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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超，讲师，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内容提要】20世纪前期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和阐释路径，是其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核心内容。如果从区域视角观之，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始终在一个亚洲或东南亚的地缘结构下进行，从地理视角思考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要途径。考察20世纪前期越南民族主义阐释的地缘要素可以发现，受新学影响，越南知识分子通过新的地理知识的传播，构造了一个越南民族主义空间场域，但是法国的殖民统治造成了“越南”与“印度支那联邦”地理概念上的重组与交织，早期的越南民族主义运动亦受此影响。此后，越南共产党通过新的地缘结构阐释方式，重构了一个“共产主义”模式下的越南民族主义话语体系。 【关键词】20世纪；越南；民族主义；地缘要素 引言 从10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前期，在越南传统历史叙事中，“文献之邦”“南国”“抗争”成为其历代政权塑造“独立自主”政治话语的主题和主线。19世纪后期，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其历史叙事从传统模式切入“反殖民”“复邦建国”话语体系。20世纪初，全球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越南精英阶层亦纷纷投入民族解放运动中，与众多殖民地国家的叙事结构一样，越南民族主义运动集中在反殖民、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路线上。如今，越南所代表的不仅是国家名称、政权实体，更是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和民族统一体。地理空间作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成为越南民族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当前，学界对20世纪前期越南民族主义的关注集中在越南民族国家建构、民族政策演变、民族革命进程等三个层面，多维度地透视了近代以来越南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如果从区域视角观之，越南的民族主义始终在一个亚洲或东南亚的地缘结构下进行。既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特殊的地缘结构给越南民族主义发展带来的影响。具体来说，20世纪前后，越南知识分子及共产党人在追求民族独立的进程中，在法国殖民统治所留下的“印度支那联邦”和“越南”两个地理概念上陷入困境，产生了不同的阐释路径，由此构建起越南民族主义发展的地缘特点。因此，从区域视角重新思考越南民族主义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此方面而言，高夏（Christopher E．Goscha）和黎明楷（Liam C．Kelley）对印度支那及越南空间进行的研究，使笔者深受启发，但他们对于20世纪前期越南民族主义地理空间的关注，更多是着眼于知识分子对新的地缘结构进行的“争辩”，在对越南精英阶层如何利用地缘要素建构其民族特性，尤其是在越南如何从传统王朝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实体，以及从印度支那地缘结构最终过渡到“现代越南”等问题上，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夤缘于此，本文拟在“法属印度支那”地缘结构视域下，以20世纪前期越南精英阶层对民族主义的主流认识为切入点，从20世纪初越南地理叙事对民族的地缘重构、“印度支那”模式下越南“民族革命”话语建构的困境，以及越南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模式下如何阐释越南民族的地缘结构三个方面，分析20世纪前期越南民族主义阐释的地缘要素，考察近代以来越南如何从历史上的“王朝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的。 一、20世纪初越南地理叙事对民族的地缘重构 从10世纪末至18世纪，越南历代政权从红河平原逐步向南开拓疆土空间，并最终奠定了现今越南疆域形态。越南历史上的“南进”政策不仅使疆域面积倍增，新纳入的占城、真腊等地族群还使得越南社会日益多元化。在近代“民族”概念传入之前，传统的“华夷之别”构成了越南各族群之间的地理格局和民族关系，而“华夷之别”所具有的地理特征是越南古代“民族意识”萌发的基础，也是越南传统地理叙事对民族建构的基本模式，即便是晚至19世纪末，这类记载仍不绝于书。《抚蛮杂录》即言：“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求之载籍之中，不一而足。我国丁、李、陈、黎，世亦有之。言乎其大则哀牢、万象、真腊、暹罗；言乎其小则美良、山阴、水舍、火舍。此等蛮者皆有君臣之伦，尊卑之序，故易于处治也，未有如我辖山蛮之无人道者也。”古代越南奉行双重国号政策，不论是受册封的“安南国”“越南国”，还是自称的“大越国”“大南国”，最后定格“越南”国名，其演变体现的不仅仅是具有政治含义的自我认同过程，也是政治词汇演化成地理意义上的“民族统一体”的现实照应。20世纪前后，随着法国殖民统治的深入，带来了西方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的理念，一批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越南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如何独立于世界之林。张永记作为“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不仅倡导国语字普及，更是越南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新学的先驱之一，早在19世纪70年代，张永记就撰写了《南圻地理教程》《安南史记》等，其中《安南史记》被誉为“安南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具有近代史学性质的越南通史著作”，开新学之风。新旧交替之际，浸润在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下的越南知识分子亦尝试用民族主义话语重释越南民族的地理性质。黄高启在《越史镜》中称：“我国人忽激刺于日俄之战事，以为小国可与大国战，劣种可与优种争，始相与唱。国民秘密之义务，彼则树党，此则集会，于是而或主乎内之运动，或主乎外之运动，遂纷然而并兴。” 黄高启作为思想开明的“维新派”，希望借助法国之力振兴越南。在述及越南历史上征服占城及真腊时，黄氏虽认为“此种族早于越人自立建国”，但仍强调“虽彼二国虽先我而自主，而教育尚多欠缺，终未脱野蛮结习我之自主也。虽视彼二国为稍后而文明开化，蒸蒸日进，直可躡支那之后尘。以文明征服野蛮，想亦天演上公例之不可得而迯也”。在黄高启看来，强势种族征服（同化）弱势种族，符合人类社会“进化”之理论，因此越南民族如要崛起，势必要与“优势种族”法国“合作”，正如历史上“致使占城民族、真腊民族、九真民族、交趾民族混成为堂堂越南之一大民族”，只不过此时“我者”和“他者”角色互换，越南从同化者变成被同化者。正如黄氏所强调的，“人类智识日愈涨进，则种族之竞争点亦因之而日强。种类强者，优优必胜；种类弱者，劣劣必败。是故种与种对，而势力均则公理之世界明。种与种对而势力不均则强权之主翁出，弱为强吞，劣为优并，在公理之所出，必然而非有悖乎人道者也”。在黄高启另一部《越史要》中，虽按照王朝模式记述越南历史，但已不再仅仅关注王侯将相之更迭，而是“集多数之人民而成国，集多数之事实而成史。有民而后有国，有国而后有史。”《越史镜》《越史要》两部著作以新学视角，重新认识越南在世界的地位，黄高启虽以进化论为依据重新审视越南民族，试图营造一个独立的民族空间形象，却仍然在“华夷之别”的窠臼中徘徊，将新学与旧识糅合在一起，构成了黄高启对越南民族地缘结构的基本理解。在这方面，陈重金的《越南通史》则要更进一步，在起篇“越南国家”一章中，陈重金用西学知识叙述了越南的位置、面积、地势、种族（民族）等，以一种全新的描述方式呈现出越南国土的形态结构和民族构成。陈重金的作品融合了近代早期越南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新思考，把“文明”“进化”等观点融入著作中。 不独于此，部分越南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史学启蒙，增强民众对民族的地理认识。《改良蒙学国史教科书》作为新式启蒙历史读物，书中彰显着“民族”“进化”等新史观，将国家、民族的空间观置于爱国的范畴之内，希望“正旧说之谬妄，胚新界之思想，以饷我少年爱国之国民耶，答我数千年祖国之恩于万一耳。”不过，在作者眼中，“堂堂我南，天书分定，一槓两箕之土壤，气候适而物产丰。龙父仙母之子孙，族类繁而林质美。”其民族之概念，不过“龙父仙母子孙”的越人。在构建国史谱系的时候，仍然是种种旧论，比如：“鸿庞氏号泾阳王，初建国于南交，是为我南第一立国之始君也。辰国界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接胡孙。本朝翼尊皇帝御批，统观前后，则我越地之沦入北国巳几太半，惜乎历代明君良臣，亦多有不师出者，然终不能收回寸土，大是憾事。”另一部希望通过地理知识的启蒙，宣扬国家民族情怀的著作——《南国地舆教科书》，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在谈及编撰缘由时，作者梁竹潭阐释道： 今日之曰：五洲比邻，六类杂踏，竞争愈烈，则交通愈繁。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皆不容蜷伏乡里，此地舆之学所以当急讲也。东西各国，首重地舆学，自本国地舆以至外国地舆，无不熟读。我辈生长南国，问以本国地舆，茫然不知所对，遑论外国。……呜呼哀哉！我国民其犹有血性者乎？其犹有爱国思想者乎？吾有一言敬告诸同胞曰：“人不可不自爱其国欸，自爱其国则不可不知其国之疆域、形势、区划、风俗、政治、气候、土宜，则请自读本国地舆始。” 梁竹潭试图用近代西方地理学知识去描述越南，如：“我国居亚细亚洲之南，北夹支那之云南、广西，西接哀牢、高蛮，南抵中国海，东界中国海及支那之广东。立国之久四千七百六十七年，于兹全国面积三十一万一千一百方箕胪蔑（笔者注：箕胪蔑，Kilometer音译），疆域不为小也。”虽然在梁氏的描述中，已经按照近代以来地理学术语描绘了越南国土之幅员、边界和面积，用一种定量和定性描述法构建了作为政治单元的越南地缘特征，但其话语模式仍然只是传统的地舆知识与新的地学名词的混合体。 20世纪初，全球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彼时越南精英阶层亦接受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想，其中潘佩珠是一位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面对法国的殖民统治，潘佩珠无不喟叹民族之沦丧。然而，潘氏所追求的并非真正的民族之平等与独立。 既维新，则内治之资格由我陶铸，外交之权利由我抱持，文明事业愈日愈进步，势力范围愈日愈扩张。陆军三百万虎视于四境，海军五十万鲸吼于大洋。派遣公使于欧美列强，日、美、德、英皆结我越南为优等同盟国。暹罗、印度及南洋诸国皆奉我越南为主盟。 在潘佩珠的阐释体系中，未来之“新越南”应当立于世界帝国之列，并且主导周边区域各国之政治。潘氏对“新越南”政治空间的设想，基本上建立在原有地缘体系之上。依潘佩珠的阐释，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社会里，越南民族只有在学习列强的基础上才能摆脱殖民地位，进而成为“优等同盟国”“主盟”等，恰如白石昌也指出的，“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让潘佩珠和他的同伴对一个强大的日本感兴趣，而不是其他弱小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潘佩珠的民族主义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要能推翻法国人的殖民统治，潘氏对日本、中国乃至俄国的各种社会模式都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希望为其倡导的民族独立寻求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1908年，潘佩珠组织了“东亚同盟会”。此后，他又联络云南、广西和越南三地的学生，组成了“滇桂越联盟会”。然而，不论是“东亚”，还是“滇桂越”，这些试图跨空间组织革命力量的努力均告失败。 在以“越南”立场阐述法国殖民统治的时候，潘佩珠的地缘视域不限于东京、安南、交趾支那三圻之地，在潘佩珠的民族视野中，还将柬埔寨和老挝诸“蛮地”纳入其中。 从来我国誌乘多详于名山大川，备游人文士之阅览，若诸蛮史则无有过问者，以为览之所不及，阙焉可也。噫！愚陋不可名状矣！岐西于商时，巴属于秦时，皆蛮也。周用之而造八百年之业，汉用之而开四百载之基。彼地险既固，产物又丰，人质又勇悍可战，故善用之而蛮为我有，则伯王之胎委，弃之而蛮为人有，而埋国之塚。我国平原大野仅红河、九龙江流域，一为东京河内，一为南圻西贡，占国地十分之二，十州四镇。哀牢老挝以至中圻上游高棉一带皆蛮也，舍此不理，国于何有？ 在潘佩珠看来，柬埔寨、老挝等皆属阮朝旧地，且战略地位重要，新生独立之“越南”理应有之。但潘佩珠所谓的“舍此不理，国于何有”，并非将老挝、柬埔寨诸民族纳入平等的范畴内。1912年，潘佩珠在广州成立了“越南光复会”，其宗旨是“讨法贼，复越南，建立共和政体”，定位“越南者越南人之越南。雄王苗裔，黎皇子孙，决不容断送于白人之手”，因此要“驱逐异族，恢复国权”。这里的“异族”是法国殖民者，但其建构的越南民族，却指向了以京族越人为主体的“雄王苗裔”。 潘佩珠在《越南亡国史》中依然用阮朝旧域描述未来之越南，对于民族的地理认识，亦继承了阮朝的政治遗产。潘氏用统一的空间范围将越南民族进行了限定，“我同胞，国我国也，民我民也，法兰西于我何有，反为我人保护耶？法人保护以来，权利全握于掌中，生杀一视其鼻息，万南人之性命，轻于一洋獒，百南官之威灵，屈于一西妇。碧眼红鬚者，非我父兄，非我师长，岸然箕踮我头上，放尿撒粪。堂堂我南国男子，能无羞杀愤杀耶？”而此种结果，就如研究者所言：“一旦民族性的概念被牢牢地植入，它就会自我延续。随着国家制度的建立，民族精神成为民众的群体规范。反过来，这些机构又控制着人民。然后，后代被迫遵从民族主义体系。”这一点也影响到早期越南共产党人的民族理念。 20世纪初，越南知识分子乃至革命者在新学思想的引领下，对越南民族地缘结构的认识方式从传统地舆志模式转移到对以民众为基础的国家民族话语体系上，通过对越南民族地理性质的描述，形成了具体形象的地理感知。通猜·威尼差恭在考察现代泰国国家空间感与民族主义时就曾表达，在20世纪的暹罗百姓中，民族观念的一种传播方式是通过接触现代地图。毋庸置疑，如果没有通过清晰的国家地理轮廓，民众很难想象出一个具体明确的民族概念，更不会对此空间有认同和归属感。但是，20世纪前后越南知识分子在以西方民族概念构建新的民族主义思想过程中，传统的“华夷”观念是无法抹去的历史痕迹，因此也造成了对民族主义内涵理解的狭隘化以及对民族地理范围界定的不同。不论是早期的张永记，还是后来的陈重金、黄高启、梁竹潭，乃至潘佩珠等人在试图重构越南民族框架的时候，其思想和认知来源都无法超出单一民族空间建构的囹圄。
二、“印度支那”模式下越南“民族革命”话语建构困境 从1858年到1899年，法国殖民者相继占领越、柬、老等地，并将三地空间重组，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彼时，殖民统治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完善和巩固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政治空间体系，于是在1911年通过立法巩固了总督作为印度支那高级行政长官的权力，通过促进公共工程项目、通信系统和扩大官僚机构，使得“印度支那”一词具有了政治和经济含义。统一的行政化措施也使得空间实现均质化，“印度支那”从政治词语变成了具有地缘特性的地理名词。面对新开拓的殖民地，法国因地制宜，依靠越南及越南人实现“印度支那”的统治。这种新的地缘结构和认识，也给越南带来了新的民族主义空间视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印度支那”地缘结构俨然成了彼时世人的普遍话语模式，将老挝、柬埔寨纳入越南地理空间语境下成为一种常态，正所谓“越南五区中，土地面积，以老挝为最大，广达十万平方英里，占全越面积三份之一强”，“印度支那”的地理概念已经成为一种实体存在。追寻其理由，乃因“印度支那与其说是在割裂传统之越南，不如说是由法国力量支持一个全新的以越南为核心的'越—柬—老’联合政治空间的延续。”这种空间重组和越南传统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遂成为此后一部分越南精英阶层无法摆脱的困境。 早期的越南精英阶层在“印度支那”语境下，面临着如何处理好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和民族问题的情势。不论是由阮文逢等人秘密创立的“越南义团”，还是改名为“兴南会”的“复越会”，都彰显着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特征。胡志明在早期也并未严格区分“印度支那”与“越南”两个地理概念，1920年胡志明作为“印度支那”的代表参加了法国图尔大会，并且疾呼“在那个地方，越南人被歧视”。在胡志明早期地缘理念中，他的家乡是越南，但也是印度支那，所以当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仍然是“请让我从我们的家乡——印度支那，它是我最了解的地方说起吧”。在其发言中，胡志明代表了越南人的利益，驳斥了法国殖民政府在一战后提出的印度支那应当协助太平洋各个殖民地大力促进生产发展的规划，因为“这个计划虽然受到越南舆论的反对，但是，印度支那议会竟表示一致赞成”，“这些先生们却认为是代表整个印度支那和为了越南人民的利益在行动呢！朋友们，试想想看，让爱斯基摩人或苏路人来决定欧洲一个民族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随着“世界革命”的风起云涌，彼时共产主义运动也正在越南出现。从民族立场出发，在寻找救国之路的过程中，胡志明吸收了列宁的国际主义。共产国际指示亚非革命者在地缘上打破固有边界，这一推行区域联合的模式，与法国自19世纪末一直推动的“印度支那”地缘构建，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在此种思维下，“印度支那”比“越南”更能彰显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色彩。1925年，胡志明在广州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确立其宗旨是“首先进行国家革命（驱逐法帝国主义，为祖国争取独立），然后进行世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同志会”这种先“国家”后“国际”的民族主义路线，却与共产主义相悖，因此遭到批评。换言之，胡志明与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注重民族的因素及“革命运动中的越南民族性质”，将越南民族革命的范围限定在了“越南及越南人”身上。这就不难理解，1929年“同志会”在香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因为代表所持意见矛盾较多，三名越南北部的代表提出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建议，“同志会”总部委员在多数代表的支持下，认为该提议违反了胡志明设立“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意旨，拒绝改变“同志会”名称。这三名代表并不服从多数的意见，并单独宣布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由于在共产主义运动范围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导致1929年越南三个地区相继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联盟三个共产主义组织。三者的名称正是反映了共产主义模式下，越南民族独立运动是“印度支那”还是“越南”两个不同地理范围的分歧。 随后，1930年2月胡志明受共产国际指示召集各共产主义组织，组成统一的“越南共产党”。但是，胡志明“越南民族革命”的倾向却受到了共产国际的质疑。于是在1930年10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越南共产党”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并且通过了第一任总书记陈富起草的政治论纲，其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越南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南革命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耕者有其田。反帝和反封建这两项任务是紧密相连的。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人和农民。党必须实现工农联盟，运用群众的革命暴力进行起义夺取政权。” 相较于“越南共产党”体现出来的越南民族特性，“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区域性更加明显，以此团结“印度支那”政治空间下的柬埔寨人、老挝人及其他民族共同反抗法国殖民者。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论纲》中提出的具体任务之一是：“印度支那完全独立，承认民族自决权”。此举显然是受到了列宁“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在《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号召书》中，胡志明号召：“打倒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越南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使印度支那完全独立。”虽然胡志明接受了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决定，却将“越南”再一次与“印度支那”并列使用，显示出胡氏却对毫无保留地“迈向印度支那”持有的保留意见。 综上所述，1930年越南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在党的名称上，胡志明保留了越南“民族特性”，既没有接受“安南”这种受中国影响的地域概念，也不倾心于“印度支那共产党”这个牵涉柬埔寨、老挝等地缘结构的称呼。新成立的越南共产党虽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但同时又强调为争取越南独立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民族主义思想，共产国际指责越南共产党违反了国际主义的原则。但是，胡志明的民族革命思想，却包括了越南广大的底层人民以及不同民族人群，“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有许多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者，但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有些秘密团体是因痛恨法人而成立的，但它们的行动大体限于对法国官员施展恐怖的袭击，而它们的目标只在于恢复安南皇帝。它们既没有团结力，也没有任何民众计划”。这正是对越南共产党早期倡导民族特性原因的最好诠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越南各革命组织在追求国家独立、构建新的民族地缘结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国殖民者对越南传统政治空间的解构以及“印度支那”统一话语模式形成后的挑战。越南早期各种反法组织和革命力量，无可避免地延续着传统政治空间的认识和理解。但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恢复旧制”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民众，也无法从根本上应对被殖民的现状。法国的殖民政策将越南从传统地缘模式中剥离出去，并将其与柬埔寨、老挝放置在法国重新设定的“印度支那联邦”框架中，尤其当“印度支那”成为一种固定的话语模式时，这种情势使意图恢复国家独立的越南精英阶层必须面对以下三个问题：首先，越南在世界中的位置；其次，与印度支那其他民族相比，越南的民族性质；最后，如何抛弃王朝统治模式，以同胞的平等身份团结民众。 20世纪初的越南精英阶层虽然已经具有较广阔的世界视野，但囿于认识上的局限，抑或是受传统理念的裹挟，未能找到合理解决“印度支那”与“越南”地缘矛盾的途径。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被狭隘化，所使用“龙子仙孙”的概念，一方面体现越人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另一方面又强调越人是“高贵”“文明”的民族，而忽视了高地山区的其他民族，因此难以打破法国建立的殖民统治，也难以冲破“印度支那”的空间藩篱，这或许也是胡志明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困扰。
三、“共产主义”模式下越南民族主义的地缘要素 面对“印度支那”和“越南”两个地缘上交织的困境，20世纪30年代开始，越南共产党人从“共产主义”思想出发，希冀联合各阶层、民族力量，逐步形成了越南民族解放的核心话语模式。1939年，胡志明在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越南共产党要为获得合法的活动而斗争，且“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努力组织广泛的民族民主战线。这个战线不仅是印度支那人，而且是连在印度支那的进步的法国人也包括在内，不仅是劳动人民，而且是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或许，胡志明的这番表态，既是对其所倡导的“越南民族革命”的坚持，也是应对共产国际对越南共产党指责所做的妥协。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支那”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越南共产党所面临的是进一步走向“印度支那”，还是回归其“民族革命”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胡志明的民族主义主张，遭受到了另一政治力量的抵制。越南托洛茨基主义派的领导人谢秋杜（亦翻译成谢秋输）反对“共产主义能够嫁接到爱国主义中”的观点，认为必须要在“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有所抉择。这一极端路线应该说给越南共产党团结各阶层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1940年10月，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七次会议明确“党必须领导印度支那各民族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其立场仍然将越南的民族革命置于“印度支那”地缘结构下。但是情况随即发生改变，1941年5月，胡志明回国主持召开党的第八次会议，决定改变革命战略，即“现阶段的印度支那革命是一场解放民族的革命”“在这个时候，阶级和阶级的利益必须置于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之下”，同样在这次会议上，“主张印度支那每个国家在各自的范围内解决民族问题”，越南共产党明确了其民族主义运动的概念和空间范围，这里的民族是指越南民族。在此基础上，越南共产党决定建立越南独立联盟（越盟），确立了其革命的民族特性。待至八月革命爆发，越盟已经进一步扩大了其民族基础和范围，“有成百万会员，包括所有各阶层：士、农、工、商、兵，包括各民族：土、侬、芒、僈。”胡志明认为，印度支那的地缘特性，在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时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表明了越南共产党所持有的民族路线方向。 从19世纪后期以来，法国殖民当局将越南与印度支那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了比越南更大的地缘政治思维能力。虽然二战期间日本武力侵占东南亚，影响了其地缘政治，但是根据《日法军事协定》，日本对印度支那地区却“统而不治”“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根据既定方针，不施行军政。情况剧变时的处理，另行规定之。”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日本虽没有本质上改变印度支那的地缘结构，但在其炮制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口号下，日本扮演了“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的角色。于是在地缘上，法国与日本前后两个占领者，给越南描绘了两幅空间图景，却彼此交错不一，“印度支那”的政治空间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所带来的“空间愿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成为后来的越南民族主义者重新审视越南在亚洲位置，在中南半岛地位的主要因素。当两者皆不可得且无法真实有效地获取空间的时候，越南民族主义发展再一次转而求向历史给予的遗产。 印度支那共产党第八次中央会议召开后，决定了新的政策路线，强调了民族解放的口号，成立越盟阵线，胡志明在此种情况下，号召国内同胞团结一致革命： 二千余万骆鸿子孙绝不让人家长此奴役下去。七八十年来，在法国强盗的铁蹄下，我们不断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而牺牲奋斗。各老前辈如潘廷逢、黄花探、梁玉眷的忠烈精神依然屹立……数百年前，当我国面临元朝军队的侵略的危难时，陈朝父兄纷纷起来号召全国子弟齐心杀敌，终于把人民从危境中解救了出来，芳名留传万世。我国的父老和志士应该继承我们祖先救国的光荣事业。 “龙子仙孙”的表象重新获得使用，但这次越南共产党人更注意其他民族的意义，通过新的阐释，建构出平原与山地共同的祖先渊源，“龙子仙孙”重新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越南同胞之间大团结的象征，而不再仅仅是京族越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越南政治空间合法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越南共产党正是利用了“越南现代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兼容性，试图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化与越南作为一个民族的合法化融合起来”。 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新生的越南社会主义政权依然需要面对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地缘遗产。1946年3月6日，《越法初步协定》规定：“法兰西政府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并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的一分子。关于三'圻’合并问题，用人民表决方式征询人民意见，法兰西政府约定承认经过上述方式后人民所采取的决定。”此次决议，将越南置于法兰西联邦的地缘格局下，此举也遭受了诸多质疑，越南共产党前领导人长征就曾解释道： 有人说我们的口号“在法兰西联邦范畴内的独立和统一”本身就有了矛盾。越南希望独立，但为什么又愿意留在法兰西联邦之内呢？因为越南人民对于自己的力量和对于法国人民的诚实具有很大的信心，所以不怕留在法兰西联邦内。越南人民准备与新法国合作，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合作——如果它是忠诚的和建筑在平等与互相同意的基础上的——在目前世界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对于法越双方将是有利的。越南人民不愿意使法国人民和民主世界相信，他们留在法兰西联邦之外，是想归附于某种反动的集团以反对和平与民主的力量。 事实上，《越法军事协定》的签订，表明越南共产党重新认识了“印度支那”的地缘意义，虽然越南共产党承诺老挝、柬埔寨和其他少数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但也希望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地缘范围内。1951年《越南劳动党纲领》宣言中就强调，“越南人民愿与寮国及高棉人民长期合作，在三个民族自愿的原则上，进一步实现独立、自由、富强的越南、寮国、高棉联邦”。通过抗法和抗日战争，越南共产党人的“印度支那革命”模式获得系统性地扩展。越南民族模式的出现，成为引领印度支那革命形势改变的主要因素，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则直接体现在了对于政治空间范围上的诉求。胡志明在回答各报纸关于美帝国主义干涉印度支那问题时强调：“美帝国主义越来越想踢开法国殖民者，独占印度支那。”“越南民族和柬埔寨、老挝两兄弟民族密切团结，其力量将足以打到法国殖民者和美帝国主义干涉者。”于是，越南共产党需要面对两个难题，其一，如何叙述越南固有地理范围的历史继承性，满足其民族主义革命的团结效果；其二，如何处理好“印度支那”地缘结构的兼容性，以满足共产主义运动模式的需要。 在上述情况下，“历史遗产”继续发挥着作用，“在外国封建势力统治的一千年中，我国人民接连奋起，举行起义夺取民族独立，其开始就是二征夫人轰轰烈烈的起义，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继之是赵夫人、梅淑銮等领导的起义和民族解放战争。最后，公元九百三十八年吴权在白藤江得到辉煌胜利，结束了延续十个世纪的亡国时期，开辟了我们民族独立、自主得到长期阶段。”越南共产党把历史上的“反抗”英雄塑造成民族独立的象征，把对传统“宗主国”的反抗精神再一次转移到对“殖民帝国”的斗争中，由此衍生出的“抵抗精神”成为越南在前现代追求民族独立的国家及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的塑造，需要确定的时空特性，才能为民众所认识，于是越南民族整体地缘结构是越南共产党人建构新的国家形象的必需途径。 长征在论及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对象时曾讨论道：“我们跟全世界所有的殖民地主义者作战吗？当然不是！我们不会如此不智，向保持中立的和不与我们作战的人们宣战，并引起他们的仇恨。”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应当先要求得越南民族的自身解放，然后再推动共产主义所倡导的世界革命。1955年，越南“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的政府报告”再一次明确了越南民族主义的地缘特性，“从睦南关到金瓯角，从东部海洋到越南和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的边界，越南的国土属于越南民族，由越南民族建设、保卫，不知经历了多少世纪，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世世代代，越南国土是我们越南民族的故乡和祖国。”在同年颁布的《越南祖国阵线纲领》中规定：“保障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增强团结，禁止民族分裂……统一的越南境内将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建立自治区。”依据民族自决原则，越南共产党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民族空间框架内，并将少数民族自治区写进了1959年宪法，由此确立了越南政治实体中不同民族间平等的地位。1960年，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志明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整体，越南国家是一个整体。”在探讨“印度支那”同一空间体系下的老挝和柬埔寨问题时亦宣称：“我们越南人民坚决支持老挝人民目前为促使老挝走向民族团结、独立统一与和平中立道路而进行的英勇的反美斗争。”
四、结语 20世纪前期，越南民族主义者皆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复兴越南”，但涉及的民族主义内涵却不尽一致。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需要把民族与民众放置于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内，才能体现其民族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因此，民族主义的地缘特性就在于拥有确定的族群对象和空间对象。以潘佩珠为代表的一批受新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对待越南民族地缘结构问题上，更多的是以单一民族活动空间为依据，尽管对于越南民族的认知局限在京族越人上，但“地缘机体”建构，将原本属于不同的种族、不同部族，甚至是一些原本在阮朝统治之下的“荒蛮之地”族群，连为一体，由此而产生了对整体越南空间的渴望，甚至超出了原本的地域限制，扩大到东南半岛。当然，这种愿景基础也为后来越南共产党结合本国实情，联合各阶层和族群力量推动“民族国家”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使得“印度支那联盟”成为越南共产党联合柬埔寨、老挝等国民族力量的核心话语模式。 越南共产党在其革命历程中不断调整其政策，以适应“印度支那”地缘结构和此后“共产主义”模式对越南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困境。一些研究者依据越南共产党人早期呈现出的“民族性”，将其简单地归类为“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可能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窠臼，而忽略了彼时地缘重组造成的困境。相反，不论是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关于越南新的民族地缘的建构，还是越南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运动模式，越南民族地理概念作为一种必要的妥协方案，以此团结相互竞争的共产主义团体，并适应早已成型的“印度支那”地缘结构，显然取得了预期的成效。因此，20世纪前期越南民族主义对地缘要素的阐释及其路径选择是越南精英阶层在彼时环境下对未来之路的探索，也体现了在“共产主义”模式下，越南极力寻求其在世界中位置的真实映照。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世界民族》2022 年第 2 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李建明 吴鹏 编辑助理：周艳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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