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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巴蜀不分家，提到四川，人们肯定就会想到重庆，提到重庆的话，人们也会一并想起四川。 川渝地区一直给人一种一体化的感觉，事实上这两个地区也长期作为一个大的行政区划归为一体管理。  不过，1997年的时候，现在重庆市范围从原来的四川省整体划出，成立了中央直辖重庆市，成为了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个直辖市。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四川和重庆分开了呢？这其中有什么战略上的考虑呢？ 巴蜀之地的过往在历史上，虽然重庆和成都所在的两块地方统称为巴蜀，但实际上这两处地方完全可以说是两个独立的文化和行政区域。 在封建王朝的早期，巴地和蜀地一直都分别位于不同的郡治和州治之下，二者的相关性不是特别强。  西周初年，巴人和蜀人一同和周武王姬发征讨商纣王。在西周正式建立之后，巴人和蜀人获准在自己所在的故土建国。 巴人建立的国家叫巴国，其所在的核心部分在今天的重庆大巴山区一带。而蜀人则在自己的故土之上建立了蜀国，其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成都平原一带。 东周末年，日渐强大的秦国分别攻灭巴蜀两国，之后以这两国故地为主体分别建立了巴郡和蜀郡，两个新设的郡治分别统辖各自所属的领地。 东汉末年，巴蜀两地划归到益州治下，但持续时间没有多长，在蜀汉灭亡之后，巴郡从益州划分出去，与关中地区的汉中一同归属于新设立的梁州。  北宋时期，现在的四川一带有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这四个地方在西南一带的治理和所处的地位上十分重要，西南地区的管理基本上由这四个州治共同完成。 正因如此，这四个地方被称为了“川陕四路”，之后慢慢简化成了四川这一个称呼。 公元1189年的农历二月，刚于正月被分封在恭州成为恭王的皇子赵接继位登基。 鉴于连续两个月内皆有好事发生，他自诩“双重喜庆”，将自己封为恭王的封地恭州更名为重庆府。至此，“重庆”这一地名正式诞生。 两宋过后，中原一带随着元朝的建立与灭亡，四川和重庆一带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尤其是当清军进入四川和重庆之后，这两地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急剧减少，基本上没有了生气。 于是从元朝开始，原来的川陕四路加上现在的重庆地区不再分而治之，而是整合起来，成为了一个西南地区的大省份——四川省。 不过，时代的变化也让四川与重庆之间的分分合合再度上演，重庆在也在这分分合合之间数度成为受中央政府管辖的“直辖市”。 抗战时期，随着华北、华东以及华中一带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为方便管理，1939年5月，重庆市区进行了一番划分和改组，市辖区变为12个，随后重庆整体变为了所谓的“院辖市”——国民政府直辖市的正式称呼。  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汇聚了各地大量的人才和设施，使得重庆一下子成为了西南地区的领头之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没有多大的变动，而重庆也得以维持直辖市的地位。但当时间来到1954年7月后，西南大区撤销，整体行政区划并入四川。 而作为西南大区的重要城市的重庆，其直辖市地位随着西南大区撤销也一并取消，行政区划也一同并入四川省，由四川省直接进行管理。 在并入四川之前，即使重庆属于西南大区的重要城市，但在规模上并没有现在的那样大，管辖的面积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地级市一样，连一些大城市的规模都比不了。  1953年起，中央将贵州的一部分县乡划归重庆管辖，在重庆归属四川前，其管辖范围已经扩大不少。 不过，四川省面积过大和人口众多的问题一直阻碍着四川的发展。 当时的四川省总人口超过一亿，占地面积为五十七万平方公里，整个四川省管理着二十三个地级市和二百二十一个县级单位，管理难度很大。 四川省内的干部曾向中央反馈过管理四川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县城太多没有办法一一去调研和考察，光靠成都一个省会城市难以辐射到整个四川，进而拖累四川的发展等。 另外，成都位于四川省偏西部，受制于四川的地势和地形，四川省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当时的四川东部县市人员如果要去成都开会办公的话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但如果这些地方的省会城市为重庆的话，相应的出差成本和时间都会减少不少，再加上重庆本身就有的社会和经济底子，将重庆再次划分为直辖市的呼声很高。 川渝分开的初始从川渝地区，尤其是重庆的过往上看，重庆的经历算得上是一波三折，也是基于之前提到的几点原因，重庆划分为直辖市并非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当然，在涉及到省级行政区划变更这一块上，党中央要考虑到的方面和缘由可不只是这些。 虽然说人口众多、面积广大等原因确实可以作为分省的理由，不过这些原因还不足以成为推动川渝分开的推动力。  作为改变省级行政区的理由来说，管辖范围过大、人口过多、发展不平衡作为拆分行政区划的理由而言过于单薄，属于可分可不分的范围之内。 而促成川渝分开的最大因素，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项重大工程以及相应的配套安排。 在持续多年的动乱之后，1978年，改革开放的政策正式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传出，中国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机。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一处又一处，从沿海省份到内陆地区，全国上下都在齐心协力建设经济、发展产业。  经济和产业的高速发展下，国内对于以电力为代表的能源需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以当时的发电水平而言，如果不扩大发电规模，那么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以及深远的影响。 也就在这时，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设想再一次被提及，作为开发的主体方案，搁置多年的三峡开发方案又一次被摆上了台面。 开发三峡、建设水力枢纽工程的设想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由孙中山先生提出过，但由于当时的环境不支持这一宏伟设想的实现，因此被放弃。  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将三峡水力枢纽工程的设想摆到了桌面上。 1953年，视察完三峡地区的毛主席就提到了要在三峡地区修建水库进行蓄水发电的设想。 不过刚刚成立的共和国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恢复和建设，没有多余的资源来建造这么一个超大型工程项目，因此只能让相关部门进行验证讨论和实地勘察。 20世纪70年代，长江流域面临的几次洪水又将三峡建设计划推向台面。 不过国内正处于特殊时期，国内外环境不支持国家投入人力物力进行工程建设，因此三峡工程又一次被搁置下来。  1980年，邓小平在完成对三峡地区的调研后表示，对于三峡工程，我们不可以轻易否定，要在科学考证实地探究后以一个合理的方案向公众公开。 至此，三峡工程才得以实施初步的建设规划 夭折的三峡省与邻近的重庆市由于三峡工程规模巨大、需要协调动员的范围空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除了这些以外，三峡库区内还有上百万的民众等待转移安置，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在没有一个成熟的整体方案前，三峡工程都不会轻易进行。 为了整体协调三峡建设需要的各种资源以及人员的异地搬迁安置，保证三峡工程有一个良好的建设环境。 更为了加快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一个将三峡地区划分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三峡省”规划进入了决策者的视线内。 根据当初制定的计划，这个三峡省的规这个新设立的三峡省行政区划面积为8万平方公里，省会定在湖北宜昌市。 下辖从湖北、四川划分出来的三个地区以及管理的三十个县市，总人口约为1800万人。划基本上将三峡库区所涉及到的地方都纳入其中，同时也留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余地。 计划制定好后，中央很快就派出了工作组前往当地进行实地工作。 但不到一年，三峡省的各项准备和规划工作就被终止，方案也随之遭到废弃。 三峡省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重要原因在于实地考察中发现的两个问题：面积小，经济发展前景不够好。 三峡省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难以承载三峡工程的建设以及人员的安置，而且三峡省的主题基本上都以山地地形占优，这些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一直都上不去。 再加上难以有强大号召力的预定省会城市，使得三峡省即使成功划分，也注定将是一个难以发展的贫穷省份。 划出三峡省没有预期的效果，但不划出一个地区来对三峡工程进行统一调度和安排的话又会给地方上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 就在中央对这一问题束手无策之际，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实行之前搁置多时的川渝分家方案。 为什么邓小平会提出这一设想呢？除了之前提到的人口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重庆离三峡库区近，体量和发展前景完全可以容下中央关于三峡方案的一系列措施。 四川虽然在多年以来的建设以及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取得了在各项领域上的长足进步，但依旧难以改变四川整体发展势头疲软、下属各地区总体处于弱势的局面。 而重庆市自身拥有大量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冲击之下也面临着企业转型、人员下岗、经济建设止步不前的问题，需要中央在大层面上给予总体性的政策指导。 另外，重庆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外来资本进行投资的空间，而且多年来的弱化也让重庆自身价值难以匹敌成都、武汉、西安等省会城市。 也使得资本更加不愿意来到重庆，进一步恶化了重庆的发展环境，也逐渐把中央政府对重庆经济发展建设的支持沦为了空谈，而这也间接成为了四川省整体发展势头疲软的根源之一。 如何总体解决四川和重庆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同时将三峡工程的建设也包含在在内，这一系列工作成了邓小平一段时间内所考虑的重点。 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随着人数的增加，人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下降，本应得到的资源也就会不如人少的时候获得的那样多。 因此，适时将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不仅有利于解放重庆建设时面对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枷锁，让重庆焕发出本身应有的活力和动力。 而且也让压在四川上的重担得到释放，让更多的政策和资源能够向更需要的地区和县市进行倾斜。 除此之外，三峡工程的建设也能惠及到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的资源也能够便利地反哺到三峡工程的建设当中。 从地理环境上看，重庆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最大城市，位于中西部的过渡地区，在沟通中西部地区上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 另外，重庆地区乃至整个川渝地区拥有着大量的金属矿藏、天然气、盐卤等近七十余种矿产资源，对于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整个重庆地区的崛起打下了一个十分良好的物质基础。 重庆直辖后，将改变经济停滞不前的现实状况。 三峡工程移民的接收将以重庆及周边地区作为主要接收地，而这将会为重庆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源，其城市建设规模势必不断扩大，经济将重新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当中。 随着三峡工程的开放与完成，一个新的大城市将逐渐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直辖市重庆的成立与发展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与此同时，重庆直辖市的推进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着。 在三峡工程开工建设的三年后，1997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提案，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对外挂牌成立，重庆也成为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 至此以后，重庆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由于重庆的直辖，来自中东部地区的大量优质产业及其配套资源设施开始陆陆续续进入重庆和周边地区，重庆与周边省份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地紧密和密切。 同时，重庆利用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和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对西南及周边经济体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 在国家注重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点，在经济建设和发展速度上都将全国平均水平远远落在身后，成为了拉动西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不仅如此，重庆还将探索内陆城市如何有效发展的使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重庆开始将城乡经济二元化、各地发展水平相差甚大的问题纳入了改革范畴。 如何有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以及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重庆的探索都会为中国在解决相应问题上提供宝贵的经验以及可供参考的方案。 2005年后，国家提出了国家中心城市这一崭新的城镇建设理念，而重庆作为有潜力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区域级城市之一，这一概念的提出极大地刺激了城市的发展动力以及未来建设的广阔前景。 作为带动西部大开发的关键节点城市，凭借着深厚的底蕴、本身所处的行政区划级别以及近十多年来经济改革所累积的社会环境，让重庆理所应当的成为了国家中心城市，获得了来自国家更多的倾斜和支持。 2013年后，国家向世界推行“一带一路”战略。重庆凭借其在多个方面不断累积的优势，向着西部经贸中心的目标快速迈进。 “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对重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在中欧班列的连接之下，重庆将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欧洲地区有机联系在一。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与重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和贸易往来，在内陆城市中独树一帜。 而重庆也因为其在“一带一路”当中的纽带作用，使其在国际上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根据多年来的统计数据，自重庆直辖市成立之后，重庆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8倍，在各个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虽然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的起步不如京津沪，但是其连年位居经济发展成就前列，值得我们献上称赞和掌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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