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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乐天 821 2017-05-22 章乐天 没有苦难也要制造苦难，以检验人民承受苦难的能力.用这句话说俄国人是很贴切的。俄苏时代出的名作家不多，但苦作家很多，不是流亡异土，就是留在本土而不得善终。 五卷本《巴别尔全集》在手，俄苏一代大才子伊萨克·巴别尔的作品，刨掉一部书信集，摞起来还不到一千页，其中尚有一小部分是无甚文学价值的应景之作，但是剩下那些都是光华熠熠的创作，他本可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但是他把过多的精力都用来跟苦难相搏，这苦难一部分来自不可抗的外力，一部分则来自他自身的习性和缺陷。 他只活了不到四十七岁，取得的成就总是迅速被磨损，赚到的钱被迅速耗光。他不曾稍微长久一些地享受成功带来的快乐。创作力最盛的时候，他为混乱的私生活所累，左支右绌，而到他终于勉力稳定下来的时候，斯大林的大清洗已经箭在弦上。 梵高的油画，时常让我感觉此人性格里的极端，有不能长命的征象，当然，这是因为我预先知道一些画家的生平。当我知道巴别尔的悲惨下场后再读他的文字，感觉他几乎是个拿钢笔的梵高，笔头滴下血来，迅速凝固成画布上的颜料，大地的伤疤。《骑兵军》里有一篇故事《我的第一只鹅》，其中有句景物描写：“我面前是环形村道，黄不楞登的，像南瓜。天上，奄奄一息的太阳正在吐出粉红色的气息。” 即便不是梵高，起码也是蒙克的节奏吧。1920年6至9月，苏维埃政权初建不久，内忧外患夹攻，巴别尔骑在马背上，跟着一代名将布琼尼率领的哥萨克第一骑兵旅在苏联-波兰战争前线呆了三个多月，记日记，攒素材，《骑兵军》的故事多是取材这三个多月。南瓜黄的村道，“奄奄一息的太阳”，这种块状的、有很强的版画感的景物是透过一种怎样的眼光看出来的？那不太可能是如巴别尔自己所表陈的那样，一个“苏维埃文学工作者”的眼光，如果是的话，他就是文学工作者中的异数，跟法捷耶夫、富尔曼诺夫等人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种幸存者的眼光，不过他是一个荒诞的幸存者，笔触里并不是恐惧，侥幸，相反充满了无动于衷。《骑兵军》的短篇故事里，当格斗、溃逃、杀戮平民、伤兵自杀等等残酷的画面发生时，读者会感觉作为叙事人的“我”被人忘了，被那些已死的人和未死的人丢在了一边，任凭他观看，记录。《通往布罗德之路》的第一句话就让人瞠目：“我为蜜蜂伤心欲泪。它们毁于敌我双方的军队。在沃伦地区蜜蜂绝迹了。”“我”故意忽略了人的死，而去悲伤蜜蜂的绝迹。《政委康金》里，“我”周围有五个战士在与敌人搏斗，“四周都在作对儿肉搏，搂得那个紧呀，就像神甫搂老婆那样”，粗俗的比喻仿佛“我”并非就在现场，而是置身事外。 幸存者一说，是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的观察，他说在部队里化名“柳托夫”的巴别尔一直想的是幸存下来，身在哥萨克的部队里，他跟哥萨克的伦理却格格不入。布卢姆本人是犹太裔，他提出，巴别尔之所以有如此独特的战争视角，是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犹太人，本来在俄罗斯就是一个“上帝安排的错误”，犹太人是一个文化属性的民族，虽然没有家国，四处流浪，落地生根，卷铺盖走人，但他们有文化，读书认字。 巴别尔一早就看透哥萨克是一群非人类，好勇斗狠的暴力分子，视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如同草芥；此外，哥萨克并无固定的效忠对象，曾经是沙皇的忠实打手，现在被红军雇来打波兰人，明天又可能被白军雇来打红军，后来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也把这一史实写得很清楚。 布卢姆的看法是理解巴别尔的一把钥匙。犹太人巴别尔身在现场却又站在局外，比如，他屡屡说自己有多么崇拜哥萨克的剽悍，似乎热衷制造“正能量”，可是落实到纸上的故事分明有反讽之意：“柳托夫”设法模仿哥萨克的剽悍，但他的模仿是机械的，再现了哥萨克的残暴不仁，就仿佛一个孩子学大人抽烟，让人看到大人毫无风度的恶习的一面。 《我的第一只鹅》，写部队在一个村里宿营，柳托夫想在一贯看不起他的哥萨克们面前“露一手”，他到女房东的院子里找吃的： “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蹿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靴子下喀嚓一声碎了，里边的东西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 “'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 村民在军人入住后都躲得远远的，躲不了的则报之以冷暴力，更对比着无知的鹅的悲惨。柳托夫的行为让人读出了哥萨克骨子里的兽性。难道巴别尔不是有意追求这种效果？故事结束在一种不动声色的讽刺之中：那天晚上，“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骑兵军》出版后不久销售一空，布琼尼将军出面公开指责了巴别尔丑化红军，为作家后来的厄运埋下了伏笔。真的，《骑兵军》里的“丑化”足以让故事涉及的真人恨得牙痒痒的。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巴别尔先是写他“身躯魁伟健美得令我惊叹”，穿“紫红色的马裤、歪戴着的紫红色小帽和别在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农家小屋隔成了两半”，随后开始变味：“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水味和肥皂凉爽发甜的气味。他两条修长的腿活像两个给齐肩套在锃光瓦亮的高筒马靴内的姑娘。” 巴别尔并不是非这样写不可。他完全可以选择性地写士兵的勇猛，战争的壮阔。比如《多尔古绍夫之死》，写一个电话兵多尔古绍夫，部队在一场与波兰骑兵的遭遇战中吃了败仗，他负了重伤，请求“我”给他一颗子弹。这明明是可歌可泣的画面，但巴别尔是这么写的：“他靠着一棵树坐在那里。靴子东一只，西一只。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小心翼翼地解开衬衫。他的肚子给开了膛，肠子掉到了膝盖上，连心脏的跳动都能看得见。” “我”心下不忍，要跑开，多尔古绍夫顿时恼怒，挣扎要去追他，嘴里破口大骂：“滚！我毙了你，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兄弟就像猫可怜耗子……”这时，另一个哥萨克过来将他打死，还痛斥“我”是个懦夫。 哥萨克的语言粗俗下流，他们不拿自己性命当回事的“勇猛”让人读来心惊胆颤：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军队里都是些什么人？ 《普里绍帕》写一个从白军那里逃过来的年轻哥萨克，白军把他村里的父母抓起来当人质，结果被红军的反特机关打死，黑白正邪像莫比乌斯环一样立刻混淆了起来。部队夺回村子后，普里绍帕不去追击白军，而是挨家挨户地造访邻居家，只要在那家发现他熟悉的自家财物，就大动干戈，随意开枪，连一条狗都不放过，因为他家在遭难的时候被邻居趁火打劫了。书中，“我”对普里绍帕这位战友的评价是：“死乞白赖的滥小人，被清洗出党的共产党员，无忧无虑的梅毒患者，撒谎不打草稿的牛皮大王，日后只配收收破烂的家伙。” 《骑兵军》里的短故事，1924年时陆续在杂志上刊发，巴别尔意识到这么写会有风险。《书信集》中有他给《十月》杂志的一封信，其中声明，由于匆忙的缘故，他在发表一篇小说时没有改掉其中涉及的六师师长的真实姓名，看得出来他很不安。他还解释说，自己的故事是以“纯文学的方式”写成，不考虑史料的可靠性和历史真实性，言下之意，他都是虚构的，并非真实。 但这有用吗？我们在《骑兵军》里看到的六师师长叫萨维茨基，已经是假名了，可是谁会因此而认为，真实的六师师长与书中所写的那个人毫无关系呢？谁又会把军人杀死手无寸铁的村民的故事当作纯粹的文学夸张呢？ 书信集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更具体的巴别尔。集子里收录的唯一一封署名“柳托夫”的信，也就是他在随军期间写的信，是1920年9月11日写给机关报《红色骑兵军》的，其中写到：“我们生活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不停地转移，无休止地行军，反复进攻和撤退，与所谓的'文化生活’完全脱节。最近一个月来我们一份报纸都没读过，天下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全然不知。我们就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里。是的，的确如此，我们整日在森林里四处游动，辗转作战。” 他说，他对接收不到外界信息的情况无可奈何，心灰意冷，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开口向编辑部要“一套至少三周内的报纸”。信里的巴别尔焦虑不安，跟那个擅长反讽、玩黑色幽默、无动于衷地见证一切暴力的柳托夫判若两人，我们只能看到他对自己的怜悯（对战士们缺乏文化生活的焦虑恐怕只是说说而已）和对半日安宁的求乞。现实中的“柳托夫”是个深度焦虑分子，焦虑主要是由没钱引起的，光是自己家庭还好办，但他还要资助远在莫斯科的情人——演员塔玛拉·卡希里娜。 读他的书信，跟读《骑兵军》是两种不同的感受，但两者之间又有暗合。信中的他穷困潦倒，颠沛流离，有时隔不到半个月一个月就要换一个地址写信。几乎每封有点长度的信里他都要哭穷，动辄“我已经身无分文”，跟塔玛拉说“你知道，我现在手里没有钱”（显然情人在问他要钱维生了）。他竟日等待某个出版社或是杂志社给他汇款，有时还嘱咐塔玛拉去帮他讨一笔钱，或者替他把钱还给张三李四各色人等。1926年7月，他和塔玛拉的儿子出生，巴别尔一再表示很想履行父亲之责，又是要照片，又是打听孩子的健康，为自己未能尽责而愧疚抱歉。 可他似乎从未回去看过一眼。事实上信写得越动情就越假，越让人觉得他的私德卑下。虽然一再表示“我一定会赚到钱”，“这一天我们不会等得太久”，巴别尔到底不能安抚对方的不耐烦。他们在信中争吵的频次增高，最后一封信写于1928年底，那之后他与原配妻子复合，生下一个女儿，塔玛拉则携子嫁了别人；又过了三四年，又有新欢出现在了他的生命里。 虽然信中没有露骨的示爱，但巴别尔显然对肉欲有特别的擅长。肉欲，跟《骑兵军》里哥萨克的暴力癖一样，都是人类未脱动物性的证明：一个是征服异性、享受他人的肉体，另一个是杀伤他人的身体、破坏他的生命，两者都能给人带来最直接的快感。《巴别尔全集》里的《故事与特写》一辑，收录了他写的散篇故事和一些短评、演讲，其中有他20岁出头发表的几则“习作”，可见出他已对男女媾合之事极为熟悉了。他会创造一些无时无刻都渴望性快感的人物，例如《杜杜》一篇就写了一个对病人的性要求来者不拒的女护士。《偷窥》写一个男孩，花五卢布买通邻居太太，爬梯子去偷窥她家大女儿和男友幽会，那太太为了赚钱，俨然给亲生女儿当起了皮条客，年轻男女则完全沉浸其中，不在乎窗外有谁。 肉欲癖倒是符合犹太人的特点：传统的犹太教文化里，不要压抑性欲是一条被普遍遵从的原则，成年男子必须早早结婚以防纵欲过度。尽管巴别尔并非教徒，而是一个一直认同俄罗斯人身份的犹太人，尽管他背上了沉重的生计压力，不到三十岁就谢了顶，但他在肉欲面前却总是一往无前。他一生没有离婚，却先后有过多个情人，婚内婚外都有孩子。情爱对他而言纯属生活的一部分，哪怕惹出无数的麻烦。1928年2月，在又一次发生了争执之后，巴别尔写信给塔玛拉说，他知道，他们之间的一切不幸与灾难，“最终真正的始作俑者还是我一个人。” 主动承认错在自己，只是一种缓和矛盾的策略罢了。犹太人有着独到的韧性，他们一向相信时间转危为安、大事化小的力量。读这些书信，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巴别尔虽然屡屡拍胸脯表示自己走投无路，顶着别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却几乎从未提到过死亡，连一句“我恨不能去死”都没说过。以死相威胁，以死赌咒发誓，他是不屑为之的——苏波战场上的死亡都是别人的事；不管在马背上还是案头，潜意识中的巴别尔始终是个幸存者。 这就难怪他对个人的安危有些托大了。出版《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的时候，高尔基是他的保护罩，高尔基并不是一根筋的“红色作家”，他知道处在20世纪初叶，文学艺术正在发生怎样动人的变化，板板六十四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事无巨细地勾画场景和人物的写法，已是日暮途穷。当初，巴别尔去随军作战，也是追随高尔基“到人间”的旨意，结果这番经历让他脱胎换骨，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达到了巅峰（还不能说是“上限”）水准，他写给高尔基的信也是毕恭毕敬。布琼尼在《真理报》上发文痛斥巴别尔诬蔑红军，被高尔基给挡了回去。 当1936年高尔基逝世后，巴别尔虽然名气很大，却再也不是不可动摇的了；贝利亚接替也若夫出任秘密警察头目，红色帝国酝酿着清洗之风。巴别尔最后被安上的罪名是给德国和奥地利当间谍。以巴别尔的海外关系，说他是欧洲哪一国的间谍，也没人能有异议。 不过他最熟悉的地方是法国，前后去过一年多，他的太太长期旅居巴黎，母亲和妹妹则久住布鲁塞尔。《故事与特写》中不仅有他的旅法见闻录，还有一篇《在战场上》，是1920年他对一本法文版“一战趣闻录”中若干情节的改写，读起来与他本人的风格十分接近：短促，冷峻，无动于衷地描写人的残忍。我注意到，其中的第一个短故事“在战场上”写了一个农民出身的21岁小兵在战壕里手淫，被上尉发现。上尉拉开裤门，尿了士兵一脸，士兵惨叫一声，跳起来冲向敌阵，被德国人和上尉的枪弹前胸后背齐齐打穿。 巴别尔总是能抓住人的行为中最真实的动物性。对人和人之间的折磨、争斗的态度，不是谴责和恐惧，而是抱着浓厚的兴趣，总想看一看，在肉欲和兽欲的共振之下，人会做出怎样极端的事。所以巴别尔跟他的伟大前辈，托翁、陀翁或契诃夫都不一样，因为他从一种肉身的角度去看人，那种无视人类生活中的神圣之维（不管是神圣的上帝还是神圣的战争），不避淫秽、肮脏来描写事物的习惯，会让人毛骨悚然，坐立不安。针对他的敌意，在现代派绘画巨匠如毕加索、杜尚等人身上也曾发生，他们都曾受过有关淫秽、色情的严厉非议。 巴别尔死了十几年后被平反，在西方，率先将他发现并推荐给更大的阅读人群的人，是美国的一代批评大师莱昂内尔·特里林。不过，哈罗德·布卢姆不太同意特里林的一些论断，他心心念念的是《骑兵军》里涉及犹太人的段落：犹太人自安于一村一镇的小日子被战争所粉碎，被迫上战场当炮灰的犹太年轻人，行囊里还带着祈祷书、藏经匣。巴别尔将他们忍受苦难的精神转化成一种冷眼旁观的习惯，布卢姆自豪地表示，犹太人的边缘地位正是其无与伦比的长项。 而在书信和文章里，我们完全看不出他是个悄悄地为本民族哀悯的犹太人。他偶尔还像一个满腹大国主义的俄国人一样讽刺犹太人的文弱、呆板，缺乏男性气概。不过，这不正是照片里，伊萨克·巴别尔本人给我们的印象吗？一个文质彬彬的小知识分子，乞苟性命于乱世而未得。可是，他身上这么强的欲望，对人的身体及其衍生物、对风景、对人间如画一般的感觉，若非作家的文字流传，我们也同样是看不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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