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人们在环江大道骑行，一边看风景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蛮爽的。 要是没有那些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汽车就更爽了。我骑着车，胡思乱想。 凤凰桥下江滨处停着很多车，不少是房车。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喜欢开着房车周游世界。 现在的房车，真是五花八门。其中大型的房车，能搭载多人以及家具、玩具、花草、宠物、摩托、电动自行车等物件。 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上了年纪的人靠在房车前的沙发那里喝茶吹水，但不知他们是否是两口子。 想了想，我便问他们“从哪里过来”，女的回答说是从江苏南通过来。又问“出门多长时间了”，回答“半年了”。 我考虑他们正在喝茶休息，不便打扰，就祝愿“旅途愉快”，他们“哈哈”笑了。 在“十里江湾”一带，也有一男一女两人在房车旁，一个洗衣服，一个洗车。 我猜想他们是夫妻，因为小型房车里只能容纳一张床、炊具、餐具。我同样询问他们“从哪里来”，回答“从安徽合肥来的，出门三个月了”。 “长期离家，你们的房子怎么办？”我问。“由孩子照看着，有空就去搞个卫生什么的。”他们说。 我听完，知道他们是两口子了。我问他们是一直喜欢旅游还是退休了才喜欢旅游？他们说一直喜欢旅游，就是以前“没条件旅游只能眼红人家”。
现在退休了，有时间，有房车，我们两口子就出门旅游。一路走一路玩。这样，比在家打麻将好玩。男的说。 我本来要问“旅游比喝茶好玩吗”，但是想到南北方对“喝茶”的理解不同，于是就算了。 出门旅游还能学到好多知识，比如导航啊网购啊，以前不懂，现在我们都学会了。女的说。 我们在广西玩了桂林、河池、柳州，下一步要到南宁，然后要去云南、贵州等地。男的说。 我问他们一路顺利吗？遇到过麻烦吗？回答说“没有”。就是有时碰到“疫区”，要绕道通行，费时间。男的说。
也不累，一般是白天开车旅游，晚上休息。反正不赶时间，想玩就玩，不想玩就住几天。他还说。 我问“柳州好玩吗”，他们回答“风景好而且公园又不要票”。又问“吃过柳州螺蛳粉吗”，回答“闻着有些怪味道不想吃”。我笑了 ，说也是很少吃。 他们告诉我，喜欢吃米饭，自己煮的很好吃。我说吃过安徽大米，蛮不错的。 打扰完了，我同样祝愿他们“旅途愉快” ，两口子笑眯眯的“好、好”。 在油榨屯一带，也是停着很多房车。时值中午，两三人一桌、五六人一桌、大人小孩一桌的围拢着吃喝，其乐融融。 此情此景，让我曾经产生的“当代吉普赛人”念头顿时改变了。 我想，他们应该叫作“旅游人”。因为，吉普赛人是为了生存而四下奔波，而他们则是为了享乐…… 一直想写一下薛老师，可是却一直没有写。纠结的是，把老师写得好了，有马屁之嫌；把老师写得差了，有忘恩之名。想来想去，还是真心、客观、实事求是地写吧，相信如老话所言，只有说真话，才出好文章。 薛老师是印尼华侨，由于那年印尼政府大肆反华排华，疯狂迫害华侨，老师便回到了祖国。接着，他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来到柳州支教，在市九中担任数学老师。 我读中学，包括初中、高中，所上的数学课基本都是薛老师教的，算起来，时间差不多有五年。与此同时，有好几年，老师还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 薛老师给同学们上第一节课时，我就知道他是印尼华侨了。因为我在小学时，班里有几位同学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老师说话的腔调跟他们的一模一样。 不太容易听但也不难听，大部分听得懂——这是当时同学们对薛老师讲课的评价。老师自然知道，他的“夹印国语”不能让学生十分满意。于是，他在课堂上尽量放慢语速、耐心地讲课。 和许多老师一样，薛老师喜欢爱学习的学生，尤其喜欢爱学数学的学生。他经常跟同学们说学习数学的好处，强调说建设祖国离不开数学，还说“数理化”中“数学”排在第一位，这足以证明其重要性。 因此，老师要求学生努力“为革命学习”，努力学好数学。他叫同学们认真听课，认真做作业，不会就学，不懂就问，老师一定会好好教的。 有一天下午，我做了一条“合并同类项”数学题，然后在教学楼下那里给薛老师看。可能是作业凌乱，而且解题方法跟老师讲的不同，老师看了许久，然后说要带回宿舍，晚上好好看了才答复我。 第二天上午，老师找到我，说我解答的数学题是对的。我听了蛮高兴的，一是看见老师对学生的作业重视，二是解题方法得到老师肯定，三是觉得自己做数学“乱来乱得”。 或许是因为这个事情，老师开始关注到我了。他发现我学习还算努力，肯动脑筋，但是开会发言却不积极。比如“表忠会”、“讲用会”等，我基本上是最后一个上台发言。
为此，老师经常在班上（当年叫“排”）除了讲课，还特别强调“突出政治”的事，要学生“为革命学习”，确保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我当时没啥感觉，后来才察觉到，这是老师在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敲打我”。 一次，班里又开“表忠会”。为了营造积极热烈的气氛，薛老师特地在会前召集十来个学生开“预备会”，其中有我。老师要求我们，到了开“表忠会”那个时侯，一定要积极抢着上台发言，这是“突出政治”的表现，也是“为革命学习”的实际行动。 然而，令老师大失所望的是，那次“表忠会”上，参加“预备会”的同学以及班里其他同学差不多都发言了，我却无动于衷地呆坐着，还没有上台发言。 老师不断地看着我，在我的座位旁走来走去。而我心慌、胆怯，或者想着其他，就是不上台发言，只盼着下课铃声快快响起。最终，我是倒数第一名上台表忠。
这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发展下去有走“白专道路”的危险。薛老师可能很生气了，会后在班里总结时，板着脸，盯着我，声音严厉地说。 以后，老师几次找我谈话，跟我讲钱学森、华罗庚的事情，说钱因为突出政治、又红又专而进入中央，华却因为不突出政治成为了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打倒。 我当时并不太关心那些事，就没有作声。现在想来，老师原来也是热衷于“成王败寇”呢，虽然老师本意是希望学生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人。呵呵。 尽管老师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地教导我，我依然顽固不化、屡教不改，觉得自己只是怯场而已（自然也有觉得那种场面蛮滑稽、好笑的心态），这根本与政治呀、革命呀无关。再有，毛主席都说了，学生以学为主，我好好学习有什么错？所以，每逢开会上台发言，我基本上还是倒数几名。 所以，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不断敲打着我，反复跟我指出“白专”的危害性，教育我要“为革命学习”，要学钱学森，不要学华罗庚。要做革命学生，不要做“臭知识分子”。 多年后，我想着老师以前那些言论，觉得他要就是在说违心的话，要就是被严重洗脑了 。作为一名数学老师，那么希望学生努力去做个革命派，这岂不是南辕北辙？ 在当年“文革”那个高压、紧张的环境里，老师可能也是无所适从了。我想。老师既要教授学生文化知识，但又害怕学生“变修”；既想培养出学习尖子，又怕出现“白专”，真是左右为难啊。
我当时听着老师成天“政治”、“革命”、“白专”地絮絮叨叨，感觉很心烦，觉得自己只是性格内向，不太喜欢上台发言而已，根本就与思想好坏无关。硬要以革命的名义逼迫我积极发言，就象一定要让先天条件欠佳的人去跳芭蕾舞，演洪常青或吴清华。否则，就要挨批。想想，这真是岂有此理。
和同学们一样，我也知道老师所作所为都是为学生想，为学生好。是的，老师为了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正所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有一天晚上，薛老师胃痛厉害，难受得在床上翻滚，又扯头发又扯蚊帐。幸好同一宿舍楼的谢老师和黄老师（二人为夫妻）发现了，把薛老师急送医院救治。然而第二天上午，老师没事般的照样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
过后，同学们听说了薛老师带病上课的事，纷纷为之动容。老师则说他的病不要紧，而耽误了学生的课程才要紧呢。老师要学生好好锻炼身体，尤其要保护好肠胃，因为肠胃不好，会影响身体健康，影响学习。 老师还说，等有机会有条件了，要教同学们打垒球，这是一个群体运动，十分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由此可见，老师确实是关心和爱护学生的。
但是，我还是对薛老师有着强烈抵触情绪，认为他对我不讲理、不公平。高一的一天，我气鼓鼓地找了老师，问他为什么成天说我“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说他是“乱扣帽子”。 老师可能没有想到我会这样直接地质问他，惊讶得一下子不知怎么回答我才好，嘴里只是连连说着“怎么会这样呢”的话。可能他觉得，一心想培养学生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以才不断地“敲打”学生。不料，学生竟然这样不理解老师啊。
我为了表示对老师不公平、不讲理言论的气愤，在期末的数理化考试中，我一题都没做（事实上连试卷都没有交）。我的逻辑是，不学习、不考试、不要成绩了，看老师还说是要走“白专道路”吗？ 至今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对于那次“罢考”，老师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薛老师没有问我，化学课李老师也没有问我。只有物理课周老师来找我，说不知为何找不到我的考试卷了。她说，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成绩以及学生档案，教研组决定根据我平时学习情况，给我的考试成绩为六十七分。 我一声不吭，反正已经有获得零分的心理准备了，老师给多少分也无所谓了。再说，我也不看重学生档案。我想，那个“永远健康”的大人物，其个人档案一定很红很红，最终还不是一样倒霉了。
后来我猜测，“罢考”事情就这样过了，或许是因为老师考虑到师生都各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事情传到“校革委”以及“工宣队”，师生可能都会吃不了兜着走，都没有好的结果，还不如息事宁人、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说来也有趣，或许是经过我几番幼稚的“抗议”，进入高二后，薛老师几乎不再指责学生“白专”了，也很少强调“突出政治”了。此外，我不但作为年级代表参加了学校“红代会”，还曾经被学校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我想，这一定与老师的推荐有着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老师态度的微妙转变跟我的所谓“抗议”并没有什么关系。其时，全国“文革”有所收敛，学校的政治环境逐渐宽松，“表忠会”等基本不开了，“突出政治”也不怎么提了，学校积极抓教学质量，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我，也有所改变。在薛老师反复、耐心地“敲打”下，也逐渐明白了一个人“姿态”的重要性。我努力参加班里活动，热情地出版班级黑板报，积极地向学校团组织靠拢。我想，老师一定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那个学期，我们班曾经在“分校”学习。一天，薛老师找到我，要我给同学们“上一堂有机化学辅导课”。我说“不行”，老师坚持说“行”。我知道老师是要看我的“姿态”了，因为我正准备入团。没有办法，我只好说“行吧”。 化学辅导课上完了，我知道效果肯定不佳。一是老师再也没有叫我给同学上课了，二是多年后同学们对我“讲课”的事情几乎没有印象。不过，我经受住了考验，得以入团，这就够了。
1973年，我们高中毕业前夕，薛老师要调到北京工作了（此时，老师已经不是我们班的班主任）。那天上午，我到老师宿舍去，和老师聊了很多，总体上充满伤感和遗憾。 末了，老师送给我一套他用过的数理化丛书。我明白老师的意思――要继续好好学习。但后来下乡插队，我把这套丛书留在了农村，最终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我与薛老师分别后 ，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因为至今没有联系方式。有些后悔，当年道别时，怎么就没有问老师要呢？ 不过想想，这也好，要是老师知道我并没有成为他所希望的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定会感到遗憾的。 而我呢，如果知道老师现在已经是老态龙钟的模样了，亦会伤感的。叹…… 作者简介：鞠远斌，66岁，广西柳州国企退休人员，爱好文艺，在媒体发表过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