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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我跟随中原突围后成立的鄂西北军区三分区5团，在河南信阳西南的白庙子一带，遭到敌整编第八十五师的堵击，部队陷入重重包围圈中，为了让首长带领大部队突围，担任鄂西北军区三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我率领130多人留下断后，经过数次战斗，只剩下30多人。战斗到天黑，大部队突围成功，我们也在夜幕掩护下撤离，结果遭到敌人反击，我的腿部不幸中弹。 炮声已经稀疏，枪声也渐渐远去。 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眼前一片黑暗，却不知身在何处。脑袋像炸裂般的疼痛。这是什么地方？我现在在哪里？我怎么了？过了好半天，这才想起杨秀坤旅长让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身负重伤的我，在山里同敌人周旋了两天；敌军步步紧逼，死追不放；部队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将我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部队哪里去了？我要找部队！…… 我拽开盖在脸上的稻草，试着动了动那条负伤的腿。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我叫了一声。只听身边有人轻轻说：“千万别出声，'大帽子’还没走。” 国民党军头戴大檐帽，我知道老乡们管他们叫“大帽子”。我忍着痛没敢乱动，那人又用稻草盖住了我的脸。这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那是翻毛皮靴踏在地面上发出的沉重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透过盖在脸上的稻草缝隙，看到一个老乡手拿树枝叉棍，在这牛棚里慢腾腾地拢草。棚外的敌人停住脚步，朝老乡吼道：“喂，你这里藏了新四军没有？” 老乡不停地拢草盖住我，对敌人说：“没有，新四军早就跑远了。” “我问你藏了他们的伤兵没有？” “老总，你可以看看，我这破屋哪里藏得住人呢？” 敌人到屋里面翻腾了一会儿，没进牛棚，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老乡蹲下来，扒开我脸上的草说：“你已昏过去快两天了，'大帽子’来了几次找新四军的伤员。我没法，只有把你放在牛棚里。” “谢谢你，老乡。我的部队呢？”我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别动啊，你伤得不轻哩！你们的人往东走了都快两天了。” 我环视周围才发现，老乡在牛棚角落里挖了个坑，将我安置在坑中。上面盖上稻草和牛屎，敌人在外面是看不清昏暗牛棚中的我的。 此刻，一位大婶进了牛棚对我说：“'大帽子’查得太紧，我家打眼，保长又天天追着不放。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今晚就把你转到别家去。” 当夜，老乡夫妻俩把我抬到了村里另一户人家。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老爹爹白天下田、打柴，老妈妈放养了一条牛，看样子他们都是善良的穷苦农民。像第一家处置一样，老爹爹连夜在牛栏里挖了一个坑，铺上稻草，将我放在里面，再盖上稻草和牛屎。 老妈妈每天来给我送饭送水，为我洗伤口。每次老妈妈来时都以拍草三下为暗号，而别的时候草响，我是不能动的。 为了避免敌人怀疑，老妈妈除了为我送饭或洗伤口，平时不来牛栏。我躺在牛栏里不知时间，也不知到外面的情况，更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伤口的疼痛折磨着我，人不能动，可思想活动却非常激烈。想部队、想首长、想战友们。想得最多的是我军打回来了，救我出去了，自己回到了部队。 我十三岁参加红军，负过四次伤。前几次负伤时，部队都没丢下我，同志们抬着我行军打仗，从没离开过部队，离开过同志们，部队就是我的家，战友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可如今，我身负重伤，陷入困境，孤独和寂寞袭来，伤口疼，可心更疼。 好多天过去了，没有药治疗，伤口感染化脓。钻心的疼痛让我多次昏厥。有一次，老妈妈进牛栏连拍了几下草，见我没有动静，赶紧将草扒开，发现我昏迷不醒。老两口将我抬进屋中，又是灌水，又是搓揉，终于把我弄醒了。原来伤口感染发起了高烧，额头滚烫，满嘴燎泡。老妈妈用冰凉的井水浸湿布片，搭在我额头帮我退烧；老爹爹采来草药，煮熬后让我喝下。几天以后，他们将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伤病中的我整天迷迷糊糊，幻想百出。想着想着，我这流血不流泪的汉子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淌满脸颊，那真是：重伤罹病困此间，藏身牛栏有谁怜。老天不管人受罪，叫它万句也枉然。 在老妈妈家里一呆好多天过去了。敌军追赶我部队去远了，但敌保安团、乡公所武装和保甲长三天两头来村里查找新四军伤病员，不得已，老爹爹又将我放进牛栏里隐蔽。可这样下去不行呀，总有一天会被敌人发现的，如被敌人抓捕，自己牺牲了是回事，还会殃及乡亲们，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呆不住了。 我对老爹爹和老妈妈提出来要走，老两口劝我留下，说部队走远了，你也追不上，路上危险，出了事他们没法交代。身上有这么重的伤，往哪里去呢？ 我无论如何不能连累老乡，执意要走。老两口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向北，一定能找到我们的部队。老两口没办法，只得同意。老妈妈给我换上打满补丁的便衣，将一顶破草帽扣在了我的头上。老爹爹用树枝给我砍了根拐杖，乘夜送我出村。他挑着一担沙锅装扮成一个买锅的在前面带路，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跟在后边。 漆黑的夜晚，没有一点星光，我不辨东西南北。此时虽是早春，可乍暖还寒，冰冷的夜风吹得人全身发紧。我想好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是被国军拉夫出来的，现在患重病在身，腿上长了个大包，我要乞讨回家。其实我已暗下决心，我要朝北走！北面是我们晋冀鲁豫根据地。再不，就向西北走！那里是我们的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就在那里！ 老爹爹不时停下来搀扶我跨沟过坎，我心里不断涌出阵阵热潮：多么好的乡亲呀！我一路上询问老爹爹：“老人家，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你村子的名字，终有一天我定当报答。” 因为我听别人叫他“老李”，但老爹爹却告诉我他姓陈。我心里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谁帮助了共产党，若被发现谁将遭来杀身之祸。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老乡们舍身忘死帮助共产党，但也适时隐蔽保护自己，老爹爹不愿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实属无奈，我是可以理解的。 天快亮了，老爹爹停下来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下面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你不要感谢我，只望你早日安全找到你要到的地方。” 老人走了，我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蒙蒙的晨曦中，空旷的原野上只剩下我孤独的身影，我拄着拐杖坚定地向北走去。我一定要找到部队！一定要找到党！ 为了避免遇到敌人，我只能昼伏夜出，白天藏在树林荒野中，夜晚慢慢跛行。走了好几天，老妈妈为我准备的几个红薯吃完了，饥饿折磨着我。可最要命的是伤口化脓，高烧又起，晕头转向。我在孤山野坳里寻找泉水洗伤口，没有食物就沿途要饭。 此时骨瘦如柴、虚弱不堪的我，一步一跛，走走歇歇。眼见一个小村庄，半天走不到，望着一个不陡的山坡，一天半日也上不去。下山时，腿又蹬不住劲，几次从山上滚摔下来，昏迷不醒。不知讨了多久的饭，见不到我军的踪迹，也打听不到我军的任何消息。我离开老妈妈家是装扮成要饭的，现在不用装也是要饭的乞丐了。 走了许多天，记不清是什么日子，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一天走不了二里地，好歹离开了山区。我认为朝北走一定能找到部队，晴朗的夜晚还可以凭北斗星辨别方向，可一连数天的绵绵春雨，根本就无法判断方位。白天躲藏，夜晚行走，想问个路都找不到人。淫雨浇透了我的全身，我晕晕糊糊在泥泞中挣扎，实在累得不行了，找片树林歇息，可离开时，竟将唯一能遮雨挡日的破草帽也遗忘在大树下了。 又走了几天，我发现前面有一片似曾见过的松树林。我跛了过去，决定在此休息一会儿。背靠大树刚想闭眼打盹，竟意外看到了几天前我丢失的那顶破草帽。天哪！我走了好多天，原来绕了一个大圆圈，现在又回到了原起点。这么多天的路白走了！我一下子垮了下来。 何时能走到华北根据地？何时能找到部队和同志们？我几近绝望，在这没人的树林里嚎啕大哭起来。天有四方就黑了五方呀！我不知往哪里去找部队。这真是荒野茫茫，无限忧伤，风筝断线在飘零，病舟脱缆任游荡。孤苦伶仃，部队在何方？天涯路遥举目望，何日归队拿起枪？ 过了许久平静下来，我知道在这危难的时候，我是一个斗士，是共产党员，哭泣解决不了问题，气馁会前功尽弃。我一定要战胜困难，活着就是胜利！ 我坚定了信心，朝北，继续一步一步地跛行、跛行…… 又过了许多天，我来到一个村子。这时负伤的那条腿糜烂流脓，我已经不能走了，几乎在爬行，爬到一家就讨点饭吃。人家看到我这副模样，生怕我死在他家门口沾了晦气，赶紧给一个红薯或半个馍，打发我离开。由于口音不对，我也不敢问人这是什么地方，又怕狗咬。可你怕什么就来什么，村里的狗认准我是个要饭的，对我呲牙咧嘴汪汪狂吠，为防狗咬，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挥杖打狗。这真是虎落平阳任狗欺呀! 我艰难地爬到一座庙前，想到这庙能遮风挡雨，能躲避狗咬，于是翻过庙的门槛，爬到菩萨身后躲了起来。这庙虽不大，但还是有人前来朝拜。敬香的老百姓将馍馍当供品摆在了供桌上，磕罢头就到庙外讲话去了。 见庙中无人，饥肠辘辘的我再也顾不得那么多，抓起供品就大咬大嚼起来。庙外的人闻声赶进来，两个年轻人见我这样，抄起东西就打。任凭扫帚落在头上，饿极了的我不顾一切将馍馍塞进嘴里。一老者见状，吼住那两个年轻人：“住手，你们没看见他饿的那样，人要是经得住就不会这样。你们会把他打死的，这也下得了手？” 老者叫人端来一碗水。就着这碗水，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些供品，泪水流进碗里，又喝进了肚里。 老者问我如何落泊这般。我没敢暴露身份，只说是被国军拉夫出来，患病罹难才讨饭至此。老者叹息道，这是什么世道呀！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到了南阳的方城地界。当得知我要去华北时，老者惊得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你这样还能去黄河北？那可有上千里呀！” 我这才知道，去华北的路是那样的遥远，我这样，到不了黄河边就会死在路上的。天穹苍苍，荒野茫茫，我该怎么办呀？ 这时我想起了妻子谢建华，她的家不就在信阳吗？我向老者打听信阳。他告诉我向东南走，不到三百里地。于是我想先去信阳，找到谢建华家，她父母都是穷苦人，我这个女婿去了，也许能在那里暂且栖身。谢家如果能收留我，待养好伤再去找部队也不迟。打定主意，我对老者谎称：我父亲的朋友在信阳，要不，我就先去信阳。 善心的老者为我准备了干粮，给我指明方向，送我上路。 我沿路乞讨，向东南方向跛行。伤口烂得更加厉害，每到一地，我总设法讨点盐，化水洗伤口。盐水洗伤产生剧烈的疼痛，几次我都疼昏了过去。行军打仗不能没有腿呀，为了日后能重上战场，我一定要保住这条腿，再大的痛苦也要忍受。 不知又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是什么日子。从老妈妈的牛栏里开始上路时还是春天，可这会儿已是盛夏了。我又看到了大山，知道大概离信阳不会太远了。 一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天快黑了，我走进一条山冲里，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恶狼。我正在一口大水塘埂上站着，恶狼死死地盯着我，看得出这是只从狼群中被撵出来的衰老孤狼，它没有群狼的锐气和杀性，但它要生存就得吃掉比它更弱的生命。 老狼的皮毛已失去光泽不再油亮，像乱草般支棱着，可那凶残的双眼仍闪着阴森贪婪的绿光。那狼和我保持着距离，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我知道它在寻找我的弱点和破绽，随时会对我发起攻击。 我紧握那支树根拐杖，绷紧了头皮，随时准备和它搏斗。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一步不挪地瞪着它，四目相对，就这样僵持着。这真是在比耐力，比意志。 眼瞪着老狼，可我的心在哭，想到自己参加红军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和艰难险阻，可从没像今天这样软弱无力。首长和同志们，还有建华，你们哪里知道，我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今天却要死在狼嘴里，又有谁来证明这一切呢？ 我瞪圆了眼睛，紧握木拐杖狠狠盯着老狼。那狼或许是惧怕我的毅力和木棒，久久不敢进攻，蹲坐那里一动不动。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丧失了斗志，谁就成为牺牲品! 天黑了下来，正当我万分苦愁无奈时，突然从北面冲出两个赶集的人，真是老天有眼呀，他们看到恶狼正威逼我，便大吼一声：“呵嘁！讨饭的，你不要命了，看狼要吃了你！” 这两人举起扁担将狼赶跑，对我说：“你命真大，我们原想走大路，因天要下雨，已经黑了，才改走小路。这倒救了你。你看，好险啦！” 危险过去，紧张的心松弛了下来，饥渴伤病的我几天没吃东西，刚才又受到惊吓，这会儿一下子瘫软在地。他俩见我这样像个死了没埋的人，顿生怜悯之心，要我随他们一块儿走。他们把我背回家，先给我灌了点米汤，后又将仅有的一点猪油炒饭给我吃，我这才缓过劲来。这家的大儿子也被国民党军拉夫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所以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 我在这好心人家中休息了两天后继续上路，向南走去，沿途乞讨。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活着找到信阳谢建华家，一定要找到部队找到党！ 一连走了几天，为了避免狼或其他野物的袭击，我不敢再走夜路，天黑前尽量赶到有人烟的村庄，钻进人家的柴火垛里过夜。记得有天下午，我赶到一个村子歇息，见一帮人在村边议论。原来是两家人买卖田地找人写地契。执笔者文化不高，田埂的“埂”竟不会写。一群人正犯愁，有人见到我，就说：“看那个要饭的会不会写。” 忽然传来一阵哄笑。 “做啥子嘛！问问怕啥子！” 那群人向我走来。我告诉他们：田埂的“埂”就是一个“土”字边加一个“更”。 那群人都睁大了眼睛，没想到一个讨饭的还会写字。执笔者就势将毛笔递给了我，让我写这地契。我接过笔，按他们的叙述帮着写好了地契。这群人十分高兴，一定要请我吃饭。 这晚，我被当作上宾坐在了饭桌的上席，享受他们的酒肉款待，这是我大半年来吃得最好的一餐饭。我感慨万分，没想到在部队刻苦学习文化，学会了写字，现在竟能混碗饭吃。他们留我夜宿，第二天还给了些干粮送我上路。他们告诉我，信阳在南面，已经不远了。 山上的树叶开始黄了，又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看见了铁路，沿铁路南行，我见到了小车站月台上的站牌写着“柳林”，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 柳林车站就那么大，我向一个放牛的老人打听，被告知，车站南头的乡下，前面那个茅草屋就是谢家。我一步一拐拖着虚弱的身子，跛到谢家门口，不敢进去，也不敢问，此时的心情更紧张、更复杂。 沿着谢家转了个圈，仍不敢进去，我又跛到谢家旁边的小山沟里。这时，一个中年人（后得知他姓王）扛着梯子走过来。我鼓起勇气说：“大哥，我父亲和谢香久是结拜弟兄，麻烦你请他来说个话吧。” 中年人去了不久，从谢家那边过来一个年轻人（内弟谢治良）。此时的我，头发胡子老长，衣衫褴褛，拄着棍子，跛着腿，浑身上下一股臭味。他见状，不敢拢我的身，离我老远怯生生地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我有气无力地说：“你走近点，我有话说。” 他朝前挪了两步，我问清楚了他是谁，刚想开口，可话到嘴边还是不敢讲。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说：“我姓秦，谢建华最近有信来没有？” 在中原突围前，谢建华曾抽空回过柳林，她在军中的情况谢家可能知道。年轻人一听这话，紧张地环顾四周，忙说道：“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跟我回家再说。” 他把我搀扶到那茅草屋里，让我坐下后，就进去叫父母亲。此刻，我真感到无颜见二老。岳母很快就出来了，招手让我进屋，并询问我。我详细讲了我和谢建华如何结婚，部队如何突围，我又如何负伤遭难到此。我告诉二老，原本我一心想到华北找部队，因身体实在不行，只有到这里请二老帮忙。 谢家原本就同情共产党，女儿也在新四军，对我这个落难的新四军女婿自然不会拒绝。岳父母全家热情地接纳了我，留我隐蔽养伤治病。 我在谢家留了下来，为遮人耳目，我称岳父母为“四叔、四婶”，对外说是因为躲壮丁才到这里。为防敌人查找，我改名叫“陈定国”。 抗战时期，国民党丢下中原半壁河山，逃之夭夭，柳林沦陷，人民生活在日伪统治的铁蹄下。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在此曾开展抗日活动，我部队和游击队也经常到此，我党地下组织也在此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很快占据了平汉铁路线，柳林车站地处武胜关北的咽喉要道，这里就成了国民党的统治区。 中原军区突围时，北路军正是从柳林车站突破封锁线，打过平汉路的。国民党军对此地极为重视，除置重兵把守外，还强化了当地保甲制度，国民党在柳林不光有正规部队，还有保安团、乡公所及各保的保丁等武装。国民党实行残酷的镇压，我党在柳林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不得不转移他处，此时，柳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国民党当地政府和武装经常清查人口，到处张贴布告：“抓到新四军有重赏”，“知情不报犯法”，“窝藏新四军，就是通匪”，“通匪者满门抄斩”。 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岳父家收留掩护我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我担心连累岳父，说是停留几天，待腿伤稍好点就走。可岳父说：“这里看似危险，其实只要你注意点，我家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岳父谢香久为人耿直，行侠仗义，广交九流，在当地的穷苦人中颇有威望。谢家早年与我党就有接触，是我铁道地下党信阳柳林片的秘密联络点。岳父历经多次国共两党各自控制柳林又变更的阶段，有着相当丰富的对敌应变能力，他尽量不去招惹国军部队，同当地的国民党乡政府保持距离，同那些保甲长们又设法搞好关系。因他在当地有些威望，保甲长们也不敢小觑他，加之几个保甲长都是当地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要为自己留后路，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绝。 柳林当地的乡政府严格实行外来人口登记制度，惟恐共产党渗入柳林，并通过登记来查找搜寻我中原部队突围时的伤病、失散、掉队人员。 当保里干事来谢家登记外来人口时，我十分紧张，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说是为了躲壮丁才来投奔父亲的结拜弟兄。问到年龄，我无意中直说了真实的年龄。那个保干事看了我一眼却说：“外来人都要登记，上峰查得紧，公事公办，我也没办法。董甲长给你作了保，你不能随便离开哟。既然是谢四叔的亲戚，我就给你填个三十五岁吧，三十五岁以上的就不会拉你的差了。”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岳父又托人找关系，将几个穷亲戚安插进柳林车站外的保里当保丁。这些保丁平时频繁出入谢家，这样一来，只要国民党县政府、保安队和乡公所抓得不紧，柳林车站这一片的乡保情况，基本控制在这帮穷兄弟手中。我在这种情况下隐蔽养伤确实是安全的。经岳父母多次耐心的劝说，我留了下来。 虽然我留下来养伤，但谢家十分清贫，没有药物治疗，营养也跟不上，我的伤口溃烂十分厉害，很长的时间无法下地，行动不便。 天渐渐凉了，伤口还未愈合，但我基本上能拄着拐杖走动了。 我常常倚着门框抬头望着行行大雁往南飞去，思绪又飞向遥远的北方。我思念部队、思念战友、归心似箭。加之长时间住在岳父家，也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我再次提出要走，找部队去。 岳父再三劝说我留下，一是因我伤还未好利索，出去后不方便；二是如果暴露身份，被敌人抓去了，他无法向共产党交代，也对不起女儿。还有一点，他欲说又止，于是请来了当地的甲长，也就是我的保人董蓝田。不知董是谢家的哪门子亲戚，岳父让我管董蓝田叫“姨父”。 董蓝田为人老实本分，在日伪时期就是这一带的甲长，明里应付日伪，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解放后，我才知道，董蓝田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党的地下组织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长期生活和战斗在敌人堆中的他，因同组织是单线联络而幸免于难，但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络，就此隐蔽了下来。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柳林，他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岳父和我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我知道信阳这一带国民党的乡保制度极严，国民党军四处设卡盘查新四军，因此要出远门必须由当地乡保开出路条证明才行。董姨父来了，我想着正好请他设法搞路条。 董蓝田说：“陈定国，你不能走！也走不了！我这个甲长没法给你开路条，只有到街上（柳林镇）才行，你去那里不是在找倒霉？没有路条你怎么走？你住在谢四叔家，是我给你作的保。你知道，信阳上面实行'五家连坐’法，乡公所三天两头查人口，你要是不在，不光我没法交待，这隔壁左右几家邻居都要受牵连，你四叔、四婶更是脱不了壶。” 听了董蓝田的一番话，我才知道如果我走了，岳父母及乡亲们为我要担多大的风险，我要是只顾自己一走了之，这些乡亲们怎么办？原还想说什么，这下不得不把话咽了下去。我暂时打消了要走的念头，继续留在了岳父家。 岳父请来街上的郎中彭松桥精心为我治伤。彭先生常年在外行医，回柳林的时候较少，柳林乡下那小地方的医疗条件很差，由于没有特效药，彭先生只能用中药治疗，经过很长的时间,伤口才慢慢愈合。我在岳父家帮忙做事，渐渐同隔壁的邻居和附近的穷哥们熟悉起来。 冬去春来，大雁又从南往北飞了。 我的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思念部队和同志们。柳林车站南来北往的列车上依然全是国民党的军队。我多次打听，没有一点我军的消息。国民党的保安队和乡公所三天两头清查人口，岳父的那些当保丁的穷亲戚尽量应付上面的检查，我在柳林确实是安全的，即便是这样，除了岳父、岳母和大内弟谢治良外，其他的人，包括谢建华的另几个弟妹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岳父常去车站做些小生意，收些柴禾和山货然后再卖出去。我在此帮忙，对外就成了帮工的伙计。一天，那几位当保丁的穷亲戚悄悄问我：“陈哥，我看你像'四老板’（原敌伪顽占领区或根据地边缘区的老百姓都私下里称呼新四军为'四老板’），对吧?” 我心中暗暗一惊，这要说出去可非同一般。我强装镇静笑答：“我哪里是什么'老板’，四叔当家做生意，才是四老板呀！” 大家都会意笑了起来。有人说：“陈哥，你放心，别看我们都在扛枪当保丁，那都是日大瞎。'龚’（共）大哥在我们心里才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 我心里涌出阵阵热潮，但还是压着不动声色。 他们又说：“陈哥，你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就吱声。我们知道你呆不住，要走，可这个时候你也走不了呀!以后你要是走出去了会遇到什么，我们不敢说，不过现在你放心，有我们在，你是绝对安全的”。 后来我才知道，1948年是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全面战略进攻的一年。在柳林的小小天地之外，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在柳林乡下这个小地方，仍没有我军的消息，敌人对交通线控制非常严密。日复一日，铁路线上还是国民党军的火车在行驶。乡公所原对我的身份就有怀疑，后都被岳父和那帮穷亲戚应付过去了。 不管怎么说，我这个外来人口在乡下呆着没事，但一出柳林，就会受到盘查。这里消息十分闭塞，为避免怀疑，又不能四处打听，我对柳林以外的世界，真是一无所知。天天在想，月月在望，真希望我们的部队打过来。春去冬来，我在孤独和寂寞的煎熬中盼来了新的一年。 1949年的春节，我发现过去国民党军运送部队和物资的火车都是从南往北去，可这会儿，大部分的运兵列车却是从北往南开。虽然不知柳林以外的情况，但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我知道，全国的战争形势一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对交通沿线的乡镇依然控制得十分严密，但我还是感觉到，这附近一定有我军的部队或是游击队在活动。在柳林隐蔽了一年多，和车站的一帮穷兄弟混的挺熟，我只有通过他们四处探听着我们部队的消息。 春天来了，南来的大雁掠过柳林向北飞去。抬头望着雁群的身影消失在天际，我的心也早已随着大雁飞向北方。 形势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军开始向南面的汉口溃退，柳林乱哄哄一片。此时，国民党地方武装也无心清查共产党。通过那帮穷兄弟，我终于探听到了我们游击队的消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告别岳父母，辗转北上。我要找部队去！（秦亚平） 秦忠(1917— 2021年3月14日)原名秦懋书，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交通队队长。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排长，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教导员，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供给部 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 政治委员。抗战胜利后及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政治委员，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油厂、电厂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省公路厅党委书记，省交通厅副厅 长兼党委副书记，省交通邮电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第 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1993年离休。2021年3月14日因病在武汉辞世，享年10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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