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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谢 惠 媛 谢惠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青年英才”，北京市优秀教师，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墨尔本大学哲学系访问学人，出版《善恶抉择：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思想研究》等著作4部，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奖项。 >>滑动查看作者简介<<  灵魂的技艺与政治的技术： 文艺复兴视域下马基雅维里的叛旧与立新  好的，首先感谢“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研究”公众号提供分享心得的机会。其实从接触哲学开始，我就一直关注思想观念的碰撞、交融、流变，尤其是对当中存在的对立互竞的价值诉求之间能否融贯及怎样融贯等问题比较感兴趣。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时，出于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演进，我的毕业论文选择了从一个点切入，以忠孝之辩为核心，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探讨儒学背景下佛教思想的嬗变历程。获得保研资格后，因为时间比较充裕，为了巩固英语阅读能力，我开始翻看一些篇幅较小的作品，Harvey Mansfield翻译的《君主论》就是其中一本。不过坦白地说，那时候对马基雅维里在书中提到的观点理解得并不深刻，因为那时的阅读缺乏对思想语境和社会背景作支撑，而哲学研究需要“史”的意识、维度和基础——Alasdair MacIntyre的After Virtue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我的方向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阅读时我注意到，经历了社会转折与变革、新旧观念同时呈现和交锋的文艺复兴时期按常理应该思想非常活跃，但不少书对这段思想史往往一带而过，当中似乎仍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同时，虽然大家对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主张并不陌生，但为什么他敢于明目张胆地提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主张并自信地认为能影响世人？好公民和好人、爱祖国和爱灵魂、政治诉求和道德诉求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他在多大程度上与人文主义及更古老的政治哲学传统发生关联？他所强调的“新秩序”究竟新在哪里？带着好奇，在万俊人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梳理那个时期的思想，同时相对集中且系统地研究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书信、戏剧、诗歌等，并完成了学位论文《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思想研究》。  善恶抉择： 马基雅维里政治道德思想研究 谢惠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9 确实如你说的那样。不过，我们也有依据认为，马基雅维里对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并不陌生。首先，从他所处的思想语境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尼各马可伦理学》等不仅被翻译过来，而且还添加了有价值的注释，这些注释形式多样，就像Jill Kraye说的那样，可以满足不同要求的读者。另外，它还被Bartilomeo Delbene改写为寓意诗。同样，西塞罗的伦理作品也因兼具雄辩修辞和结构合理而得到了一些大学教授的偏爱。而Petrarch、Salutati等也很熟悉斯多亚学派的思想。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思想家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大家关注。 另外，根据记载，马基雅维里父亲伯纳尔多家里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西塞罗的De Officils和De Oratore、波依修斯的On Division，以及《圣经》等书籍。马基雅维里曾接受古典教育，人文学功底扎实，在修辞方面颇有造诣。他年少时已精通拉丁语，还掌握托斯卡纳方言——这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人熟悉和经常运用的语言。进一步地，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柏拉图和西塞罗等思想家的名字，但如果审视马基雅维里的立场、主张和常用例证就不难容易发现，他暗地里把这些古人看作是“另类的”对话者，更确切地说是把自己定位为他们思想的反驳者。比方说，他在《君主论》第15章中主张立足于“真实的事物状况”（veritù effettuale della cosa）而不是“想象的事物状况”（immaginazione di essa），追问“实际如何”而不是“应当如何”，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柏拉图等推崇的理想城邦的可能性，着眼于现实的政治生活，由此把政治从追求至善目的的高度降至满足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低位。又比方说，在第16、17章，他分析了统治者应当慷慨还是吝啬、仁慈还是残忍等问题，这时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古典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为靶子。类似的做法在《论李维》当中也曾出现。  《君主论》早期威尼斯版本的扉页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马基雅维里并非对柏拉图等古人的思想一无所知，相反，正是通过对他们的理论保持沉默，他以类似反常的举动表达了对古人观念主张的不满，割断了自身与古典传统的关联，同时确立起新理论和新秩序来取而代之。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阿尔都塞和施特劳斯的相关论述，也就是说，“沉默”意味着认为不重要、谴责，甚至是割裂、背叛。 同样，马基雅维里对基督教也是批评有加的。不过，当时批评教士和教会的不止马基雅维里一人，但丁、圭奇阿迪尼等都曾刻画教士贪婪放纵、荒淫无度，以及教会的腐化堕落。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里不仅批评教士和教会，更根本地，他认为基督教推崇懦弱谦卑等德性、用精神否定肉身、专注于彼岸世界而否定世俗生活，是导致意大利遭受他国蹂躏的主要原因，它本质上是反政治的，所以要解放意大利就需要武装的先知，又或者说要把上帝改头换面，塑造出政治化的上帝。所以，虽然马基雅维里知道宗教信仰与公民意识的塑造具有紧密关联，同时能沉淀为社会文化，但他并没有赋予基督教独立价值，而是把它作为政治附属品。尽管在著作中他也多次提到上帝的威权，主张统治者应重视宗教仪式，兴修寺庙，强化民众的虔诚信仰，但这更多地是一种政治需要。 刚才我们提到，马基雅维里不仅对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人保持沉默，无声地把自己和古希腊传统割裂开来，而且还凸显基督教本身反政治的一面，在自己和希伯来传统之间划清界限。除此以外，他还用体现偶然性、不辩善恶的命运女神取代了两种传统所体现的古典自然目的论立场，并提醒世人，自己要建构起“新秩序”。这些做法部分地反映了他与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离、甚至是背叛。而他对自然目的论的消解、对人力的彰显，对政治高度的定位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是洞开了现代大门。因此，可以把他理解为在政治哲学古今之变过程中具有路标性的人物，他在当中发挥了承转合的重要作用。  关于命运和德性的寓意画 “起承转合”意味着他的思想中不乏传统的因素，但同时又具有一些新的元素，这使得他成为了极具争议性的人物。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当代研究者对他有如此矛盾的判断，比如，波考克和斯金纳等剑桥学派学者把他看作是古典共和主义者，而施特劳斯学派则把他看作是现代性的第一人。 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的确存在着矛盾之处。在思想研究初期，我曾花了一段时间去理清这些看似矛盾的地方，比如他究竟支持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等。但后来随着对跟他同时代人经历的了解，我发现，实际上圭奇阿迪尼、达芬奇等都有过类似的矛盾的政治立场，也就是说虽然更偏好于共和制，但却愿意为君主服务。而马基雅维里在政体问题上看似矛盾的立场可以从同时代人的做法中得到解释，同时还可以用更高的目的来获得合理性说明，那就是城市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主权问题是首要的，比政权更替更根本。 其实，国家主义的立场能让马基雅维里轻而易举地卸掉我们现在看来是“两难”的包袱或张力关系。在当代阐释者看来，为了实现公共善而去采用离经叛道的事情会留下道德遗憾，像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会从划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基督教德性和古罗马德性的角度来为马基雅维里辩护；而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还会论证马基雅维里只是在以恶作善而不是持守恶道，也就是说，他怀疑那些具有毁灭性的公认的善是否真的配得上德性之名，那些看似善的行为实质上是恶的，而那些表面是恶的行为实质上配享德性之名。不过，这只是现代人的臆断。因为在行善还是作恶问题上，马基雅维里义无反顾地坚守国家主义立场，他那句“爱祖国胜于爱灵魂”的口号略带悲壮，却没有丝毫犹豫。他在乎的是德性是否能有效实现政治目的，而统治者应当考虑的是该不该行善、如何行善，而不是采用什么形式的善行。换言之，他否定的是德性的自在性与内在价值，而不是要去质疑各种具体善。就此而言，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政治和道德之间并不存在张力，因为前者高于后者。
圣十字教堂-马基雅维里墓 事实上，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研究并不局限在政治哲学领域。包括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方面的成果都具有参考价值。比方说，写博士论文期间，周春生老师撰写的《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从史学的角度启发了我。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事相关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他们的成果也推动来这个领域的研究。 另外，尽管我起初是从对一般性问题的关注出发找到了马基雅维里，但随着对思想的进一步了解，我愈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挖掘和有待深挖的思想宝库。比方说，马基雅维里文本中的关键词。我之前专门写过一篇研究马基雅维里virtù概念的文章，也刚完成了一篇关于prudenza 的论文，并且还力图把握他对fortuna的理解来阐释他思想的形而上根基。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基雅维里只是一位政治家，他不会考虑所谓的政治之根本问题。但就政治和道德的关系问题而言，我认为他要想成功地建构有说服力的政治学说，就需要面对自身所处的传统——虽然佛罗伦萨那时已经腐化堕落，但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依然遵循德性传统。置身于德性传统当中，如果仅仅说做合乎道德的事并不能带来好效果是缺乏说服力，就像《理想国》谈正义问题时，色拉叙马霍斯等人没能战胜苏格拉底那样。因为两者不是同一个层面对话和对垒。也就是说，纯粹诉诸现实状况，很难瓦解形而上层面的古典自然目的论，难以让政治从道德的必然束缚中摆脱出来。而要让自己的观点具有说服力，就需要遵循当时人们习惯的表达方式。而马基雅维里找到的是当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波焦等人文主义者都熟悉也曾关注的命运。正是以命运置换古典自然目的论，他使得政治能脱离道德的束缚而获得自身独立性。 又比方说，以理论比较的视角，研究马基雅维里与前人或Francesco Guicciardini等同时代人思想的异同也不啻于是好的选择。另外，虽然施特劳斯已经提到了马基雅维里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当代学者还可以做更细致的研究工作，由此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古今之变的理论脉络。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审视和评价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等的研究，又或者通过对他思想研究的不同进路来反思思想阐释的范式问题。如果进一步拓展的话，我们还可以研究“脏手”现象等马基雅维里思想遗留下来的现代问题等。可以说，以马基雅维里为基点的研究在从深度或广度方面都可以有所突破。  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马基雅维利全集》 的确，在研究过程中，我曾得益于很多学者的著作和讲座。以近期出版的成果为例。James Hankins去年出版的史学著作 “Virtue Politics: Soulcraft and Statecraft in Renaissance Italy” 给我提供思路和素材。在芝加哥大学访学期间，恰逢他来做报告——当时他还在写这本书，他邀请我们一同讨论书的第二章。这一章的主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性政治。他指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明了一种新的平等形式——这种平等形式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是找不到的，那就是德性能力的平等。德性能力的平等是赢得他人服从的重要条件。就政治本身而言，人文主义者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关乎灵魂的技艺，虽然明智的立法者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等外在的方式塑造灵魂，但他们相信政治领导者的灵魂才是好政治的根本。德性政治已不仅仅是社会改革的谋划，进一步地，它成为了思考政治的新方式。在论证过程中，他不仅提供了丰富的例子，而且思路很清晰，观点很明确，具有一定说服力。 可能会有读者好奇，为什么不是推荐施特劳斯学派或剑桥学派的研究成果呢？应该承认，要研究马基雅维里，这两个学派的成果理应得到关注。就像对他们都有过批评的John McCormick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50年间，就马基雅维里思想研究而言，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的影响力不管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这两个学派的观点确实从不同角度给我启发。不过，由于他们的立场过于鲜明，我一开始会“刻意”与他们疏离，避免在还没有系统把握马氏思想之前就“站队”或被“圈粉”。学术权威往往自带光环，会让人为之钦佩之余，忽略掉一些同样值得关注的地方。所以，我更愿意老老实实地回到文本当中，借助相对较为客观的史实来形成自己的判断，哪怕这种理解比较粗糙，当中存在偏差或误解。在我看来，每一个研究者都应当自主地形成自己的学术判断，而不是先入为主获得某种定论，而阅读一手资料往往更有助于做到这一点。正因为这样，我建议初学者应该踏踏实实地从马基雅维里本人的文本入手，而不是选择捷径，捷径往往会让人错过亮丽的风景。 Virtue Politics: Soulcraft and Statecraft in Renaissance Italy ▼谢老师与James Hankins   其实我并不会刻意把学术生活和业余生活划分开来。在我看来，伦理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生活，而研究者也首先应当是置身其中的当局者，然后才是抽身其外的旁观者。在我看来，业余生活中的每一次阅读、每一次观察，都有可能带来新的体悟，而这种体悟也可以为学术生活增添素材。联系到信息时代。对很多人来说，业余生活和学术生活的区别更多地体现在所接受信息内容的差异，而不是是否接受信息。举个简单例子，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娱乐方式是上网、阅读、看电影、刷视频等，而对于从事人文社科的研究者而言，各种信息实际上是对社会思想不同角度的呈现，因而也可以转化为学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或者为学术研究提供新视域。如果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乐趣，那么学术生活便是一种业余生活；而如果善于用思辨的视角注重观察日常生活，那么业余生活也未尝不是一种学术生活。 提到访学，受国家留学基金委两次资助，我到了墨尔本大学哲学系、“应用哲学和公共伦理研究中心”，以及芝加哥大学访学。不过访学性质不一样。第一次是读博期间，属于联合培养项目，第二次是工作期间，属于访问学者项目。之所以到墨大，是因为那里有一支专门研究“脏手”问题的杰出团队，而合作导师Tony Coady不仅是两院院士，同时也是研究价值冲突的专家。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访学期间，我的合作者是Martha Nussbaum，当时我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情感的实质及其在处理价值冲突时的意义。而她有针对性的指导确实让我有很大收获，让我找到了研究的新进路。 谢老师与Tony Coady 访学经历给我提供了相对集中的科研时间，比如我博士论文就是在访学期间基本完成的，现在还挺怀念那段心无旁骛的时光。这两次访学让我的视野更开阔，学术交流平台也更宽一些，同时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也加深了了解。除了学术造诣以外，Tony在生活上的从容、Martha的充沛精力和自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另外，在芝大期间，哲学系和社会思想委员会高质量的讲座、法学院高频次的学术沙龙、Rochefeller Chapel的管风琴演奏、Medici Café的漫谈、沿密歇根湖湖畔骑车、芝加哥各大主题博物馆……城市和校园的人文魅力有时竟会让人忘却了对治安问题的恐惧。 在芝大时，最感到意外的是有机会跟当代研究马基雅维里的三位有影响力的学者多次交流：Quentin Skinner当时在哲学系访问并讲授一门关于现代国家概念的课程，Nathan Tarcov则开设了研读马基雅维里著作的课程，这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机会；而与John McCormick的交流则更多地是在办公室和学校附近的“Asia Noodles”。三位学者、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不期而遇的经历，确实超出了访学的预期。仍记得博士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大概是：“'再见’并非永久地告别，毋宁说，只是对未来重逢的期许。可我和马基雅维里的思想重逢将会是何时，又为什么发生呢？我充满好奇！”现在看来，重逢更多地是不期而遇，充满惊喜！ The End 感谢谢惠媛老师精彩的分享！本次访谈配图均由谢老师本人提供，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对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青年学者访谈系列的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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