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谈话录：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栅栏后面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小说家，本职为保险业职员。主要作品有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等。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栅栏后面

卡夫卡｜口述

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

徐迟｜译

弗朗茨·卡夫卡处理公务的办公室是一间中等大小，层高极高，又显得很拥挤的房间。其外观让人想到一家不错的律师事务所总部的那种高贵典雅。其余的设施也是如此。办公室里有两扇经过抛光的黑色双翼门。穿过其中的一扇，便可以从摆满高高的文件柜，以及总是充斥着已冷却的香烟味和灰尘味的黑暗走廊进入卡夫卡的办公室。另一扇被安装在入口处右侧墙体中的门，则通往位于二楼的工人意外保险机构正门所在的其他办公区域。不过，在我印象中，这扇门几乎从未打开过。来访者与办公人员通常只使用那扇通过走廊的门。来访者敲门的时候，弗朗茨·卡夫卡通常会以一声短促而不太响亮的“请”作为应答，而他部门及办公室的同事总是霸道而阴沉地喊一声“进来！”

他同事命令的语气试图让来访者在办公室门前就已意识到自己的渺小。那总是紧皱着的黄眉毛，梳得一丝不苟的、尿黄色的稀疏发丝中间那条一直延伸到脖子上的“虱子大道”，那高高的立领上系着的宽大黑领带，那扣子扣得很高的马甲和那双水蓝色的、略显突出的鹅蛋形眼睛与这种语气更是相得益彰。多年以来，这位同事就一直坐在卡夫卡的对面。

我记得，这位同事每次说出这声粗鲁的“进来”时，弗朗茨·卡夫卡都会微微一颤。他似乎要蜷起身子，带着毫不掩饰的不信任抬起眼睛看着他的同事，仿佛下一秒就会挨打似的。连这位同事用友善的语气与卡夫卡对话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如此。看得出来，卡夫卡在特雷默尔面前很不自在。

因此，当我开始到工人意外保险机构找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能当着他的面谈话吗？他会不会是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说：“我不这么认为。不过，像他这样为自己的工作发愁的人，在某种情况下是会搞小动作的。”

“您怕他？”

卡夫卡尴尬地微笑道：“刽子手总是不光彩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如今，一个正派的、依公务条例而得到高薪的公务员就是刽子手。为什么每个令人尊敬的公务员背后就不能隐藏着一个刽子手呢？”

“可公务员并不杀人啊！”

“谁说的！”卡夫卡用力地把双手拍在桌上，回答道，“他们把活生生的、充满变化的人变成死的、无法变化的注册号码。”

对此，我只能略微点了点头，因为我明白卡夫卡博士是想通过这种概括性的说法避开他办公室同事的明显特征。他隐瞒了与离自己最近的同事之间多年的紧张关系。但特雷默尔博士似乎知道卡夫卡对他的厌恶，所以不论是于公于私，他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与卡夫卡说话，狭长的嘴唇上还老是挂着一丝饱经世故的冷笑。毕竟，卡夫卡和他大都非常年轻的访客（尤其是我！）算得上是什么人物？

特雷默尔表情中的意思相当明确：我不理解，为什么像您这样一个在机关工作的法律顾问，和这些毫无地位的毛头小子谈话时要和与同阶级的人谈话一样，您还饶有兴致地聆听他们的意见，有时甚至还让他们教导您。

坐在卡夫卡对面的这位同事毫不掩饰他对卡夫卡及他那些私下来访者的反感。不过，在来访者面前，他起码还保持着一定的克制，至少在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基本都会离开。每逢此时，卡夫卡博士都会分外明显地长舒一口气。他露出了微笑，这可无法瞒过我的眼睛。特雷默尔让他很难堪。因此，有一次我对他说：“和这么一位同事相处可真不容易。”

可卡夫卡博士激烈地摆了摆他高举的手臂。

“不，不！不是这样的。他不比其他的公务员糟糕。相反，他比他们都好多了。他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

我答道：“或许他只是想炫耀一下。”

卡夫卡点了点头道：“很有可能。许多工作能力不行的人都喜爱这么做。相比之下，特雷默尔博士真的是个很勤奋的人。”

我叹了口气：“好吧，您嘴上夸他，可您根本就不喜欢他。您夸他是为了掩饰对他的厌恶。”

卡夫卡的眼皮略微翕动了一下，他向内抿了抿下唇。我继续道：“对您来说，他根本是个异类。您看他的时候，就像在看笼子里的一头异兽。”

可此时，卡夫卡博士几乎用恼怒的眼神直视我的眼睛，以一种克制着情绪的粗犷声音轻轻说：“您弄错了。不是特雷默尔，在笼子里的人是我。”

“这就对了。这间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了我：“不止这间办公室。到处都是。”他把紧握的右手放到胸前：“我的心里一直背负着栅栏。”

我们沉默地对视了几秒钟。此时传来了敲门声。我的父亲走进了办公室。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接下来我们只谈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可卡夫卡那句“我的心里一直背负着栅栏”依然在我的内心颤抖。不止那一天，接下去的几周、几个月里都是如此。它像是在微小事件的余烬中不断闪动的火苗，很久之后——我相信是在1922年的春天或夏天——陡然燃起了一场燎原大火。

那时候，我经常和大学生巴赫拉赫在一起。据我所知，他只对三样东西感兴趣：音乐、英语与数学。他曾经给我解释过个中缘由，他说：“音乐是灵魂之声，是内心世界直接的声音。英语对应的是世界性的金钱帝国，数学也从中起到些许作用，但并非如此重要。数学高耸于粗重的数字力学王国之上，是一切理性秩序近似形而上的根基。”

我总是专心致志地听着他的宏论，常常发出无言的惊叹。这让他很高兴。因此，他常常给我捎来日报、书籍与剧院的门票。所以，有一次他递给我一本新书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惊讶。

“我今天给你带了点很特别的东西。”

那本书是英语的，书名叫《变狐女子》，作者是大卫·加内特（David Garnett）。

“这我怎么读？”我失望地问道，“你知道我不懂英语。”

“我当然知道。这本书不是拿来给你读的。这本书能为我接下来的话做证。你崇拜的卡夫卡博士现在已经名扬四海了，都已经有人模仿他的作品了。加内特的这本书就是《变形记》的仿作。”

“这是抄袭的？”我尖声问道。

巴赫拉赫举起双手表示否定。

“不，我没有这么说。加内特的书只是出发点与《变形记》类似。一位女士变成了一只母狐。人变成了动物。”

“你能把这本书借我吗？”

“当然，所以我才带着它来的。你可以把这本书给卡夫卡看看。”

第二天，因为卡夫卡不在办公室，我就到他家去了。说起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他家。为我开门的是个身穿黑衣的瘦削女子。她闪闪发光的灰蓝眼睛、微微突起的鼻子与嘴的形状无不宣告着她就是卡夫卡的母亲。

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我是卡夫卡博士同事的儿子，能不能和他说几句话。她说：“他在床上，我去问问他。”

她把我留在楼梯间。几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不需言明的喜悦。

“您来看他，他很高兴。他甚至要了点吃的。不过，请您不要久留。他很累，又睡不着。”

我答应她即刻就走。然后，她领我经过长管状的前厅与一间摆放着深棕色家具的大房间，走进一间狭窄的屋子。弗朗茨·卡夫卡躺在一张简朴的床上，盖着一条套着白被套的薄棉被。

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随意地指了指床脚边的椅子。“坐吧。我可能不太能说话。我很抱歉。”

“突然登门拜访，”我答道，“抱歉的应该是我。不过我这次来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想给您看点东西。”

我从上衣口袋中取出那本英语书，放在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把上次和巴赫拉赫的对话向他复述了一遍。当我告诉他，加内特模仿了《变形记》中使用的手法时，他疲惫地笑了笑，做了一个幅度不大、表示否定的手势：“啊，并没有。他可没有模仿我。这是时代里的东西，我们模仿的都是时代。比起人类，我们更像是动物，那就是栅栏。比起与人类的亲缘，与动物的亲缘要轻松得多。”

卡夫卡的母亲走进了房间。

“您需要用点什么吗？”

我站了起来：“不了，谢谢，我不打扰了。”

卡夫卡夫人看着她的儿子。他的下巴抬得很高，双眼紧闭。

我说：“我只是想把这本书送来。”

弗朗茨·卡夫卡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他说：“这书我会读的。我下周大概就能回办公室了。我会把书带去。”

他与我握了握手，又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周，他还是没回到办公室。直到十天还是十四天后，我才能陪他一起回家。他把书还给我，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栅栏后面。所以，现在人们才总是写动物。这表达了对自由、自然生活的向往。可对人类来说，最自然的莫过于以人类的身份生活。可人们无法看见这一点。他们也不愿意看见。人类的此在过于艰辛，所以人们至少希望在想象中把它甩得远远的。”

我顺着他的思路说下去：“这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前的一场运动，当时有个口号叫回归自然。”

“正是如此！”卡夫卡点了点头，“不过今天，人们走得更远了。他们不只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人类已经重新变回了动物，这可要比做人容易多了。他们安逸地混在人群中，穿过城市中的街道去上班，去饲料槽进食，去玩乐。这是种被圈养的生活，和在办公室里没有两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与规章制度。人们畏惧自由与责任，这就是他们宁愿在自己打造的栅栏后面窒息的原因。”

｜节选自《阅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 : 卡夫卡谈话录》， (奥) 弗朗茨·卡夫卡口述，(捷克) 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 ; 徐迟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

主编：鲁稚

编辑：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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