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上的《名人》故事（34）

婉容梦断紫禁城

帽儿胡同是北京十大著名胡同之一，以古迹多、名人多、故事多而闻名京城。帽儿胡同15号（今35号、37号），曾经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的娘家。她出阁之前就是在这儿长大的，百姓们还俗称娘娘府。

婉容、溥仪和他们的英文教师

据说皇上大婚的那天，满街筒子热闹非凡。虽说沿途有紫禁城的护军，还有民国政府的军警布防、护驾，维持秩序，却也挡不住百姓们围观看热闹，同时也为沾沾喜气。据说当时出帽儿胡同西口，从后门桥往南到地安门，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1923年6月3日，在《大公报》登载的《溥仪夫人省亲》中是这样写的：“昨午，北京地安门大开，道旁围立多人，军警鹤立，带缨帽者幢幢往来，闻系溥仪夫人于是日午间赴西城帽儿胡同荣邸省亲。午后四时还宫。故提署、警察两方，派有军警多名，以资保护也。”

婉容生于1906年，直到与溥仪结婚时，她在帽儿胡同已住了16个年头。婉容的祖上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却是个非常开明的长者，一向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所以，婉容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可以说既是荣幸，又是不幸。荣幸的是，一个女子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且有幸成为皇后。反之，皇宫内的生活并不美好，却也无奈。

在婉容被册封为“皇后”后，其父容源也立时被封为三等承恩公，该宅升格为承恩公府，倒是“父借女光”了。为使大婚时迎奉皇后的凤舆进出方便，将府门与前院进行了扩建，形成了现在的规模。较之从前相比，自然气派了许多。

婉容

按照清朝的旧例，皇帝结婚都称之为“大婚”。1922年婉容与溥仪完婚时，虽说清王朝已被推翻多年，但由于仍旧保持着皇帝的尊号，所以对内、对外依然称为大婚礼。据说，为了把皇帝的婚礼办得体面、风光，依照祖上的规矩，所有官员和劳役，都必须身穿清朝的服饰，头戴顶翎、身穿袍褂。当时民国政府已成立十余年了，可以想象其情景多么滑稽。

载涛贝勒（溥仪的七叔）负责总办大婚典礼的一切事宜，议定大婚经费100万两。为了筹措这笔浩大开支，清室备文向民国政府追讨历年积欠的“优待费”，但得到的答复是：“碍难照办”。无奈，只得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借款，将41箱金银器皿，两大木桶瓷器、玉器，用11辆汽车运往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以筹措大婚费用。

据载涛贝勒的儿子溥佳撰文回忆说：“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反对，还特别声明这完全是抵押，绝非拍卖；一俟北洋政府的欠款拨到，即行赎回云云。但后来始终未听说北洋政府的欠款拨到，这四十多箱珍玩就这样'押死’了。其实，这种抵押与拍卖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让汇丰银行多赚了些利润而已。”

在保存下来的溥仪档案里，有两本大婚典礼时的礼品账簿，封面上写着《大婚典礼进奉衔名物品册》，册内逐一记录了送礼者的大名、礼品种类和礼品数量等。清单大名中，不仅有清朝的遗老旧臣，还有民国政府的要员、军阀政客，外国使节等。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就专门派特使带着2万银元前去祝贺。像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徐世昌、张作霖等民国要人，以及康有为等社会名流，也都送了如意、红木家具等贵重礼品。

进入紫禁城后，西洋风对婉容的影响很大。在她被凤轿抬进紫禁城的第三天，溥仪在洋师傅庄士敦的建议下，为答谢外国客人，破天荒地在乾清宫举行了招待酒会。婉容以皇后身份第一次露面，并接受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的西洋礼仪，这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婉容的另一大胆之举是，在大婚后她对居住的储秀宫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了重新修缮，还把原来慈禧曾居住过的寝宫，改造成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室内配上了法式玻璃灯具和玻璃花瓶， 增设了浴室、浴盆，以及沙发卧榻等西式家具，还将储秀宫后殿的丽景轩改造成西餐厅。此外，溥仪还给她请了英文老师，每天教她英语，并起了个与英国女王同样的名字“伊丽莎白”。由于从小受西式学堂的教育，加上溥仪洋师傅庄士敦的言传身教，她和溥仪对西洋玩艺儿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照相机，令婉容和溥仪对这个舶来品充满好奇。

婉容和溥仪

但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消磨及社会的变迁，这一切美好片段逐渐被不幸的婚姻生活所掩盖，并且矛盾日益尖锐。由于溥仪与婉容属于“无性夫妻”，只是空留了一个名分而已，其原因是源于溥仪的性无能。在寂寞的深宫时光中，婉容在百无聊赖之中，开始吸食大烟来麻醉自己，寻求刺激，并在以后还发生了更加越轨的行为。

多年以后，溥仪是这样回忆的：“自从她（婉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他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的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1932年1月，婉容在日本人的诱骗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但此时的溥仪却成为听任日本关东军摆布的傀儡，从此她自己也落入阴谋的陷阱。在长春，婉容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秘密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她暗自打定主意，决意出逃。

在民国外长顾维钧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当然，对于顾维钧这样身份的人，是没有办法帮这个忙的。但从中可以看到婉容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在以后的时间里，空虚无聊的婉容先后与两名随仕发生性关系，并且还生了孩子。事发后，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但她的孩子只在世上活了半个钟头，就被溥仪勒令投入火炉。在如此不堪忍受的打击下，婉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1946年8月下旬，婉容病逝于吉林延吉监狱，时年40岁。而那时溥仪和婉容的弟弟润麒，已被苏联红军逮捕关押。此后，溥仪作为战争罪犯被关押在抚顺战俘所，而他老丈人的宅府已被人民政府没收充公，分配给普通公民居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