同。史载果毅郎将可考者仅来弘一人[32]。《隋田行达墓志》《唐上骑都尉康达墓志》等墓志所见隋代郎将官多为鹰扬郎将或鹰击郎将。张沛认为，墓志记载的隋果毅郎将多是唐代追述，实际有无人担任隋果毅郎将尚无充足证据[33]。尽管骁果并不只隶属于左右备身府，十二卫府郎将官、鹰扬府郎将官等也可统领骁果[34]，但史陁墓志中并无提及统领骁果的信息，因此仅凭志文不足以证明史陁任隋果毅郎将。史陁所任官职前有新林府之名，表明其应在地方军府任职。隋炀帝时增置军府，大量任用地方新兴实力阶层人物为军府官员，如“家产巨万”的地方豪族薛举为金城校尉等[35].史陁可能因“家称金穴”“室号铜陵”，符合选拔军府官员标准而入职，其职位应与隋鹰击郎将或唐果毅都尉相似。到了唐初，府兵选拔严格，以财富、体力和丁口为标准，“成丁（二十）而入，六十出役”[36]。史陁在武德元年（618）已六十四岁，显然超过唐初入选府兵的年龄标准。加上唐朝府兵来源之一就是继承隋代的府兵[37]。综合来看，史陁应是在隋时已担任地方军府次官，此职一直保留到唐，到撰写墓志的显庆四年（659）用当时现行官名来指代其生前任职官名。 ● 向下滑动 查看注释→ [8] 本文三方墓志录文主要参考《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补遗》和《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集释》整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42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显庆一〇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60、161页。史家珍主编：《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30、231页。 [9]“□”，《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作“庚”，第231页。 [10]“□□洪”，《全唐文补遗》中“洪”字前没有空出两字，第160页；《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作“□□江”, 第231页。 [11]“□”，《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作“峻”, 第231页。 [12]“□”，《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作“万”，第231页。 [13]“园”，《全唐文补遗》作“圃”，第160页。 [14]“珎”，《唐代墓志汇编》作“珍”，第297页；《全唐文补遗》作“珍”, 第160页。 [15]“弈”，《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作“奕”，第231页。 [16]“菟”，《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作“兔”，第231页。 [17]“□”，《全唐文补遗》作“百”，第161页。 [18]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6、217、264页。 [19] （唐）魏征：《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085页。 [2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杨军凯著：《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45—49、293—310页。 [21]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85、186页。 [22]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5—58页。 [23] 尹波涛：《粟特康氏会稽郡望考论》，《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156—164页。 [24] 史家珍主编：《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第326—327页。 [26]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第38页。 [27] 龙成松：《唐代粟特族裔会稽康氏家族考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78—86页。 [28] 马志林：《诗经“二雅”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69页。 [2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91页。 [30]《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第891、892页。 [31]《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第809、810页。 [32] 张金龙：《隋朝的领左右、备身府与骁果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10页。 [34] [日]气贺泽保规：《以骁果制为中心论隋炀帝时代的兵制》，辛德勇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94—103页。张金龙：《隋朝的领左右、备身府与骁果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10页。 [35] [日]气贺泽保规：《以骁果制为中心论隋炀帝时代的兵制》，辛德勇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94—103页。 [36]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98页。 [37] 张玉兴、马龙祥：《20世纪以来府兵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2期，第 5—13页。 二、《大唐康氏故史夫人墓志铭并序》《大唐康氏故史夫人墓志铭并序》出土于河南洛阳，志盖已失，志石高40厘米，宽39厘米，墓志志文15行，满行15字，楷书。河南千唐志斋藏石，周绍良藏拓本。墓志录文被多本墓志集收录[38]，对照拓本，综合各版本录文重新整理如下： 夫人姓史，洛州洛阳人也。家承缨冕，代/袭珪璋，可略而言，备诸简册。祖□陁[39]，呼/论县开国公、新林府果毅。父英，左卫郎/将，袭封父邑。并谓具承懿绪[40]，冠盖连华/，茂庆门传，芳徽不绝。夫人女仪无爽，一/志贞心，妇礼有功，四德兼备。宜应寿兹/福佑，保卒遐龄。豈意天不慭遗，奄先朝/露，忽以显庆六年二月廿三日终于私/第，春秋卅有六。即以其年三月七日窆/于洛阳城北邙山之阳，礼也。复恐陵为/深谷，海变桑田，不纪余芳，无传后叶。其/词曰： 风仪婉顺，令□[41]芬芳。蕊开春茂，遽□秋霜。  志文着重描述了史夫人本家为官宦之家，家世显赫、人才辈出，美德之盛为人称道。同样的情况亦见于史夫人堂妹史氏与其丈夫安怀的合葬墓志。对于女子来说，夸耀家世是出于婚配的需要。陈寅恪指出，唐代受魏晋南北朝以来门第观念的影响，以婚宦二事评价人品高下，“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42]。以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为首的高门大姓更是耻于与望族以外的家族通婚。婚姻成为家族扩大势力、巩固地位、谋求发展的工具。至于望族之外的其他家族，门第仍是他们缔结婚姻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此不论男女，其墓志中家族背景的内容篇幅占比都较大，甚至不厌其烦地描述族中的名人事迹。同姓氏者还会攀附有名望的家族，以期找到好姻缘。 志文关于史夫人自身的描写较少，多称赞她的品行、妇德而无记录具体事迹。姚平认为妇女墓志的程式化写作正好勾勒出社会对女性理想化生命历程的界定[43]。也就是说，比起鲜活的个体，墓志中的女性形象更接近于一个典范化的模板。唐代妇女实际生活在相对较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中，上有贵族女性积极参政议政，下有平民女子外出交游，勇于追求爱情、自主择偶，贞洁观念也相对淡薄，整体来说妇女拥有较多的人身自由，思想观念比较开明[44]。段塔丽把女性的人生分为在室、出嫁两阶段及女儿、妻子与母亲三角色进行研究，认为家中舅姑和丈夫未去世前，妇女的家庭地位受到他们的压制，即便已为人母亲，其家庭角色仍以妻子为主，出嫁后的妇女也可以较自由地参与社交和文化娱乐活动[45]。史夫人去世时36岁，按正常年纪推算，她生前处于以妻子、母亲为主要角色的人生阶段，志文却丝毫没有提及她的活动。史夫人堂妹史氏的墓志亦是如此。史氏的志文部分由郡望、家世、品德、经历和卒葬日期、地点组成，较史夫人墓志多出的经历部分仅简单提到其父母早逝，本质上与史夫人的志文没有太大区别。二人生活在律法对妇女的改嫁与再婚没有过多限制的唐代前中期，开放的社会风气更促使女性敢于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46]，志文却给予史夫人“一志贞心”、史氏为“节妇”等妇女守贞的描述，可知儒家贞洁观念对宦门女子仍有较大影响。妇女墓志的撰写多掌握在男性手中，他们重视女性的贞洁妇德和相夫教子传统，对妇女生活的其他方面视而不见。这种行文固然有程式化写作的因素存在，但也不能否认当时男性对女性认识的倾向性。受制于撰写者，妇女墓志并不能完全反映妇女的真实形象。墓志里的史夫人与史氏被套进传统的妇女形象中，难以看出粟特后裔的痕迹。 史夫人父亲名史英，任左卫郎将，袭封父邑。按史陁为新林府果毅、呼论县开国公，史英入仕应有父荫之因。《旧唐书》称，“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47]。受材料所限，尚无法得知史英任官的具体情况，但史英确有可能从三卫起家，得任左卫郎将。毕波把唐前期多见的以门荫入仕的粟特人分为千牛、三卫、其他卫官起家三类，从三卫而任武职者一般多授果毅、郎将[48]。隋唐时入仕的多数粟特人多集中在诸卫郎将官一阶。诸卫郎将有内府和外府之分，内府郎将即各卫郎将，活动在京师附近，负责宫廷仪仗宿卫，地位稍优于外府郎将；外府郎将即各鹰扬府的鹰扬、鹰击郎将，或折冲府的折冲都尉或果毅都尉。史英官职属内府郎将一类，为五品清官[49]。史英无墓志出土，其仕宦经历或可从史夫人年龄入手估算。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早婚习俗及其习惯性实施和统一后的发展导致隋代婚龄较魏晋南北朝时略有推迟[50]，姚平根据16方记有婚龄的唐代男性墓志推算出贵族男子的初婚年龄约在26岁[51]。志文没有记录史氏是史英的第几个孩子，若按三十年为一代保守估计，史英在武德九年史夫人出生时至少应有三十岁，即他可能生于隋开皇年间（581—600）。史英、史师兄弟的名字皆无其父名的粟特文转译风格，他们的出生年份可能在史陁汉化渐深的开皇年间中后段，那么他或许在隋时已入仕，至唐初升任左卫郎将。 ● 向下滑动 查看注释→ [3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第166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显庆一六九，第 335、336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171页。史家珍主编：《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第240、241页。
[41]“□”，《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作“淑”，第241页。 [42]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2页。 [43] [美]姚平：《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4—154页。 [44] 高世瑜：《唐代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43—156、158—164页。 [46] 高世瑜：《唐代妇女》，第149—156页。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第45—47、111、112页。 [47]《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804页。 [48] 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第139—143页。 [49]《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804、1805页。 [50] 周晓薇、王其祎：《隋代女子结缡年龄与婚姻理念》，《碑林集刊》第十七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36—161页。 [51] [美]姚平：《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第93页。[美]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1、109页。 三、《大周故陪戎副尉安府君（怀）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并序》《大周故陪戎副尉安府君（怀）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并序》出土于河南洛阳，志盖已失，志石高57厘米，宽58.5厘米，志文24行，满行23字，楷书。原石藏于河南千唐志斋。墓志录文被收录于多本墓志集中[52]，对照拓本，录文重新整理如下： 君讳怀，字道，河西张掖人也。祖隋朝因宦[53]洛阳，遂即家焉。曾/祖朝，前周任甘州司马，风才温雅，识理详明，郊无狼顾之人/，□□枭鸣之吏。祖智，隋任洛川府左果毅，勇冠三军，气雄一/□，□弯落鹰[54]，矢发啼猿。抚育三军，尝无一怨，致□[55]为毅，其即/是宣。父昙度，既属隋季乱离，聊生莫逮，爰失覆[56]荫，唐运克昌/，□□里闾，耆旧称荐。唐朝任文林郎，非其好也。君智宇温雅/，器局冲和，不怡不惠，沉浮任俗。已[57]长靡说，他短匪扬。但以生/□太平，咸须有职，蒙授陪戎副尉。加以门垂五柳，非唯彭泽/之家；室酝千钟，岂独季伦之第。以永淳二年七月廿三日遘/疾，祈天祷地，灵祁纪覆护之能；饵药针石，奉□揖[58]童衣之疹/。□以其年八月十二日终于思顺坊之第，春秋五十有三。夫/人史氏，陇西城[59]纪人也。灵源淼淼，镜德承之□清；崇□岁□/，究岱宗之峻极。祖盘陁，唐任扬州新林府车骑将军，呼仑县/开国公。父师，□朝左□卫。夫人三从雅顺，四德妙闲，实妇□/之□防，信女□之轨则。幼失严父，长丧慈亲。早适安门，作□[60]/君子，义夫节妇，□古[61]莫称。积善无征，奄从窀穸。以长寿二年/一月二日，终于履[62]信坊之第，春秋六十有四。嗣子长龄等，循/陔擗手，望树崩心，知灭[63]性之非仁，识蒸尝之是孝。即以其年/八月三日，合葬于北邙山原合宫县平乐乡界王晏村西，礼/也。恐陵谷迁贸，灰琯飞驰，爰命下愚，式昭幽壤。其詞曰/： 岱岳青松，湘川绿竹。一沉灰烬，有同哀菊。其一。拢秋风急，山静/人疏。双魂瘗壤，只月悬虚。其二。长寿二年八月三日合葬记焉。
向下滑动可查看全部 ↑ 安怀卒于永淳二年（683），享年53岁，即生于贞观五年（631）。墓志记安怀为河西张掖人。张掖郡唐时多称甘州，出土墓志可证明此地有粟特聚落定居。如《康敬本墓志》记其为康居人，祖先在西汉时迁居张掖，且曾祖康默在北周时为甘州大中正，该职多由世家豪族担任，可见粟特人在当地应有一定势力。另有《史诃耽墓志》也有记其夫人康氏为甘州张掖人。张掖郡毗邻武威郡，而武威安氏正是安姓粟特人中较显赫的一支，也是当地大族，安令节、安神俨、安延、李抱玉、李国珍等粟特人俱出自武威。安怀一家确为入华粟特人。安怀夫人史氏卒于长寿二年（693），春秋六十四，即生于贞观四年（630），志文记她为陇西成纪人。自西凉立国以来，陇西李氏声名日盛，陇西成纪之于众多李姓人士固为显地，但安怀夫人姓史，似乎没有攀附的必要。史氏是否为陇西成纪人尚不可知，但据康老师墓志记述史氏的堂姐妹、康老师之妻史氏时提到“燕支山”，即甘州删丹县的焉支山，史氏家族无疑出身西北。史氏之所以自称陇西成纪人，可能是因为其家族经河西走廊东进中原的过程中曾居住于陇西，成纪郡望或为实录。 安氏是官宦之家。安朝任北周甘州司马。北周把全国州郡分为户三万以上的正八命州、户二万以上的八命州、户一万以上的正七命州、户五千以上的七命州和户不满五千的正六命州，从正八命到正六命各州司马官阶分别对应为六命至四命[64]。《魏书·地形志》记凉州有户三千二百七十三，下辖临杜郡有户三百八十九[65]。北周甘州领张掖、酒泉、建康三郡，甘州和张掖郡的治所都在永平，永平县内有临松山[66]。《隋书·地理志》记，张掖郡西魏置西凉州，寻改甘州，有户六千一百二十六，统县张掖、删丹、福禄三县，张掖县旧曰永平县[67]。《元和郡县图志》记，甘州开元时有五千四百四十户，管张掖县和删丹县，张掖县晋时名永平[68]。 北魏至唐甘州的管辖范围皆有变化，数百年间战乱与安定交错，人们迁移频繁，统治者有不同的户口登记政策，户口漏记和隐匿的情况也相当普遍[69]。以北魏、隋和唐的户数作参考，增减之下，北周时甘州人口大致有五千户上下的规模。即安朝可能为正四命的七命州司马或四命的正六命州司马，总理军府军事[70]。 安智任隋洛川府左果毅，隋之果毅即果毅郎将，但安智所任“果毅”前有军府之名，实际官职应与史陁官职相似，志文的“果毅”实是后人撰写墓志时用唐代现行官称指代的隋鹰击郎将。李鸿宾误认为安智东迁至陕西洛川[71]，对照拓本可知安智“因宦洛阳”，任职的洛川府实在河南洛阳。隋时洛川府驻洛州洛阳洛川乡，该军府名在唐时续置，改隶鄜州，驻洛川县，隋唐洛川府实际上名同地异，隶属不一[72]。隋唐朝代更迭之际，安昙度的祖荫无用于新朝，后经乡老举荐得任文林郎。文林郎是隋置从八品散官，掌撰录文史、检讨旧事，唐朝沿袭此职，降为从九品上阶文散官[73]。安怀所任陪戎副尉为从九品下阶武散官[74]。《大唐故陪戎副尉安君（度）墓志铭》《唐故陪戎副尉康君（武通）墓志铭并序》等墓志的粟特后裔志主都曾任陪戎之职，职品低微，属统理异族之官，例由蕃族充任[75]。安怀一家四代在官职上品级逐渐降低，在朝廷中慢慢不再掌领实务。 史氏与史夫人出生年岁相近，且史英、史师兄弟同在宫中禁卫任职，他们的年纪和入仕的时间应该也相差不大，即史师亦有可能生于隋开皇年间，于隋末唐初任官。史师应该同史英一样以门荫入仕，得任“□朝左□卫”。炀帝即位后，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为左右骁卫、左右领军为左右屯卫、左右武侯为左右候卫，加置左右御卫[76]，所以隋朝十二卫有左翊卫、左骁卫、左武卫、左屯卫、左候卫和左御卫符合史师之官职名。唐武德七年（624），定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候、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为十四卫[77]；龙朔二年（662），左右屯卫更名为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改名为左右戎卫[78]。即唐朝十六卫中，有左骁卫、左武卫、左屯卫或左威卫和左戎卫符合史师官职所缺之字。史陁先前任新林府果毅，由《唐故右龙武军将军清河县公张公墓志铭并序》可知，唐时新林府受左武卫管辖[79]，则史师有可能得父荫供职于左武卫，也有可能同史英一样任职左卫，即隋之左翊卫。不论史师在哪一卫中任职，其职能大体相同，即宿卫宫廷，并同仪仗队伍立于殿中、廊下。 在朝廷中担任武职是入华粟特人的常态。诚如陈海涛、刘惠琴等学者注意到的，盛唐以后粟特后裔所任官职从武官到文官的变化，体现了唐代入华粟特人由异域民族向汉化转变的趋势[80]。安怀家族在华生活已有四代人，汉化程度逐渐加深，祖孙四代的官职由武转文也属正常。然而，安智、安昙度两代差别巨大的官职变化更有可能是该粟特家族参与隋末唐初政治迭代的结果。对比史陁家族和安怀家族的仕宦经历，两家同有父辈祖荫，且生活年代相近，安昙度和史英、史师的官职却相差甚远。安昙度因“爰失覆荫”，只能充任“非其好”的文林郎，而史英、史师不仅没有类似的记述，还能沿袭爵位、在宫廷禁卫系统任职。由此推测，史陁家族和安怀家族可能在隋末唐初多股势力的纷争中选择了不同的队伍，或是归附李唐的时间有先后之差。史陁家族先于安怀家族投靠后来取胜的李唐势力，而安怀家族则可能随落败势力而衰落，或失去向李唐投诚的先机，于是安昙度只能在唐时任从九品文散官，史英、史师却可继续担任宫廷仪卫。 墓志记安怀卒于思顺坊，史氏终于履信坊，他们的卒地可视为他们生前所居地。思顺坊位于长夏门东第一街由南至北第五坊，南面为修善坊，有波斯胡寺，东面临南市，南市西坊有胡祆祠；履信坊位于长夏门东第四街由南至北第三坊，北边为会节坊，有祆祠[81]。同居住在思顺坊的粟特人有康达、康智和康媛[82]。作为粟特后裔，安怀夫妇所居之地靠近市场和祆祠，无疑受到其民族的商业本能和聚居习俗的影响。尽管安氏和史氏两家的墓志都没有透露出经商细节，但从志文“家称金穴”“室号铜陵”“室酝千钟，岂独季伦之第”等夸耀其家产丰厚的表述来看，安、史两家应当未放弃获取商业利益，甚至如毕波所言，以入仕之便谋取更大的商业利益[83]。祆祠是粟特人祆教信仰的宗教场所，因粟特聚落多围绕祆祠建立，祆祠也成为标识粟特聚落存在的证据。定居城市的粟特人不再保持着完整的聚落，而以聚居区的形式存在于祆祠周围。志文没有提及任何有关祆教信仰的字词，无法得知安怀与史氏的信仰情况，因此二人的居所选在祆祠附近，与其说是出于信仰，不如说受粟特人聚居习俗的影响更大。 ● 向下滑动 查看注释→ [5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第410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长寿〇一九，第845、846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325、326页。史家珍主编：《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第360、361页。 四、墓志所见唐代洛阳粟特人的婚姻与居地从墓志知，康氏与史夫人、安怀与史氏、康老师与史氏联姻。康姓和安姓正是中古时期人数较多的两大粟特姓氏。康老师墓志直言其祖先为康国人，是以国为姓的粟特胡人后裔。同时代中，与他一样直接在墓志中表明外族身份的还有康阿达、康敬本和康国大首领之女康氏等粟特人[84]。安怀墓志中虽没有直接表明粟特身份，但其郡望亦透露出胡人来源的信息。史陁孙辈的婚姻为粟特人同族通婚甚明。四方墓志呈现了史、康、安三家紧密的亲缘与姻缘关系（图1）。  蔡鸿生把粟特人的婚姻分为王室婚姻和民间婚姻两类[85]。然入华粟特人少有位高至王室者，自称为王室后裔者也难证实其真实性，因此入华粟特人的婚姻基本可视为民间婚姻。入华粟特人的民间婚姻又可分为三类，一是粟特男女之间的同族通婚，二是粟特人与汉人之间的胡汉通婚，三是粟特人与其他外来民族之间的外族通婚。就笔者目力所及，收集婚姻与居地信息俱全的唐代洛阳粟特人及配偶为粟特人的墓志共20方（表1），10方为粟特同族通婚、8方为胡汉通婚、2方为粟特人与外族通婚。统计结果说明唐代洛阳粟特人以同族通婚为主，胡汉通婚的比例在安史之乱后有上升趋势，就收集的墓志来看外族通婚的占比较低。 表 1 唐代洛阳粟特人与配偶为粟特人者墓志  综览文献，同族通婚是粟特人在本土和聚落中的主要婚姻类型，他们之所以实行族内通婚，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以胡人为主，少见甚至不见汉人。当然，语言、宗教等促成粟特人同族通婚的因素也不可小觑。进入城市定居的入华粟特人处在汉人为主的环境中，保持同族通婚成为他们保持自我民族特性的方式。毛阳光以史陁家孙辈的婚姻为史姓、安姓与康姓联姻的典例，认为唐代洛阳粟特人因内部通婚而缔结成稳固的社会网络，并与地缘联系密切的外族保持联姻[106]。毕波也以史陁孙辈的婚姻为生活在都城的粟特人相互联姻的例证，认为同族通婚使得粟特人扩大了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传承粟特文化、凝聚更多粟特人的重要手段[107]。粟特人的社会网络是由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构建而成的社会关系综合体，它是粟特人信息传递的通道，更是帮助新来粟特人在陌生环境生存发展的资本[108]。入华粟特人的城市社会网络基于其本土社会网络重新构建而来[109]，即应先存在种种复杂而无形的社会关系，才能催生出之后一系列反映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毫无疑问，同族通婚加固了粟特人的社会网络，越发成熟稳定的社会网络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粟特人加入。因此，在这层意义下，聚居区可以说是粟特人社会关系网作用下的结果，是粟特人社会网络在地理上的的实质反映。 统计显示，同族通婚和外族通婚夫妻的住所分别在嘉善里、修善里、旗亭里、思顺坊、履信坊、福善坊和尊贤里（图2）。诸里坊皆在城南，以南市为中心，往东边建春门和永通门之间会节坊方向延伸。南市是唐洛阳城最大的市场，而南市附近的修善坊和会节坊有祆祠，二者俱是影响粟特人居住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善于经商的民族特性驱使粟特人定居在市场附近。随着越来越多的粟特人在市场周边聚集，相同的祆教信仰会加速祆祠在该区域的建立。祆祠和兼管宗教事务的粟特聚落首领对后来的粟特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文化、同信仰的民族情感会让粟特人在距离宗教场所较近的地方聚居。另外，隋代继承北魏以来在洛阳城南建四夷馆安置外来使者的客馆制度，也让粟特人形成了聚居洛阳城南的居住习惯[110]。社会网络促使粟特人聚居，而聚居的粟特人反过来也不断强化着社会网络，粟特人的社会网络和聚居区可谓相辅相成。
［引自（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据上表，胡汉通婚是唐代洛阳粟特人的第二大婚姻类型。向达首先注意到西域胡人与汉人通婚的现象在唐代数见不鲜，并认为此类婚姻为律所不禁[111]。以康、安两个粟特姓氏为例，陈海涛、刘惠琴据墓志材料统计出唐代粟特人婚姻50例，进一步分析了粟特人婚姻的阶段性特点，即以安史之乱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以粟特人同族通婚为主，后期以胡汉通婚为主[112]。毛阳光也指出玄宗以后较多粟特人开始与汉族通婚[113]。生活环境的改变、入华时间和生活代际的长久扩大了城市中粟特人的交往和通婚范围，以安史之乱为标志的政局变化和排胡风气的形成使唐中后期胡汉通婚的情况越发普遍。胡汉通婚极大地促进了粟特后裔的汉化进程，推动了粟特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胡汉通婚诞下的混血儿或得到汉人母亲的言传身教，或被赋予汉人父亲的汉姓和本土家族背景，汉文化凭借婚姻关系从两方面深入胡汉通婚的家庭内部，其后代汉化程度自然比一般粟特后裔更高。更重要的是，婚姻关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还会让两个家族从此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和交往，导致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扩张或发生偏移，从而影响他们的居住位置。 粟特人家庭和汉人家庭都呈现出父权家长制的特征[114]，要求婚姻关系中的女方加入到男方家庭、社会关系中，跟随男方家庭生活。粟特男性与汉人女性组成的家庭生活在弘敬里[115]、章善坊、利仁坊和思顺坊,分布与同族通婚的粟特人居地大致相同。弘敬里位于城北东城之东第二南北街，徽安门东街从南第一坊，坊西边立德坊有胡祆祠，坊之东北有北市[116]；章善、利仁和思顺三坊依傍南市和祆祠，周边环境满足了粟特人对商业和信仰的需求。而汉人男性与粟特女性婚姻组合的居地则稍显特殊，王式与曹氏、张汶与康氏都住在洛水南岸的乐城里，与南市隔通利坊相望。乐城里附近不见祆祠，与南市的距离也不如其他粟特人的居地那般靠近，相对来说处于粟特聚居区的边缘，说明胡汉通婚对粟特人居住位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粟特女性身上。由于粟特女性跟随汉人丈夫生活，相应地就要从汉人丈夫的角度来解释她们的居地位置。 汉人男性与粟特女性组成的家庭以汉人丈夫为主，那么他们的居所应不会按照粟特人的标准来选择，即从夫居的前提下，本应观察到其居地远离粟特聚居区的现象。王式与曹氏、张汶与康氏的居地与粟特聚居区若即若离，表明有比婚姻类型更重要的因素促使他们定居乐城里。由曹氏墓志和张汶墓志可知，王式和张汶都是朝廷官员。王式墓志未见出土，信息不详，按曹氏墓志所记，生活年代当与曹氏（790—824）相差不远，其官职为试汝州龙兴县尉。京县以外的县尉负责分判诸曹、催征课税、追捕盗贼[117]，是从九品的低级官员[118]。张汶生于贞元十四年（798），于大中四年（850）去世，享年53岁，初为李相国书记，随李绛出镇兴元被军乱祸及，后得以幸运返回洛阳，是管理庄宅、店铺、车坊等官有产业和皇室私有产业的内庄宅使下负责勾稽审计的都勾官[119]。 官员的居住地首先受到城市规划、制度层面的限制。隋在东周洛阳城之东、汉魏洛阳城之西筑新城，唐朝沿用并不断增筑。隋唐洛阳城宫城、皇城偏居西北部，以龙光门、宫城、皇城、定鼎门和定鼎门大街为南北轴，洛水穿城而过，城南、城北、城西各有一市，南北两市规模和商业繁华程度远胜西市。除西北部的宫城、皇城外，外郭城各里坊都有人居住。以洛水分割南北，定鼎门街以东、东城以东的南北两岸聚集了大量人口，宅第数量均比洛水南岸、定鼎门街西的宅第数量多[120]。可见南北两市周边诸坊临近市场、生活便利，依傍水渠、景致优美，历来是洛阳城的重要居住区。定居南北两市周围实属洛阳城人的普遍选择。另外，统治者会下令限制人们住在某些重要里坊，如定鼎门街西的观德坊“唐初唯内臣所居，长寿中敕不许他人居止”[121]。《营缮令》“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条规定了对王公与各级官员宅第的形制要求[122]，《唐律疏议》“舍宅车服器物违令”条记录了对违反《营缮令》者的惩罚措施[123]。因此，官员的居宅必须在洛阳城规划好的居住区内，还必须符合统治者对官员品级与住宅位置、规模、形制的规定，否则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此外，官员居地所在还取决于其宅第的来源。官员本人的官阶大小、经济条件及其所处时势往往决定了官员如何得到宅第。得到居宅的方式不同，也会导致居住地上的差异。重臣宠臣、功赫爵显者、归降外族首领等高官有机会获得皇帝赐宅[124]，隋唐长安城赐宅受赏的官员品级都在五品以上[125]。同时期洛阳城中被赐宅的官员情况大抵与此相当。唐代获得赐宅的官员在整个官员群体中属于少数，大部分官员可通过自建、购买或租赁等方式自己置办住宅。家族显赫者还可能继承到祖宅[126]。至于定居洛阳已久的官宦家族，其住宅也有可能是当时置办并为后代所继承。例如乐城坊中有李冲、李璋、李瑱、李宾宅应是继承其祖李蓐或李弘节于唐初置办的宅第，张从古宅或是继承其父张俊的宅子[127]。像安怀家这样在隋朝时移居洛阳的家族，安怀在思顺里的宅邸也有继承父辈而来的可能。 王式和张汶的官阶尚不足以获得赐宅，张汶墓志也没有记录凭借事迹获得赐宅的殊荣，因此他们在乐城里的住所大概率是自己置办的。而自己置办宅第，经济条件能否负担、住所周边的生活环境和当时身处的时势皆在官员的考虑范围之内。王式和张汶的官职都与税收、市场相关，品级不高但可能油水颇丰，经济能力应不成问题。乐城里有运渠、分渠流经，与南市相距不远，交通和生活都便利，周围有众多官员居住，利于人际交往，是相当适合官员居住的环境。并且，妹尾达彦以墓志为材料，把自隋到宋官员在洛阳城的居住地分为七期，指出唐初以来洛阳南北两市周边就是官员们居住的热门地段，仅武周时达官贵族的居住地迁至定鼎门大街附近外，移居洛阳的山东贵族和安史之乱后的官员都聚集在南北两市附近形成住宅区[128]。王式与张汶在妹尾达彦划分的洛阳官员住宅分期中都属于第5期（764—826）和第6期（826—907）的官员，此期正是安史之乱到唐末，洛阳官员人数大减，官员们重新在便于生活的两市周围诸坊居住，以及为躲长安政治斗争纷纷避居洛阳的时候。受墓志信息所限，暂不清楚王式与张汶的宅第是自建、购买、租赁还是继承而来，但两人在南市附近的乐城里置宅极有可能是符合生活环境要求和乘着时势的选择。 实质上，婚姻和居地通过社会网络构成联系。作为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婚姻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粟特女性社会网络的偏向，并在从夫居的条件下影响其居址。嫁给汉人的粟特女性是受此影响最明显的群体。她们未婚时居于本家，结婚后居于夫家，她们的居址自然以满足丈夫的需求为主，也更看重民族性以外的因素。胡汉通婚下粟特女性的社会网络重心向夫家倾斜，与汉人交往渐密的过程中可能慢慢退出了以往的粟特社会网络。对于粟特男性或其他婚姻类型下的粟特人来说，他们经营社会网络、决定居址的关注点在于阶层与职业。毕波指出，粟特人的社会网络依靠入仕胡人和胡商共同营构，二者的阶层、职业决定了他们社会网络经营重心的区别，随着入华时间越长，身份影响对社会网络的比重日益增加，并在安史之乱后加剧了粟特人社会网络的分化[129]。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地理表现，居地位置反映出粟特人社会网络重心的倾向。入华粟特人居地多以满足经商、宗教信仰、居住习惯等民族性需求为主，但对于入仕粟特人来说，他们在汉文化的大环境中扮演着与汉人相似的社会角色，其居地的选择或会有粟特人民族身份和阶层、职业方面的双重考虑。 ● 向下滑动 查看注释→ [8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观一八二《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量息阿达墓志铭》、咸亨〇二九《大唐故康敬本墓志铭》，第124、530、531页；史家珍主编：《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之《大周故缘州安长史夫人康氏墓志铭并序》，第376、377页。 结语史陁家族及其姻亲三方墓志的胡人特质已不明显，对男性官宦经历和女性家庭生活的描述更与汉人相差无几，志文较为简略，却对入华粟特人研究有所裨益。本文从墓志所见粟特家族的联姻个案出发，期望能够利用墓志中的婚配和居地信息来阐释粟特人婚姻类型对居地位置的影响，点明社会关系网络对粟特人生活的重要性，进而深化对唐代洛阳粟特人社会网络作用的认识。虽然墓志本身具有溢美隐恶和程式化写作的缺陷，对志主世系和事迹的记录也有攀附或夸耀的可能，但有关婚姻、居地、葬地等信息仍是入华粟特人研究依赖的相对可靠的材料。墓志反映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粟特人行为的内在动力之一，对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pitaphs of Three Sogdians and Discussion on the Marriage and Residence of Luoyang Sogdians in the Tang Dynasty编者语：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罗丰、谢泳琳：《三方粟特人墓志考释——兼论唐代洛阳粟特人的婚姻与居地》，《唐史论丛》第三十五辑，三秦出版社，2022年10月，页145-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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