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2岁的梅拉·奥本海姆
( Meret Oppenheim )
在发表巴塞尔市艺术奖的获奖感言时说道
尽管她在一个相对开明的家庭里成长,
尽管她年纪轻轻就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
巴黎艺术界声名鹊起,
她美丽、反叛、出众,
一直在为做出标签之外的艺术而奋斗,
过程里留下的大胆创作和意识抗争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后来的艺术家。
MoMA于近日举办的新展《梅拉·奥本海姆:我的展览》(Meret Oppenheim: My Exhibition)对这位远见卓识的瑞士艺术家的艺术生涯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这是第一个有关奥本海姆的跨大西洋的大型展览,也是25年来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回顾展。受梅拉·奥本海姆本人生前对于自己展览计划的启发,《梅拉·奥本海姆:我的展览》汇集了近200件作品,包括绘画、雕塑、物件、拼贴画、素描等多种艺术形式,全面回顾了奥本海姆一生中革新、开放的艺术观念,以及毫无保留的创造力和智慧。展览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瑞士伯尔尼美术馆和休斯顿梅尼尔收藏博物馆共同组织,MoMA为此次回顾展的最后一站,展览于2022年10月30日至2023年3月4日举办。
《梅拉·奥本海姆:我的展览》展览现场,MoMA,
2022年10月30日至2023年3月4日摄影:Jonathan Muzikar
梅拉·奥本海姆因那件毛皮茶杯而闻名。这件所谓的“代表作”,是礼物也是诅咒。
事实上,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奥本海姆还有许多比那件毛皮茶杯更值得关注的作品和尝试,包括离奇的物体结构、叙事绘画、几何抽象、珠宝设计、公共艺术以及诗歌创作,这些创作却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
本次展览也因此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相对完整地回顾奥本海姆强大的创造力和持续不断的追问与突破。
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22岁的梅拉·奥本海姆戴着自己设计的皮毛内衬的手链,正在和毕加索及他当时的情人朵拉·玛尔(Dora Maar)聊天。毕加索对奥本海姆的手链很感兴趣,开玩笑地说,“皮毛可以包裹任何东西”,奥本海姆顺口一提:“连杯碟都可以。”
1936年,当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安德烈·布勒东邀请奥本海姆参加第一届以物为表现主题的超现实主义展览时,她便到百货公司买下了一套茶具,并用棕褐色的中国羚羊皮将它变得毛茸茸的,并取了个简单的名字,“物”。让奥本海姆感兴趣的原本是瓷器和皮毛之间的材料对比,然而布列东却在展览中为它取了一个更具性暗示的标题“穿皮毛的早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世纪风靡的小说《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因此,这件作品一下子名声大噪,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标志性作品,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非议。
《梅拉·奥本海姆:我的展览》展览现场,摄影:Jonathan Muzikar
这套毛茸茸的茶具在巴黎和伦敦展出后,来到MoMA的“奇幻艺术、达达与超现实主义”展览展出。MoMA的时任馆长——也是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Hamilton Barr Jr.)正是展览的策展人,他决定购买奥本海姆的这件作品,这也成了MoMA的第一件重要的超现实主义馆藏。巴尔认为:
这几年来,很少有艺术作品能如此抓住大众的想象力……'毛皮茶具’使最极端、最离奇的不可能变成具体现实。这件'物’在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心中引起的紧张和兴奋,已经以愤怒、大笑、厌恶或喜悦的方式表达出来。”
《奇幻艺术、达达与超现实主义》展览现场,1936年12月7日—1937年1月17日,MoMA档案,摄影:Soichi Sunami
然而,仓促的成名并没有为梅拉·奥本海姆带来扶摇直上的艺术之路。相反,这件作品带来的影响反而困住了她。一直到1978年,已经65岁的梅拉·奥本海姆在接受采访时依然绕不开它。“有一件事我不想让你问我……'你怎么会有毛皮茶杯的想法?’,太多人问了,太烦了。”
关于梅拉·奥本海姆,又怎会只有那件毛茸茸的杯子。
1913年,梅拉·奥本海姆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名医生,阿姨露丝·温格(Ruth Wenger)曾和 赫尔曼·黑塞有过短暂的婚姻,鼓励着奥本海姆接触艺术与文学。
十几岁的时候,奥本海姆在父亲的介绍下开始接触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思想,并深受启发,从而形成了自己记录梦境的习惯,这些笔记也激发了她早期的艺术创作。同时,荣格对于“雌雄同体”的看法——即每个人身上都会同时存在男性和女性的心理特征——也深深影响了奥本海姆,所以她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开始拥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也从不觉得女性身份是一个需要被特别着重的标签。
梅拉·奥本海姆,《好吧,我们就晚点再生活吧》,1993
18岁那年,梅拉·奥本海姆决意来到巴黎学习艺术。她来到大茅舍艺术学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报名学习了艺术课程,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第二年,她结识了让·阿尔普(Hans Arp)和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他们被她的画作所打动,邀请她参与当时在巴黎举办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之后,奥本海姆便打入了这个当时风头正盛的圈子。
虽然超现实主义是当时最为革新的艺术潮流,但这个群体仍是由男性牢牢主导。梅拉·奥本海姆的独立、叛逆和才华让他们出乎意料,因此这个群体少有地让年轻女性作为艺术家参与其中,然而,这离真正的平等还差得很远。
《梅拉·奥本海姆:我的展览》展览现场,摄影:Jonathan Muzikar
曼·雷(Man Ray)称奥本海姆是他见过的“最不羁的女性之一”,他为她拍摄了诸多经典照片;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和她发展出了恋情,直到奥本海姆开始警觉:这样不对。
她不想让缪斯的身份盖过她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在她职业生涯的初期,奥本海姆谦虚地将自己描述为“图片制作者”。在绘画、油画、拼贴画、模型和雕塑中,她探索了常见的超现实主义主题:死亡、梦想、自然和性。
然而,《物》所带来的名声和影响力并非奥本海姆所愿。就像她不想被超现实主义圈子里其他艺术家的光芒所替代,她也不想被自己的某一件作品所定义。
梅拉·奥本海姆,《木制手指毛皮手套》,1936/1984
奥本海姆陷入了精神危机。1937年,她几乎是“逃”回了瑞士,抑郁的情绪曾让她在一段时间内终止了创作。
在备受抑郁症困扰的十几年时间里,奥本海姆也并没有放弃。她进入巴塞尔设计学院,学习艺术的修复与保存技艺,并在一段时间里以此为生。
《梅拉·奥本海姆:我的展览》展览现场,摄影:Jonathan Muzikar
特别是在1950年代,奥本海姆与当时的伯尔尼美术馆馆长阿诺德·鲁德林格(Arnold Rudlinger)成为朋友,美术馆的各种项目和展览使得奥本海姆处于当时较为前沿的艺术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她的各种创作。铆足了力气,奥本海姆将她充满活力的想法和技术应用于绘画、拼贴画、装置、雕塑、设计和戏剧等诸多领域,1956年,她为达尼埃尔·斯波埃里(Daniel Spoerri)导演的毕加索戏剧《被尾巴困住的欲望》设计服装和面具;1959年,她组织了一场“春宴”,再次以前卫大胆的尝试引起关注;她与意大利设计师艾尔萨·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保持着终生的合作,其设计至今仍在各大秀场上被模仿……
《梅拉·奥本海姆:我的展览》展览现场,摄影:Jonathan Muzikar
梅拉·奥本海姆,《M.O.头骨的X射线》,1964(印刷于1981年)
《梅拉·奥本海姆:我的展览》展览现场
摄影:Jonathan Muzikar
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奥本海姆开始与超现实主义团体保持距离。她开始尝试用“新鲜的绘画语言”来处理新颖的主题,诞生了一批在风格上更为抽象和轻盈的作品。
尽管梅拉·奥本海姆在年轻时经历过艺术界的两性不平等,但她并没有成为那种为女性艺术摇旗呐喊的女性艺术家。她不愿意参与只有女性参展的展览,认为这样只会使问题长期存在。她说:
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区别。区别指的是艺术家和诗人之间。性别不扮演任何角色。”“一位女性得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证明,拒绝成为几千年来被压制的角色是可行的。没有人会给你自由。你必须自己去争取。”
奥本海姆有销毁自己作品的习惯,她对于自己如何被后世所认知似乎也有着明确的想法。奥本海姆生前最后的创作之一是包含了12张画的系列创作,名为《M.O:我的展览》(M.O.: Mon Exposition)。在这些画作中,艺术家想象了一个展示她一生作品的回顾展,将她选择的约200件作品微缩地画入其中。1984年,她在伯尔尼举办了这个展览的一个版本,但她始终强调这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例子”。
受此启发,也依托于难得的馆际合作,《梅拉·奥本海姆:我的展览》将展示艺术家广阔的想象力和开放的艺术概念,这与奥本海姆本身独特、有力的观点息息相关,它挑战了风格、媒介和历史运动的简单分类。MoMA绘画与雕塑部资深策展人安·厄姆兰德(Anne Umland)说:
奥本海姆几十年来艺术实践中颠覆性的幽默和想象力还未被充分认识,我们很高兴与伯尔尼美术馆和梅尼尔收藏博物馆合作,与更多的观众分享广阔而不羁的作品。”
在1975年那次获奖演说中
梅拉·奥本海姆还说道:
“如果你在说一种其他人还没学会的新语言,
你可能需要等很久才会有积极的回应。”
那现在,这展览正是时候。