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迁修志，自明万历年间，经有清一代，至中华民国初期，官修7次，民间私修2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宿迁县政协于1958~1964年，搜集民国时期史料，整理编辑《宿迁志资料》。1986年10月，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 室，经8个寒暑的努力，编纂了宿迁历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新方志《宿迁市志》。 宿迁历史悠久，地灵人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中的杰出领袖项羽，清末在台湾抗日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杨泗洪，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创始人朱瑞等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是宿迁人民的骄傲。在漫长的岁月里，宿迁人民历经劫难，不屈不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宿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创业，发愤图强，宿迁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洪水走廊”变成 今日的“淮北江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工、商、运、建、服全面发展，工业已发展成为宿迁国民经济的主导。县级《宿迁市志》全面记载了宿迁的古今巨变，是一部翔实的地情书。资政、存史、教化，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修志是浩繁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在总纂刘云鹤的带领下，宿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体同志，以其高度事业心和使命感，8年如一日，不辞劳苦，默默耕耘，对打开宿迁全市修志工作的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与县级《宿迁市志》的因缘 文 | 刘云鹤 我出身于寒门，十岁失怙，未及“弱冠”即失学。先后在宿迁县城东大小学、井头公社（乡）民办初级中学当代课教师。后至县文化馆、宿迁会堂（后改名“宿迁剧场”）、县电影管理站当美工、宣传员，都是“试用人员”。1966年末进江苏玻璃厂当工人。1979年回宿迁剧场继续当美工。1985 年调至宿迁县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为了生活，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备尝艰辛，对民众的困苦感同身受。这些历练促成我日后在宿迁史志界的奋发有为。 涉足地方史志，对我来说是“历史的误会”。历史上参与编纂地方志者，都是地方学儒、饱学之士。时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兴起编修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高潮。1986年，宿迁县组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开展修志工作。在抽调组建县志办人员时，那些大学历史系、汉语言文学系、档案系毕业的，已官至各科局长者，理应“责无旁贷”担当这一历史使命，然却没有人愿意到县志办坐冷板凳。我没有文凭，仅是以工人身份“自学成才”而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并不是领导干部，居然将我“提拔”任命为县志办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由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兼。兼职的县人大办公室主任退休后，组织上又任命我为县志办主任。1988年县级宿迁市政府又任命我为“总纂”——这岂不是“历史的误会”！ 我原在宿迁县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曾在有关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宿迁历史变迁、项羽研究等方面的多篇论文和学术性文章，但这只是单一的个体脑力劳动。调至县志办以后，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在千头万绪之中，先急后缓地逐步开展工作。最艰难的是县志办的编制问题。开始只有我一个编制，我多次请求县编委增加人员编制，两三年内，县志办陆续增至2人、4人、6人。而财政局按人数拨给办公经费，少得几乎让办公人员无法外出调查资料。尽管我努力“游说”争取，然而对于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地方上各级领导干部大多不够重视，致使修志工作举步维艰。调进的工作人员中，能做事的只有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仅把县志办作为“跳板”，短时间即另谋高就。对此，我只好聘请离退休人员抽空协助工作，每星期召开一次“例会”。 宿迁修志历史始自明朝万历五年（1577），清代及民国初期续之。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用现代语体文记述的通古贯今的“通志”，上限因事而异，力溯其发端。基本下限截至1990年，概述、大事年表、人物、附录延至1993年。记述内容涵盖本地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历史与现状，可谓地方的百科全书，工程浩大。我一边组织搜集资料，一边研究制定“凡例”、篇目大纲。在谋篇布局方面，力求突出宿迁“水利”“玻璃”等地方特色，妥善处理资料重复交叉的问题等。在全县各部门和各乡镇开展搜集资料工作，并汇总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改稿、定稿，浩繁工作集于我一身。作为总纂，我责无旁贷，只有背水一战，含辛茹苦，如履薄冰。工作之余，1992年，我通过江苏省出版专业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的副编审任职资格。 在修志过程中，我熬过了无数不眠之夜。记得一次夜深人静之时，在家中聚精会神伏案改稿，身旁电茶壶的开水哨响了，壶中的电圈烧断了，我仍不知。待改稿完成后，壶里仅剩半壶水。有时深夜整理资料到头昏目眩，第六感官提醒我赶紧要休息一下。因长年积劳，一次在“敕赐极乐律院”张守跃书法展览开幕时，竟当场休克。我尝叹曰：“为修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修志者必须具备“史德”和“史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经历“文革”十年浩劫的我辈同僚，惯于“粉饰”“造假”“回避”，大多数人心有余悸，不敢真实记载。我既然“阴差阳错”作为家乡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主持者，虽不奢望“享誉”后世，但也不甘于后世落得个“谄佞”的骂名。以西汉司马迁“秉笔直书”为榜样，是我的“初心”。凡是符合入志条件的人与事，千方百计搜寻；凡不符合入志条件的，不管是何人何事，坚决摒除。对于一些必须记载的“敏感”重大事件，决不“回避”。如实记载国难当头时国民政府军队同仇敌忾进行抗日爱国斗争的历史事实，对民国时期国民党的活动全面俱书；对新中国成立后宿迁县合作化、“大跃进”急于求成虚报浮夸，整风“反右”扩大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错误打击伤害干部群众，均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秉笔直书，客观公正记载，不存偏见，不讳言发展曲折。对宿迁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清末及民国时期土匪活动”“小刀会活动”“日军暴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采用“大事纪略”的方式作了处理。我认为这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任的志德所在。 历经十个寒暑的“炎凉”，34篇、160万字的县级《宿迁市志》终于在199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南开大学资深教授来新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盛思明、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衍经等著名方志学家均著文对县级《宿迁市志》予以高度的评价，尤其对该志遵循史德秉笔直书给予了充分肯定。《江苏地方志》杂志1997年第3期开辟“新志评论”专栏，刊载上述四位权威专家的评论文章。1997 年 8 月，县级《宿迁市志》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授予“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对我十年心血的肯定。 从年轻时起，我就一直研习书法篆刻，后来我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1996年县级《宿迁市志》出版后，我于1997年被调至新组建的地级宿迁市文联任秘书长并兼任宿迁市书法家协会首届主席。2001年7月，我提前2年退休，到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艺术家村”寓居至今，相继被烟台大学文经学院、鲁东大学艺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陆续出版了《现代印选》（与陈寿荣合编）、《刘云鹤学术文集》（含《续编》）、《刘云鹤藏恩师印集》（方介堪、陈寿荣、沙曼翁印集全三册）等著作，其中《现代篆刻家印蜕合集》和《刘云鹤篆刻附小篆辨似》二书在书法篆刻界影响较大。 虽然在别人看来，我的书法篆刻成就和影响更大，但于我而言，我把修志工作当作“大我”，把自己书法方面的爱好当作“小我”看待。涉足方志界对我固然是“历史的误会”，也算是“歪打正着”。在当时的宿迁县（市）领导人看来，我是具备修志素质的合适人选。当年把我调进县志办的县长朱玉振，后继任的市长王元奎，对修志工作鼎力支持，才促成县级《宿迁市志》这一善果。感谢帮助我打开修志工作局面的老干部朱跃亭和帮助修志工作的几位离退休老同志，感谢与我同舟共济的助手姚亚青、杨继萍和各部门提供资料的同志们。对历史负责，对今人负责，对后代负责，是我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信念。 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我愿足矣！ （作者：刘云鹤，江苏宿迁人，1943年生。职称副编审。历任江苏省原县级宿迁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地级宿迁市文联秘书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